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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大众的红色文献阅读推广研究

2021-08-10 来源:《科技与出版》
  【作 者】黄露: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摘 要】当前社会整体对红色文献阅读推广意识逐步增强,推广主体日益多元,推广形式与内容愈加丰富,但同时也存在推广主体间缺乏协作、推广活动缺乏持续性和深入性等问题。红色文献存藏分散缺乏整序、文本原始获取不便、理论性强不易阅读是实现其广泛传播和阅读的最大阻碍。推动红色文献阅读大众化,应加强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和有序揭示,建立多主体协同的长效推广机制,并从丰富出版形式、深化文献解读、创新推广形式、强化新媒体传播等多角度出发,做好红色文献的通俗化、时代化转换,以满足大众多元化的阅读需求。

  【关键词】红色文献;革命文献;阅读推广;大众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并指出“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1]十九大报告阐释文化自信时提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红色文献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新时代开展红色文献阅读推广,对于增强民众的国家历史认同感,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理论,传承弘扬革命精神,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对红色文献概念梳理与界定的基础上,通过文献调查的方式考察当前红色文献阅读推广的现状,剖析将向大众化推广的现实难点,在此基础上探索推广策略,以期为红色文献阅读推广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1 红色文献的概念界定

  “红色文献”这一称呼由来已久。1938年解放出版社曾出版过《红色文献》一书,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会议决议、对时局的主张、与共产国际的书信往来等。[2]1938年中国共产党印发《党的建设》干部教材,被国民党秘密抄走,于当年7月翻印成袖珍铅印本,在其党内学习。国民党在翻印时增加了一个前言,其中称该书“的确算得‘红色文献’中一部精心杰作”。[3]由此可推断,“红色文献”这一称呼自共产党成立之初即已有之,当时指出版、发行用于记录和宣传自身思想、决议、主张的书籍、报刊、杂志等。新中国成立后,红色文献的称呼较为少见,多称作革命文献。在建党80、90年时,很多大型图书馆包括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都曾举办展览或者编制目录,当时都称为革命文献。[4]20世纪90年代,红色文献开始逐步进入收藏家的视野,在1993年“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时,中国书店首开国内拍卖“红色文献”的先河,直接刺激了国内红色收藏市场[5],拍卖公司纷纷推出“红色文献”拍卖专场,此处的红色文献所指应为1949年以前由中国共产党出版、发行的纸质文献。21世纪初,伴随着红色文化研究的逐步兴起,以及全国性、地方性红色文化旅游的发展,推动形成了红色文献的搜集热潮。显然,此时的红色文献所指范围和内涵又有所扩大。目前,对于红色文献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各收藏主体按照自身对红色文献的认识以及当地红色文献的特色划定收藏范围,按时限划分,主要有以下3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将红色文献的时间限定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研究者的表述各有侧重,有的认为红色文献指中国革命历史上有关资料及党政领导人的著作[6],后扩展为以信息形态存在的记录革命历史进程和人物活动的书面文字材料以及影像资料等[7];有的强调红色文献是革命斗争产物,是反映共产主义者追求革命真理以及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过程中形成的思想、革命经验等成果的总称[8];有的强调红色文献的内容主体,认为红色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红色文献则是记录和表现红色文化的一切文献[9]。

  第二种说法将红色文献的时间限定为1921年7月至1949年10月,认为红色文献主要指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出版、发行、制作的各种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党的领袖的著作、党组织各类文件及根据地出版的各种书籍报刊杂志等。[10]这一定义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大部分收藏者及研究者基本上都遵循这一定义,但由于这一定义对发行时间、发行主体、文献载体都作出了限定,尤其是将民众、党外民主人士、国际友人等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相关记录排除在外,因而各红色文献收藏机构实际收藏时常常超出限定范围。

  第三种说法将红色文献的时间限定为1921年至今,认为记录有关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及壮大的历史信息的一切载体。[11]这种说法所指文献范围最为广泛,但即便是认同这一说法的研究者或红色文献的收藏主体也难以遵循定义开展实际收藏工作。

