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A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1914—1949 Periodical Literature Analysis
【作者简介】范红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为探究民国时期的民意研究概况，笔者从“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搜集1914至1949年间共计166份以民意为主题的期刊文献，并对文献进行了文本分析与梳理。研究结果表明，这一时期既有关于民意测验的量化分析，也有关于民意的经史阐释，而南京国民政府掀起的民意机关建设高潮则激发了从制度与环境层面对民意的探究。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对研究概况进行了综述和评价，并在论述中融入当代研究成果，力图实现研究视角的全面与多元。
This research was based on 166 relative literatures collected from Dacheng Data with the same subject of public opinion from 1914 to 1949. With reasoned analysis and review, the result demonstrated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ould be divided in three domains, namely, qualitative study of this concept,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public opinion poll, and exploration on the boom of legislative assembly during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from sociology or political perspective.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in this direction, except for reviewing th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research also shed light on the contemporary studies about the same issue.
【关 键 词】民意研究 民国 综述 期刊文献 public opinion/the Republic of China/literature review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本文聚焦民国时期的民意研究，缘起于“清末以至民国在各种媒介上‘舆论’与‘民意’二词是并行的”[1]这一观点的普遍被接受，导致民意相关文献湮没于数量众多的舆论研究著述之中，鲜有对其的专门研究。①
汉语词源上，民意与舆论并无区别，民和舆都是指百姓，但发展到近代，两者之间则显现出一定的差异。民意（公意、民心）存在于公开与潜在两个层面，经由各种媒介传播、告知于公众的民意即是舆论；但更多的民意往往是潜在的、隐而未发的。民意在外延上比舆论更广，舆论是经过传播和再现的民意，是民意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全部。而民国时期对民意的各种论述当中，大多强调的是民意潜在的一面，认为“民意是一种暗流，经过（报章刊物）明显之宣扬，方能成为强有力之力量”。[2]因此，笔者认为，民意和舆论并非两个对等的概念，在民国的研究之中尤其要对之加以区别。
本文以“民意”、“公意”等关键词对“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全文搜索，通过筛选得到166篇文章，时间跨度为1914～1949。通过文本分析对文章进行重新分类整理，这一时期的民意研究文献根据其类型可分为三类：（1）关于民意的学理性阐释，包括民意的理论构成、民意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民意与新闻自由等等；（2）关于民意测验的实证研究；（3）围绕南京国民政府民意机关的相关研究。
一、民意的学理性阐释
