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春秋》是抗战时期创办的以理论为主兼及创作的综合性戏剧刊物。1940年11月1日创刊于桂林，1942年10月30日终刊，历时2年，共出版10期，其主编兼发行人是我国现代戏剧奠基人田汉。

　　创刊始末

　　1939年冬，日本侵略军从湘北撤退，抗敌演剧九队由衡阳推进至湘北前线。当时，为躲避国民党追捕的杜宣和抗敌演剧九队几个病弱的同志在湖南湘雅医院附近的蔴园岭居住，恰与同来长沙的田汉相隔不远。当时西南一带，有四个抗敌演剧队、一个抗宣队和一个新安旅行团，它们都是党领导下的宣传团体，这些队伍中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具备较高的民族觉悟和吃苦耐劳的品格，只是苦于没有舆论阵地更好地开展抗敌宣传。虽然当时在桂林有夏衍主持的 《救亡日报》，但其仅为一张四开报纸，版面有限，因而不能发表作品。不久，田汉去桂林旅行期间，抗敌演剧队四、五、八、九队的队长在桂林召开了一次队长会议。会上做出了一个决定——在桂林出版一个戏剧刊物，并成立了由田汉、欧阳予倩、夏衍、杜宣和许之乔五人组成的编委会，刊物定名《戏剧春秋》。

　　1940年11月1日，《戏剧春秋》创刊特大号出版，为十六开本。《发刊词》由田汉撰写，充分表明了办刊宗旨、原则，并提出了办刊所期望达到的效果。文章提出“戏剧当然是最好的抗战宣传的武器”。针对戏剧阵线所暴露的缺点，田汉总结出首先是“戏剧理论的贫乏”，其次是“剧本的恐慌”和“联系与领导的缺乏”。为了 “实现一个光辉的戏剧时代”，田汉在《发刊词》中指出，“整理介绍一些适合我们抗战需要的戏剧理论。最好是能因此找出我们新戏剧的正确途径……对于目下所有的剧作依着一个实际抗战戏剧工作者的见地尽批评介绍之劳……我们想每期都发表几个剧本。其种类泛及各种戏剧，因为我们认为改革戏剧是整个的”。

　　生动展现戏剧领域丰硕成果

　　基于如上的办刊宗旨，《戏剧春秋》的栏目设置遵循了丰富戏剧理论建设、加强戏剧工作者之间的联系互通、积极开展抗战戏剧创作的原则，初期栏目设置包括 “戏剧春秋”专栏、“论文”、“剧本”、“技术”、“座谈会纪要”、“译文”、“剧讯”等部分，后期增加了 “通讯”、“报道”、“剧评”、“史料”等。刊物的撰稿人几乎囊括了所有在桂林和重庆的知名文艺界人士。除了编委会的五位成员，郭沫若、茅盾、胡风、柳亚子、焦菊隐等知名人士的加盟，促进了戏剧理论探索与研究的繁荣。纵观其办刊历程，有如下特色。

　　推出“戏剧春秋”专栏，重视戏剧理论建设与探讨。在第1卷的1—6期，每期都推出“戏剧春秋”专栏，刊载了多篇涉及当时戏剧领域的创作、表演等方面现实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观点鲜明，主张积极，及时规范并修正了某些不良的戏剧倾向，进一步丰富了构建于抗战时期的戏剧理论。例如，杜宣在《关于剧作上唯“噱头”的倾向》中谈到，“我们应该反对‘寄惨痛于哄笑’的唯‘噱头’的倾向，这是新演剧成长中的横流”，并指出“‘嘘头’……它是有存在的价值，绝对不能用以来作为一个创作中心”。司马文森在《闲话“明星”作风》中说：“明星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是没有过去我们也不需要它，在我们的圈子里只有工作，切切实实的工作，只有工作者，坚强勇敢的工作者，没有明星和明星主义！”夏衍在《谈真》中借助丁玲的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为了宣传的目的，不是仰求少数人的赞许，而是博得大多数人的激动，最好是注意一下艺术的真实性。”

