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周国清、胡戈特：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为人作嫁”隐喻并逐步构建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编辑价值取向：面向社会的服务意识，隐匿创造的智慧输出，贴心实意的情感忠诚，甘为人梯的职业取向，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计名利的无我奉献。而随着编辑环境急剧变化，编辑手段现代化挑战编辑主体的价值追求，出版发展产业化考量编辑主体的“为他”意识，载体形式多样化呼唤编辑主体新的职业素养，编辑职业大众化冲击主体角色认同，受众需求多元化检验编辑主体自我适应性。在此多元变革语境下，编辑主体必须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规律，深入认识"为人作嫁"的现代价值，不断提升自我能力，持续彰显职业精神，用心拓展作为领域，广泛挖掘创意空间，在现实编辑活动中激活新效能，实现新超越。
【关键词】编辑主体；为人作嫁；编辑精神；编辑活动；编辑学
“为人作嫁”是编辑学的老话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拓展内涵，注入话语活力，延展意义空间，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出版物作为文化产品、出版是内容产业的编辑活动特点和编辑主体的精神向度。它以“嫁”为喻，把为他人服务作为重要内容，凝练了传统编辑活动所蕴含的一种价值取向，简洁明了、形象生动地表征出作为精神文化生产活动的编辑劳动的一个内在特征，为新的媒介语境与产业化背景下的编辑活动提供精神价值方面的启示。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历史渊源、内在意蕴、现实变化与赋能等方面对其予以分析，探寻“为人作嫁”的编辑学意义及其现实启示。
一、“为人作嫁”的编辑学隐喻及其研究取向
（一）“为人作嫁”引入编辑学
唐代诗人秦韬玉的《贫女》一诗，通过未嫁贫女在特定时空中的独白，抒写其身世之艰、内心之苦。贫女出身蓬门，“未识绮罗香”，却有“风流高格调”和十指神针之技艺，品格、手艺不凡，长年累月压线刺绣，“为他人作嫁衣裳”，是一个纯洁、朴实、有操守与能力而又怀才不遇、忧郁神伤的女子形象。诗歌写贫女自伤，实写贫士不遇。作嫁衣与作编辑有区别，但也具内在关联，作嫁衣为装扮新娘子，“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作编辑则始终为作者、读者服务，因此“为人作嫁”就成了编辑劳动及其特点的代名词。以“贫女”隐喻编辑形象，以“为人作嫁”意指编辑职业特征，但长期以来似带一种刻板印象，那就是编辑从事的是重复劳动，是坐冷板凳式的工作，没有创造性；默默无闻、讲究奉献、不图回报，不求物质利益、不讲经济效益，枉自辛劳，甚至略带贬义。贫女夸指巧而不斗眉长，自抱高世之格，自成曲调之美，具内美修能、超凡脱俗的孤高情调，却郁郁不得志，能力与本领得不到表现。究其实，贫女十指神针的刺绣功夫，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编辑劳动过程中所需要的精细、精心和精到的匠人精神。以发展的眼光来看，编辑职业经历了一个社会化过程，不同时代环境下均打上一定的经济文化烙印，传统编辑活动中的编辑主体与出版产业化环境下的编辑形象，其价值取向、目标追求和心态情感、工作方式等有很大区别，“为人作嫁”词义变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传统编辑活动的一种精神蕴涵，而在产业化、技术化等带来的多元变革语境下，编辑行为也急功近利，因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内容质量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下强调编校质量、严格内容标准、强调编辑把关、加强审读检查等，正是呼唤传统编辑精神回归的现实注脚。