据查，学人张尔田于1914年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的《民意》一文是民国时期最早以民意冠名见诸报端的专门研究，由此开启了相关机构和个人关于民意的理论和实践。此后，诸如云南政报发行所在1916年出版的《民意征实录》、杜亚泉的《天意与民意》（1916）、郁嶷的《政治与民意》（1917）、《革命与民意》（1924）等数十种文献均以民意冠名，并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对民意进行理论研究。
在传统儒学和现代西学的碰撞之下，面临国内外困境的有识之士纷纷诉诸笔端，努力建构一个民主开放的新政体。具体来看，民国时期这种从传统到现代民意的过渡特征可以从相关文献的研究议题体现出来。比如《天意与民意》、《尚书中所谓天意与民意》、《歌谣和民意》等都是从传统文化视角对民意的探视。《歌谣和民意》从古代的采风制度出发，对报纸传达民意的功能予以怀疑，认为“民意经由主笔先生的大文一转述往往失真”，“最能传达民意的是流行民间的歌谣”，其功能体现在“描述民间生活和美刺时政得失”。[3]
在《民意应有之路向》中，倌者认为“民意是一种暗流，经过（报章刊物）明显之宣扬，方能成为强有力之力量”，并且强调民意的普遍性与时代性，认为民意作为“一种流向，是跟着时间往前走的，离开了时代，就简直无民意可言”。[4]《公意的新界说》一文则将民意（公意）定位为“一社会一时期对一问题表示的显著的倾向。是社会情势，社会经验，社会风俗，人类习惯，团体利益，以及其他分子所构成的合力。”[5]对于怀揣民主梦想的民国文人来说，民意是民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如何建立坚强而活泼之民意以配合新时代之需求，那是最值得注意之问题。”（刘檀贵《民意应有之路向》）
在《民主与宪政》一文中，作者就“怎样才能产生健全的民意？”这一议题提出了解决之道，包括“言论公开”和“民间智贤一致提倡”，关于培养“民间智贤”的观点与传播学当中“意见领袖”概念相近，作者认为一般民众尚缺乏参政的能力和习惯，为最大程度地了解和发挥民意，需要各地智贤的提倡和指导。与此同时，报刊杂志的兴起为民意的表达和发挥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平台，于是关于民意表达与报纸的互动也成为探讨的议题，如《战时民意与新闻纸》、《报纸必如何始真能代表民意》、《民意与新闻自由》等。民国报人成舍我在《报纸必如何始真能代表民意》一文中从报纸与民意的建构角度对战后报纸新制度进行了构想，在他看来，为了保证民意的充分发布，关键在于言论出版自由和改善检查制度，他认为中国新闻事业制度的一个特征，就是应该让“老百姓说话”[6]，这一观点体现了以成舍我为代表的民国知识分子对民意与媒体表达关系的探究和观察。
民意自古以来就与政治挂钩，因此民国时期的相关研究也多从政治视角出发，鲜明的政治色彩成为这一时期民意相关文献的普遍特征，如《政治与民意》、《革命与民意》、《泛论抗战与民意》、《中国与民意政治》、《宪法司法与民意》等。民国学者郁嶷在《政治与民意》一文中便从古代为政之道中引经据典，来对“贤人政治”观点进行驳斥，坚持民意与政治的互动，呼吁普选权。民国时期的中国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军阀割据、抗日战争以及内战，因而建立民主宪政和抗战的问题成为这一时期贯穿始终的研究议题。
二、民意的实证研究——民意测验
民意研究从西方回归中国正是在近代，得益于社会调查和民意测验的广泛使用。民意测验有别于民意研究本身，它是以民意理论为基础的一套完整的专门技术。然而，民意测验又是在民意研究下被推动起来的。
清末以至民初的民意测验多由外国机构或个人主持进行。据查，心理学家张耀祥是第一位自主进行民意测验的中国人。在1922年北京高等师范（即今北京师范大学）成立14周年大会上，张耀祥领导该校的心理学研究室就当时的热点时政问题对来宾进行了调查。其内容包括“假如你有选举权，你将选谁做下任大总统？”、“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哪一位？”、“你赞成妻子参政吗？”、“中国有许多不良的风俗和习惯，你觉得哪一样应当先改良？”等8个问题，并限定了测验对象的范围：“旧式太太及儿童除外”。研究结果以《高师纪念日之民意测验的研究》为题在1923年第35期《晨报副刊》上发表，关于这一测验的一系列研究都在随后见诸报端，如《女子参政之民意测验》、《“民意测验”的研究》等，张耀祥随后又对这次调查所反映的民众心理进行详细研究，撰成《民意测验》一文，发表于1923年第2卷第1期的《心理》杂志上。
民意测验这种新型的调查方法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兴趣和关注，掀起一股民意测验和调查的研究风潮，诸如《二十五纪念会中之民意测量》（1924）、《中日盟约民意测验统计》（1944）、《北平民意测验》（1948）、《养路工作的民意测验》（1948）等都是这一阶段面向社会各阶层的调查测验。在此期间，围绕民意测验这一方法，相关的研究也相继出现，其中《民意测验的办法与效用》一文介绍了现代民意测验的定义、操作方法以及功能，认为“现代化的民意测验由全国性的组织管理，雇佣访员，提出各种问题，征询意见”，[7]并对美国民意测验机构进行了介绍。
