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2月《中国杂志》封面。
《中国杂志》插图。 (均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供图)
中国文化要全面融入世界知识体系，需众多综合性学术刊物来推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天纲在会上提出，作为近代西方人在华创办的最重要汉学杂志之一，《中国杂志》对于促进西方了解中国、近代欧美汉学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重要史料及学术价值。
追踪“大熊猫热”，广泛研究中华物种
藏匿深山的动物大熊猫，作为一种珍稀物种为外界所了解，并为世界各地人民所喜爱，这完全是侨民学者的始创之功，而《中国杂志》正是促使大熊猫国际化的重要推手。早在1870年，法国巴黎展出大熊猫标本后，西方观众为之着迷，欧美人称大熊猫为“世上最难以捉摸的动物”。为此，《中国杂志》主编之一、英国籍博物学家苏柯仁，找到了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叶长青从事研究和报道，1924年、1926年分别刊登其札记《西康的大熊猫和野狗》、通讯《穆坪：大熊猫之乡》。到了1930年，苏柯仁撰写记录罗斯福考察队在云南的大熊猫追寻之旅，而罗斯福兄弟正是已故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儿子，这次探险惊动了美国和世界，令东方“大熊猫”名声更响。
1930年代，“大熊猫热”在西方各大城市兴起，一睹中国大熊猫芳容，成了城市动物园的奢望，大熊猫的捕捉、运输和买卖持续不断，《中国杂志》继续跟踪报道。但是，随着国际上捕杀行为屡屡出现，这份有科学和人文立场的杂志开始大声疾呼，提出禁止国际社会捕捉大熊猫的建议，并刊发评论，“要把大熊猫从濒临灭绝的状态下拯救出来，这是唯一之路”。在舆论影响下，官方表态，此后所有捕猎行为都要经当时的外交部核准，且每个国家只能获准进口一只大熊猫。不止大熊猫进入了汉学专家视野，可以说，《中国杂志》广罗中华物种，聚焦中国蟋蟀、鸟禽、蚂蚁、豪猪、海豹，以连载方式刊登相应主题研究文章，可读性颇强，堪称博物学的广角式探究。令人称道的还有《中国杂志》对科学消息的及时追踪，1927年1月号的《中国杂志》“科学札记与评论”栏目中，苏柯仁发表《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吗》，使其成为最早报道“北京猿人”消息的专业杂志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纪志刚说，从《中国杂志》19年经历来看，这是一份学术探索和社会责任并重的杂志。出于中国社会需求，加上抗日战争爆发，专业与普及、学术与社会的初衷，越来越朝后者倾斜，时事评论比重不断增加。1938年杂志改组后，《中国杂志》最终转型为以普及科学知识为主，兼具社会、时事和文化内容的综合性刊物。
文理知识并举，激发公众学术兴趣
有专家认为，中国近代知识界除了需利用科学、发明“新知”外，还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要把大量传统文化遗产转型为人类通用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而《中国杂志》无疑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1927年，主编苏柯仁撰写社论《科学无国界》，文中提到，“科学无国界，以及知识的国际化，这是已被20世纪全人类普遍接受的事实。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民，要是还在声称他那落后和过时的文化还可以躲在人类知识体系，维持着某一个角落，或者有权守着一条独自的研究路线，都是没有人会相信的。”
辜鸿铭为刊物撰写“新年贺词”诗歌、伍连德所发表的防疫学成果被提名诺贝尔奖……通观《中国杂志》的华人、华裔作者名单，不难发现，大多为在上海和通商口岸地区的大学和政府机构中工作的学者，许多有留学背景。伍连德、洪深、辜鸿铭、袁同礼、唐绍仪、江文汉、黎照寰、俞大絪、竺可桢等当时知名学者，直接用英文写作，不假翻译就进入国际学术圈。难能可贵的是，《中国杂志》以其敏锐嗅觉，吸纳集聚了大量华人学者资源，加上西方汉学家的著述，令这本杂志学术含金量和人文品位大大提升，也大大激发了公众的学术兴趣。
《中国杂志》的一大特色便是立足本土，多数刊登有关中国的生物、地理、国学、国艺、历史、文学、政治、社会的原创性研究文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邹振环说，“在华言华”的编辑策略，使得一批华人学者更容易成为作者，直接参与到刊物中来。“两位主编分工明确，苏柯仁更倾向自然科学，著名汉学家福开森则运用广泛人脉，在‘美术’栏目先后刊登江亢虎、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人的作品，令杂志面目愈发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