  综观以上不同说法,对红色文献除了在时间界定上存在差异外,在文献载体以及产生主体、反映的内容都存在差异。回到“红色文献”四字本身,其是由“红色”与“文献”两个词语组成,对于“文献”一词的含义,在图书情报界已有比较广泛的共识,即“记录知识的一切载体”。所以对“红色”一词的解释是关键所在,借助国内学术界对红色文化研究可以进一予以明确。目前,学界对红色文化的定义还没有统一的表述,但多数学者把红色文化理解为一种跟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红色政权密切联系的积极进步的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并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先进文化。[12]红色文化来源于革命战争年代但又不止于革命文化,在建设和改革时期又有新的发展。[13]实际上,红色文献也是如此,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不断发展,其内涵一直在不断丰富,涵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对红色文献的概念界定应与时俱进,从阅读推广的角度而言,可以将红色文献定义为: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历史进程,以及在这一进程中形成的伟大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信息载体。这一表述不仅涵盖了革命文献,也包括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生产生活、文化艺术类文献,以及百年来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出版、发行、制作的主体不局限于中国共产党,也包括见证这一历史时期的国内外先进分子和人民;文献的载体不限于纸质文献,自行复制文献、自行采集制作的数字文献、口述文献和影音文献等都包括在内。

  2 红色文献阅读推广现状

  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倡导和引领下,“传承革命精神,弘扬红色文化”逐渐成为新的文化潮流,对红色文献的阅读推广也逐步受到关注。对于红色文献阅读推广的概念,结合王波[14]、范并思[15]、黄体扬[16]等研究者对于阅读推广的定义以及红色文献本身的特点,可以作出如下的界定:组织或个人基于扩大红色文献的社会知晓和认知状况,培养民众对其阅读兴趣与习惯,提高阅读质量、能力和效果的,进而实现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目的进行各种推广措施和方法的总称。当前,面向大众的红色文献阅读推广活动日益增多,推广成效初显,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2.1 推广主体逐渐多元化,但缺乏相互协作

  红色文献存储分散的特点决定了其阅读推广主体的先天多元性。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革命纪念馆等公藏机构是向大众推广红色文献的基础力量,各收藏主体收藏和利用红色文献虽各有侧重,但均凭借资源优势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推广活动。其中,图书馆本身有阅读推广的职责,是当前红色文献阅读推广的主力军。部分红色文献收藏丰富的私人藏家,如杨翔飞、董新富、张清华等人也纷纷开展藏书展示推广活动。教育系统是红色文献阅读推广的传统力量,2020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首次向全国中小学生发布阅读指导目录,其中包含种类众多的红色图书,中小学实际承担了引导和督促在校学生进行红色阅读的职责。红色文献阅读推广的新生力量也不断壮大,近年来各地普遍出现社区组织辖区内居民开展红色阅读活动;网络传媒机构也开始参与其中,如2019年芒果TV、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联合在全网推出解读红色文献的纪录片《见证初心和使命的十一书》。同时,出版社、书店等营利性的机构对红色文献推广力度不断加大,在市场上兴起了“红色出版潮”[17],红色文献出版数量不断攀升,在全国多地涌现出红色主题的书店,如井冈山红色书店、延安“中国红色书店”、延安书局等[18]。多主体的加入吸引了社会对红色文献的更多关注,但同时,各推广主体对红色文献的推广行为大多是利用自有资源“各自为战”,缺乏主体间的联系与合作,导致活动辐射范围有限,社会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拓展。

