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学术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然而，中国学术的评价标准却没有获得相应进展。如何评价中国学术，是中国学术正确考量自身，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学术自信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围绕着这一主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与研究机构。

　　学术评价陷入五大误区

　　回望当代中国学术史，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学术评价主要来自于学术共同体中的同行专家。20世纪90年代后，为了避免人为因素的过多影响，专业学术评价机构开始出现。目前，学术评价虽然仍以同行评议为主，但是同行专家评价时却多以专业评价机构制定的排名数据为评价依据；而握有学术资源分配权力的行政部门，分配的依据也多来源于此。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当前中国的学术评价陷入五大误区。

　　误区之一：学术评价挟洋自重。在中国，国际索引数据库有着异乎寻常的地位，SCI、EI、SSCI崇拜症日益严重。一篇学术文章只要能够刊登在外文期刊上，这篇文章立刻学术价值飙升，文章的作者也身价倍增，荣誉、项目、金钱纷至沓来。清华大学教授万锦堃认为，核心期刊的本意，是为经费有限的图书馆或其他文献收藏部门在订购期刊时作为参考目录使用，SSCI等莫不如是。核心期刊在我国推广后，却被异化成了一种学术评价标准。国外的各种大学排行榜中，均有对“学术水平”打分的一项，一些国内的学术机构无条件地相信这些评价。撇开国外期刊的学术水平不论，撇开国与国的学术思维差别不言，单就这种抛弃本国实际而屈从他者评价来讲，这已然放弃了本国学术评价的主体性。丧失了主体性，便成了奴隶。

　　误区之二：学术评价“纯”量化。量化评价是学术评价中被人们诟病最多的，然而最受争议的并不是量化本身，而是量化评价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副院长姚波认为，“对于学术评价的量化问题应该一分为二地、客观辩证地看待。量化的学术评价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学术发展，但是也会使学术出现重量轻质的现象，出现一些不正当竞争，本质上阻碍了学术的繁荣发展。某些学术研究人员，因过度的硬性数量要求，为提高自己的学术成就，采取各种手段增加学术论文发表的数量，滋生了大量的学术泡沫，把学术成果发表和出版的等次、被转摘和引用的频度、获奖情况、社会反应等外在特征作为衡量科学研究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以数字论功行赏，固然简单直接，但难免僵化。为了“丰富”数字，科研机构、学者个人纷纷攒文章、奔项目，重评价形式而轻了成果内涵，学术研究成为数字的奴隶。

　　误区之三：学术评价人情化。“人情”延伸到学术界，渗透到学术评价之中，不能不引起重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提出，当前存在这样的现象：成果鉴定、职称评定的消息经小道传播后，利益相关者随即展开“活动”；专业的学术评价者不再专业，而是从人情远近、利害轻重给出鉴定结果。基于此，秉持量化评价方法的专业评价机构出现。然而，专业机构的评价是否能公允，仍然值得商榷。

　　误区之四：学术评价行政化。学界、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目前的学术评价机制中，行政权力深深介入其中，干涉甚至支配了学术评价权力的行使。山东大学教授黄玉顺认为，“我们现在的学术评价所存在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学术评价的行政化：学术评价的机构、人员组成、评价标准等，都带有行政背景。这种评价机制其实蕴涵着一个预设：行政机构及其人员具有学术评价的能力、权力。但这种预设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举例来说，行政机构及其人员，有什么资格来评价出土简帛的真伪、量子力学定理的真伪”？

　　误区之五：学术诚信危机。论文抄袭、假文凭等事件不断见诸报端，学术腐败事件层出不穷，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在过度强调量化的情况下，有学者采取各种手段增加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一稿多投、抄袭、剽窃等现象频出，制造了大量“学术泡沫”，学术诚信频现危机。

　　当代中国学术评价呼唤中国标准

　　历史仿佛跟学术界开了一个玩笑，起初为避免同行专家评议带来的学术评价人情化，而求助于客观的量化评价，并引入了一些评价指标；然而，由此却带来了更为强烈的批评之声，有的学者甚至将量化评价归结为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人们不禁发问：真正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是怎样的？完美的评价原则、依据是怎样的？问题可以最终归结为一句话：谁来评价中国学术？

　　显然，单纯以西方的学术评价标准为是非，是一种幼稚、浅薄的做法；而仅仅借助所谓的量化评价，希望用一些数据——转引率、转载率、被引率等说明问题，也已经不再可行。

　　事实上，记者在采访中已经发现，某些学术期刊为了追求上述数据，经常采取学术之外的做法，以致进一步加剧了学术评价的混乱。以上评价标准，都无法说明中国学术深入发展的内在逻辑。

　　当代中国学术评价，需要一套更科学、更系统的中国标准。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姜锡东认为，目前的问题是学术评价简单化，应该把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结合起来，短期效益和中长期效益结合起来，专家评价和群众评价结合起来。分地区、分行业、分专业地建立专门的评价机构，在发挥学术团体专业评价功能的同时，建立广泛而科学的群众评价制度。

　　“学术操守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立身之本，有关部门应出台一个学术管理标准，对于在学术上有‘污点’的教育、科研工作者应施以‘重典’——在聘用、职称评定等方面施行一票否决制，并建立学术黑色档案。”青海大学党委书记乔正孝表示。

　　历史标准与实践标准不可或缺

　　学术评价标准，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学术规范问题上做文章；更重要的是，深入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刻地说明中国学术的时代问题、思想任务及其在世界学术阵容中的位置和高度。这其中，不能忽略的是学术评价的历史标准和实践标准。

　　首先，以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评价学术，而非斤斤计较于一时之得失成败，是评价当代中国学术的重要一维。

　　真正的学术思想，需要历史的检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决不是学者一时兴趣和纯粹思辨的产物，而总是深入一个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对亟须解决的历史任务的理论思考。逝者如斯，大浪淘沙，要淘尽学术浮沫，发现真正对中国和世界作出贡献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很难在短时间的实验验证中获得普遍认可，而需要长时期的反复检视。环顾当今世界，社会环境急剧变革，学术思潮不断翻新，中学与西学互动，传统与现代并存。中国学术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面临着宝贵的发展机遇。当代中国的发展是独一无二的，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也是独一无二的。要深刻评价学术研究，就需要立足于历史的制高点，将评价的指针拨向社会历史发展提出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历史性的理论，需要历史本身来评价。

　　其次，立足实践、研究实践，是中国学术保持生命力、拥有创造力，赢得发展、取得进步的基础，更是评价中国学术的重要尺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评价中国学术，同样离不开实践标准。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任保平认为，“引用率是历史评价，而实践转化则是一种实践评价。学术评价的标准是思想，而不是期刊等级。思想性可以用引用率和转化应用来作为评价的依据，基础学科依据引用率，而应用学科依据实践转化来评价”。在历史新时期，有责任的学术研究，需要站在时代前沿，努力研究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深入现实，把握社会变迁，把握世界趋势，为中国学术薪火相传、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