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八路军军政杂志》是抗战时期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创办的一份军队政治刊物，在杂志的补白设置中，杂志遵循了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思想并将其作为框架进行编排，同时还使用了一些传播学的技巧，从而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不仅仅将杂志空白版面“变废为宝”，更贯彻了杂志社的立场，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的信心。

　　【关 键 词】补白 八路军军政杂志 论持久战

　　补白是为了克服文章排版后留下的版面空白而填充的短文，多则几百字，少则数十字。许多编辑与学者都认为，补白的使用不仅仅有利于提高刊物的信息量，也可以使版面设计易于阅读。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编辑工作人员的劳动，好的补白还可以起到“升华作者的思想，深化文章的文化内涵”作用。归根到底，设不设置补白是一个意识问题，“如果一种期刊的编辑人员有补白的意识，那么即使版面的空白很小，也会设上补白；反之，即使有很大空白版面，也会任其空白。”[1]

　　谈到补白的使用艺术，就不得不提及我党创办的一些早期刊物。当时由于敌人的封锁，纸张、油墨等物资都相对短缺，版面的充分利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翻阅一些抗日战争时期的油印、石印刊物，它们对补白的使用早已炉火纯青，其中以《八路军军政杂志》为最。《八路军军政杂志》是八路军总政治部1939年1月在延安创办的一份刊物，由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萧向荣、郭化若任编委，至1942年3月停刊共发行39期。毛泽东主席在杂志《发刊词》中曾写道“当抗日战争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八路军同人出版这个《军政杂志》，其意义是明显的：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 [2]，并为杂志题词“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的反攻”。

　　在《八路军军政杂志》总共发行的39期杂志中，经笔者初步统计，共发表各类补白265篇，充分利用了有限的杂志版面。这些补白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编辑与读者互动的窗口，发布杂志价格变动、勘误更正等有关信息，刊发如抗大、西北青年救亡联合会等根据地机关团体的启事，刊登延安其他刊物书籍如《中国青年》、《前线画报》、《陕甘宁边区实录》等的出版预告，同时还不时发布“代邮”、“代电”信息，帮助失去联系的前线战士亲属恢复通讯。另一类主要是对国内外时事新闻的简短介绍，其中描述国内情况的有85条，介绍苏联国内情况的有39条，日本与日伪新闻的有31条，国际其他国家动态的37条，有助于杂志读者了解国内外政治、军事的实时动态。仔细研究这些补白不难发现，特别在涉及日本新闻的补白设置时，杂志遵循了“论持久战”的思想并将其作为框架进行编排，同时还使用了一些传播学的技巧，从而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本文以《八路军军政杂志》补白中的涉日新闻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内容分析法得出其主要内容，从而深入挖掘这些补白的传播框架及其对“论持久战”思想传播的贡献，并简要分析了杂志在补白使用中的一些技巧。

　　一、 反对投降主义，描述日本的残暴统治与狼子野心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开始进行“不求扩大”的宣传，并积极拉拢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将领，投降主义的言辞一时间充斥于国内政界、媒体。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他们的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弹。”“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 [3]

