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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出版长效机制的发展策略探析

2021-08-09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
  【作 者】王景霞: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

  【摘 要】红色出版体现了新时代出版人肩负的社会使命与责任担当。本文以21世纪以来红色出版发展概况为着眼点,采用数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论述红色出版的现状,探究新时代红色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构建红色出版长效机制的策略。

  【关键词】红色文化;主题出版;长效机制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红色文化作为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人的精神生活领域越来越占据显要地位,融入主流文化当中。在此背景下,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文化的重要论述,对深入理解红色文化的核心要义,树立文化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挖掘红色出版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土壤根源,丰富红色出版选题策划,把握红色出版的前进方向,打造精品出版物。

  一、红色出版的内涵

  红色文化是红色出版发展必不可少的精神土壤,红色出版是红色文化的传播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的实践出发,立足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复兴、青少年教育等高度,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和情况,客观分析了中国红色文化产生的理论根源、实践基础和文化资源,积极引导与大力提倡“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红色出版正是基于中国革命历史,不断挖掘、整理红色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通过策划开发红色选题、出版红色精品等形式,成为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文化抓手,具有特殊的意识形态宣传属性和教育意义。本文所论述的红色出版,即指以革命历史为题材、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出版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红色出版是与革命运动相伴相生的,其发展历程映射了中国革命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变迁。

  早在建党之前,就有一批革命志士致力于开展革命出版活动,创立了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少年》等报刊。这些革命时期的报刊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重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建党伊始,出版工作即成为革命活动的重点任务。1921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严酷的革命战争年代,红色出版活动一直没有中断过。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到1937年间,我国各个苏区共出版图书524种,报刊231种。抗日战争时期,红色出版物成为维护民族团结、共同抗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这一时期不仅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论持久战》等重要革命文献,还出版了《吕梁英雄传》《小二黑结婚》等描写敌后根据地农村生活和人民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小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从1937年至1949年,沂蒙山、井冈山、延安、大别山等四个革命根据地共建有22家报社、19家出版社、17家印刷厂和近40家新华书店,出版报纸400多种、期刊300多种、图书2500多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是红色文化形成的基础,红色文化则是中国革命的基因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坐标。在新时期,挖掘、整理、出版、传承、解读、弘扬红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只有牢牢抓住文化之根,才能使红色文化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并反作用于红色出版的跨越式前进。

  二、红色出版的发展

  要做好红色出版,首先要抓准“源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成果,都是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作为承载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的重要资源,红色资源蕴涵了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国人民捍卫民族独立、国家尊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体来说,包括遗址踪迹类红色文化资源、建筑与设施类红色文化资源、重要革命历史文物、革命史料等。当前我国红色出版的选题策划,都来自于这些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资源。

  以下,笔者将从精神文化资源开发和物质文化资源开发两方面,对红色出版的发展展开论述。

  1.精神文化资源开发

  红色资源中凝结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浩如烟海的革命人物,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红色精神文化资源,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实践中诞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些在革命战争年代生成的红色精神文化,成为红色出版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在历年公布的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红色精神文化图书频频“出镜”,如《读懂“红船精神”》(红旗出版社)、《信仰的力量——从井冈山到延安》(湖南文艺出版社)、《红色精神》(湖南教育出版社)等。红色精神文化以其特有的魅力,通过润物无声的方式,为人民大众提供着强大的精神动力,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21世纪以来,作为主题出版重要分支的红色出版逐步进入大众视野,方兴未艾,不断涌现出内涵丰富、双效兼优的红色出版物。

  2.物质文化资源开发

  历史的烟云早已消散,但是学校、书院、会议室、标语、武器等历史文物都留存了下来,并得到妥善保护、陈列,建成了陈列馆、博物馆、起义旧址等,成为峥嵘岁月的见证者。这些浸染了历史风云和先辈热血的故居、旧址、遗址、革命文物等红色资源,洋洋大观,不可胜数,站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回望,信手俯拾,都能掬得满手历史的遗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960多万平方千米的广袤的土地上,都植下了红色文化的胚根;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的每一幅历史画卷中,都洒满了红色精神的墨点。

