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生产的过程也是一种博弈的过程，其最终结果无外乎是参与双方或各方互利共赢、两败俱伤或是有赢有输。对于学术生产者而言，互利共赢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为对方出红牌：学术生产呼唤正和博弈

　　学术生产的过程如同一场红黑博弈游戏，学术期刊与投稿人恰恰符合游戏中的A、B两方。假设“红黑游戏”中有A、B两队，两队各自处于互不沟通的空间中，通过中间人传递对方投票情况以决定下一轮自己的投票。投票分为六轮，最终得分多的一组获胜。设定游戏投票规则为：若A、B两队均出红牌，则双方各得3分；若A、B两队均出黑牌，则双方各扣3分；若A队出红牌，B队出黑牌，则A队扣3分，B队得5分；若A队出黑牌，B队出红牌，则A队得5分，B队扣3分。最终的游戏结果往往是，如果双方均将为对方出红牌的理念坚持到底，尽管中途可能在得分上出现对自身不利的情况，但最终会达到双赢的结果；反之，若双方始终坚持为对方出黑牌，尽管中途会出现得分上的暂时优势，但最终却会招致“两败俱伤”。这个游戏所蕴含的道理是：在任何利益群体的博弈过程中，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对于学术期刊而言，其最终目的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接受优质的学术成果以彰显其学术品位与办刊旨趣；对于投稿人而言，同样希望尽可能将成果发表在以上述宗旨为鹄的的学术期刊上，从而彰显其学术地位。理想的模型是：在学术生产的博弈过程中，学术期刊与投稿人如果均坚持学术品质是双方博弈的筹码，则势必会出现互利双赢的结果。学术期刊因接受高质量的论文而被学界认可；投稿人也因其优质期刊论文而奠定其学术地位。长此以往，就会形成良性的循环，此即“红黑游戏”中，A、B双方均出红牌所带来的正面收益。期刊在设定投稿规则时坚持以成果质量为取舍标准，实际上是在为投稿人的学术地位着想；而投稿人以其优质的稿件向期刊投稿，也同样是在为期刊的发展着想。据此，双方均会在这场博弈中得到共同成长。

　　两败俱伤：极度扭曲的学术评价体制

　　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当前扭曲的、混乱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得这场原本可以双赢的游戏呈现全然相反的结果。让这场游戏变得残酷的一个直接因素是，多重权力话语影响甚至宰制了原本只属于投稿人与期刊的游戏，而“快餐式”的学术消费心态又使得重建失序与失信的学术评价体系寸步难行。例如最明显的干扰因素是：市场化的论文产出无疑捆绑了学术生产者的灵魂，使其最终沦为“论文计件工”；期刊应对日益平庸、速成的稿源，其学术品位亦不可避免每况愈下。在如此混乱的、失信的学术生产与期刊分级之下，投稿人会选择一稿多投多发、寻求论文中介甚至明目张胆地抄袭；学术期刊则不得不被迫成为学术潜规则的承受者以及学术垃圾的掩埋场。

　　如此一来，投稿人与期刊的心态会变得极度扭曲。对于投稿人而言，为期刊出“红牌”是一种成本极高且非常不“明智”的选择，相反，只有保持“各扫门前雪”的心态才有可能获得暂时的收益。对于期刊而言，为对方出“红牌”的前提是，自身必须为成果的准入付出得不偿失的高额成本，然而相比之下，供不应求的论文市场所提供的高额物质“回报”似乎比所谓的影响力来得更切“实际”。如此一来，双方都会选择出“黑牌”，最终的结果无疑是“两败俱伤”—当然最大的受损者是学术生产过程本身—从最初投稿人与学术期刊的相互成长变成了一种变味的学术游戏。

　　坚持学术底线　遵守合作博弈

　　在“红黑游戏”中，利益、理念与选择均是多元的。基于信息不对称、人性固有的缺点以及多重权力话语的宰制，双方不可能自一开始就均出红牌，最终能达成零和博弈，就已经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结果。对于游戏一方而言，少数能看透游戏规则且富于洞见的人会选择出红牌，但最终仍可能会受多数派的抵制，而不得不随波逐流—以出黑牌而告终。学术生产同样如此，不管外界如何作用于学术生产的过程，总有一些高质量的学术期刊愿意坚守学术伦理与底线，坚持唯质取文的原则，不向作者收取版面费，不收人情关系稿，不与中介沆瀣一气，坚持严格的学术评审、准入制度；同样，也总有一些投稿者坚持学术真理与内心的道德自律，不受歪邪的学术风气污染和当前畸形的学术评价体制束缚。但这种声音毕竟太过于微弱，以至于被愈来愈迷失的学术圈所掩盖。学术伦理的放逐与失落，正是这场“红黑游戏”中双方互败的根本缘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优质学术成果的产出是厚积薄发的过程，而严谨的、相对独立的同行评议也同样需要经历反复的博弈。若被太多的外界因素干扰，自然会影响到其产出、培育以及成长。当前的学术评价与批评，其对象往往只是在针对某种外部压力，如认为期刊分级过于冷酷、死板，全民“科研”、恶意收取版面费、期刊对稿件予取予求、一稿多投、学术掮客与搭便车等，这些附生性的问题很难骤解，即便治理得当，也无法收到学术乱象这一重疾的治本之效。要解决学术生产中学术期刊与投稿人的冲突，必须遵从“红黑游戏”的本质，即遵循合作博弈规则。

　　就学术期刊而言，通过逐步建立严格的学术评审制度与适合自身期刊定位的退稿率，是实现合作博弈的较佳手段。例如《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在业界久负盛誉，其根本原因在于该刊最早采用近乎严苛、高达98%退稿率的同行匿名审稿制度。守住这条底线，既有利于提升期刊自身的地位，也有利于在匿名审查制度下通过高屋建瓴的学术审稿锻造投稿人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通过投稿人—期刊—审稿人三者之间的学术互动，可以重建彼此的信任。对于投稿人而言，遵循起码的创作规范与投稿伦理，不以快餐式的心态消费学术，不向收取高额版面费的行为妥协，不一味追求数量而忽略学术原本的精神，是投稿人在合作博弈中的有效筹码。

　　学术成果总会有高下良莠之分，不可能要求所有的期刊和投稿者在整个博弈过程中一直出优质成果这张红牌，但守住学术研究固有的底线，遵循起码的学术伦理，获得双赢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因为良性的投稿过程实际上是学术水准再提升的过程，投稿者可以在投稿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自身成果，从而选择最为适合的学术期刊，久而久之，在与期刊博弈中的收益就会显现出来。投稿人对规则的遵从，也会节约期刊各种不必要的成本，使其有可能将更多的资源向完善审稿制度倾斜。学术期刊与投稿人之间是N次的来回博弈，突破博弈过程中的囚徒悖论，就可以尽量避免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最终因彼此信任而达成共赢。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南政法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