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高杨文：北京印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无论是在自身建设还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发展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出版成就，将中国共产党出版的历史贡献概括为：建党的“中心”、党建的“工具”、革命的“灯塔”、斗争的“武器”、文化的“高地”。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红色出版；党史学习教育；出版经验
出版事业是无产阶级政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从早期组织开始就高度重视出版事业的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根据地、解放区，而且在国统区、沦陷区甚至境外，创办了许多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出版物，这些出版机构和出版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出版成就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经过早期组织探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逐步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出版体系，在根据地、解放区得以大力发展，在国统区、沦陷区和境外得以有效拓展，形成以红色出版为主体、以“灰色出版”和“伪装出版”为补充的出版格局。
（一）早期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的几个早期组织中，上海早期组织通过改组、创办、指导三种方式，出版了《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机器工人》《友世画报》《伙友》六种刊物，创建了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新时代丛书社、又新印刷所四个机构，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陈独秀撰写的《政治主义谈》等图书。北京、武汉、济南早期组织分别创办了《劳动音》《武汉星期评论》《济南劳动周刊》，广州早期组织创办了《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劳动者》。虽然早期组织的报刊出版时间普遍不长、期数普遍不多，图书出版品种和数量均不多，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工人运动的发展等方面都作出了特殊贡献，成为党的出版事业发展的源头活水。
（二）体系初成
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党中央创办了《新青年》《向导》《前锋》《热血日报》《妇女周报》等公开刊物，《中国共产党党报》《中央通讯》等内部刊物；创建了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长江书店、国华印刷所、长江印刷厂、宏源纸行等机构，出版了“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向导丛书”等丛书，包括《马克思主义浅说》《工钱劳动与资本》《列宁传》《俄国革命纪实》等图书。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也创办了部分报刊，如中共北方区委、广东区委、湖北区委、江西区委党支部分别创办了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人民周刊》《群众》《红灯》；创建了长沙文化书社、南昌文化书社、广州国光书店、长江印刷厂等机构，出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及其策略》《中国民族运动与劳动阶级》等图书。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构建了公开读物与内部读物相结合的报刊出版体系，编辑、印刷、发行齐备的图书出版体系，而且构建了由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和中央出版部组成的出版管理体系，以及从中央到支部的纵向出版组织体系，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的出版都是在这些体系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的。
（三）大力发展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解放区大力发展出版事业，虽然由于国民党围剿、日军扫荡、自然灾害、出版物资紧缺等不得不“游击出版”，但是根据地、解放区的红色出版无论是出版物的数量还是品种乃至影响，都较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了很大提升，而且全面抗战时期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较全面抗战时期也都有很大提升。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各革命根据地，创办了以《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东江红旗》等为代表的报刊；创建了以闽西列宁书局、红旗出版社、毛铭新印刷所为代表的出版机构；出版了“苏维埃丛书”“红旗丛书”“红色战士丛书”“工农小丛书”等丛书，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浅说》《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中国苏维埃的政权》《工农三字经》等图书。在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出版了《战士》《红炉》《前进报》等报刊，以及《步兵战斗条令》《告全体红军战士书》《告工农劳苦群众书》《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等小册子。另外，《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国的西北角》《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等与长征有关的主题图书也先后出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出版，无论是报刊品种还是图书品种都较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各苏区共出版了报刊291种，书籍、小册子695种，合计986种［1］。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创办了以《解放日报》《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晋察冀画报》等为代表的报刊；创建了以解放社、江南社、江淮出版社、山东文化出版社、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等为代表的出版机构；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通俗社会科学丛书”“文艺丛书”等丛书，以及《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毛泽东选集》《整风文献》等图书。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相比，全面抗战时期出版物的品种和发行量又有了大幅增长，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图书600余种，华北新华书店总店仅1945年就出版图书124种、发行近60万册［2］。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以陕甘宁边区、华北解放区为中心的各解放区，创办了以《人民日报》《东北日报》《晋绥日报》《新华文摘》等为代表的报刊；创建了以红星出版社、华北联合出版社、鲁迅文化出版社、东北书店、光华书店等为代表的出版机构；出版了“干部必读”“大众文库”等丛书，以及《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革命圣地延安》《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图书，这一时期出版物总体的品种和发行量都较全面抗战时期有所增加。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解放区的出版，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等诸多门类，其中政治、军事、文学类读物最多，政治读物中除党报党刊外，又以毛泽东思想方面的图书最有影响，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在延安出版后，各根据地、解放区都会翻印、再版。据统计，1938—1949年各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先后出版发行的《论持久战》有53个版本，《论新阶段》有40个版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有150个版本，《新民主主义论》有180个版本［3］。