  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革命专题博物馆和纪念馆808家,与近现代重要革命事件和人物有关的可移动文物49万件套;登记革命旧址、遗址共33315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77处;抗战文物共3000多处,长征文物共1600多处。

  近年来,江西、湖南、山西等省区围绕当地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紧抓红色出版选题策划“发力点”,瞄准重要纪念日、重大活动、重大会议等关键时间节点,主动策划出版了一批深入宣传红色文化,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图书,其中不乏文学价值与史料意义兼备的精品,如《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等。2020年,江西教育出版社经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和选题论证,推出了“中国红色文化丛书”,包含革命领袖、革命先辈、革命英雄、革命大事件、革命根据地、革命战争、红色女兵、红色特工等10个系列共100余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忠于历史,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红色故事。这些出版物都呈现出“既有长镜头又有小切口,既接天线又接地气,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特点。[1]

  三、红色出版的特点

  深入研究分析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中心提供的数据可以发现,目前红色出版物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类型:按内容划分,主要有党史、国史、军史、革命史等,如《重整行装再出发——古田会议精神三十七讲》、“红色起点”系列丛书;按形式划分,主要有连环画、红色动漫、有声读物等,如《手绘国史:新中国砥砺奋进的70年》《连环小人书·不惧远征难》;按体裁划分,主要有小说、报告、散文等,如“红色经典系列”丛书等。

  结合近几年的市场表现和数据分析来看,进入快速发展期以来的红色出版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整体特点:

  第一,选题数量趋于稳定。近年来,红色出版旋律越唱越响。纵观近五年公布的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目录,有关红色文化的选题数量平均每年为40—50种,约占选题总数的50%。许多出版社紧紧围绕红色历史题材,把握重要时间节点,策划了《抗战家书》《信仰的力量》《革命者》《建党伟业》等优秀出版物,掀起阵阵“红色出版旋风”。由此可见,一方面,近年来国家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促进了红色出版的守正创新;另一方面,红色出版以其移情志、抒心胸、促和谐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作用,成为推动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引擎”。

  第二,读者年龄层范围不断扩大,由老年读者不断转移向中青年、少儿读者,内容包含党史、军史等传统红色题材,以红色文化培育爱国主义精神。目前国内少儿图书市场上的红色出版物遍地开花,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老少共读红色经典”的阅读趋势。各地也陆续开展了面向青少年的红色阅读活动,如镇江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设立红色主题少儿图书专架,引导青少年阅读红色经典。

  第三,出版理念渐趋大众化。较之发展初期而言,当下的红色出版已不仅仅是文献研究类的资料归集式和陈列式出版,还逐渐深入广大读者群,从“典藏式”出版转变为“精华式”出版。在选题策划方面也有所强化,越来越注重内容创新,在出版物的内涵方面更加深入,在传统的党史读物、严肃文献、红色文学著作等基础上创新形式,着眼于小切口,通过微观视角叙述宏观价值,传承红色基因,让更多年轻受众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

  第四,开发形式从单一走向多元。以传统纸质出版物为源头,通过引入音频、视频等新媒体形式,撬动红色产业链开发。近年来,红色元素嵌入动漫作品和网络游戏等新领域,中国原创动漫异军突起,年青一代设计师以现代的眼光赋予红色题材作品全新的理解,宛如一股“红色旋风”,既“红”又“潮”,令人耳目一新,深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在2019年中国国际漫画节动漫游戏展上展出的漫画《镜诰卿年》,以五四运动为蓝本,讲述中国青年的奋斗史与奉献史,获第16届中国动漫金龙奖最高奖“中国动漫大奖”。此外,除传统形式的动画、漫画外,动漫周边产品、网络游戏等“二次元”衍生品也开始弘扬主旋律,呈现“中国红”。诸如《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等展现中国历史风貌、讴歌爱国主义的红色主题佳作不断增多;红色主题的游戏屡屡刷屏,如腾讯游戏推出的《家国梦》等,得到了网友的广泛好评。[2]