至于“为人作嫁”具体何时用于形容编辑工作，笔者暂无以考证其源头。周恩来1916年任《敬业》杂志主编时所作的《送蓬仙兄返里有感》诗中有“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之句，可见很早就用“为人作嫁”形容编辑工作了。编辑与刺绣、裁缝确实多有相似之处，人们对两者也始终摆脱不了涂涂改改、缝缝补补的固有印象，赞美与掌声都留给新娘与作者，裁缝与编辑在“为人作嫁”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难为人知。实际上，“为人作嫁”是对其工作状态与性质的概括，其具体过程隐藏着匠人默默奉献的思想与创意，并在持之以恒的劳动中凝练成一种精神。
（二）作嫁衣与作编辑
如何才能作好一件嫁衣？熟悉对象—量体裁衣—加工布料—缝制成品，看似一个简单的劳动过程，实则要求裁缝有精深的匠人修养，必须“眼到”“手到”，更要“脑到”“心到”，心灵手巧，全身心投入。所谓“眼到”是指裁缝对新娘子体型身段、外观形象与心性气质等特征的细致观察，表现在编辑活动中就是编辑主体对作者文稿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审视过程。“手到”则意味着裁缝必须有高超的缝制手艺，并依乎对象特点与要求、缝制规则与技巧，动脑子思考制作过程，将服装设计理念转化为美丽的嫁衣成品。编辑面对宛若璞玉般亟待打磨的文稿时，须动手操刀，加工修改，完善优化，要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和案头功夫。所谓“脑到”则要求裁缝对嫁衣成品的全貌首先在脑海中有个总体印象，形成设计蓝图和制作理念。编辑在出版物的选题策划阶段就应对其成书外观、受众群体、市场价值等有一个基本判断。“心到”则更是区分裁缝手艺高低的分水岭，高明的裁缝会不断打磨和改进设计理念、布料选取、缝制方式等各方细节，在长期的实践中归纳“缝法”，总结经验。优秀的编辑亦须对作者选题内容、写作风格，读者阅读偏好等了然于胸，对出版宗旨与定位有深刻认识，在与作者及其文稿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提升技能。把原材料加工成实用美观的衣服，缝纫师傅在了解“新娘子”身材体型和喜好兴趣的基础上，需心中装着整件衣服的图案，熟悉缝制的方法与工艺，对不同布料的材质、颜色、图案等特点进行比较与设计，满足“他人”需求，力争最佳效果。这也是一个调查了解与创意的过程。裁缝师傅为别人作衣服，装扮新娘子，增添人间美色，带给他人美的享受，自己却不留姓名，编辑与之一样，辛勤付出，默默无闻地对社会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发生影响。
（三）编辑“为人作嫁”的研究取向
20世纪80年代编辑学研究兴起以来，编辑“为人作嫁”这一话题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对其内涵的认识不断加深。较早对编辑“为人作嫁”予以研究的是朱文显与邓星盈，他们从考察编辑主客体关系出发，提出“压金线”并不应该“苦恨”，“为人作嫁”则是事实，这种“为人作嫁”的特性对从业者的思想水平和道德准则都有一定要求［1］，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编辑活动的本质特征，为编辑“为人作嫁”的社会价值正名。“为人作嫁”不是一个简单的操作程序，而是基于其与编辑自身素养的关系，对“作嫁者”这一劳动主体有较高要求。只有在提高编辑自身素质和稿件质量的同时，才能充分体现出“为人作嫁”的真正价值［2］。因此，作一名合格的“作嫁者”并非易事，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较强的业务能力、高度认真负责的敬业品格和无私奉献的精神［3］，亦可从中发现编辑活动的主体创造性。有研究者则从本义、比喻义、引申义三个层次对“为人作嫁”予以解读：本义指为出嫁人作嫁衣，比喻义指编辑审理、编排他人成果的工作，引申义指编辑进行社会精神文化产品再创造的实践活动，并认为其比喻义反映了编辑活动的基本特征，引申义揭示了编辑活动的本质特征［4］。这是对编辑活动实质的一种分析，突出了“为人作嫁”与编辑活动本质之间的关系，从而给“为人作嫁”正名。也有研究者认为，编辑“为人作嫁”是指有一定能力但因受某些条件限制而无法向人展示自己能力的职业，编辑工作的创造性之特殊之处就是“为人作嫁”，若编辑挥笔自己创作，其工作性质便转变为学者或作家而不再是编辑［5］，从编辑活动性质与功能定位阐明了“为人作嫁”的创造性特征。
