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慧：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朱陶：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为了探究编辑素养提升，基于中宣部加强对图书出版单位进行社会效益考评的背景，在分析编辑素养基本概念及内涵、编辑素养对出版物影响的基础上，探讨编辑素养提升的路径：提高政治站位、筑牢质量意识、强化策划能力、注重创新实践、落实配套措施，以实现编辑与出版单位创新可持续发展，进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关键词】社会效益考评；编辑素养；提升路径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我国出版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自从被明确提出后，该原则几乎出现在所有与出版相关的政策文件中，也已成为我国出版行业的共识，但由于评价考核细则的缺位，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存在过程简单化、结果模糊化的倾向。2018年底印发的《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1]（下文简称《办法》）明确指出，将从出版质量、文化和社会影响、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等四个方面对图书出版单位进行严格的社会效益考评。《办法》不仅为图书出版单位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宏观上的指导，而且从实施细则上为出版单位提供了详细的量化指标，是全面考评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的指导意见，为出版单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2]。
实现出版单位的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编辑。编辑在整个图书出版过程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从微观上说充当的是每本具体图书编校质量、内容导向的把关人角色，从宏观上说充当的是筑就坚固出版大厦的建设者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编辑必须深入学习并且把握《办法》，从《办法》的具体内容、考核指标中敏锐感知其具体指向，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和能力，进而自觉地承担起出版人肩负的“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不断繁荣发展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
1 编辑素养基本概念及内涵
所谓素养，指人们平日里的修养，主要是通过个人体验，例如参加社会活动、接受各种教育而形成的。编辑素养，则指编辑人员通过理论学习和业务实践等方式获得并形成的特殊行业素质，是编辑人员必须具备的。图书是传播知识、传载文化、传承文明的精神产品，编辑作为人们精神食粮的生产者、把关人，必须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健康的思想素质、深厚的文化素质和良好的职业素质，其中职业素质又包括编校能力、策划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编辑应该具备的职业素养[3]。
2 编辑素养对出版物的影响
培根曾把书籍比作思想的航船，那么图书编辑就是这艘航船的舵手，他们需要把握航行方向，确保沿着正确的航线行驶，进而达到理想的彼岸。编辑能否扮演好舵手这个角色，素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编辑素养对图书质量的影响举足轻重。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图书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以来，我国出版事业进入迅猛发展的阶段，编辑队伍急速发展壮大，但是，由于自身意识、单位培养等方面没有跟上，编辑素养整体上来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部分图书编辑过于追求经济利润，淡化甚至忽视社会效益，对选题和内容不加严格筛选，“捡到篮子都是菜”，也没有严格执行图书出版的三审三校、印前质检等制度，因此导致的出版负面典型不在少数。例如，因政治意识不强、质量把关不严等原因，内容质量有问题的《我们丫丫吧》《平安经》等得以出版并流向市场，但是很快责任编辑、相关责任人、出版社均受到严肃查处，甚至被撤销出版资格；因编校水平不高、责任意识不强等原因，图书编校质量不断下降，差错率不断上升，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署）进行的图书质量抽检中，每年都有几十种不合格图书，涉及几十家出版单位，甚至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大牌、老牌出版社赫然在列。这些负面案例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十分恶劣的，编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自身素质与能力局限暴露无遗。当然也有很多编辑注重能力培养与素养提升，进而取得良好成绩的正面典型。例如，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自研究生学习阶段开始就参与《全清词》的整理编纂，至今时间跨度长达15年，不弃不馁、精益求精，无论是为个人还是出版社都争取到了很多荣誉，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由上可以看出，只有处于出版工作核心地位的编辑不断提高素养，注重知识积累与能力培养，把图书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益作为自觉追求，才能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务实的行动坚守出版，牢牢把握《办法》强调的“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至高准则，进而实现编辑自身与出版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3 编辑素养提升的路径
编辑素养包含政治素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职业素质，职业素质又包含编校能力、策划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等。根据新时代对编辑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形势下编辑素养对出版物的影响以及编辑在工作中显露的实际问题，下文主要以《办法》为导向，结合《办法》中的具体内容，重点从政治素质、编校能力、策划能力、创新能力四个方面分析编辑素养提升，并具体分析出版单位应该采取的支撑与。