　　因此，杂志的补白中主要摘录了反对投降主义思潮的新闻。一是揭露日本侵华的真正目的，就是“永占我土”、“灭亡我国”。杂志先后写了5篇相关补白，如1939年12月发表在89页题为《敌寇灭亡我国的毒计》补白中，杂志摘录了日本联席会议关于“沦陷区域华人大企业全部没收，小企业实行合并；开发资源，供给在华陆军需要，及统制军需原料”等十二条决议。随后杂志又发表《敌国永占我土 大量移民来华》、《敌寇在侵华战争中议会通过的军费》、《日寇预算超过百亿元》3篇补白，通过军费开支与移民来华的数字指出日寇实际之目的。在另一篇补白，1942年2月刊54页下方《敌寇在侵华战争中议会通过的军费》一文中，通过记录日本71届-79届临时议会通过的军费总数的变化（如1937年7月日本军费为5亿日元，1937年9月修改为22.2亿日元，1938年增长为48.5亿日元，1941年增长为58.8亿日元，1942年翻番，军费达到180亿日元），这些数据强调了日本的军事扩张并没有缩减，相反扩张强度大幅增加。此外，编辑又在1940年6月刊65页的补白《日本为什么觊觎荷属东印度》中，举了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一带）遭受日本入侵的例子，指明了日军入侵异国，进行扩张的狼子野心。二是描述日军的残暴统治，当时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杂志主编萧向荣发现，在远离敌人的广大后方，“群众中的太平观念比较浓厚”，“民主失败主义与投降主义的论调”更为普遍，“因此，我们的宣传工作的重心便放在暴露敌人的兽行”之上[4]，所以杂志陆续插入了《魔鬼通知下的南京——四十八万人被毒化》、《日军压榨下的朝鲜民众》、《日寇统治下的东北同胞》等补白，列举大量的实际事例，以强化群众对日寇的反战意识，达到动员后方的目的。

　　二、 树立抗战信心，报道日本的资源消耗与厌战情绪

　　随着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亡国论”者则叫嚣“抗战必亡，再战必亡”，鼓吹日军与国军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则驳斥了“亡国论”，提出了“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观点，认为“日本的军力、财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国的游击战争，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因此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但毛泽东主席也指出“还须提出其他的根据，才能把一切亡国论者的口封住，使他们心服，而使一切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们得到充足的论据去说服还不明白和还不坚定的人们，巩固其抗战的信心。”[5]

　　《八路军军政杂志》则收集了有关的论据并通过补白向读者传播“论持久战”的观点。首先，杂志陆续刊登了6篇补白，以表明日军在华战争屡屡受挫，如1939年9月期第60页下方刊登的补白《杉山的哀鸣》中，记录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杉山元在太原召集各部长官的训话“此次历经各地，详细视察我军（指敌军），他姑不论，仅山西一隅，死伤人数已达十万以上，此外疾病、逃亡、溃散者尚不计算在内，致使本年作战实力，大为减弱。尤以中条山太行山各次战役，全军士气几陷于不能久持之困境。如潞安（长治）失守之际，主要将领多员殒命，遭受前所未有之创伤。”此外，杂志还发表了《敌战术家阿部中将被我八路军击毙》、《敌军末路到来的征兆》、《侵华四年寇敌庞大伤亡》、《日本船舰损失》等补白，通过敌军伤亡数字（如抗战四年来，“敌寇损失数字，计伤亡1994269人，被俘24082人；空军方面，计被我击落炸毁与被迫降落之敌机，共为2054架”）以鼓舞军民士气，振奋人心。其次，杂志还重点宣传了日本国内民众与日军士兵的反战情绪，并在补白中陆续刊登了《敌军反战士兵向我投诚》、《华北敌军近来反战厌战事件一》、《华北敌军近来反战厌战事件二》、《敌国人民反战愈烈》、《敌国内反战空气浓厚，知识分子五十五人入狱》等补白，其中，《华北敌军近来反战厌战事件》等补白列举了一系列日军反战投诚的事例，如“涞源敌工兵教育班长中山君一名，阳曲敌军岛田稚朗一名，及其附近某据点骑兵一名，均因反对战争及感受我优待敌军政策，携带枪支向我投诚”。这些事实既鼓舞了抗战民众之信心，也配合了我军对敌军伪军的俘虏政策的宣传。