同时，编辑“为人作嫁”的“人”是“他人”，体现了编辑活动的“利他”价值取向。这个“人”应是大写的人类文明的“人”，编辑“为人作嫁”无上光荣［6］。从编辑活动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来看，作为编辑“为人作嫁”服务对象的“他者”，正好凸显了编辑主体的劳动价值和精神境界。有研究者就作了这样的阐述：编辑全心全意为作者、读者服务，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应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及合理的物质报酬，不应永远只是“无名英雄”，编辑行业亦应有自己的编辑明星［7］；要在“为人作嫁”过程中正确处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提高编辑的社会地位；编辑“为人作嫁”的同时也装扮了自己，只是这种自我装扮带有被动性、不自觉性，是编辑工作自身性质使然［8］，这也从另一侧面体现出编辑活动“为人作嫁”的客观价值。
“为人作嫁”作为具有特定语意的用词，是从一个侧面对编辑活动的比喻，并非其全部，但包含编辑活动的道德价值与精神内涵。将“为人作嫁”四字完全与编辑工作等同具有认识上的局限性，编辑“为人作嫁”只是一种道德肯定与精神慰藉，并非编辑工作作为社会劳动的客观价值［9］。从编辑劳动的依附性与中介性特点来看，尽管编辑为书刊付出了艰苦劳动，但不能也不应当取代作者，“为人作嫁”是一个称职编辑应当具有的精神境界［10］。任何职业，不仅仅是编辑，都有一种“为他”性质，只不过编辑的“为他”性质比较突出。“为人作嫁”不仅是编辑应尽的责任，而且是编辑应有的基本素质，编辑是一种“寂寞”的工作，只有耐得住寂寞，具有默默奉献精神才能胜任，没有“为人作嫁”的品质与精神是不可能成为合格编辑的［11］。实际上这对编辑的“作嫁”提出了更高要求。
综而观之，对“为人作嫁”的研究明晰了其内涵，看到了其所具有的精神价值，也触及其与编辑活动本质、功能的内在关系。但“为人作嫁”并非消极被动，编辑要作好“为人作嫁”的本职工作，也应在编辑活动中充分发挥主体性与创造性。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编辑生产力与编辑生产关系的要素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编辑“为人作嫁”的观念也随之被赋予了更多新的内涵。因此，在“为人作嫁”与编辑主体创造性的关系、编辑“为人作嫁”的新内涵等问题上，值得进一步研究。只有将“为人作嫁”置于现代编辑活动语境与精神文化生产系统中予以审视，透析其与编辑活动功能、本质的内在逻辑运动，才能看到其凝聚的编辑精神、内含的编辑学意义。
二、“为人作嫁”蕴含的编辑价值取向
“为人作嫁”是编辑服务作者与读者，履行精神文化产品生产职责，实现人生价值、职业理想的重要方式，蕴含着一种编辑精神。
（一）面向社会的服务意识
编辑活动本身具有服务性特征，必须服务作者与文稿，服务读者与社会。编辑为作者提供其初级精神产品生产中所需的各种物质支持及精神激励，并以自身的专业素养完善和提升文稿价值，使其成为适于传播的社会精神文化产品。读者、受众是编辑的主要服务对象，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为其提供编辑含量极高的精神文化产品，是编辑活动的最终目的。编辑还通过生产优秀出版物以传递信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提升国民精神素养，润物无声地推进社会精神文化发展。
（二）隐匿创造的智慧输出
尽管编辑活动的创造性具有间接性与隐匿性，但贯穿于所有媒介产品生产过程的始终；尽管读者和社会看到的是署作者名的有意义的出版载体，但其孕育、生产和传播的过程，无法离开编辑的智慧输出。编辑与作者的合作，是一个精神交往过程；编辑对文稿的策划、审定和加工处理，是一个价值决策与创意注入的过程；编辑听取读者的信息反馈，并从中吸取营养不断完善产品，是一个自我反刍与思维再造的过程……凡此种种，编辑劳动均于无形无声中体现了其立足“他者”的创造性特征。作家蒋子龙曾将作者与编辑的关系比喻为“锤头”与“锤把儿”、“水泥”与“水泥里的钢筋”，人们能看到的只有“锤头”与“水泥”，殊不知“锤把儿”与“钢筋”亦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编辑正是以这样一种间接、隐匿的方式贡献思想与智慧，默默“为人作嫁”。