（四）有效拓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沦陷区、香港地区以及巴黎、旧金山等地，也积极开展出版活动，有效拓展了党的出版地域和读者覆盖面，不仅让国际社会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为应对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日伪政府的文化奴役，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沦陷区主要采取“灰色出版”“伪装出版”的方式。中共中央曾在1928年两次发布通告，对创办“灰色刊物”提出“尽可能利用我们领导的灰色团体拿钱来办”［4］，“不能登载党的文件或论文中露出与党有组织关联的话”［5］等要求，不仅封面、书名、出版者而且包括内文标题也要进行伪装。
在国统区，中共中央及其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等党组织，以北京、重庆、武汉为中心，创办了以《布尔塞维克》《北方红旗》《新华日报》《群众》《文萃》《解放》等为代表的报刊；创建了北方人民出版社、扬子江出版社、时代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出版了“抗战丛书”“救亡小丛书”“战时通俗读物”等丛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资本论》《红色中国的挑战》等图书。在沦陷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上海租界形成“孤岛”，中共江苏省委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创办了《每日译报》《导报》《国际夜报》等报刊；创建了复社、北社等出版机构；依托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生活书店、上海华美出版公司，出版了《西行漫记》《鲁迅全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等图书。在香港地区，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华商报》《正报》《中国文摘》；创建了新民主出版社、生活书店、南国书店；出版了“解放区丛书”“新中国百科小丛书”“新知识丛书”等丛书，以及《解放区的土地政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怎样求得新知识》等图书。此外，中共旅欧支部在巴黎创办了《少年》《赤光》，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创办了《救国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巴黎发起并创办了《全民月刊》。
虽然国统区、沦陷区的政治环境十分恶劣，但是中国共产党依然创造了诸多出版奇迹。例如，上海“孤岛”时期出版的《鲁迅全集》，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赞到，“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6］。范长江撰写的《中国西北角》，在1936年8月到1937年6月的10个月时间里，共印刷了8次，《大公报》刊发的广告称“此书销行之速为空前未有”“此书销行之广，为空前所未有”［7］，两个“空前未有”充分说明了该书在读者中的影响之深远。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出版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出版不仅成就非凡，而且历史贡献重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建党的“中心”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出版机构，不仅是建党的思想中心，而且是建党的活动中心，各地早期党组织的建党活动都是以机关刊物编辑部为主要阵地，其中《新青年》编辑部最具代表性。上海是建党的中心，而《新青年》编辑部成为了建党中心的“中心”。
《新青年》编辑部是建党的思想中心，出版的刊物有《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伙友》，出版的图书有《社会主义史》《到自由之路》《阶级争斗》等。早期党组织以这些出版物为载体，宣传马克思主义、探讨建党基本问题、指导工人运动，不仅为党的建立做好了思想准备，而且做好了阶级力量的储备，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新青年》编辑部是建党的活动中心，不仅编辑出版书刊，而且是筹备建党的主要活动地点。除《新青年》编辑部外，上海的群益书店、《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站、社会主义研究会、新时代丛书社通信处等与出版有关的场所，在建党的过程中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党建的“工具”
红色出版通过发挥理论宣传、信息沟通等优势，在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工具之一。以党报为例，中共中央于1931年先后发布了《改用党报方式加强党对实际工作的指导》《关于加强党报领导作用的决议》两个文件，提出“以党报的社论为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的分析与策略的指导”［8］，各级党部负责人“给党报担任做文章，实是他的实际工作中的有机一部分，与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9］等要求，足以体现党报在党自身建设中的重要性。
在政治建设方面，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前锋》《布尔塞维克》《红旗》《红色中华》《解放日报》，以及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在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寻求和平民主道路等事关政治方向、政治路线的重大决策，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思想建设方面，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新青年》《群众》《解放》，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解放社、新华书店等出版机构出版的“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向导丛书”“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干部必读”等，以及《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领袖人物文选，成为党员干部提升思想认识水平、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学习材料。在组织建设方面，党中央创办的《中国共产党党报》《中央政治通讯》《党的生活》《共产党人》等内部报刊，通过刊发中央文件、领导人指示、地方工作报告、工作经验介绍等方面的材料，成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纵向沟通、地方与地方之间横向交流的重要工具。上海书店、秋阳书店、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也在组织联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作风建设方面，不仅出版过《整顿党的作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整顿三风文献》等整顿党的作风的文献，而且《红色中华》《斗争》《青年实话》《红色湘赣》等报刊都开设过各类专栏，通过刊发党内不良行为、作风、倾向的批评文章，积极倡导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加强作风建设的一种有效方式。
