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汪沛：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摘 要】编辑学术交往是编辑的基本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关涉编辑角色定位和身份认同，体现对话关系，遵循互动逻辑，指向主体间性。当下学术期刊编辑的学术交往呈现失语困境、刻板印象和技术焦虑的缺场表征。学术研究的开放性、研究范式的多样性和身份认同的迫切性是编辑学术交往出场的主要逻辑。编辑应强化学术交往的在场自觉，主动回归学术共同体和编辑出版共同体，将创新与应变作为编辑学术交往的逻辑起点，将求同与立异作为重要原则，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作为根本遵循，推动学术交往行稳致远。
【关键词】学术期刊；学术交往；学术生成；技术焦虑；交往理性
编辑素养是编辑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学界既有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对编辑素养讨论的时空环境已经由传统媒体时代向媒体深度融合的智媒时代跃迁。万变不离其宗，学术期刊“以内容为王”的内核没有也不应当改变，学术期刊编辑以学术为业的角色定位和身份认同理应得到澄明和彰显。
英国学者比彻指出，学术研究最根本的就是交流[1]。没有交往就没有交流。以学术建构和学术传播为主业的学术期刊编辑，须臾离不开学术交往，学术交往理应成为编辑的基本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对中国知网的检索发现，目前国内学界对编辑学术交往的关注却付之阙如，本文主要以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为例，展开粗浅讨论。
一、编辑学术交往的缺场表征
“人与人的交往是双方（我与你）的对话与敞亮。”[2]从话语生产和知识生成的角度而言，学术交往重在建构“对话—理解”[3]的过程，彰显“主体间性”的互动特征。编辑活动与学术交往具有内在契合性，从编辑活动全过程和编辑个人成长来看，学术交往贯穿始终：编辑的选题策划和组约稿件需深度融入学术圈，与学术名家、学术新人主动交流，学术交往是获取优质选题和优秀稿源的重要来源；编辑审稿、编稿、改稿，与作者围绕学术问题展开深度对话，编辑要善于从学术层面提出精准到位的审稿意见，学术交往是提高学术质量和编校水平的重要方式；编辑学术身份的彰显，更是需要编辑主动“走出去”，广泛参加编辑培训和各种学术会议，与学术出版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深度互联，直接进入科学研究的现场，学术交往是提升学术素养和编校水平的重要载体。从狭义上说，编辑的学术交往包含了与学术期刊的受众群体（作者和读者）的交往，融汇于选题策划、组稿约稿、审稿编稿等编辑活动的全过程；广义而论，编辑的学术交往泛指与学术界或学术共同体的学术交流，是提升编辑学术素养、建构编辑学术身份的必由之路。其体现对话关系，遵循互动逻辑，指向主体间性。然而，编辑学术交往的应然愿景与实然走向并非同向同行，呈现缺场的表征。
1.编辑学术交往的失语困境
在学术期刊话语生产和知识生成的链条上，一些学术期刊编辑目前的角色较为尴尬。为了强化学术把关，不少学术期刊引入同行评议机制，其审稿主要由编委会组织，或由专门的审稿专家负责，由外审专家对论文的学术质量把关，编辑给出初审意见；为了防范学术不端，不少学术期刊引入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编辑在“入口”把关，担任“质检员”，由检测系统出具检测报告，以直观的“复制比”“引用比”呈现检测结果；对整本期刊或单篇论文的学术评价，学界和业界引入文献计量学的方法，让数据说话，消弭对所谓评价标准、评价方法、评价尺度的认知歧异，编辑则很难左右。在这样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之下，编辑所做的主要是编辑加工经过“三审”之后的论文，编辑的角色往往窄化为“校对”，编辑与作者、读者的交往主要围绕编校展开，按照国家的规范文件、编校标准、编辑要求等方面展开对话，而更高端的学术交往则处于相对缺位的状态，受编辑学术背景、学缘结构、学术视野的制约，编辑的学术交往陷入某种程度的“说不上话”“说不了话”乃至“说不对话”的失语困境。由此，在一些学者的眼中，编辑与学术的关联性不强，编辑的学术身份被遮蔽，其在学术共同体中逐渐被边缘化。
2.编辑学术交往的刻板印象
编辑的学术交往是以学术为媒介，以互动为特征，兼具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一些学术期刊的受众正是从向编辑咨询学术选题、论文写作之类的问题开始，进一步延伸、扩展、升华至人际交往、情感交往的更深层次，即“深度卷入”和“共情体验”。其对学术期刊黏性的提升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令人遗憾的是，处于象牙塔里的一些学术期刊编辑对学术交往存在“不务正业”的刻板印象，存有观念误区。他们认为，学术期刊从根本上应遵循“内容为王”，编辑的素养提升主要靠苦练“内功”；学术交往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不可反客为主，对学术交往所具备的深层意义缺乏明确认知。编辑主观上不愿意将更多精力投入学术交往之中。
