媒体报道有效探索“双效”统一发展之路2016-01-05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 □本报记者 李婧璇 王坤宁 2015年9月，中办、国办《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下发之后，得到了广大出版人的普遍拥护，但仍有一些出版人感到对统一两个效益缺乏办法。为此，本报记者特别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就该社如何很好地实现两个效益的协调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用哲学思维阐释社会效益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我们注意到，你不但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同时还是中国社科院的哲学教授、博导。今天，在谈论社会效益的时候，我们很好奇，作为一位哲学教授，你是怎样理解出版社的社会效益的? 赵剑英：出版是人类文明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承载学术思想的图书是文化影响力中最具基础性和深远意义的因素。好的思想、好的作品可以润泽心灵，提高人文素质，可以传播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可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成果的重要窗口、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出版重镇和中外优秀学术文化的重要交流平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义务也有责任，以图书出版的方式向党和政府进行科学决策提供智库思想支持，向海外传播中国声音，向广大民众传递时代精神，向国内外学者提供思想素材，以出版人的方式推动民族复兴，助力中国梦圆。 精品书赢得国内外影响力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作为一家国家级的社科类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社会效益有哪些具体体现? 赵剑英：2015年5月，“‘理解中国’丛书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纽约举行。作为此次美国书展的重要活动之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出席了相关活动。2015年8月，“《中国历史学30年》(英文版)首发式暨座谈会”在济南举行，吸引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前主席于尔根·科卡、芝加哥大学彭慕兰教授等著名学者的参加。 我社出版的《日本侵华细菌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入选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百种经典抗战图书”。“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罪行录丛书”(4种)入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选题目录”。“理解中国”丛书、《包尔汉传》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 2015年，我社新推出了智库图书，其中，《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中国文明基体论的延续》一书的“文明基体论”思想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有关部门领导和许多专家学者对智库图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并表示未来可以进行合作。 学术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均名列前茅。南京大学“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对11个学科图书的统计显示，我社有9个学科在排名中位列前三，3个学科排名第一。“中国图书世界馆藏影响力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在人文社科出版方面，我社入藏图书排名全国第一。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拟获奖成果名单中，我社获奖总量45项，全国排名第二。在以上三大权威发布中，我社综合学术影响力均名列前茅。 以持续创新引领学术出版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从你刚才的介绍中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成绩斐然，那么这些良好的社会效益究竟是如何取得的呢? 赵剑英：创新首先是管理机制的创新。我们按学科成立了专业出版中心，编辑人员也按各自专业做了相应调整。为确保编辑水平，我们还邀请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蔡昉等一流专家为编辑作报告。另外，在考核机制中，我们将注重社会效益的选题占比，从40%提高到50%，对于具有良好社会效益的图书编辑则给予重奖。 其次是选题创新。2015年，我社进行了深入的选题研发，组织出版了多个系列主题图书。这种选题研发和主题出版，使学术出版不仅发挥了传播功能，而且发挥了重要的学术引领功能。 2015年，我们新推出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等三部“理解中国”丛书重要著作。为纪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我社组织策划了《包尔汉传》、“西藏稳定发展丛书”等主题图书;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我社出版了“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罪行录丛书”(4种)、《抗战时期的中国文艺》等主题图书;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我们又策划了“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再次是出版形态创新。我社2015年推出了智库图书系列，这一系列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国家智库报告。2015年以来，我们出版了中国社科院王国刚、董裕平教授所著的《“十三五”时期的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建议》，中国人民大学聂辉华、仝志辉教授所著的《创新纪检监察体制，遏制“一把手”腐败》等报告，就金融经济、国家治理等重大问题建言献策。二是地方智库报告。我们先后出版了《内蒙古草原碳储量及其增汇潜力分析》《绿色发展之路——来自盐城的实践探索》等地方智库报告。三是智库丛书。我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所著的“中国民主：轨迹与走向(1978-2020)”等智库丛书。 此外，出版形态创新还包括我们的“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系列，这是我国第一个社会科学年鉴体系，2013年由中国社科院启动。到2015年，该系列已基本覆盖19个一级学科和部分二、三级学科。 最后是出版业态创新。2015年，我社又获得中央文资办1200万元“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正在研发的数字产品项目包括：门户网站改造项目、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项目、中国社科院学者文库项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鉴数据库、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题知识库。 这些项目在过去一年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年鉴数据库建设为例，2015年，《中国辽夏金研究年鉴·2013》开始编制主题索引，对全书2300个主题词进行标注，标志着年鉴数字化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未来，利用年鉴庞大的数据库及云计算技术，我们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快速、更精准的信息服务。 2015年，我社大力推进ERP等数字转型工作，在图书宣传中，我们除了与传统媒体联合发布外，还通过微博、微信、手机等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此外，我们还依托新媒体，把信息发送到销售等环节，我社“精准营销”之路日渐成熟。 精品也会带来良好经济效益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有人认为，出版社的两个效益不好统一，你对此有什么看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实现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如何顾及经济效益呢? 赵剑英：对于学术出版社来讲，我认为有了好选题就有了打造精品的基础，而精品也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理解中国”丛书，其初衷是为了向海外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这套丛书在海内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之后，反过来又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最近，作为回购项目，国新办又要订购一大批“理解中国”丛书，向国外市场发行。这说明两个效益完全可以协调统一。 2015年，我社坚持实施专业化、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和大众化的发展战略。在长期的出版实践中，我们感悟到，作为一家学术出版社，应当坚持这样的发展逻辑，即做专、做精，精品多了就有了做强的保证，做强之后就可以在时机成熟时做大。 论规模，目前比我社大的“老大哥”有很多，但我社通过抓精品、编精品、销精品，走上了一条质量与速度兼具的发展之路。2014年，在社科类图书出版单位总体经济规模排名中，我社名列第九。2015年，我社的生产规模、产值利润、职工收入都在稳步增长。 未来5年，我们将认真贯彻《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紧紧依托中国社科院等科研机构，在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上发力，提高主题图书的人文内涵和精品意识，继续发挥学术出版的学术引领作用，在出版的国际化和中国学术走出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也将探索跨地区、跨媒体、跨所有制经营的混合经营之路，并以数字化、市场化和大众化的“三化一体”数字商业模式，探索社科出版的数字阅读之路。同时，通过“互联网+”，最大限度地发挥学术出版的学术价值和普及价值。 |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 湖北省人民政府 |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 武汉市人民政府 | 中国期刊协会 |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 湖北省广播电视局 |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 | 长江广电传媒集团 | 长江日报报业集团 | 知音传媒集团 | | 湖北中图长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决策信息网 | 湖北新闻出版广电传媒周
copyright(c) 2013 湖北省新闻出版局 版权所有 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