（三）革命的“灯塔”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在根据地、解放区像灯塔一样，不仅为民众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而且成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红色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北洋军阀、国民党、日伪政府三种政权的统治下，由于反动政权采取白色恐怖、推行出版统制和文化奴役，党在国统区、沦陷区出版发行的出版物，亦成为照亮身处黑暗中广大民众的明灯，不仅宣传了党的立场，介绍了红色政权的发展情况，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而且使民众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方向、道路、力量等基本问题的阐述，主要通过报刊、图书等出版物进行广泛传播。报刊方面，以《向导》《布尔塞维克》《红色中华》《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中央机关刊物为主，如《向导》刊发蔡和森的《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今年五一之广东农民运动》等文章，提出国共合作“要朝着国民革命的正轨走去”，建立“农民运动之武装”等主张，代表了建党初期党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布尔塞维克》刊发瞿秋白的《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策略》，蔡和森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郑超麟的《中国革命目前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等文章，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领导者等基本问题，代表了大革命前后党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图书方面，以毛泽东的著作为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阐述了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阐述了党在全面抗战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阐述了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路线、纲领和政策。广大民众正是通过阅读党的出版物，看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希望。
（四）斗争的“武器”
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红色出版物成为党与敌人进行斗争的重要武器。尤其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以出版为代表的“笔杆子”，不仅是思想文化战线斗争的武器，而且是军事战线不可或缺的重要斗争武器。毛泽东曾赞誉《新华日报》是八路军、新四军以外的“另一方面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作为斗争武器，主要通过宣传党的主张、报道斗争形势、动员民众革命、营造社会舆论、揭露敌人丑恶等方式来发挥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报刊大力宣传“扩红运动”，动员广大民众参军、支援前线，为红军反围剿取得胜利提供强大支持；全面抗战时期，为了瓦解日军，削弱其战斗意识和战斗能力，中国共产党创办了《觉醒》《日军之友》等日文刊物，专门开展对敌宣传，激发日军士兵思乡、厌战、悲观情绪；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日报》成为毛泽东指挥战斗的重要武器，他以《蒋傅匪妄图突击石家庄，我军严阵以待决予歼灭》《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紧急动员一切力量准备迎击匪军进扰，不使敢于冒险的匪徒一兵一卒跑回老巢》等文章，助力摧毁国民党偷袭石家庄的计划。除报刊外，各级党组织还根据不同时期斗争的需要，出版了大量主题图书，如全面抗战时期出版的“反对帝国主义丛书”“救亡文丛”“黑白丛书战时特刊”以及《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西行漫记》等抗战题材的图书，在激发根据地民众斗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文化的“高地”
土地革命战争以前，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党逐步将瑞金、延安等落后地区建设成红色文化中心。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敌人已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10］在红色文化中心，报纸、期刊、图书是民众获得知识和信息最为重要的途径，民间文艺活动得到很大发展。在根据地、解放区，党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始终把人民群众的需要放在首位，出版了大量适合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群体读者阅读的读物。出版物数量多、品种十分丰富，不仅有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著作和政治类读物，而且有面向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图书，更有大量面向识字不多、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民众的文化普及类出版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部分出版物颇具开创性意义，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列主义著作的第一种中译本，《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毛泽东选集》等领袖著作的第一种选集本。此外，部分出版物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文艺图书，一些出版物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史诗级作品，如《红军长征记》《鲁迅全集》等。另外，中国共产党出版的部分报刊在中国报刊史上也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如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刊物《向导》等。这些出版物不仅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的出版实践，而且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在中国出版史的地位。
注释：
[1]叶再生.出版史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36.
[2]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97-698.
[3]赵生明.新中国出版发行事业的摇篮:延安时期新华书店史略.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7:44.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570.
[5]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39.
[6]鲁迅全集:第二十卷.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1938:651.
[7]蓝鸿文.范长江记者生涯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183-184.
[8]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70.
[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76.
[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