当然，更多的编辑感受到了外界的变化，认识到“两耳不闻窗外事”是行不通的，他们走出编辑部，走向人际交往和学术交往的宽广场域。当下，编辑的素养提升已纳入编辑继续教育培训的范畴，有了明确的课时要求（每年90学时），编辑继续教育培训还是重要的学术交往平台，其对编辑素养的提升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然而，编辑继续教育培训的主要偏好仍主要聚焦编辑的编校基本功训练，对编辑规范的培训事无巨细，而学术的“干货”则相对稀缺，存在着“重业务，轻学术”[4]的问题。从学科发展的逻辑来看，我国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和专业建设比较薄弱，提供的学理支撑不够，编辑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存在不足，以至于编辑培训这一本来应与学术深度融合的学术社群活动，鲜少论及编辑所依托的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构和话语体系建设，对这一学科应具备的问题意识、概念体系、逻辑架构等重要问题的探讨较为薄弱，对于编辑学术视野、学术训练、学术提高的作用比较有限，编辑的学科归属感和学术获得感不强，未能充分以学术发声，学术的“味道”不足，编辑的学术交往缺乏坚实的学科支撑和学理支持，如同浮萍一般，给人以“无所依托”的刻板印象。
3.编辑学术交往的技术焦虑
笔者所论及的技术焦虑，其语境主要是两个维度：一是部分编辑存在路径依赖，不习惯乃至不屑于使用技术力量，做“麦田里的守望者”，可能被技术所淘汰；二是部分编辑过度依赖技术，可能被技术所反噬，智媒时代的技术手段或演变成“异己”的因素。这两个方面都极有可能引发“技术焦虑”的症候。
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一些“老编”仍然坚持传统，依靠书信、电话和面对面交流，搭建学术交往的桥梁；一些学术期刊还专门开辟“编读互动”“学术交锋”“学术争鸣”专栏，为学术交往提供宽广平台。传统的交往方式固然有利于开展更人性化和更具人文关怀的和谐、有效、灵动的学术交往，效果往往比一些“小编”以博取“点击率”获得关注更好。但应当指出，当下不少学者更习惯于在虚拟的网络学术社群生存、交往、发声，若对此持观望态度甚至排斥，也就很难与学者建构良性互动的对话关系。
当下，智媒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数据检索、学术不端检测、稿件筛选、智能编校、编读交流等诸多方面，为编辑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数据挖掘、虚拟现实等技术使得媒体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智媒不是万能之媒，技术虽然改变受众的信息接收体验，但不会改变编辑学术交往的基本逻辑和主要面向。编辑的学术交往不仅要关注形而下的生活世界，也应着眼形而上的理性追寻，关注价值、体现价值的追求，反思人之存在的状态，追问存在的终极意义[5]。从编辑出版场域言之，编辑若只看到智媒技术对所谓受众体验和交流互动的满足，而忽视对人文精神的反思与批判，一味迎合受众，其学术交往会被技术反噬，导致其编辑的作品陷入肤浅化、平面化、娱乐化的窠臼，这样的做法显然是短视和不可持续的。
二、编辑学术交往的出场逻辑
出场学叙事和出场学研究视域原本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术语，近年来，“出场”“在场”等和出场学相关的符号、话语已经被学界普遍使用，其意义所指已溢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畴[6]。“出场”回答的主要是理论或实践问题的自洽性、必要性、合理性，编辑的学术交往有其内在的出场逻辑。
1.学术研究的开放性
学术研究是开放的系统，这就要求学术研究在整体性和开放性视域的观照下，既能够适应智媒时代学术研究资源获取开放性、便捷性的技术要求，又善于学习借鉴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学术成果，包容开放，实现“创造性的综合和综合中的创造”[7]，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表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按照“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讲自己”的逻辑进路和实践理路，为世界贡献独特的中国学术智慧、学术方案。