  2.2 推广形式多样,但缺乏持续性

  当前,红色文献阅读推广已形成丰富多彩的形式,既有推送红色图书资讯、编制红色经典书目、设立红色阅读专架、开辟红色文献阅读空间、举办线上、线下的红色主题书展和图片展等静态推广方式,也有发动民众共同参与的动态阅读推广,如举办红色读书分享会、红色故事宣讲、红色阅读征文大赛、红色经典诵读、红色讲座等。一些代表性的红色文献阅读空间,如太原图书馆的马克思书房[19]、嘉兴图书馆红船·中心书苑[20],集纸质与数字阅读、研讨交流等多种功能于一身;江西省图书馆红色图书馆通过分设红色文献阅览区、红色记忆重温区、红色场景体验区和红色影片欣赏区等不同的服务区,同时为大众提供多样化的阅读体验[21]。这些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促使红色文献阅读逐渐显现出社会化扩散的趋势。但同时,多数阅读推广主体对举办红色文献推广活动的认识还处于纪念性意义大于红色文献内容本身的阶段,红色文献推广活动呈现极明显的节点式特征,活动集中于重大纪念性节日举办,如建党、新中国成立、抗战胜利周年纪念,以及马克思、毛泽东等伟人诞辰纪念日,尚未形成持续推广的意识。这些以线下为主的阅读推广活动在短时间、小范围内营造了热闹的氛围,在活动结束后,即陷于沉寂。由于这种推广活动基本上是从组织者的角度出发,较少考虑读者真正的阅读需求,难以真正激发参与者的阅读兴趣,实际产生的推广效果有限。

  2.3 推广内容广泛,但缺乏深入性

  当下,红色文献资源展示类的推广活动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以图书专架、书展、图片展、开辟专门阅读空间的方式,在短期内向民众集中展示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大量形态不一的红色文献,有助于民众形成对红色文献的整体认识。但同时,这类推广方式忽视了对个体红色文献的解读,属于“浅阅读”的范畴,缺乏深入性。红色文献本身的特点造就了其与大众阅读之间的障碍,但无论是相关的学术研究机构、出版社还是图书馆、档案馆等公藏机构,都疏于红色文献的大众化、通俗化的解读和传播,市面上缺少适合大众尤其是青少年儿童阅读的形式多样、内容生动活泼的红色出版物。而对于已有的红色文献,导读是吸引大众认识、帮助其选择和提高阅读质量的有效方法。但目前缺少对红色文献的导读,现有的导读层次较浅,多停留于对文献内容进行照本宣科式的介绍,未能围绕文献内容本身结合新媒体时代大众信息选择和阅读习惯进行导读,难以起到帮助其理解文中内涵的作用。少数图书馆、档案馆通过邀请专家以学术报告的形式解读红色文献,但活动频次低、辐射范围有限。由于缺乏有效导读,大众面对数量丰富的红色文献无从选择,难以阅读。

  3 红色文献大众阅读推广的现实难点

  红色文献本身的存藏状态、获取方式、内容特性在客观上制约了推广活动的开展,阻碍了自身的广泛传播与阅读。

  3.1 文献资源分散不系统

  红色文献数量丰富,分布区域广泛,收藏主体众多。多数红色文献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留存的红色文献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被分散收藏于全国各地的党史研究机构以及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革命纪念馆等公藏机构。另外,还有大量红色文献散布于民间,民间红色文献收藏流行,部分民间红色收藏家收藏的红色文献数量庞大,如2013年在湖南诞生了首家收藏红色文献的“红色档案馆”,其中有关毛泽东的著作、文献达150万册(件)[22]。各收藏主体行政管辖权限不一,资源共建共享意识薄弱,红色文献缺乏有效整合和统一管理,处于分散无序化状态,由此也割裂了历史事件记载的完整性。由于缺乏体系化的红色文献阅读资源,限制了红色文献的大规模系统推广,不利于大众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3.2 文本原始获取不便

  红色文献尤其是革命时代留存的红色文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且由于存世量少,原本尤显珍稀,有“新善本”之称,有较高的文物收藏价值,受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公藏机构和民间私人收藏家的竞相追捧,其拍卖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早在2008年,国家博物馆拍得一套井冈山时期的《共产儿童读本》成交价格高达3.36万元。[23]由于红色文献的珍贵性以及文本的脆弱性,普通民众难以接触并阅读这些红色文献。目前,红色文献收藏数量丰富的机构正逐步开展红色文献的数字化工作,但数字资源的开放共享程度不高,多数红色文献仍只有纸质文本。而当前红色文献的出版形式也较为单一,以纸质形式为主,电子阅读资源较少,这与在网络时代习惯了随时随地可获取多元化阅读资源的大众阅读模式不相匹配,从而限制了红色文献的广泛阅读传播。