　　同时，杂志还列出众多数据，支撑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的论断。在日本人力上，杂志刊登补白《战时的日本人口》，表明“（日本）人口的自然增加数，去年一年较以前各年，约减少三十余万人，这已经成为日本军阀的一件极苦恼的事”。在日本物力上，杂志1940年第1期113页左侧刊登的补白《战争中日本粮食严重恐慌》揭露了“日寇自侵华战争开始以来，米的产量逐年减少，计1936年6.73千万石，1937年6.63千万石，1938年6.41千万石，1939年因旱灾更减少到5.86千万石。日本国内需米为8千万石，本年度不足米量为2.2千万石，等于总消费量的四分之一”，这充分证明了日本国内物力之匮乏。在日本财力方面，杂志亦摘录了《两年来敌人国库的收支情况》、《敌国经济入不敷出》等文，并指出1939年，日本财政收入483663万元，实际支出948764万元，“出入不敷，相差甚巨”，并直接导致了“敌阁残酷榨取无孔不入，又拟发行公债六亿余元”。上述的证据不但验证了毛泽东主席1938年5月所作出的“第一阶段中，敌人方面……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一百亿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方面”的假设，同时杂志编辑的这些努力“将（客观事实）的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看出（抗日战争）整个的趋势和前途”，让读者均感到“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从而树立起坚决抗战之决心，共同度过战略相持阶段最困难的时期。

　　三、 传播国际动态，重视大国力量的对比与对华态度

　　中国的抗日战争属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毛泽东主席在答美国记者斯诺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时，就已经提到“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主席更是清晰的阐述道“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6]因此，传播国际反法西斯国家的动态就成了《八路军军政杂志》的一个重要工作，杂志主编萧向荣曾经写道“国际上对我之同情与援助，对敌之制裁与谴责等等，都是群众所要求了解，而我们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应给群众以了解的。” [7]

　　故而杂志一方面用数字的形式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综合国力与德意日相比较，在1939年9月刊插注了《英苏法三国面积人口比较表》、《美意德三国面积人口比较表》的补白，同年11月刊登了《各国常备陆军实力比较》、《各国海军实力比较》的补白，如表1所示，读者很容易得出德、意、日同盟无论在人口、面积、陆军兵力、海军吨数上均远远落后于美国、苏联、英国与法国。战争在开始之前最终的胜负已经注定。同时，杂志努力将中国战场与世界战争的联系展露于读者，曾刊登《美国人民同情我国》、《美国民意测验——多数主张制日》等补白，表明美国国民中同情中国者占到74%，同情日本者仅为2%。在珍珠港事件暴发后，杂志在1942年2月刊、3月刊陆续插注了《美日海军比较》、《美日海军比较（二）》《日本船舰损失》与《一百亿与五千亿（日美战费比较）》等补白，如《日寇船舰损失》记录了“日本自太平洋战争爆发（至二月底），主力舰沉没1艘损伤3艘，巡洋舰沉没7艘损伤21艘，驱逐舰沉没12艘损伤11艘，潜水艇沉没9艘损伤2艘，运输舰沉没79艘损伤47艘”，意在向读者传递“美军的参战会加速日本灭亡”的观念。杂志还摘录了欧洲战场与苏联战场的一些胜利消息，如《开展来英毁德机七千余架》、《苏德战争第一个月德伤亡一百五十万》、《苏联红军的战绩》等补白，使毛泽东主席“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论断深入人心。而事实也证明，“国际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这种希望不是空的”。

　　结语

　　仔细分析《八路军军政杂志》的这些补白，不难发觉杂志编辑的诸多技巧，使简短的补白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笔者仅列举其中几点，略作阐述。

　　其一、善于用事实说话，杂志主编认为“（宣传干部要）注意收集各种活的，具体的事实，加以整理分析，并使之与原则联系起来，避免单纯的，枯燥无味的说教。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宣传能够打动人家，使人感到兴趣，使人感到满足。”因此，在补白中，往往为了得出一个结论，则使用多个事例加以证明。如1940年7月刊中的补白《日寇统治下的东北同胞》，虽然只有约250字，但仍采用“总—分”形式，开门见山的指出“日寇加于我东北同胞身上的灾害，到现在是日趋严重了”。随后又举了三个例子“日寇为了节省煤，在东北实行了‘强调低温生活，实行缩短采暖期’；为了节省棉布，实行了‘棉布配合制度’，即十人以下准每户购买六尺，十人以上二十人以下，准每户购买十三尺，二十人以上准每人购一尺”，为了节省粮食，“（日寇）将面粉及其他必要食物加以统制，所定标准如下：成人每人每月准购面粉十磅（约合九斤），三岁至十二岁之儿童，可购六磅（约合五斤半），年在六十岁以上者，可购八磅（约合七斤）”。这些事实使补白的结论虽然只有短短一句，却让人感同身受，其远比空洞的抗日口号更容易激发百姓对日寇的仇恨，从而加入到抗日队伍之中。