与学者尽可能地致力学术产出不同，编辑要做的是尽量将优质的学术选题遴选和呈现出来，缩短学术成果从“生产线”到“供应链”的距离，提升优秀学术成果的“显示度”“新鲜度”。那么，学术研究的优质选题从哪里来？显然，只能靠编辑主动地“寻找”和“跟踪”，选题策划要突出学术性、专业性、引领性、在场性、预判性，精准筛选学术信息，把握前沿、热点选题，创新“思想供给”[8]，建构面向学术供给侧、以问题为导向的选题策划机制，聚集优质智力资源，鼓励、组织和引领学术创新，着力贡献中国智慧、阐释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主动贡献有深厚学术底蕴的优秀研究成果。智媒时代，不出门知天下事是可能的，足不出户，“坐等”选题主动上门则是不现实的，编辑必须将学术交往作为获取优质选题的主要方式，主动“走出去”，进入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第一“现场”，做学术信息的搜集和发布者，获取学术灵感，抢夺优质学术成果的“首发权”。
如果说学术理论研究的原点是“问题导向”，那么“问题”本身是不分学科、开放和包罗万象的。编辑在组约稿件、设置栏目时，要以开放的学术视野、开阔的学术胸襟打破学科界限和专业壁垒，克服路径依赖，提倡交叉研究，进行多学科、多维度、多层次的理论阐释。毫无疑问，编辑开放的学术视野主要靠深入和持续的学术交往才能获得。
2.研究范式的多样性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paradigm）的概念，打开了人们理解科学史和科技哲学的新视角，也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方法论启示。库恩将“范式”作为科学共同体的模型和范例，寻求科学研究的谜题解答，并将之与具体明确的“学科基质”相对应[9]。范式还与学者直接相连，库恩指出：“一个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而不是一个学科领域。”[10]在社会分工和学术分工越来越精细的当下，“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都要遵循学科发展的规律，强调研究的异质性、丰富性，明晰学科的问题域和兴趣点；不同学者也都有独特的学术表达，追求个性的学术风格，呈现不同的学术风貌。这些都构成了学术研究范式的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不仅是一种应然的理论图式，更是一种实然的实践图景。仅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目前主要有九种研究范式，即教科书范式、原理范式、哲学史范式、文本学范式、对话范式、反思的问题学范式、中国化范式、部门哲学范式和出场学范式[11]。编辑作为学术期刊的学术把关人，当然不可能精通不同学科的所有范式，但正如很多学者所讨论的那样，编辑应该向着“杂家”的方向努力，博览群书，博观约取，一专多能。以编辑自身的学科背景或编辑出版学科为原点，打破学科思维和思维定式，偏向于学术信息的学习和获取，保持对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史、学术史的好奇心和浓厚兴趣，了解学科发展的基础、前沿和热点问题，找准学术方位，尽量减少知识盲点，为基于问题导向的学术交往提供可以对话交流的学术基点。编辑了解的也许不一定有厚重的学术深度，但一定要有宽广的学术广度，为学术交流、学术共鸣创设条件。编辑要打有准备之仗，丰富知识储备，在面对学术交往场域的若干选题、观点、专有术语或表述时，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完全不知所云、不明所以，暴露理论准备不足和“本领恐慌”的短板。编辑要以常态化的学术交往为基础，深度融入学术圈或学术共同体，在与学术界的深度对话中，为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赋能，提供研究对象的新鲜“原材料”，注入研究主题的“源头活水”，提倡研究方法的“视域融合”，倡议学术交流的“包容互鉴”，将学术交往的议题纳入学术研究的议程，以“议程设置”[12]的思路，潜移默化引导社会舆论，实现研究范式的多样性。
3.身份认同的迫切性
身份焦虑是编辑学理论研究和编辑同仁热议的话题，之所以常说常新、连绵不绝，盖因学界和业界对此存在认知歧异，一些学者简单地将编辑与“文字工作”相连，仍将编辑视为“为人做嫁衣”、站在学者身后的“幕后英雄”，与学术无涉。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讲演中，将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13]，视之为“理智化的过程”[14]。学术期刊编辑也是一种学术职业，其学术身份却屡遭质疑甚至嘲讽，编辑自身也感到困惑和纠结，编辑应该如何建构稳定的身份认同？实际上，无论是学界将编辑定位为“学术经纪人”[15]“学术把关人”[16]或“学科专家”[17]，还是倡导构建面向作者和读者的“学术共生”[18]关系，无不是以学术为关键词的。应当明确，学术身份才是学术期刊编辑的“第一身份”。编辑与用户（读者和作者）的交往只有以学术为媒介，以学术为话题，对话才能更有深度、力度和温度。与学者平行，才能当好编辑。编辑善于从学术层面提出到位的审稿和修改意见，用户才能心悦诚服地改稿，二者方能建立更稳固的学术联结。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根本，这是编辑身份认同的题中之义和逻辑必然，也是坚守编辑职业底气、职业底蕴、职业意识的内在要求。从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更迫切的实践要求来看，编辑还要通过学术交往正式回归和融入学术共同体、出版共同体，主动归队，自觉入位，依托一定的学术机构和组织机制，找准位置，精准定位，抱团取暖，建构和坚定编辑的职业定位、身份认同，不断凝聚共识，维护和发展共同体成员间的信任和契约关系[19]，回归编辑的“常识”[20]，防范化解“内卷化”的困境，及时破圈，主动突围，实现编辑学术身份的“自我确证”，建设编辑的学术家园，理直气壮地以学者身份“出场”。
