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在上海书展渐入尾声时，国家新闻出版相关人士、人文社科期刊主编和各高校人文社科“大佬”出现在复旦皇冠宾馆，共同探讨中国人学社科期刊的发展之路。国家新闻出版相关人士全面介绍了国家目前在人文社科期刊的投入和支持，以及人文社科期刊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期刊主编和学者则主要聚焦青年编辑的培养、与国际对接中出现的外文翻译困境等现实问题。

不能唯销售、利润是瞻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司长艾立民除介绍国家在人文社会期刊上给予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还特别强调了学术期刊目前面临的两个主要挑战：一是功能异化，学术不端的情况令人担忧；二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他认为的解决之道，一方面应大力发展学术期刊的电子化，一方面要保证传统学术期刊的品牌和创新。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则认为，学术出版是衡量一个国家出版行业水准的首个重要指标，“不能唯销售、利润是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作为学术出版政府机关，“主要是要为学术出版营造健康的发展环境和提供支持”。

　　和新闻出版机关关注学术期刊外部环境营造不同，各学术期刊主编和高校学者纷纷将目光投入到学术期刊内部建设上来。《哲学研究》主编谢地坤就《复旦学报》专辟栏目着力推出青年学者方面谈道，“我们三四年前曾有过这方面的设想，但很麻烦。教育部要求所有博士在一级期刊发表一定文章，如果一打开这个门（推出青年学者发表文章的平台）后，很多博士的导师就会来了。”在坚守学术期刊的品牌和奖掖后进方面，谢地坤感到了矛盾，如何把握尺度，今后需要着力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总编柯锦华坚持“学术期刊不仅是一个平台和窗口，还要成为引领学术潮流的阵地”。这对编辑的要求非常高，既要他们具有良好学术素养，也要对学术动态和学术脉搏准确把握。“编辑的学术眼光十分重要，决定了期刊的水平。我们的做法是编辑要有课题，所有编辑每人都要做课题。”所以《中国社会科学》每年都会拿出100万元支持青年编辑做课题、重点研究学科和学术史的梳理。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在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做了十几年主编，她感触颇深的是，汉语世界的学术来稿，比如大陆稿件的英文提要相比港台要差很多，尤其是中国古典方面的研究。在她看来，学术期刊英文翻译质量差的困境迫切需要改进，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在于学者自身水平的提高，如果更多学者有出国交流的机会，这个问题自然就渐渐解决了。如果非要短期解决，她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请英文好的专业学者翻译，一是像日本那样，“也不要在乎什么国际化，他们根本就不搞英文提要”。

主编不能只坐在编辑部

　　何为一份优秀学术期刊的标准？在复旦大学中国史地所教授周振鹤看来，那就是能不能垂之久远，“再过十年，是否还能是学者研究绕不过去的刊物。”而办好学术期刊的关键则在主编，“主编的眼光和责任意识，决定了一份学术期刊的高度。”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对此深有同感，他也同意葛晓音的观点，认为学术刊物不仅是平台，更要引领学术潮流，“走到学术前面去，提倡什么要引起大家的关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如周振鹤所言，“关键看主编，人文期刊主编应首要看重业务能力，而不是政治素质等其他因素。有些主编视刊物为权力，拿来搞交易，好主编则把办刊物当事业。”陈思和还特别提到了常熟理工学院的人文杂志，“一个理工类院校办文学类刊物，原本很差。后来找来一个主编，三四年后，我们（现当代文学研究）都要去看。这个主编不停搞高规格学术讲坛、高质量学术会议，稿件、资源都汇集过去。”他强调，学术期刊要引导学术方向，主编不能只坐在编辑部里审稿子。

　　最后，陈思和还提出，“一份学术刊物引领学术潮流不能搞百家争鸣。百家争鸣是出版局管，刊物没这样的任务，应允许有一定主张和一定个性的刊物存在。”在他看来，当每一份刊物都有自己的特色，有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鸣”，整个学术环境才是真正的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