  由此可见,这些多侧面、多角度追溯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记录与解读中国革命伟大进程的红色出版物,不仅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思想价值、文化价值、阅读价值。

  四、红色出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红色题材作品本身的时代化、大众化和个性化是今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但纵观我国红色出版历史,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类型单一、题材重复、形式守旧等问题,在表现性上与青年读者的阅读习惯契合度不高,在与其他艺术手法和融媒体手段的结合方面尚有欠缺。

  1.内容风格严肃有余,难使读者产生共鸣

  当前大部分红色出版物因其内容的特殊性与题材的厚重感,仍以文字讲述为主,写作手法与行文风格庄重有余,活泼不足,难以激起读者的共鸣。尤其是当下信息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使得部分读者对红色读物产生异样的敬畏和挑剔。现在的青少年面对着更多的信息来源,自我选择和判断的意识更强烈,单纯的“说史”难以引发他们的共鸣,而红色出版物的作者大多为党政机关组织和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权威性和话语权兼具,在红色文化方面有着极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学术背景,但对青年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审美情趣却不甚了解,容易产生代沟。近年畅销的红色出版物高屋建瓴,主题鲜明,但在青少年读者市场上却如阳春白雪,曲高和寡,难以激起可观的水花,追根究底,还是由于内容与形式创新不够。因此,红色出版物的挖掘开拓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在铭刻历史的同时,要更加强调观照现实、贴合时代;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要更加强调开阔视野、面向未来;在培养民族自信的同时,要更加强调理性思考、科学探讨。

  2.形式守旧,与时代发展契合度不足

  当前红色出版物大部分都是对经典作品的再版。对此,学界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部分人认为,既然是经典,就不可轻易更改一字一句,以保持原汁原味;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时代潮流奔涌向前,不断变化,那么经典也应该顺时应势大刀阔斧地改编。其实该不该改编,主要还是看作品与当下的社会思想、文化观念以及审美情趣是否契合。去除一部作品的基础语境、基本设定,就意味着除掉了它的灵魂。且目前的红色出版仍以传统的图书为主,与其他艺术手法和融媒体手段的结合有限。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类听书、短视频APP逐渐普及,很多人在不方便“读”书的情况下转而选择“听”书,甚至是将阅读行为转变为观影行为。这些发展新趋势无一不在呼唤红色出版进行形式创新。

  3.百花齐放背景下,同质化问题依然突出

  单就数量而言,我国红色出版发展可谓如火如荼,市场上不断涌现的红色图书令人目不暇接。但大量红色图书出版、备受青睐背后的“同质化”问题却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同一类型且内容替代性强的红色出版物品种重复,且策划手法相似,营销运作方式雷同。目前我国红色出版主要以国家政策为引领,每逢重大历史节点,各地红色选题便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如建党90周年纪念日来临前夕,出版界掀起了红色图书的出版热潮,多个政治理论出版机构纷纷出版了《建党伟业》等党史类著作;各家出版社也策划出版了大量同类型的红色图书。一时间,红色图书出版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当前我国红色图书市场正处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要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出版的同质化问题。

  五、构建红色出版长效机制

  长期以来,红色出版以强劲的势头占据出版市场的部分份额,其中,行政力量对出版发行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市场需求对图书选题的影响也在日益加深。如何利用好政策红利,从选题策划、产品开发到营销发行,构建红色出版长效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当下众多出版单位面临的重要发展问题。

  1.深挖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做好红色出版选题策划

  红色文化资源是红色出版选题策划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要做好红色出版,不仅要着眼于全国优质红色文化资源,还应当立足本土,精耕细作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出版物。