编辑的学术交往与学术身份认同存在耦合关系，编辑只有置身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场域，以学术交往彰显学术身份，以学术身份从事学术交往，才能促进二者的协同并进、并行不悖。离开编辑的学术交往，空谈编辑的学术身份，无异于缘木求鱼，不得要领；离开编辑的学术身份，奢谈编辑的学术交往，只能是水中捞月，隔靴搔痒。
三、编辑学术交往的在场自觉
在明确编辑学术交往的缺场表征和出场逻辑后，编辑应强化学术交往的在场自觉，将“立场自觉上升为理论自觉，从方法自觉转向范式自觉”[21]。
1.创新与应变：编辑学术交往的逻辑起点
《现代汉语词典》将“学术”定义为“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22]。学术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学术创新意指学术研究要创造出新的东西：或发明出新范式和新方法，或孕育出新思想和新见解，或发掘出新材料和新证据，一言以蔽之曰——创造新知”[23]。应遵循承继、差异、排他这一逻辑理路展开并达至科学研究的创新目的。[24]
我国当下学术研究“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有高原，缺高峰”的尴尬局面，折射的不仅是中国学术话语构建的困境，也反映了我国学术创新的某种乏力。必须高扬创新精神，以主动“变”应“万变”，这是编辑学术交往的逻辑起点。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应该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编辑的学术交往要根据学术期刊的办刊实践，形成合理的知识产品，创新理论思维和学术研究，以解决社会实践问题为主旨，实现对现实生活世界问题的“在场”超越[25]。编辑的学术交往要立足“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用深厚的学术情怀、敏锐的问题意识、深沉的人文关怀关注现实问题和中国命题，以学术期刊为平台，以学术交往为载体，将一流的学术成果遴选、加工、发表、传播出去，提升与国际学术研究直接对话的能力，助推原创性成果涌现和创新型人才成长，真正以创新回应时代呼唤，以应变解决现实问题。
2.求同与立异：编辑学术交往的重要原则
学术期刊编辑的把关者角色已是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共识。“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各种媒体（包括传统媒体、新型媒体及数字出版物）上的内容最终都是经过不同编辑把关处理后才公开发表、问之于世的，编辑实际上把持或主宰着我们绝大多数精神产品、文化产品乃至文化建设的话语权”[26]。学术期刊编辑的把关过程，不仅是建构话语权，同时也是开展学术交往的主要方式。在这一过程中，编辑需要注意“求同”与“立异”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求同”与“立异”应当保持必要的张力，有机统一。“同”指的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审美法则、学术旨趣，确保“学术产品”的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异”则是指编辑要遵守职业伦理，尊重学者的自由学术表达，保留作者的思想原貌，追求学术研究的个性化、差异化，切忌包办代替、画蛇添足。“求同”是引领受众的学术阅读需求，创设学术情境，寻求学术共识，产生学术共鸣；“立异”则是追求学术的异质化、多元化表达，避免“千刊一面”“整齐划一”的同质化。
“对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虽然讲究‘文责自负’，但作为‘把关人’，编辑有责任把好质量关，守好门。”[27]智媒时代，“编辑工作长期处在高强度、高风险的状态中，稍有疏漏便会造成产品瑕疵，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28]。在此背景下，编辑单打独斗、独立承担风险、独立担当“学术把关人”是不现实的，必须深度融入学术圈，以学术交往为载体，引进“外援”，建立审稿专家库，遴选优秀的审稿专家，助力学术把关。我国不少学术期刊已引入双向匿名审稿制度，由两名以上的审稿专家评议学术质量，对学术质量的评判本就是难以一致的，不同审稿专家对同一篇论文的学术评判都可能意见相左、大异其趣。这就要求编辑在与审稿专家的学术交往中，要学会质疑和批判，发扬学术斗争精神，增强学术欣赏力、学术鉴别力、学术判断力，善于分析和整合专家意见，求同存异，作出负责任、有底气的学术判断，而不能对专家意见不加分析地照单全收。