  3.3 理论性强不易阅读

  多数红色文献政治理论性强,语言表达抽象严谨,对阅读者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政治理论素养要求,难以契合互联网时代流行的“碎片化”阅读模式;单件的红色文献诸如一份文件、手稿、书信等,没有相关的背景知识积累或专业人士的解读,阅读起来也容易不明所以,因而多数人面对红色文献容易产生畏难心理,选择望而却步。此外,由于多数红色文献缺乏故事性和趣味性,在内容上也与当下的现实生活存在一定的距离,对普通民众而言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不愿主动选择阅读。红色文献虽数量众多,但符合大众认知水平及阅读喜好的红色文献较少,这是当前红色文献阅读面临的最大障碍。

  4 红色文献大众阅读推广的对策

  4.1 加强红色文献共建共享和有序揭示


  完善系统的红色文献是开展红色文献阅读推广的基础。红色文献除分藏于党史研究机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革命纪念馆等单位以及少数私人收藏家的手中,仍有许多文献散落于民间,仅2019年8月由孔夫子旧书网主办的“历史的见证”民间红色文献收藏展即展出主要来自于民间的千余件红色文献。[24]区域间的各公藏机构一方面可通过相互间交换、复制的方式,向民间征集、购买、接受捐赠等方式,以及实地采集文本和口述史料、拍摄纪录片等方式,尽可能地将散落于民间的红色文献搜集齐全;另一方面,应通力合作、统筹规划馆藏红色文献的优化整合行动,通过联合编目、统一数字化标准等方式,将红色文献化零为整,建立起跨系统的红色文献数字资源平台,使分散的资源集中化,无序的资源有序化,实现红色文献资源的整体揭示和开放共享,为民众获取及阅读红色文献提供便利。

  4.2 建立多主体协同的长效推广机制

  各红色文献的收藏主体,尤其是其中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革命纪念馆等公藏机构有红色文献资源收藏的关联性,也有传播知识、教育大众的共同职能,有合作的基础。区域内的各收藏主体可以建立跨系统的红色文献阅读推广协调中心,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原则,共同规划、联合举办红色文献阅读推广活动,通过资源整合、人员互补、宣传互通、空间互用等方式,丰富活动内容和形式,减少阅读推广的成本,推动阅读推广活动的持续广泛开展。如联合举办红色文献巡回展、开设红色讲座,共同举办红色文献诵读、红色文献书评大赛等;联合开发红色研学路线,通过图书馆、档案馆红色文献的阅读,博物馆红色文物的参观,以及革命纪念馆场景的实际体验的叠加,深化阅读推广的效果。同时,各收藏主体还应重视引入社会合作,凝聚社区、学校、书店、社会组织等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增强红色文献阅读推广的活力与吸引力,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红色文献阅读氛围。

  4.3 丰富出版形式满足多元阅读需求

  高质量的、适合大众阅读的红色文献是阅读推广有效开展的基础。出版机构和红色文献收藏主体一方面应考虑大众多样化的阅读需求,挑选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红色文献,与权威的研究专家合作,依据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阅读能力,结合时代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发不同层次的红色文献通俗出版物。如重庆出版集团推出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战上海》等,运用纪实报告文学体裁还原真实历史,语言通俗生动,作品时代气息强烈,成为大众喜爱的畅销书;厦门市翔安区图书馆通过梳理挖掘当地革命文献,开发《翔安红色记忆》系列连环画,在当地广受好评[25]。另一方面,应从单一出版走向融合出版,丰富红色出版物的阅读形式,开发纸质版、数字版、语音版、视频版、3D立体版等多种阅读版本,为读者提供多种阅读选择。如解放出版社在推出军史系列连环画集《星火燎原》的同时,请评书艺术家配音,制作有声电子版,受到广大少儿的喜爱。[26]昆明市五华区图书馆与喜马拉雅昆明城市服务站合作打造“智慧有声红色阵地”,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免费收听2000册优秀红色图书,成为人人都能携带的移动红色图书馆。[27]