（三）贴心实意的情感忠诚
编辑有很多作者与读者朋友，连接他们的纽带是基于“他者”立场的情感交流，为作者着想，替读者考虑，以贴心实意的情感忠诚赢得作者支持，形成以读者为中心的市场注意力。笔者曾阐述过“作者至上，读者第一，编辑主体不断自我超越”的编辑观，即是说编辑主体的自我发展和提升，就是建立在与作者、读者的情感交流与思想碰撞基础之上。编辑拿到作者的文稿，首先感受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与作者的接触中建立起志同道合、平等交往的同志式关系；若其文稿能得到最优化传播，取得良好的效益，则编辑会发自内心感到喜悦。编辑心甘情愿为人作嫁衣，既是对其职业的热爱，也是基于对作者、读者的情感忠诚，体现了编辑主体独有的精神境界。
（四）甘为人梯的职业取向
编辑的职业性质决定了其只能通过加工优化作者文稿的方式实现个人价值，“为人作嫁”亦是“为己理妆”［12］。作者提供的文稿是编辑活动得以开展的首要前提，编辑在与作者的交往过程中对其稿件进行加工、优化与完善，使其由个人精神产品转化为适于传播的社会文化产品；编辑通过对稿件的审读和筛选发掘有潜力的作者，通过提出建议或亲身示范等方式提升作者的水平，通过稿件修改、写作指导和有针对性的信息添加等方式培养、扶持青年作者，默默奉献，甘为人梯。
（五）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编辑加工产品如同裁缝缝制衣物一般，须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出版物的生产如同艺术品的创作，须有精妙的设计、缜密的思维、完美的布局，方能生产成功的产品，获得一种精神层面的满足与成就感。不管是编辑过程的哪个环节，何种形式的出版物，编辑主体均需耐心、细心、专心，以绣花的精致与独运的匠心沉潜其中，在对编辑诀窍与艺术的追求中进入精神之化境。
（六）不计名利的无我奉献
编辑为之付出劳动的出版产品，最后署作者名，这就好比作嫁衣，经过千辛万苦作好嫁衣，却穿在别人的身上，人们不知道“作人嫁衣”的是谁［13］。这是“为人作嫁”在编辑学意义上的解释，即编辑主体为已有的他人作品尽心尽力，作品取得良好效益后自己隐身幕后，不为人知。人们之所以用“为人作嫁”形容编辑，正因其呕心沥血地为“新娘子”作者编织了漂亮的嫁衣后却无人能识，而编辑不会计较名利回报上的巨大差异，在为作者、读者和社会服务的无我奉献之中实现人生价值。
三、多元变革语境对编辑主体价值取向的挑战
随着编辑环境急剧变化，从编辑主体到客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编辑手段的现代化、编辑主体角色的大众化、编辑客体范围的扩大、出版业发展的产业化，使旧有的编辑秩序从外部到内部、从局部到整体、从环节到过程，都出现了新变。而在这一多元变革语境下，编辑“为人作嫁”也发生了不同向度的偏转。
（一）编辑手段现代化挑战编辑主体的价值追求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推动编辑技术的历史性变革。互联网检索技术提升了信息采集效率，大数据分析提升了选题策划精准度，机器校对减轻了编辑人员重复性劳动负担，即时通信工具实现了编辑与作者实时互动。新媒体技术的便利性、即时性、交互性提高了编辑把关效率、提供了编辑把关精准定位、拓展了编辑把关渠道［14］。编辑手段的现代化推动了编辑活动的变化发展，但也存在编辑主体意识缺位、易于为技术左右甚至控制的潜在风险，导致工具取向替代价值取向，社会服务的精神取向减弱，而过分强调技术优先。因而面对技术革新，编辑主体“为人作嫁”就更需具有正确的价值追求。
（二）出版发展产业化考量编辑主体的“为他”意识
出版业经历“转企改制”的根本性改革，商品化、产业化、规模化特征日渐明显。激烈的市场竞争带来巨大生存压力，出版单位过度重视经济评价，编辑受到影响，追求自我价值实现，集体意识、协同意识淡化，导致编辑角色移位［15］。经济效益考验编辑的奉献意识和工匠精神，价值规律与市场规则左右编辑理性，编辑的心态变化了，不是沉下来精心打磨内容，以慢工细活出精品力作，而是“浮起来”搞市场，片面追求高效，甚至不再为“人”作嫁而是为“己”理妆，急功近利之下，难坐冷板凳，忽视出版物质量，责任感和职业意识下降。因而面对出版产业化发展的环境，编辑主体“为人作嫁”更应让“利他”成为自觉的文化行为。
（三）载体形式多样化呼唤编辑主体新的职业素养
