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周美云：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摘 要】自2018年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构建“五育并举”的教育体系以来，劳动教育已然成为当今国民教育之共识。劳动教材作为实施劳动教育的主要载体，是传授劳动知识技能的切入点、传承劳动文化的着力点、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的突破点、促进民族发展的关键点。当前劳动教材的出版生态较为繁杂，在数量、内容、效用和类型方面存在出版数量不足、质量良莠不齐、使用效率不高和教材形式单一等问题。基于现实藩篱，单独开设劳动课、促进劳动教材多样化，组建专业团队、推动劳动教材专业化，完善管理制度、确保劳动教材规范化，拓宽形式载体、助推劳动教材出版数字化，可以增进我们对劳动教育的把握。
【关键词】劳动教材；劳动文化；劳动教育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重新将“劳动教育”纳入人全面发展的教育[1]，自此，开启了“五育并举”新时代，劳动教育变得尤为迫切与必要。劳动教材作为实施劳动教育的主要载体，自新课改以来却并不受重视。某种程度上，这是劳动教育的严重损失。新时代背景下重新认识劳动教材的出版价值、现实藩篱以及未来路向，有助于增进当下劳动教育的把握。
一、劳动教材的出版价值
1.传授劳动知识技能的切入点
传播劳动知识与技能是劳动教材的出版价值之一。虽然劳动知识与技能并不全部由劳动教材来传播，但劳动教材却是其最直接和最主要的传播载体。
其一，劳动教材的研制过程逐渐确立了劳动知识与技能的知识边界。在劳动教材的百年发展过程中，无论选题设计还是出版发行，其研制的每个环节都不断耗费着编撰者的心血，教材研制者全方位、立体化和科学化地进行知识重组，力图让学生可以通过劳动教材了解并掌握基本的劳动知识与操作技能。其二，劳动课本的内容能够紧贴学生的实际生活，进而增进学生理解，调动学习兴趣，这无疑为劳动知识与技能的传播提供了强劲动力。此外，劳动教材不仅力图最大限度地确保选入劳动教育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且极其重视劳动知识与技能的呈现方式，使其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发展顺序。
2.传承劳动文化的着力点
劳动教材承担着传承劳动文化的重任。近年来，伴随信息技术发展，社会中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思想日益蔓延。又因学校、家庭和社会对劳动教育的忽视，致使青少年学生从小缺少系统科学的劳动锻炼，容易导致他们价值观的自我迷失，中华民族自古形成的劳动文化面临重重危机。所幸，劳动教材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该危机。
其一，劳动教材力图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劳动教材不仅只是劳动知识与技能的简单集合，更重要的是能促使学生树立“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价值观和“劳动光荣”的文化自觉意识。其二，劳动教材加速了劳动文化传播。劳动教材内容皆为专家精心选编而成，内容丰富，易被接受。而且劳动教育被纳入学校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劳动教材得到多元化出版，其承载的劳动文化要素随着课本传播到千家万户。其三，劳动教材成为当今研究劳动文化甚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史料。劳动教材收录了古往今来不同地区的劳动风俗风貌，比如刺绣、陶艺、缝纫等，这些内容真实记录了中国劳动文化的发展轨迹，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劳动数据。
3.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的突破点
劳动教材基于自身的综合性、实践性等特性，在推动学生全面发展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具体表现为如下四点：其一，劳动教材促进学生德育发展。劳动教材不断向学生展示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同类之间的关系，学生通过劳动实践能够增强劳动意识、悟发做人做事的道理，树立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价值观，并妥善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劳动过程使学生的品德自觉不自觉、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其二，劳动教材推动智力发育。劳动教材大多是人与自然打交道的内容，它教会学生如何去观察识别、操作执行，这个过程锻炼了学生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创造思维。与此同时，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使用某个器官越发频繁，其在大脑皮质对应的映射面积也会越大，即手脑并用有利于智力的协调发展。劳动教材的内容大都需要学生亲身实践操作，手脑眼体合一、全方位的具体操作有利于左右半脑同时开发，如此一来，学生在掌握劳动技能的同时，智力也得到了相应发展。其三，劳动教材促进体育发展。“生命在于运动”，毋庸赘言，通过劳动可以强身健体。其四，劳动教材利于提高审美水平。马克思早就说过，劳动不仅创造了美的世界，并且“缔造出理解艺术与能够欣赏美、体会美的大众”[2]。学生通过日常劳动实践在美化周边环境的同时，也熏陶了美的情怀，提高了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树立了正确的审美观，进而起到以劳育美的作用。
4.促进民族发展的关键点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劳动者素质关乎国家建设，更是关乎民族复兴的长远大计。”[3]由此可见，民族发展离不开劳动。
