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杨林：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百年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工作历经1921—1949年、1949—1978年、1978年至今共三个阶段，取得光辉成就，呈现出文本系统逐渐完整、出版力量日益强大、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等三个特点。百年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传播工作取得巨大进展：一是传播主体从党员干部扩展到各族群众，二是传播媒介从传统媒介发展到现代媒介，三是传播效果从初步理解演变到高度认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百年出版传播意义重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开始被译介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人从此开始接触到真正可以救国救民的真理。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当年，中国也开启了用少数民族语言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历史进程。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建党百年之际，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百年出版传播问题作一深入系统研究，尤为必要。本文拟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1]立足于扎实的史料，探析百年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出版的历史线索和基本特点，传播的主体、媒介和效果，以及出版传播的重大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百年出版
百年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工作从零开始稳步推进，取得光辉成就。从小规模出版，到有系统、有计划出版，再到出版取得显著新发展、新成果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情况分为1921—1949年、1949—1978年、1978年至今共三个阶段。
1.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出版情况
马克思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于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当年，中国也开启了用少数民族语言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历史进程。
最先在我国出版、流通的少数民族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包括朝鲜文和蒙古文版。1921年5月，朝鲜族早期共产主义者李东辉、李汉荣、吕运亨等人在上海创办“有信印刷所”，用朝鲜文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并送到东北地区进步青年手中。[2]这是我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出版的开端。同年，世界上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蒙古文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我国。如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独贵龙”运动领袖锡尼喇嘛、乌兰夫、奎璧及奥西洛夫、潘恩普等人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将蒙古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带回了内蒙古地区。[3]
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在其根据地也开始尝试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来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加强各少数民族的意识形态工作。据长期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领导人李维汉回忆，在1944年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前后，中共领导的“蒙、回文化促进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组织人员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部分著作翻译成蒙古文、阿文，并出版发行”。[4]到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朝鲜人民民主联盟在东北地区也翻译出版了一批朝鲜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马克思著《价值、价格及利润》。[5]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中共在内蒙古进一步组织翻译出版蒙古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如不久内蒙古日报社就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蒙古文版。[6]
2.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出版情况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工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出版工作进入了有系统、有计划的新阶段。
1953年，民族出版社作为第一个全国性的专门出版少数民族文版图书的机构在北京成立。1956年，国家民委直属机构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局（后相继改为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等名称）在北京成立，统筹负责全国党政文献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工作。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在成立伊始，就开始主要用维吾尔文、蒙古文、藏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等五种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7]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大量少数民族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其中，用维吾尔文出版的有汇编本《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等；用蒙古文出版的有恩格斯著《共产主义原理》等；用藏文出版的有恩格斯著《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用哈萨克文出版的有马克思著《雇佣劳动与资本》等；用朝鲜文出版的有汇编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教育方针》等。[8]这些著作少部分是根据国外版本转写或再版的，大部分是对照当时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的汉文版翻译出版的。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民族地区也相继成立一批地方级的翻译局，主要任务之一是翻译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9]且相继成立一批地方级的民族出版社，担负起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任务。[10]
“文革”期间，尽管国家的出版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用维吾尔文、蒙古文、藏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等五种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工作并没有停止。1974年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翻译出版规划座谈会上的文件指出，近几年来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单行本，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著《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著《反杜林论》的“五种民族文字版，已基本出齐”。[11]此外，当时还启动了《资本论》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
3.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今的出版情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工作重新步入正轨，出版事业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不断取得显著的新发展和新成果。
