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国际化与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以SSCI 指标的应用为例

　　摘要: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 是20 世纪60 年代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建立的综合性社科文献数据库。中国众多高校将在SSCI 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引入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中，作为衡量教师科研质量与能力的重要指标。这种做法有助于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与管理评价的客观化，但也对本土研究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如何看待在S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涉及如何客观地看待学术国际化的问题。因此，中国需要建立一套多元化、本土化的评价体系，正确而客观地对社会科学成果进行评价。

　　关键词:学术国际化; 社会科学评价体系; SSCI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 CitationIndex，简称SSCI) 因其覆盖学科较全、评价机制较成熟、评审专家权威，已成为西方学术评价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在业界享有较高声誉。近年来，在标榜竞争、追求效率与卓越的“新管理主义”影响下，我国众多高校将在SSCI 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引入学术评价体系中，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世界，但也在一些情况下对本土研究带来了不利影响，促使学界对现行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进行反思与修正。

　　一、SSCI 指标的应用与必要性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互动增多，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逐渐形成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也随着研究对象的全球化而不可避免地需要走向世界，交流沟通。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经过几十年的重建与发展，已经从借鉴西方模式到形成了自己的科学体系、理论框架、管理体制和评价机制。在学术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一方面应当博采众长，引进国际先进文化并促进自身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也应当积极地将自身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与各国学者进行平等对话，在国际学术领域发出中国的声音。这在国家政府层面已经得到了重视，例如2011 年发布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提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把握时代脉搏，树立世界眼光，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同时，应当“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去’战略，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1]。

　　发表国际论文是中国科学研究“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和表现，国际期刊的论文发表数量也是衡量高校科研能力的关键指标。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这一指标通常分别通过SCI、SSCI和A&HCI 期刊论文发表数来衡量。例如，在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中，科研质量一项占了20%的权重，而这一项的衡量依据就是SCI 和SSCI论文发表数[2]。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SCI) 是20 世纪60 年代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建立的综合性社科文献数据库。数据库涉及经济、法律、管理、心理学、区域研究、社会学、信息科学等研究领域。2014 年共收录期刊3 000 余种，语种包括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其中英语类期刊数量最多，其次是德语和法语[3]。在社会科学领域，SSCI 论文发表不仅被用来衡量高校的科研水准，也是对教师科研质量与能力进行考核的关键指标，在人才招聘、绩效考核、职称评定、职位晋升、科研奖励中占据重要地位。比如，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招聘青年研究员时，要求应聘者应“具有较高的科研能力”，并且“已有多篇第一作者论文在SSCI 上发表”[4]。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国际学术论文奖励暂行办法》中规定，署名单位有“PekingUniversity”并发表在SSCI、A&HCI 或SCI 引文数据库的文章，类型为Article 的奖励6 000 元科研经费，其他类型文章奖励4 000 元科研经费[5]。在国内其他一些高校关于教师奖励的规定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做法，并且奖励力度普遍大于北京大学。将SSCI 论文发表作为中国高校学术评价指标，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首先，这种评价标准符合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趋势。学术的国际化是使用科学的方法、无障碍的语言、规范的样式在国际公共学术平台上展示和交流学术研究过程及其创新成果，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或应用[6]。SSCI 作为国际知名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检索系统，已经被普遍接受作为该领域的重要评价标准，是适合全球学者进行学术展示与交流的平台。中国学者的论文在SSCI期刊上发表，一方面说明其学术研究方法和成果符合国际规范，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另一方面也能够显示中国学者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在国际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高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如果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少、学术成果不参与全球争鸣，其国际影响力就会被质疑，可能将面临日渐边缘化的危机。因此，鼓励国内学者在SSCI 期刊发表论文，可以倡导中国社会科学积极地与国际接轨，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进入国际学术共同体的主要途径之一。

　　其次，以SSCI 论文发表为学术评价指标具有定量评价的客观性。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如果不采取客观化的、可量化的指标，在评价和管理时难以保证公平。通过引入国际上普遍采用的评价方式，以SSCI 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为标准进行学术评价，可以规范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减少学术评价的“暗箱操作”与“学术人情”，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提供公平的竞争与激励环境。

　　在实践层面，将SSCI 论文发表引入学术评价体系鼓励了我国学者在S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根据刘莉和刘念才的统计，自1978 到2007 年，我国发表的SSCI 论文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从1978 年的10篇，上升到2007 年的1 014 篇。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发表的SSCI 论文占全世界SSCI 论文的份额也在上升，由1978 年的0. 01%上升到2007 年的0. 61%。其中，SSCI 发表数量上升最快的时间是21 世纪初的十几年，年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1% ～ 38% 之间[7]。这一时期正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去”的时期，高校越来越重视SSCI 期刊发表，也出台了越来越多的鼓励措施。因此，我国学者在SSCI 期刊发表越来越多的论文，这与学术评价体系对国际发表的重视密不可分，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逐步走向世界的过程。