　　推出论文、特辑，召开座谈会，探讨戏剧的民族形式及历史剧问题。刊物先后推出“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特辑”、“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再辑”、“历史剧问题特辑”等。刊载《戏剧抗战三年间》、《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等论文，刊登《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等座谈会记录，集中探讨戏剧的民族形式以及历史剧的问题。其中，《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中指出：“新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的建立，是一件艰巨而久长的工作，要吸收过去民族文艺的优秀的传统，更要学习外国古典文艺以及新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的典范，要继续发展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要深入于今日的民族现实，提炼熔铸其新鲜活泼的质素。”针对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上多次有人指出，必须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创作历史剧需要有科学的历史观。

　　注重外国戏剧理论的翻译与传播，主要表现为对国外现实主义戏剧理论的译介。几乎每期都有译文，1卷5期还推出了“莎士比亚纪念辑”。从第2卷起，译文的比重增加，每期推出两三篇戏剧理论专论，这些外国戏剧理论以莎士比亚戏剧理论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为主导。

　　重视剧本的创新与再创作。《戏剧春秋》在剧本创作方面也十分出色，刊载了一些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戏剧作品。这些剧本以话剧为主，兼有新平剧、湘杂剧，而以一幕剧最多，其中包括易庸的《命令反攻》、夏衍的《冬夜》等。此外，旧剧改革和历史剧创作也在《戏剧春秋》有所彰显，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田汉的新平剧 《岳飞》和郭沫若的历史剧《高渐离》。《岳飞》是田汉抗战时期旧剧改革中“最富时代意义”的剧作，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极大地鼓舞了抗战时期的军民，点燃民众对于胜利的希望曙光。同时，历史剧《高渐离》就是郭沫若“抗战六剧”之一，该剧借助历史事件表达现实问题，借古讽今，达到与黑暗势力斗争、争取民族解放胜利的理想诉求，把当时的历史剧创作推向了高潮。《戏剧春秋》刊载的作品，真切地反映了抗战中期国统区戏剧创作的实际成果，清晰地展示了当时国统区戏剧由一幕剧到多幕剧、由宣传抗战到对现实推进的历程。

　　为各类新剧本提供宣传途径。在每期末尾，《戏剧春秋》都会刊印一些剧本、刊物及书籍的出版信息，标明售价，可见其当时已经具备了现代期刊杂志的营销模式，这也为戏剧创作者的新作提供了宣传和销售的途径。田汉的新歌剧《江汉渔歌》（改正本）以及田汉、洪深和夏衍合作的四幕话剧《风雨归舟》就曾出现在这些广告中。

　　《戏剧春秋》刊行两年，有赖于当时桂林的特殊地位。桂系当局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政治上采取了相对开明的政策，一部分共产党人和文化人士得以来桂林工作，《戏剧春秋》等大量进步文艺刊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然而，残酷的现实条件却令刊物难以维系。国民党政府给文艺刊物的发行设下了重重关卡，为了控制言论和出版自由，他们规定凡在桂林的出版物，必须在付印前将原稿送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刊物因此常常脱期。此外，经费困难也成为刊物脱期的又一重要原因。发行机构几易其主，两年内共经历了四个发行单位，先后由南方出版社（1卷1期、2期、3期）、桂林上海杂志公司（1卷4期）和桂林白红书店（1卷5期、6期）经售，自2卷1期改为集美书店经售直至终刊。1942年10月，《戏剧春秋》被国民党政府以“节省纸张”的名义勒令停刊，刊物就此夭折。

　　《戏剧春秋》虽然刊行短暂，但其所载生动地展现了抗战时期戏剧领域的丰硕成果，有力地指导了全国进步的戏剧运动，为后人研究抗战时期的戏剧理论与戏剧创作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和历史依据。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