3.1 提高政治站位
《办法》中处于考评首位的指标是出版物内容质量，分值为42分，凸显了图书内容质量的极端重要性。出版物的生命线是政治导向，必须坚持正确的导向，避免政治性差错，政治导向一旦出现问题，就触碰了“红线”，出版单位在社会效益考评中将被“一票否决”，不仅年度考核结果直接被判为不合格，而且将受到通报批评、削减出版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的处罚。
我国图书出版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的改革发展具有深刻影响，从根本上说，它是对人们进行文化自信培养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阵地，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我国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性质决定编辑必须懂政治、讲政治，必须注重良好政治素养的培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追求政治站位的不断提高，坚定地、毫不动摇地讲政治、讲导向、讲大局，旗帜鲜明地把好政治导向关。编辑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此来指导选题策划、审稿、编辑加工等。编辑还可以通过定期召开政治思想交流会等形式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素养，以满足人民不断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图书内容原创性不断提高作为自己的始终追求，自觉做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追求并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
3.2 筑牢质量意识
出版质量是图书的生命线，《办法》的4个一级考核指标中，位居第一的是占总分50%的出版质量，其中包含内容质量（42分）和编校印装质量（8分）2个二级指标，充分显现了图书质量的重要程度。除前所述的二级指标内容质量外，二级指标编校印装质量明确指出图书被抽查出编校印装质量不合格每种扣2分，一年被查出等于或者多于3种不合格的扣8分。图书具有双重属性，是物质产品更是精神产品，具有传播知识、传承文明、推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重要义。图书中的任何差错都有可能向读者传递错误的信息，产生误导，进而使图书价值大打折扣，甚至成为社会“毒瘤”。正如中国编辑学会原常务副会长邵益文所说，出版物不讲质量，等于是一堆废纸，一点用处都没有。
优秀的图书质量是出版单位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无论图书市场、出版行业发生怎样的变化，出版单位和编辑都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筑牢质量意识，坚持质量第一。《办法》中列出的有关出版质量的多项考核指标，实际上是对编辑必须牢固树立质量忧患意识的强调，要求编辑时刻绷紧质量意识这根弦，因为质量是出版的根基和底线。编辑筑牢质量意识，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全面掌握出版相关法律法规，如《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出版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编辑要吃准吃透文件内容，在其规定的框架范围内从事图书出版活动，确保图书内容质量符合出版规定。二是要不断提高编校能力。扎实的语言文字能力是编辑过硬业务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编辑的专业特长与优势，所以编辑要全面学习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提升自己在语法、修辞、逻辑等方面的造诣，在生活中注重广泛涉猎知识和信息，并且秉持执着较真的态度，滨弃“差不多”“怕麻烦”的思想，细致缜密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全力以赴消灭书稿中的差错，为读者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三是要参与图书出版全流程。编辑要凭借对图书内容较为熟悉的优势，参与到装帧设计与印刷制作的过程中，避免粗制滥造图书流向市场，全面提高图书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3.3 强化策划能力
我国图书年出版量增长迅猛，1973年约1.5万种，2017年增长至近50万种，虽然有数量也有稿源，但是缺少质量和高峰[4]，图书跟风出版、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这与出版单位编辑选题策划能力普遍不高有着直接联系，因为编辑是图书选题的主要提出者、执行者和实现者，编辑选题策划能力的高低决定了图书产品的优劣。《办法》中的诸多指标均指向了编辑拥有优秀选题策划能力对出版单位的重要意义。从评分标准中可以看到，一级指标文化和社会影响占23分，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占15分，合计占总分值的38%，凸显了优质图书选题对出版单位的重要意义。选题平庸的图书不仅对读者不负责任，浪费读者的时间精力，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占用图书生产全流程人员的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导致品牌的模糊，因为每一本平庸图书的出现都会给出版社品牌造成一次伤害[5]。因此，编辑要充分认识到选题是出版的源头和基础，杜绝劣质和平庸选题，聚焦优质资源，不断提高自身选题策划能力。
一要植根于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先进社会主义文化，正确认识并且辩证把握，积极策划具有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的优质选题[6]。图书入选重大出版规划项目，或者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或者获得三大奖和行业奖项等被作为考核加分项写进《办法》，为编辑策划选题指明了方向。编辑必须迎难而上，认真研究国家各类重大出版规划指南和图书评奖评优办法，如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丝路书香工程规划项目、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发掘适合自身出版能力的优秀选题。编辑还要聚焦可输出版权、实物，开拓自己的国际视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既具有民族特色又符合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内容，策划优秀选题，力争提高国际影响力。