　　二、过于强调SSCI 指标的不利影响

　　以SSCI 论文发表量为评价指标，有助于促进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与管理评价的客观化。但是，SSCI指标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中国高校学术国际化的同时也埋下了一些隐患。如果在评价体系中过分重视SSCI 指标，将产生三个方面的不利影响。

　　首先，过于强调SSCI 期刊论文发表会导致国内学者迎合西方的学术范式，忽视对本土问题的深入研究。由于SSCI 主要收录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期刊，以中国本土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章往往无法成为期刊关注的热点。为了吸引国外学术期刊的注意并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论文，中国研究者的视域也常常被“西方化”甚至“美国化”。覃红霞和张瑞菁对SSCI 期刊Higher Education 杂志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从1980 年至2006 年，该刊物发表的18 篇关于中国或由中国作者写作的文章中，大部分由台湾地区与香港地区的研究者发表，其研究课题也集中在中西比较、留学、学术自由等方面。当前中国教育领域亟待关注的难题，如高职教育、农村教育等问题并未真正成为该杂志关注的核心[8]。一味迎合SSCI 期刊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将导致研究者出现三种现象: 重点研究西方的问题、研究西方关注的中国问题、直接援引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本土问题。在极端情况下，这种“亦步亦趋式”的学术研究将会使中国学者不自觉地迷失于损己利人的学术歧途，逐渐变成英美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藩属[9]。

　　其次，在学术评价中引入SSCI 指标是移植自然科学标准，忽视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虽然自然科学领域以SCI 论文发表为重要评价指标，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自身特点，与自然科学有诸多不同。1. 二者的研究对象特质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蕴含在大量自然现象中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不受国界与文化的限制。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社会现象及规律，它们受到不同国情与文化传统的制约，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2. 二者的研究范式不同。自然科学讲究严密的逻辑推演和客观的实验证据，研究范式较为统一。而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具有多元性，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以研究者为工具进行意义反思和建构。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差异，很可能造成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的判断。3. 二者使用的语言工具不同。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很早就建立起了英语的使用平台，具有统一的符号、公式和术语，为不同国家学者的交流构建了共同的话语体系。社会科学与之不同，语言作为学科研究的重要工具与主体，其差异性不能被抹杀。4. 二者的研究成果呈现形式不同。在自然科学领域，学术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呈现，例如爱因斯坦、哥德尔这样的科学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两篇论文即可奠定其在科学史上的地位。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成果则以专著为主。根据荷兰高校1980—1985 年年度报告中的出版品资料分析，人文社会科学的图书出版品比期刊发表数量更为庞大[10]。总之，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研究范式的多元性、语言工具的差异性和学术成果以专著为主的特性都决定了社会科学不能采取与自然科学研究相同的、单一化的评价体系。

　　再次，过于强调SSCI 期刊论文发表，会导致国内学界轻视母语研究成果。由于高校对于SSCI 论文发表具有硬性要求或较高奖励，而且SSCI 期刊对论文发表要求较高，一些学者选择将精力主要放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将最好的研究成果以英文形式向外投稿。这导致本土学界流入越来越多的低层次论文，在本该发表优秀本土论文的顶级国内学术刊物上，出现了“真空”的状态。如果众多优质的研究成果不参与国内学界争鸣，这必将影响到中国学术界的健康发展。此外，为了SSCI 发表，研究者也不得不舍弃母语而选择英语写作。国际著名教育学家菲利普·G. 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 观察到，“英语的统治地位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日趋成为使用英语的主要学术系统为主导的霸权统治，并且给不使用英语的学者和大学带来了挑战”[11]。在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在SSCI 收录的3 000 余种期刊中，大多数期刊语言为英语，其中显示来自中国的10 本期刊，也均在香港或国外以英文出版[12]。母语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们最为熟悉的语言工具，据此也可以做出最为深刻的思考。如果研究者纷纷放弃母语与母语思维，必将抑制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总体而言，在当前以SSCI 指标为代表的学术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着“西方化”的趋势。部分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向国际标准靠拢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按照西方的思考与表达方式，代替自身的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我们应当对这种情况提高警惕，因为如果学术的政策、方向、审核与取舍全为西方学界所操纵，那么中国学者的角色将永远是奉承者及受审者，落入被动的地位[13]。长此以往，这种做法将会使中国学者丧失学术批判的能力和学术研究的自信，也必将会对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建立新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