  海南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革命进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其中,“二十三年红旗不倒”“木船打军舰”“红色娘子军”等追求独立解放、誓死卫国、自立自强、人民利益至上的琼崖革命精神是琼崖红色文化资源的核心。据不完全统计,海南现有大小红色资源近500处,其中,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海口市琼山区琼崖工农红军云龙改编旧址、定安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和万宁市六连岭革命遗址等八个革命遗址被列入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总体来看,海南的红色资源数量众多,储量丰富,时间跨度长,内容立体丰富,富有地方革命特色,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海南地区反帝反封建、争取独立民主的革命斗争史,包含会址、革命根据地、名人故居、纪念碑(园)、文物等多种形态,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阶段都有单体示例。

  近年来,笔者所在的出版社大力实施精品出版战略、品牌经营战略,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质量第一,着力做好红色出版工作。聚焦地方特色文化和大众经典出版,先后策划出版了一系列在知识传播、文化积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高品位图书,如《红色使命家书》《琼崖红色故事》《红旗指处——解放海南岛战役70个军事历史地标》《光荣与传承——走访海南革命模范村》等。其中,《琼崖红色故事》丛书为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项目,也是海南省重点出版项目,共9卷。作为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献礼图书,《琼崖红色故事》丛书深入挖掘革命斗争遗址遗迹及文献资料背后的故事,从群众的口口相传中寻找写作依据,积极探索新时代党史研究、存史、宣传、教育的新途径,通过精选收录一系列琼崖革命故事,真实地展现了琼崖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斗争品格,折射出了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反抗侵略、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红色出版归根结底是对红色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整理与发掘。立足本土特色的红色资源,挖掘红色文化选题,对于做好红色出版工作、传承好红色基因具有重要意义。

  2.聚焦系列化开发,打造红色出版产品线

  系列化是出版企业品牌建设的重要途径,已经成为图书“创作—生产—推广—销售”的一种模式,并且伴随配套的宣传形式和促销手段等。出版企业通过紧抓创作与出版两个维度的系列化开发,才能做到品牌化建设,规模愈大则效果愈显。目前国内系列化红色出版如火如荼,并且多套图书突破了该类题材在发行方面固有的阶段性限制,逐渐从畅销书成为常销书。如金一南创作的《苦难辉煌》把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解读,用战略思维、战略意识点评历史,向读者再现了一幅革命先辈们经受磨难、挫折走向辉煌的历史全景画。自初版以来,各种版本的《苦难辉煌》发行量超过了300万册,真正做到了“长盛不衰”。湖南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红色精神》一书,通过生动描述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长征时期、延安时期和西柏坡时期的107个经典红色小故事,深入阐释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凝聚的“四大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该书发行量迅速突破80万册,被原新闻出版总署列入“2010年庆祝建党90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100种重点图书”出版计划,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成为湖湘出版界献礼建党90周年的重要图书之一。

  深入分析近几年红色出版呈现出的集中化、体系化、规模化等特点,出版单位在选题策划上应避免零敲碎打,注重依托本土红色资源精耕细耘,形成主线清晰、多元推进的系列化开发格局,将红色出版作为专项规划,单列管理,并进行专项考核,构建起具有家国情怀、体现主流价值的红色文化出版体系,打造独具特色且与时俱进的红色出版产品线,以特色产品创效益,以拳头产品造影响。此外,红色出版物不仅是文艺创作,也是历史记录,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原则,无论是选题策划、内容设计,还是审校编印,每个环节都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衡量标准。

  3.瞄准融合出版,实现立体式传播

  从“纸与笔”“铅与火”,到“光与电”“数与网”,信息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在推动着出版业的飞跃发展。新技术也使得红色出版物的传播更加迅速、广泛。