现代出版工作可概括为编辑、制作、发行、管理等环节，信息存储与传播技术飞速发展，出版物载体形式更加丰富多样。出版物载体形式的多样化使其流程发生变化，“为人作嫁”的外延进一步扩大，内涵也更具现代出版想象力，对编辑职业素养与技能的要求更全更高也更精准，“作嫁”的匠人精神将是其永恒追求。
（四）编辑职业大众化冲击主体角色认同
数字传播时代，网络媒体特别是自媒体的发达，技术赋能导致传播模式剧变，信息由单向传播模式转变为双向、多向传播模式。读者、受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的崛起改善了传统媒体的信息来源，提高了其生产、传播效率，也剧烈冲击着传统编辑把关人的专业地位［16］。智能出版的来临，使编辑活动贯穿大众的日常生活，贯通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编辑活动的外延扩大，编辑职业角色大众化，编辑由以往的“职业编辑”转为“公民编辑”，其社会化范围扩大，社会辐射面增加，服务对象拓展，劳动也更具社会普适性，过去维系生存与交往的主体意识以及通过共同的意义空间和普遍价值取向建立起来的身份认同开始改变，作为精神文化生产者的编辑主体不得不重新认识自我并进行话语新构，以适应社会对编辑职业的重塑。
（五）受众需求多元化检验编辑主体自我适应性
大众传播环境下，因年龄、性别、职业、文化背景、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受众呈现广泛性与复杂性、自主性和选择性的特点［17］，年轻群体与中老年群体对新媒体的接受程度截然不同；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对出版物的选择差异巨大；男性与女性对出版物外观设计的重视程度亦区别明显。编辑不得不勉力提升专业素养，全力应对多元化的受众需求，否则“为人作嫁”精神将“变淡”甚至“变色”“变质”［18］。出版物的受众群体本就复杂多样，呈现多、散、匿、杂、变等特点，而在新的媒介环境、社会语境和阅读状态下，受众既有聚合的群体与社交特征，分层分圈，形成基本同向的读者群与读者层，但更有分化而鲜明的个体特质，其对出版物的选择、对信息内容的判断和接受方式的使用等，均受个人需要、动机、目的的支配，要求编辑主体在聚与散、分与合的辩证决策中主动适应受众的变化特别是其多元需求。
四、在现实编辑活动中激活编辑主体新效能
任何编辑活动均建立于作者文稿基础之上，“为人作嫁”并非被动无为，而是编辑活动的职业特征，是对编辑主体从职业素养到精神品质的一种要求，是实现编辑活动创造性的生动表征。现代编辑活动赋予“为人作嫁”新内涵，对编辑主体提出了新要求，呼唤基于传统编辑语境的“为人作嫁”精神的回归，要求编辑主体在多元变革语境下树立匠人精神，更能安心于本职、细心于文稿、精心于高质量。因此，在新的出版语境与传播场域下，为出版物质量把关，为作者、读者、社会服务的“为人作嫁”精神不仅不能淡忘，而且更应在其不断被赋予的现代内涵中激活新效能。
（一）深入认识“为人作嫁”的现代价值
现代传播环境下，编辑活动范围扩大，社会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要求更高、质量检测更严，编辑职业重要性日益凸显。编辑主体应正确认识本职工作在社会分工中的主体地位，在把关稿件、优化文稿、传播文化等方面坚守本位，在挖掘优秀作者、创造优秀出版物、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等方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全心服务作者，乐于奉献社会，以“绣花”“作嫁衣”的匠人精神打造精品力作。
（二）不断提升“为人作嫁”的自我能力
现代编辑活动对编辑主体自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多元变革语境挑战编辑主体的综合素养，编辑主体应摈弃被动等待的消极心态，主动进取，与时俱进，积极学习“为人作嫁”的技能技术，学习现代化编辑手段，形成现代化编辑思维，修炼现代化编辑技巧。编辑“为人作嫁”装扮了“新娘”，形成具有社会效益的精神文化产品，成就作者，服务读者；同时完善了自己，在“年年压金线”的劳动中超越和提升自我，推进文化发展繁荣，回馈社会。
（三）持续彰显“为人作嫁”的职业精神