1978年，在“文革”期间成立后又撤销的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在北京恢复成立，主要任务之一是用少数民族语言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此后，党和国家政府精心培养和挑选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民族出版社及民族地区高校、地方级民族出版社的大批优秀专家翻译出版选集和选读类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至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马列著作选读》的维吾尔文、蒙古文、藏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等五种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完成，由民族出版社出版。[12]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首次在中国出版的比较完整的少数民族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003年，原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改名为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设立维吾尔文、蒙古文、藏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和壮文共七个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室，继续努力开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七种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13]2004年，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中央编译局开始对马恩经典著作进行重新审核和修订，已于2009年翻译完成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汉文版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汉文版出版伊始，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即以它为底本，组织了这部著作七种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目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七种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进展顺利。其中，壮文版第一卷已于2014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14]彝文版第一卷也已于2020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15]此外，维吾尔文、蒙古文、藏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等五种少数民族文版也已基本完成翻译，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总的来看，百年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工作历经三个发展阶段，并取得光辉成就。其出版工作也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①文本系统逐渐完整。从出版文字来看，一开始是零星若干种少数民族文字，后来是以维吾尔文、蒙古文、藏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五种少数民族文字为主，再后来是增加了彝文和壮文两种少数民族文字；从出版版本来看，一开始是以单行本为主，后来是以单行本和汇编本为主，再后来是主要出版选集、选读和文集类版本。此外，还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学习辅导读物和大众通俗读物（详后）。②出版力量日益强大。一开始是主要依赖国外版本；后来是中共独立自主出版；再后来是党和国家政府负责出版，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民族出版社以及地方级的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具体承担翻译出版任务。③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以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的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为例，曲伯庆（汉族）、曹都（蒙古族）、哈图卓日克（蒙古族）、阿拉坦巴根（蒙古族）、宝成（蒙古族）、包维汉（维吾尔族）、艾合买提·帕萨尔（维吾尔族）、戴贤（藏族）、贾尔肯（哈萨克族）、方元成（朝鲜族）、关仕京（壮族）等人都具体承担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审定、校对、出版等工作，贡献重大。[16]
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百年传播
百年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传播工作取得巨大进展。其传播情况可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传播主体从党员干部扩展到各族群众；二是传播媒介从传统媒介发展到现代媒介；三是传播效果从初步理解演变到高度认同。
1.传播主体：从党员干部扩展到各族群众
最初，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主要靠党员干部传播。如前述及的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将蒙古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从国外带回国内的乌兰夫、奎璧等人，他们在中共建党初期就已入党，是久经考验的党员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的组织下，民族地区的党员干部积极学习少数民族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并向各族民众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1970年，毛泽东号召全国党员干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亲自开了书单，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三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随后民族出版社立即将这些著作用维吾尔文、蒙古文、藏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等五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提供给民族地区党员干部学习。[17]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地区的党员干部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传播的主力军。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地区深入开展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运动，党员干部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方面凸显其关键作用。如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学习辅导读物《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藏文版分别在2014年和2016年相继出版，要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藏族党员干部深入学习、积极传播。[18]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后各族群众也日益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传播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少数民族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以及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学习辅导读物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纲要》《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座》《政治经济学教材》等被作为民族地区工农兵夜校、工商界业余政治学校、高校、中学等各类学校的思想政治课教材。[19]21世纪以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编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选读》等教材的少数民族文版。[20]在这些少数民族文版读物的教学活动中，各族教师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内化进各族群众的头脑，推动他们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各族群众作为受众，同时也积极将这些读物广为传播，成为传播的重要主体。
实际上，近年来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都已经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传播引人注目的力量。如近年出版、受到广大读者追捧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通俗读物《马克思靠谱》汉文版，在后记中声明该书旨在“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兴趣”。[21]截至2020年，《马克思靠谱》的蒙古文和哈萨克文版已经出版。[22]该读物的少数民族文版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地区的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去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以往传统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传播多是“点到面”的集体传播。随着当今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传播发展为主要是“点到点”的个体间的传播。各族群众通过各种方式传播自己所接触到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成为不可忽视的传播力量。
2.传播媒介：从传统媒介发展到现代媒介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活动，主要是通过传统的纸质媒介进行传播的。在革命与战争年代，中共党员干部秘密携带纸质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在地下活动中向各族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新中国成立后，其他一些纸质媒介也参与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传播活动中。《人民日报》与民族地区一些报纸的汉文版和少数民族文版刊载了大量推介、宣传、评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文章，成为这些著作传播的主阵地。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出版传播方面的报道就相当多，包括《我国用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1971年12月26日第3版）、《一批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用五种民族语文翻译出版》（1987年4月2日第1版）、《〈马列著作选读〉四卷本用5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1990年10月30日第1版）等。与此同时，《民族译坛》《民族翻译》以及一些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期刊也刊登了大量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论文，有力推动了这些著作的深入传播。例如，《民族翻译》自2008年创刊至今，刊发了翻译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翻译问题的一批论文。其中，仅关于《资本论》翻译问题的论文就有清乌恩《新版〈资本论〉一卷蒙译体会——兼论理解与表达》（2008年第2期）、关仕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汉壮翻译探析——以〈资本论〉为例》（2011年第2期）、王福美《〈资本论〉蒙古文翻译、出版及其传播》（2017年第1期）、吴婧和吴云云《〈资本论〉的朝鲜文翻译——访翻译家田洪烈先生》（2017年第2期）、王昌富《〈资本论〉彝文翻译出版回顾》（2017年第3期）等。