在编辑与用户的学术交往中，智媒时代学术期刊的网站和“两微一端”平台得到了广泛应用，拉近了学术期刊与用户的距离。然而，一味依靠算法推荐和大数据分析是不可取的，编辑对学术期刊用户的“学术推送”很容易造成所谓的“信息茧房”，在同质化、单一化、重复和冗余学术信息的密集轰炸下，长此以往，用户的体验将会变得十分不友好。因此，学术期刊的网站和“两微一端”绝不是纸媒信息的“搬运工”，更不能是纸媒信息的电子版再现，将纸媒的信息简单和机械地复制、粘贴，而应同样坚持“三审三校”制度，强化学术加工，追求学术品质，优化学术供给，进行精细化加工、精准化推送、个性化服务，重视用户的需求与体验，强化“学术运营”[29]，坚持求同立异原则，既照顾用户一般和普遍的学术需求，又满足学者差异和独特的个性要求。
3.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编辑学术交往的根本遵循
学术交往当然不是浅层和单向度的“你说我听”“你问我答”，更非僵硬、机械的程式化交往，交往主体“自说自话”。在知识获取碎片化、学术阅读浅层化、学术联结“原子化”的当下，更应发挥学术交往所具备的整合、凝聚、服务学者的功能，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构建以学术为联结、以情感为纽带、以深度对话为特征的学术共同体。
正如上文所述，编辑的学术交往理应成为编辑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根本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编辑的学术交往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必须提高学术站位，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结合起来，这是编辑学术交往的根本遵循。
认知学术成长的机理。编辑的学术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合力”成就的结果，有其内在机理。编辑闭门造车和期刊封闭办刊一样是不可想象的，编辑学术视野的拓宽、学术涵养的提升要靠学术交流、深度融入学术圈才能达成。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和各种诱惑，学术期刊编辑要做到心“静”和身“动”的统一，既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又要做到身“动”，将学术交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勤于和作者联动，勇于和同行走动，善于和读者互动”[30]。
把握学术生成的机制。学术生成与学术交流直接正相关，学术交流能够激发学术灵感，获得有益的学术启发，学术观点的碰撞和争鸣是学术研究的“催化剂”。我国一些一流社科期刊的编辑早就已经走出书斋，眼睛“盯”的是前沿、热点选题，长期“钉”在高端学术会议的现场，与学术名家、学术新人直接对话，与之深度互联。从学术生成的角度而言，编辑理应成为学术交流活动的召集方、组织者和主持人，以学术期刊为平台，增强学术敏感性和学术敏锐力，围绕学术议题，举办学术沙龙，召开学术圆桌会议，着力组稿约稿，一方面可以直接为学术期刊培养稳定的学术群体，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将学术交往的讨论成果转化为学术期刊的发表成果。
遵循学术交往的理性。哈贝马斯指出：“交往理性在主体间的理解与相互承认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约束的力量。同时，它又明确了一种普遍的共同生活方式。”[31]编辑的学术交往呼唤学术交往理性的建构，增强交往效果。应以交互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为基础，进一步关注彼此的学术需要、情感调适，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突破工具思维的藩篱，超越功利主义的桎梏，彼此信赖，形成交往理性的长效机制；要倡导理解沟通，面对学术分歧，编辑应坚持以对话协商消弭认知差异，形成平等、温情、理性、和谐的对话情境，和而不同，和合相生，推动学术交往行稳致远。
四、结语
智媒时代，编辑要将学术交往作为基本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将之融汇于编辑活动全过程，主动与学术界深度对话，建立深度互联的双向互动关系，成为编辑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编辑要从学术交往的失语困境、刻板印象和技术焦虑的状态中走出来；从学术研究的开放性、研究范式的多样性和身份认同的迫切性等方面认知编辑学术交往的出场逻辑；不断强化学术交往的在场自觉，主动回归学术共同体，融入编辑出版共同体，以创新与应变为逻辑起点，以求同与立异为重要原则，以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为根本遵循，建立交往理性，推动学术交往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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