  4.4 深化文献解读延伸阅读体验

  由于多数红色文献与大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此需要强化红色文献的通俗化、时代化的解读,搭建红色文献与大众之间的桥梁,进而引导大众深入阅读红色文献。对红色文献的解读应邀请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党史研究专家参与,以保证解读内容真实、准确、深刻、全面。要丰富解读的方式方法,一方面要巩固加强如红色讲坛、红色阅读沙龙、红色阅读分享等传统解读方式。另一方面不断拓展新的解读形式,如广西桂林图书馆选取极具广西本土代表性的、为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8位革命先驱生平故事为蓝本进行创作,针对青少年儿童喜爱的动漫形式,推出《广西红色历史动漫》系列动画[28]。全国首档历史题材微纪录片《十一书》,将革命先烈的真实书信与影像结合,通过拍摄革命先烈的家乡、牺牲地和纪念馆揭示书信背后的故事,以明星演绎讲述方式温情解读书信内容,以5分钟短视频形式呈现契合了互联网时代大众的信息接受习惯,一经播出即受到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4.5 创新推广形式激发阅读兴趣

  新颖有趣的红色文献阅读推广活动,是吸引大众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的利器。因此,应加强科技与阅读推广的有机融合,如更新红色文献的展陈方式,利用电脑、影视、新光源、激光、录音等多种技术手段,改变单一的橱窗式、图片式展示红色文献,使得展览更具观赏性和吸引力;选取红色文献部分内容,运用裸眼3D、AR、VR等前沿数字科技,通过场景式的再现打造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增进活动参与体验感,激发大众对相关红色文献的阅读兴趣。另外,应积极探索红色文创的开发与推广,通过承载红色故事和红色精神的文创产品传播红色文献。如南昌八一纪念馆开发的南昌起义金箔画、兵娃公仔系列,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开发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楷书字帖、反映共产党解放上海历史进程的有故事笔记本,第一届上海红色文化创意大赛涌现的“回忆革命之路”系列文创、《新青年》系列文创、“红色之旅”桌游等,着眼于与信息展示与实用产品的统一,能有效促进红色文献宣传推广。针对当下火热的研学旅行,开发红色研学旅行,挖掘红色文献的内容与研学课程相结合,在研学过程中讲好红色故事,促进红色文献阅读。

  4.6 新媒体推送阅读资源扩大传播效果

  在如今媒介多元化、创意多元化的时代,大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以及信息选择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新媒体成为大众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新媒体推送的信息质量对于受众持续接收信息的意愿以及开展阅读实践有重要的影响,有价值的、可读性强的内容更容易得到受众的回应和肯定,并促成推广转发行为。因此,要不断壮大红色文献的新媒体传播阵地,坚持以内容为王,综合利用数字、文字、图片、视频、动画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红色文献中的精华内容,注重与受众的互动,鼓励交流分享,吸引持续转发。同时,要开展多平台的同步推送,形成宣传合力,获取最大化的传播效果。如2020年底《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一书出版,该书同步在喜马拉雅、阿基米德等各大音频平台上线音频版,相关图书推广视频也在B站、腾讯视频等同步上线。与新媒体相结合,扩大了该书的有效传播,让更多人尤其年轻人关注到大众化的党史读物。[29]

  5 结语

  对红色文献的阅读推广任重道远。需要各阅读推广主体的更积极行动,加强协作,长期化、常态化开展红色文献的阅读推广工作,要丰富红色文献的出版形式、表现形式、解读方式,将严肃的、理论性的红色文献转化为易接触的、通俗易懂的、老少咸宜的阅读形式,要不断创新推广形式,扩大社会传播,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红色阅读氛围,以推动红色文献形成广泛的大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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