  当下,传统出版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案例屡见不鲜。出版单位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提供的便利环境,强化信息过滤和筛选功能,深入分析读者需求,精准定位,提前谋划布局市场;要重视党和国家重大主题活动的时间节点,建立红色文化图书出版时间坐标轴;总体规划红色出版异业整合模块,创造性地应用软营销、电影营销、事件营销等方式,实现出版与电影、电视、动漫、旅游等的深层次融合,打造多形式、多业态、多品类的红色出版项目,实现立体式传播。如《贵州红色文化地图》以中国共产党早期模范代表人物纪念地以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在贵州境内的主要活动路线、著名事件、战斗遗址等为主线,从贵州境内两千多处红色文化遗址、旧址、纪念地中选出140多处极具代表性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用地图的语言和形式,集中展现了革命的光辉历程。这种介于文字和视频之间的表现形式,既实现了形式的创新,又满足了读者的需求。陕西人民出版社与各级各类图书馆、档案馆深入联系合作,历时五年,整理、汇编、出版了大型文献丛书《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将延安时期的珍贵文献档案史料俱囊其中,实现了红色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该丛书入选200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和“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江西高校出版社和新华出版社在出版原创报告文学·视频书《本色英雄张富清》的组稿、书稿加工及市场推广活动中,充分发挥红色图书的赋能效应,有力地配合了党中央部署的“评选时代楷模,弘扬时代精神”的工作大局,该书被评为2019年度“中国好书”。为打响红色文化品牌,上海着手实施“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理论研究传播品牌建设等专项行动,着力建设好、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这些形式创新、内容创优的红色出版融合项目,不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还迎合了当前大众化阅读的趋势,赢得了读者的喜爱。

  4.加强区域间合作,创新出版发展模式

  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红色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推动近代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是各族人民共同拥有和不断增强的中华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和自信心的源泉。红色资源分布的广泛性和区域性也决定了我国红色出版的共性。目前全国各地都设有地方性人民出版社,组织多方力量开展重大集体主题出版项目是近几年出版工作的一大亮点。在人民出版社的牵头与统筹下,基本上每年全国各地人民出版社都会联合组织策划一个重大主题出版选题,且着眼点越来越集中于红色出版方面。2015年,由人民出版社组织策划,各地人民出版社合力打造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过程。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是重大主题之一,各地人民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了“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丛书。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间节点下,各地人民出版社又共同组织策划了“影像中国70年”丛书。

  近几年,笔者所在的出版社积极开展区域间合作,参与了多个全国性重大主题出版项目。其中,为弘扬革命老区精神,组织编写了《全国革命老区县发展史丛书·海南卷》,充分展现海南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在“琼崖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历史进程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和牺牲,讲好“山不藏人,人藏人”的老区故事,内容贴近海南革命老区实际,集中体现了各市县革命老区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融会了海南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发奋图强、积极创新所取得的伟大成果。

  强化区域间合作,对于扩大红色出版物影响力、提高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开展区域间合作是出版社重塑核心竞争力、创新出版发展模式的途径之一,应当在资源整合、市场调研、科学定位等方面搭建起“走出去”战略平台,积极构建跨省份、跨地区的区域合作模式。

  六、结语

  出版物价值的实现与提升,关键在于读者。经得起市场和读者检验的红色出版物,必定是题材贴近生活、内容推陈出新且质量优良、容易激起认同感的精品。弘扬红色文化,打造红色出版精品,回应读者需求,是出版者的责任与使命。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断推向纵深,红色出版越来越成为主题出版的强音,在建立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总体而言,红色出版长效机制构建的策略研究不仅具有长远和重大的社会意义,而且富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有利于出版者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出版导向,策划出与时代同频共振、同向共进的优秀出版物。

  参考文献:

  [1]郑丽珠.红色主题图书出版的策略分析——以江西人民出版社红色主题图书为例[J].党史文苑,2017(11):71-72.

  [2]史青星.红色出版:长盛不衰的掘金地——兼谈周期、类型、创新与国际化[J].出版广角,2011(9):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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