　　如何看待SSCI 指标在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中的地位，对此问题的讨论并非中国大陆独有。例如，中国台湾学者周祝瑛指出，台湾地区存在着“SSCI 综合征”( SSCI Syndrome) : 由于政府和高校对于SSCI期刊论文发表的过分关注，学者们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致力于国际论文发表，而忽略了教学及对本土问题的研究[2]。类似的“综合征”也出现在韩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引发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与反思[14]。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下，如何鼓励研究者趋利避害，在“走出去”的同时保持文化主权意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共同面临的问题。

　　中国学术研究在国际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把西方学术转译为中国现代学术，即输入阶段。第二重境界是向世界学术中心发出中国的声音，即输出阶段。前两种境界都未能摆脱“西方中心”，体现着希望获得西方认可的心态。国际化的第三重境界，是发展根植于汉语的、本土的、原创性的学术。我国正处于学术国际化的第三个阶段，相应地也需要科研机构改变对SSCI、A&HCI 和SCI 发表数量的盲目崇拜，建立适合于汉语学术的国际化评价体系[15]。鉴于单纯使用SSCI 指标来评价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高校在改革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时可以考虑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建立起多元的本土化评价体系。

　　第一，打破数量桎梏，强调评价成果的多元性，切忌“一刀切”。正如上文所述，在人文社科领域，学术成果的表现形式并不仅仅是论文，而研究者的能力也不能仅从论文发表数量来衡量。因此应当建立一种多元评价标准，除了重视在SSCI 和A&H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外，人文学科的学者还应当在国际著名的出版社出版著作。学者追求在SSCI 和A&HCI 来源期刊上发文数量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文章的被引用率和实际影响力[16]。在评价成果多样化的方面，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实行的“代表作”制度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该体系对文科学者的评价不以成果的形式和数量为主要依据，而是主要参考其“代表作”，“代表作”可以是一本著作，或者是几篇论文，无所谓国内或国际发表。此制度需要同行评议，这就保证了学术评议的公平合理，直接针对成果进行评估，突破了重数量轻质量的误区，每三到五年评价一次，尊重了人文学科的研究规律，是一种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评价体系[17]。

　　第二，国际化与本土化并重，在鼓励国际发表的同时保证对本土学术价值的尊重。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值得鼓励，但在评价体系中不应赋予过多的权重。中国台湾的学者们于2010 年向台湾“教育部”提交联名公开信，呼吁“停止将SSCI 作为学术研究和政策的最佳参考指标”，并提出建立一套多元的、国内国际并重的评价体系。在这套体系中，无论是在国际期刊上还是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论文，无论是在网络、报纸还是在SSCI 上发表论文，无论是受聘为荣誉教授还是主持课题，都会被认为是学者参与科研的认证[18]。这种评价标准摒弃了对国外期刊发表的一味推崇，体现出对本土学术期刊和发表的尊重。同时，鼓励学者在国内期刊发表，也能够引导学者采用中文进行写作，利用熟悉的母语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第三，尊重学科差异，对人文社科领域不同学科区别对待。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边界不同、国际化程度不同、国际发表的意义不同，因此不应当对所有学科使用统一的评价标准。例如，现阶段对于中国历史和国际政治领域，就不应当使用同样的评价标准。因为前者的研究对象、研究语言、受众群体都决定了研究成果更适合优先在国内发表，而后者的成果不仅应在国内发表，也应当走向世界，接受国际认可。如果对二者的国际发表提出相同的硬性要求，则是不恰当且不符合实际的。因此，在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时，也应当充分考虑学科差异，进行区别对待。

　　第四，考虑到院校差异，不以同一标准来要求不同层次院校的教师。西蒙·马金森( Simon Marginson)指出，各国的高等教育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院校垂直分割的情况，即存在着顶尖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和单纯教学型大学的区分。三类高校的教师层次、生源水平、国际化程度均有不同，科研相对于教学的重要性也是依次降低的[19]。这种院校垂直分割在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也有所体现。我国本科院校有“985”高校、“211”高校与普通本科院校之分，不同层次院校对教师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要求也应有所不同。如果让所有高校都向顶尖院校看齐，要求教师必须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就会错误地引导教师，为其施加过多压力，减少其本该投入在教学上的时间和精力，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总而言之，对于学术价值的评价，不应该仅仅根据SCI 或其他外来机构的排名———也就是说，不应该将评价的权力交予外国人。支持以母语发表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和国际的发表间找到平衡，将有助于形成活跃的研究团体。而最为关键的是，要正确认识本国的科学与知识团体的重要性。虽然创造一种国内和国际的平衡状态或许并非易事，然而，知识的独立却取决于此[11]。通过建立数量与质量并举、国际与本土并重、差异与共识并存的评价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方能既维护学术独立又参与国际争鸣，促进世界学术共同体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交流的基础上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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