新的编辑语境下外部客观环境与编辑主体职业双重巨变，特别是“智能媒体时代信息的海量性与编辑人员精力的有限性构成一对矛盾，不断挤压编辑人员内容把关的空间，不可避免地造成一部分编辑的职业倦怠”［19］。编辑应自觉肩负文化责任，担当社会使命，自信职业认同，坚持编辑职业道德，坚守编辑标准，发掘、培养优秀作者，引导、教育读者受众，传播优秀文化成果，弘扬社会正气，彰显“为人作嫁”的职业精神。
（四）用心拓展“为人作嫁”的作为领域
编辑活动的逻辑起点在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驱力，在于受众的社会文化需求。编辑活动的依托前提是作者及其创作的初级精神文化产品。而社会生活、自然规律、人自身的奥秘，正是作者及其创作的丰富源泉和不竭动力，为编辑作为提供了广阔天地。随着编辑工作内容的丰富和活动领域的扩大，编辑岗位分工越来越细化深入，编辑主体不仅要为作者及读者服务，满足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且要为社会服务，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
（五）广泛挖掘“为人作嫁”的创意空间
互联网技术、搜索引擎技术和信息移动终端技术等新技术的出现使受众成为当前编辑活动的主导因素［20］。现代编辑活动中，工作内容复杂化，把握选题价值、预测客户群体、满足读者需求、设计策划方案、运筹编辑技艺、锤炼编辑方法愈发重要。虽然依旧“隐身幕后”，但编辑活动已不是简单的劳作，早已升级为基于客户需求的宏观布局与创意投入，具有无限无极的创意空间和无穷无尽的想象力，编辑主体应在“为人作嫁”中注入编辑含量，激活自身创造力，张扬如何“为人作嫁”的主体倾向。
注释：
[1]朱文显,邓星盈.编辑学概论.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10-12.
[2]李凤艳.也谈“为人作嫁”//新闻笔谈.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172-177.
[3]云耒.“为人作嫁”者说.记者摇篮,2000(4).
[4]王志刚.给“为人作嫁”正名.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
[5]杨新援.为人作嫁“考”:谈编辑工作创造性之特殊性.全国新书目,2006(7).
[6]郭墨兰.“为人作嫁”与人类文明//山东省出版科学论文选:第3辑.济南:明天出版社,1992.
[7]戴兵.走出观念的误区:编辑为人作嫁新探.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4).
[8]常廷文.为人作嫁与装扮自己.编辑之友,2002(6).
[9]戴心平.“为人作嫁”与实现自我价值:编辑工作功利观浅谈.新闻通讯,1994(9).
[10]丛林.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1983—2003.济南:齐鲁书社,2004:117-122.
[11]严结娥.“为人作嫁”有何不好.出版广角,2005(8).
[12]陈贤仲.为人作嫁与为己理妆.出版科学,2000(1).
[13]何先义.现代应用编辑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16-17.
[14]周国清,唐永亮.新媒体环境下的编辑把关论.中国编辑,2019(10).
[15]胡梅娜.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角色的再认识.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5).
[16]王斌,赵甍源.社交媒体对新闻编辑职业角色的重构.中国编辑,2021(1).
[17]邵益文,周蔚华.普通编辑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91-192.
[18]陈阳凤.对编辑工作中几个传统观念的重新认定.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5).
[19]夏德元,刘博.智能媒体时代编辑角色重构与编辑素养新内涵.中国编辑,2020(10).
[20]于得溢.全媒体视域下媒体融合与编辑关系革新.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