由于民意测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舶来品，这一时期的民意测验相关研究也有从对国外，尤其是美国的研究成果入手来展开的，其中既有对国外相关文献的直接翻译，也有对国外民意测验活动、机构以及制度环境的介绍。如廖维勋翻译的中岛玉吉所著《司法与民意》（1934）、罗书肆译自What Our People Think部分章节的《美国的民意测验》（1945）等，另外，盖洛普民意测验方法创始人乔治·盖洛普（Dr. George Gallup）的一些著述也在这一时期被介绍到中国，如《民意测验论辩》和《美国民意的趋势》（1940）；关于国外民意测验研究介绍的著述也有一些，如《美国民意学会》（1939）、梁少刚的《最近美国民意测验》（1946）、《美国对苏民意测验》（1946）、陈孝禅的《盖洛普民意测验》（1948）等。
民国时期的民意测验作为中国民意调查的雏形和发端，在借鉴西方民调的基础上，应用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教育文化及社会各方面，并在这个特定时期引发了普通民众参与社会讨论、表达意见的热潮。客观来说，民国时期的民意调查水平显然还处于初级时期，尤其在实践层面存在测验方法不够成熟、研究成果的应用性不足等问题。《中国民意调查》一书将民国称为“中国民意测验的趣味性阶段”，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民意的制度与环境研究——民国时期民意机关考察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南京国民政府掀起了建立基层民意机关的运动，为民意表达创造环境和搭建平台，本文不对其动机和行为作价值判断，仅从学理角度出发，对这一运动中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和分析。
民国处于新旧制度转型时期，民意机关的筹建为人们带来民主的一线希望，也引起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纷纷从民主政治以及制度转轨等立场来对这一新的民意表达平台进行探究，留下了许多相关的著作文献。相关的著作有：江西省政府民政厅专员室编辑出版的《县各级民意机关法令特辑》（1941）等；相关的论文有：沈志远的《抗战民主和民意机关》（1937）等。
民意机关作为一个政治产物，相关研究也都是围绕民主政治与民意表达的角度来开展的，其中有对民意机关的褒贬美刺，有对民意机关建设的理论建议，也有对民意机关建构过程的单纯展现。《抗战、民主和民意机关》一文批驳“点缀性的民意机关”，认为“民意机关不应限于单纯地反应民意，而尤应积极地执行民意”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反映了知识分子和大众对于民主和言论自由表达的热切向往。《如何健全民意机关》一文也是从“民意机关的最高原则即是代表真正的、正确的民意”观点出发，展现了地方自治与宪政、民意机关的构建等相关方面的研究。
民国各种民意机关繁多，保民大会、乡镇民代表大会、县临时参议会、县参议会、省参议会各级民意机构逐渐建立起来，这一民主政治图景无论是真景还是假象，都成为民国社会的一个观照面，成为当代学者的研究焦点。如《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基层民意机关的筹建》、《国民政府十年1939—1949基层民意机关调查》、《略论民国时期的贵州省级民意机关》、《试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基层民意机关的理论设计》、《新县制下县各级民意机关研究》等论文从历史、政治的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民意机关建设进行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系统分析。民意机关建设是国民政府以地方自治为核心的政治、经济、社会运动的大汇总，而南京民国政府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研究这一时期的民意机关对中国当今的民主政治和现代化建设有极大的参考意义。当前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学者往往都持一种批判的立场，将民国时期民意机关作为反面的例证来进行研究，认为“新县制下基层民意机关既非由民众选举而建，也不关心民事，它被部分地主、劣绅等有权、有势者控制，要么是徒有虚名，要么成为权贵者贪污勒索欺压民众的工具，没有留下丝毫的民主痕迹。”并批驳说“这样的民意机关不仅不能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反而玷污了民主的神圣和自由本质，给中国人民的思想和心理留下难以驱除的阴影，也给后来社会民主进程的推动带来极大的阻力。”[8]但对于其学理性价值，我们应该加以重视。周玉玲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新县制下县各级民意机关研究》中就将这一运动作为历史的反面教材，认为民意机关研究“有助于认识国民政府政权灭亡的历史必然”。[9]