一方面，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劳动教材的独特功能在于促使学生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形成“勤劳致富、劳动光荣”的文化自觉意识。所谓“文化自觉”指生活在特定文化中的人对自身文化具有自知之明，能够了解其来历、过程、特色和未来走向[4]。“劳动光荣的文化自觉”意味着人们对劳动在人类发展历史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作用的深刻认知。派纳曾言：“我们是由课程决定的。”[5]而课程实施的主要载体是教科书，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我们是由教科书决定的”。虽然小小的劳动课本不足以直接撬动整个民族的发展，但却是影响民族发展最细小的碎片。它擅长以“润物细无声”温柔、隐蔽的力量潜移默化地深入学生内心，引导着新时代青年重新理解劳动的意义，然后逐渐影响整个民族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整个民族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创新是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基石，劳动教材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人之可贵在于能创造性地思维[6]。创造性思维是民族发展的重要精神源泉，也是这个时代最可贵、最需要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发展水平。劳动教材中的劳动实践可以激发学生的探究意识，使之不受传统方法束缚，从多层次、多角度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二、劳动教材开发的现实藩篱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劳动教育被包含在综合实践活动中，故全国只有部分地区具有该课程或教材。又因缺乏统一的劳动技术课程标准，劳动教材的出版生态较为繁杂，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1.劳动教材的出版概况
劳动教材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即专项型、综合型和专项综合混合型。所谓专项型，就是按劳动技术的各种项目分别编写成单行本，每本是一个专门的学习领域。譬如，湖北省教学研究室在2005年编写的义务教育3~9年级《劳动技术教材》就是专项本，教材根据不同的劳动内容单独成册，每册有不同的学习侧重点[7]。所谓综合型就是在一册教材中综合了不同种类的劳动项目，学习内容凸显综合性。如，黑龙江省的初中《劳动技术》第一册，就有木工技术、刺绣、编织技术等8种劳动技术[8]。所谓专项综合混合型，即专项的劳动技术教材与综合的劳动技术教材的结合。如，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2013年编写的义务教育教科书《劳动技术》，其中3~6年级为综合型，7~9年级则为专项本的劳动技术教材。概言之，这三种类型的教材只是编排体系不同，并无优劣之分。一般来说，小学阶段的劳动教材以综合型或专项综合混合型为主，中学阶段更倾向于专项型。
劳动教材的来源主要分为省级、区县级和校级三种。第一，省级的劳动教材一般指特定一个或者几个省级区域统一使用的教材。如，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套《综合实践活动》教材，该套劳动教材除在本省使用外，河南、青海、贵州、广西、山东等省区也使用。第二，区县级劳动教材一般是地区根据当地经济文化、依据地方课程编写的，满足自身地域需求的地方教材。比如《劳动与生活》一书为玉环县地方课程教科书，该教材依据玉环当地小学课程设置的特点，增加了部分安全、健康等生活常识的内容。第三，校级劳动教材即学校根据本校实际编写的适合学生发展的校本化教材。如，福建省安溪县第八小学结合本土实际编写的劳动校本教材《趣园百草》[9]。除学校自编自用的教材外，所有公开出版发行的教材都要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在一定范围的学校内使用。
劳动教材的编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如教科院或教科所）联合教研员和教师组织编写，这是目前最常见的劳动教材编撰队伍。这类教材一般有充足的经费和专业人员支持，所以质量较有保证，权威性较高，也易于推广。（2）学校组织本校相关老师编写的教材，这类教材一般为校本教材，注重理论与本校实际和地方特色的结合是其主要特色。如，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使用的教材《劳动技术课》结合当地以牡丹城著称的实际，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对校园花木的栽培技术，这样既能锻炼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又能弘扬当地文化。（3）由专家学者牵头编制的劳动教材。这种教材的编者多为专家和教师，典型特征为编制体例较为新颖，但教材研制主要依托课题和项目进行，学术探究味较浓。
2.劳动教材开发的现实不足
劳动教材在开发过程中存在出版数量不足、质量良莠不齐、使用效率不高和教材形式单一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1）劳动教材出版数量不足
总体来看，目前的劳动教材出版数量有限。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新课程改革取消了劳动技术教育学科，没有专门的劳动教研员，只有综合实践活动教研员。专业教师的缺乏致使劳动教材经常为临时班子编写，编写计划性不足。而且，劳动教材地域性强，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和统一的教材评价体系，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出版数量。其二，因片面追求升学率，劳动教育的制度、师资和场地保障薄弱，在实践中存在有劳无教和无用劳动等情形。其三，劳动教材的使用具有不稳定性。因劳动教材不属于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教科书，使用性更容易受地方教育政策或相关领导变动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开发劳动教材的动力。