　　其二、努力做到浅显易懂，充分考虑受众的文化水平。因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许多干部的文化水平并不高，所以萧向荣提出“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不要咬文嚼字，不要专门玩弄名词，使群众听得头痛。”为了在之后1942年2月刊通报美日太平洋海战的战况，杂志先在1942年1月刊插入了《海军常识（一）》、《海军常识（二）》两篇补白，以作铺垫，详细阐述了战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驱逐舰、潜水艇、辅助舰的定义。在解释时也十分直白，没有使用专业术语，如潜水艇在当时而言，了解之人并不很多，杂志将其解释为“潜水艇是一种又能在水面上走，又能在水底下走的军舰，主要的武器是鱼雷，用来破坏敌人的军舰最有力量”。这样在之后杂志通过补白介绍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海战损失多少战斗舰、巡洋舰、潜水艇时，就显得不是十分突兀，并且较好理解。

　　其三、使用高可信度的消息。霍夫兰等人曾提出“可信性效果”概念，一般来说，信源的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可信度越低，说服效果越小。《八路军军政杂志》所刊登的这些补白中，就十分重视使用高可信度的消息。一类其信息来源为国际知名通讯社与报刊，如《日寇船舰损失》一文引自泰晤士报海军记者，《帝国人民反战日烈》引自香港电文，《敌阁残酷榨取无孔不入，又拟发行公债六亿余元》摘自同盟社讯，《日寇统治下的东北同胞》一文中伪满洲国粮食政策摘自哈瓦斯通讯社驻长春记者电文。另一类消息来源于日本与伪军报刊、缴获文件，如《日寇统治下的东北同胞》一文中的煤炭管制与棉布管制消息分别来自于伪《大同报》与伪《开源消息》。《杉山的哀鸣》则来源于日本司令官杉山元的训话，《敌国永占我土，大量移民来华》的数字则来自于日本外务省的官方统计。此外，杂志编辑还巧妙地将补白与正文联系起来，如《敌国人民反战愈烈》这篇补白置于《日本的煤荒及其原因》的文章末尾，补白《帝国内发生枪迷暴动，警察大捕贫民数百名》放置在《日军的政治情况之检讨》之后，编辑都暗示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总而言之，从《八路军军政杂志》的补白可以看出，在编辑的辛勤努力与巧妙编排下，“补白”的作用被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从多个角度为“论持久战”的思想提供了事例、数据的支持。不仅仅使杂志空白版面“变废为宝”，并且在潜移默化中贯彻了杂志社的立场与观点，加强了杂志的传播效果。笔者认为，在抗日困难时期，《八路军军政杂志》利用补白传播“论持久战”思想的例子，时至今日，对编辑如何编排期刊补白都有很强的启示作用。“编刊物当然不可能一篇紧接一篇地排版，总会留下空白”，那为什么不写点补白呢？黄修己教授曾撰文提议大家写点补白，“有时三言两语也有真知灼见，既利用了版面，又有一定的思想、学术的价值”[8]，故此笔者写作此文与诸位编辑、读者共享。（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学生）

　　【参考文献】

　　[1]金伟、朱诚，学术期刊补白的设置[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1998（9）：278-279

　　[2]毛泽东，发刊词[J]，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1）：1

　　[3][5][6]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06/30/content_1557356.htm

　　[4]萧向荣，抗战来八路军宣传工作的检讨[J]，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7）：25

　　[7]萧向荣，部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J]，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2）：26

　　[8]黄修己，提倡写《补白》[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