二要立足于自身专业背景，着眼于长远发展，策划有规模、有特色的系列选题。《办法》将出版单位的产品结构是否合理、有没有成规模和特色的品牌产品板块、有没有制定体现专业特色的中长期选题规划等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编辑应该抓住该指标，准确梳理和定位自己的出版方向，在策划系列选题方面多花功夫。图书编辑，尤其是年轻编辑，大多是硕士或者博士，有专业背景和知识储备，通过坚持不断地学习和密切关注专业发展动态，可与作者就专业知识和热点问题交流与探讨，进而策划并推出成规模的系列图书，凸显专业特色，逐渐构建自己的和出版单位的品牌产品板块[7]。
3.4 注重创新实践
变是万事万物永恒的真理。在多变的背景下，出版业与各种业态一样，无论是行业还是主体人员编辑的可持续进步，都离不开创新实践，这一点《办法》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办法》明确指出，考评指标中的出版物包括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和新媒体出版产品，鼓励积极推动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化，是对传统出版单位注重融合发展的方向引导，更是对编辑创新实践的充分肯定。
一方面，由于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出版蓬勃发展，图书编辑的工作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编辑流程和编辑人员的细化、出版单位内部结构的调整等。编辑必须高度重视、融合大势，将传统出版的优势，即高质量的图书内容，通过互联网技术的优势，创造性地呈现到新的物质形态上，不仅能够扩大优质内容的覆盖范围，而且能够使出版融合加速驶入快车道，为常规性和突发性出版工作储备力量，打开出版工作新天地。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出版社因时因势、守正创新，积极、主动拥抱“互联网+”，利用电子书、有声读物、相关数字产品等，向习惯使用手机端、PC端的读者提供阅读服务。贵州民族出版社以微视频、H5等新媒体形式向少数民族群众介绍《新型冠状病毒防疫须知》中疫情防控知识；山东教育出版社在“小荷听书”有声书平台上免费发布《实用中西医结合防治新冠肺炎200问》音频。
另一方面，编辑要找准图书内容源头这个着力点，精准发力，注重内容创新创造。目前我国图书市场的现状是品种繁多，但是内容创新不足，缺少让人耳目一新的好书，读者的阅读需求没有被充分挖掘，也没有得到完全满足。倡导全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已是大势所趋，图书逐渐成为当代人的生活必需品。全民阅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确定的一项国家展战略，全民阅读的持续推进必将为出版业提供较大的发展空间。编辑要积极主动研究社会阅读需求，及时了解社会热点和动态，精准把握不同读者的需求，培养创造阅读需求的能力，聚焦历史文化出版资源推陈出新，紧跟时代脉搏，打造高峰力作，填补读者需求空白，引领社会阅读风尚，为读者提供难以抗拒的、能够产生情感共鸣的、提升精神情操的出版物，进一步提高服务社会阅读的能力，为持续推进全民阅读和构建书香社会贡献力量[8]。
3.5 落实配套措施
《办法》是规范、引导出版单位发展的指导意见，作为出版核心人员的编辑对照《办法》，自觉、主动提升自身各项素养与能力，执行“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准绳，积极为出版单位和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出版单位当然也要采取相关配套措施，为编辑素养提升提供支撑与保障。
首先，应该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各个出版单位党委必须强化对政治导向和出版导向的把关，始终将意识形态领导工作作为首要工作来抓，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政治学习和导向把关制度，每年与编辑签订《意识形态责任书》《坚持社会效益首位责任书）[9]，确保编辑守住底线、敬畏红线，旗帜鲜明地支持正确思想言论，抵制各种错误观点，不含糊其辞、不退避三舍，始终绷紧“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根弦。
其次，必须加大学习培训力度。出版单位注重编辑人员的学习培训，是《办法》中二级指标队伍建设（5分）的内在要求，对编辑素养与能力提升作用不可小觑。建立健全学习培训制度，加大学习培训力度，可从以下方面着手进行：一是定期组织编辑学习交流会，学习宣传文化领域最新重要会议、文件精神，交流研讨，必要时采取考核形式；二是组织编辑参加行业协会组织的继续教育培训、选题策划比赛、专业知识竞赛等；三是邀请专家学者举办专题讲座，内容不仅要覆盖核心业务知识，更要涉及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等公共基础知识。只有通过制度化、多样化的学习培训，编辑才能尽快成长为质量意识高、策划能力强、能够并且愿意进行创新尝试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再次，要完善奖优惩劣制度。出版单位要从让“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成为编辑自觉行为的角度，调整和设计绩效考核，完善奖优惩劣制度，“倒逼”编辑主动追求自身素养与能力提升，充分调动编辑的工作积极性，挖掘编辑的创造性潜能。出版单位应该转变考核编辑图书码洋和利润的方式，重点考核编辑策划选题的质量及其产生的文化和社会影响，以奖优为主、惩劣为辅，对图书社会效益突出的编辑给以奖励，并将其与绩效工资、评先评优、职务晋升等挂钩；对于在图书质量等检查中出现问题的编辑，则要及时纠正、严肃处罚。出版单位还要建立编辑绩效考核细则，将质量把关、产品开发、文化和社会影响等纳入考核指标，参照《办法》设置科学合理的二级指标、权重、考核周期等，确保奖优惩劣制度的切实有效落实[10]。只有这样，编辑才会坚持底线思维，树牢社会效益优先、质量和品牌优先的意识。
4 结语
中宣部主管出版业后印发的《办法》，指导图书出版单位合理正确地进行社会效益考评，对于指引图书出版单位及其从业者规范、科学、创新、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在中央强调对图书出版单位进行社会效益考评的背景下，为了真正做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进而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与双双丰收，作为出版队伍的主力军，编辑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社会效益优先原则，着眼于自身编辑素养和能力提升、出版单位转型发展，主动地从政治站位、质量意识、选题策划、创新实践等路径寻求素养增强和才干提升；作为出版事业的主体和编辑人员的培养母体，出版单位则应该从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加大学习培训力度、完善奖优惩劣制度等方面采取配套措施，为编辑素养提升提供保障。只有这样，编辑与出版单位方可推出更多传播知识、传承文化、传载文明的高质量图书，在实现自身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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