四、民国时期民意研究的综合评价
民国处于一个巨变的复杂时期，伴随着封建帝制的解体和西学的勃兴，民意作为一个融合儒学重民情传统和西方理论基础的概念被提出，显示了民主意识的复苏以及个人尤其是有识之士怀揣希望、参政议政、表达意见和寻求建构新的民主政体的道路。他们希冀通过见诸报端的文字针砭时弊，来描述民族复兴的蓝图。这一时期的民意研究相关文献，透过不同的议题，表达的诉求都是相同的。民主、言论自由、自由等成为各类文章中的高频关键词。在民国这样一个内忧外患不断但民主自由却相对发达的历史时期，民意作为一个与民主息息相关的概念频频见诸报端，在文人学者的解析、探究、阐释和实践当中，体现了那一时期特殊的时代意味。与古代的“采风”、民间谣谚或是当下强调民主互动的多媒体民意表达不同，民国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自然使得这一时期的民意概念有其独特之处。与此同时，民意作为一种民众心理直接指涉公共领域。民意的产生、表达总是围绕着传播与管制的关系。国民政府对民众的监视时紧时松，但总体上与封建帝制相比政治环境和民主开放程度都有所前进，因此民意在表达的声音和规模上都有很大提高，这就意味着民意研究有了一个坚实且丰富的土壤。因此，无论从概念史的理念还是从公共领域演进的角度出发，对民国时期民意研究的考察都意味着更为广博的历史视野以及更为开阔的思想考量。
与其广博的历史价值相比，这一时期民意相关文献及实践所具有的学术水平则相对有限。关于民意的学理性阐释多流于政治化的论辩而理论性不足，相关文献多为报章社论，学术性的研究较少，由于缺乏实际的研究动机，多少具有实验和游戏的性质，并未形成规模，也没有广泛地得到应用。
尽管如此，民国时期的民意研究仍不失为一个融合了理论与实践、集数量与质量为一体的研究领域。正如民国学者楼桐孙在《泛论抗战与民意》一文中的慷慨陈词：“民意虽于漫天烽火之中，仍卓然不失其欣欣向荣之象，此殆可视为我中华民族多难兴邦之象征。”[10]民国时期作为一个政党纷争、军阀混战不断的动荡时期，乱世当中民意如何，通过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可见一斑。无论是关于民意的学理性分析，还是关于民意测验的实证研究，或是围绕民意机关建设而兴的民意制度与环境层面的考察，都为我们提供了严谨而细致的参考，引导我们去了解前人构建出来的学术脉络。
注释：
①造成这两个观念混淆部分原因还在于中西方学术交流时的误读，由于二者在英文中的对应词汇均为public opinion，李普曼的Public Opinion一书在译入中国时便陷入舆论和民意的概念论辩之中，大陆译本均以“舆论”冠名，而台湾、香港、澳门则普遍译为“民意”。这一学术分野可追溯到建国初期“民意”的衰落与“舆论”概念的兴起，建国后的新闻工作研究中在涉及报刊媒介的宣传意义时均使用“舆论”而几乎没有使用过“民意”一词，到了90年代后期民意调查再次兴盛后，民意的概念才得以重新广泛使用。
【参考文献】
[1]刘金顺：《李普曼Public Opinion一书译本的七个翻译问题》[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60～65页。
[2]刘檀贵：《民意应有之路向》[N]，《民意周刊》，1941年第13卷第157期。
[3]陶元珍：《歌谣和民意》[N]，《歌谣》，1937年第3卷第13期。
[4]刘檀贵：《民意应有之路向》[N]，《民意周刊》，1941年第13卷第157期。
[5]邹文海：《公意的新界说》[N]，《民族杂志》，1934年第2卷第7—12期。
[6]成舍我：《报纸必如何始真能代表民意》[J]，《中国新闻学会年刊》，1944年，第2期，第20—30页。
[7]作者不详：《民意测验的办法与效用》[N]，《新闻资料》，1946年，第125期。
[8]周玉玲、陆建洪：《国民政府十年(1939～1949)基层民意机关调查》[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0—12页。
[9]周玉玲：《新县制下县各级民意机关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2年。
[10]楼桐孙：《泛论抗战与民意》[N]，《民意周刊》，1938年第5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