（2）劳动教材质量良莠不齐
劳动教材开发质量良莠不齐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其一，内容容量、难度较大。譬如，有的教材一册内容就多达十几章，且内容难度较大，在编写体例上也缺乏弹性，容易造成“填鸭式”授课。其二，内容编排方面，于纵向而言，中小学的教材内容缺乏系统性，有的小学和中学的劳动课本内容完全独立，缺乏衔接性；就横向来说，存在与其他学科课程重复或冲突的情况。其三，教材插图科学性有待提高。中高年级教材的插图数量较少，基本以文字解释为主，而且插图质量有待提高，不利于学生从示意图中获取信息。其四，一些劳动教材存在语言规范问题。某些省市的教材使用了一些方言土语，如把粗细的细写成“幼”[10]。
（3）劳动教材使用效率不高
在劳动教材使用效率方面，学校对劳动教材的使用缺乏良好的融合机制：其一，囿于教师队伍短缺，劳动课程通常由各学科教师兼任，多数情况下劳动课堂被作为学生休闲和上课复习其他科目的场所。其二，劳动教材配套资源缺乏，设备不足或老化。尽管近年来各地增加了经费投入，成立了很多综合实践活动室，但又因为缺乏专职教师，致使劳动设备和教材几乎被闲置。其三，应试教育的冲突导致劳动课及其教材“名存实亡”，一些学校不断压缩劳动内容，将劳动课程融合到其他科目，沦落为“劳逸结合的休息课”。更有甚者，认为劳动课程是额外负担，将教材发给学生后任由其处置，劳动教材使用陷入了举步维艰之困境。
（4）劳动教材形式单一
目前市面上出现的劳动教材大都停留在纸质教科书形态，出版社不擅长应用数字技术，教学形式较为单一。然而，信息时代对学习载体的数字化要求愈来愈高，传统的纸质劳动教材仅仅通过文字、插图难以让学生有直观感受，而数字化教科书则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通过视频、图画和声音等元素的有机结合，促进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劳动知识，更直观地学习劳动技术，更形象地传承劳动文化。
三、劳动教材编写的未来走向
劳动教材的开发使用要围绕多样化、专业化、规范化和数字化等来进行提高。
1.单独开设劳动课，促进劳动教材多样化
一方面，单独开设劳动课，重视劳动学科的课程体系建设。厘清劳动教育的新时代内涵、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四育的关系，劳动教材和其他教材的关系是确立劳动独立学科地位的前提。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劳动教育课程方案，明确课程时数和各阶段劳动教育目标，形成上下贯通、前后连贯的劳动教育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完善劳动教育实践机制，保证劳动教育能够切实“落地”。建议将劳动教育渗透于各学科教材和教学中，促使劳动教育的日常化实施。同时搭建劳动教育“F-S-S”（Family-School-Society）合作平台，形成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合力，确保劳动教育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2.组建专业编写队伍，推动劳动教材专业化
一方面，组建结构合理、业务精干的劳动教材出版队伍。劳动教材不仅包含劳动知识，还涉及劳动技能，是多学科内容的综合，单靠教研人员、教师和学者是无法完成编写任务的，更无法确保劳动教材的质量。为此，提高劳动教材编写的准入门槛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提升劳动教师专业素养。教师素质是发挥劳动教材使用价值的关键。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够培养出全面发展的、有文化和有觉悟的劳动者，关键在于教师。”[11]故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劳动教材的功效，提高教材使用率，要培养德才兼备的教师。
3.完善管理制度，确保劳动教材规范化
第一，制定劳动学科课程标准。一般而言，任何教科书的编写都要有“参考标准”，然而遗憾之处在于目前劳动教材的编写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材评价体系。相关教育部门尽快召集专家学者制定其课程标准，鉴于劳动教育自身地域性的特质，劳动学科的课程标准要尽量做到国家的统一性与地方的多样性相结合。第二，成立专门劳动教材管理部门，全面负责教材编写出版工作。尽快出台劳动教材的编审、出版、发行和评价等相关文件，成立劳动教材评价机构。第三，搭建劳动教材交流与研究平台。迄今为止，劳动教材的编写仍在摸索中前进，没有固定的模式，缺乏理论的指导，更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同时，在劳动教材的实际开发使用过程中，各地区和学校往往各行其是，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第四，将劳动教材的使用纳入教师考核体系。为避免出现劳动课口头上重视、行动上忽视的现象，学校要把劳动课教学纳入教师的职评职级考评范围。
4.拓宽形式载体，助推劳动教材数字化
劳动教材数字化是信息时代劳动教材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一，劳动教育作为理论与实践相融的典型学科，对多元化、立体式、数字化劳动教材的要求相对更为迫切。其二，尽管劳动教材中会附加网页或光盘等内容，但目前仍主要依靠纸质教材教学，数字化出版程度偏低，教材出版数字化进程急需加强。当然，劳动教材数字化绝不意味着纸质教材的电子化，而是要实现教学内容、结构和模式等的全面更新。为此，要促进劳动教材的立体化开发，即构建与教材相辅相成的线上教学平台，转枯燥的线下教学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学，这样一则可以满足当今翻转课堂的教学需要，二则可以依据线上教学效果大数据进一步优化教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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