当传播媒介由纸质媒介发展到电子媒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传播也开启了通过广播和电视进行传播的进程，注重传播的生动性、及时性和互动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和民族地区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频道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传播的前沿阵地，它们常会有节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度分析和专题讲解，涉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5月30日至10月30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经典文献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壮文等少数民族文字译本展品是该次展览的一大特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民族地区的一些广播电视台对这一活动进行了报道。[23]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通过广播电视媒介进入各族观众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理论和情感体验。
近年来，具有形式丰富、互动性强、覆盖率高等特点的网络媒介拓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传播的空间，推动了其传播活动的进一步变革。一些汉文版和少数民族文版的官方网站，集新闻发布、政策宣传、资料信息、互动交流、功能服务为一体，发布了不少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宣传资料。如广西民族报网在2016年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壮文版出版的消息。[24]又如《马克思靠谱》蒙古文版出版后，内蒙古新闻网于2018年也对它进行了宣传。[25]借助网络媒体，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进一步融入各族人民的生活，扩大了传播范围，增强了传播影响。
3.传播效果：从初步理解演变到高度认同
百年来，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传播进程中，其传播效果有一个复杂而清晰的演变历程。在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传播，使各族人民中产生了一批学习、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读者。同时，受制于客观条件，少数民族中的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仅限于初步理解的程度。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开始大规模传播，但从客观上看，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看的人太少了”[26]。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各族人民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理解还是比较有限的。
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各族人民纷纷主动接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例如，当2009年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在西藏拉萨举行藏文版《资本论》等书籍的赠送仪式时，出席仪式的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吴英杰指出，这些书籍“为藏族同志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27]。这一讲话说明藏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获得了藏族人民的理解和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民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的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28]各族人民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接受随之也进入了高度认同的阶段。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16年广西民族出版社累计与广西民族大学、广西民族高中、广西图书馆、广西宁明县图书馆等单位开展了通俗读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画传》壮文版的专场读书活动、送书下乡活动20余场。据报道，数万读者参与了该活动，该书“深受读者好评”。[29]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选读》蒙古文版授课教师苏布德（他同时也是该书的主要参编者之一）在2017年根据自身的教学经历指出：“大多数大学生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和积极的实践活动中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30]可以预见，随着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将获得更多读者的高度认同。
总之，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百年传播历程来看，传播主体从党员干部扩展到各族群众，传播媒介也从传统媒介发展到现代媒介。同时，传播效果明显而有效，从最初的初步理解演变到高度认同。百年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百年出版传播的重大意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每个时代都要有自己的书。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传播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下所从事的出版传播活动，具有明显的制度化特征和独特的政治功效。从深层次来看，这些书籍的出版传播其实是一种受制于党和国家意志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族人民的实践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服务的“书籍政治”。正是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出版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若没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出版传播，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于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些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从欧洲语言向中国语言转换，既包括转向现代汉语，也包括转向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31]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意味着要“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32]因此，一方面，在“原著层”上，要用少数民族语言系统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原著，而不是局限于某一部著作、某一些章节或某一个专题，防止片面地选取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一种表述，或者教条式地固守某一个观点；另一方面，在“次生层”上，也要在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基础之上用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出版相应的学习辅导读物和大众通俗读物，以增加和丰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本。[33]
百年来，出版者和传播者在编译、介绍和传播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过程中，系统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和整个体系。从民主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宣言》的少数民族文版，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单行本和汇编本少数民族文版，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列著作选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少数民族文版，配合相应的辅导读物和大众通俗读物，出版者和传播者逐步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科学社会主义和民族理论等方面内容。密切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化的过程。
2.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传播工作是百年来党和国家为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而进行的一项重要事业。“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4]百年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输送到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作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科学指南，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民族地区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通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传播，民族地区广大民众的革命意识、阶级意识和民族觉悟得到形塑，开始懂得阶级、政党、国家等政治概念，向往社会主义，并在实践中积极支持和配合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如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新疆的革命人士组成马列主义小组（后改为哲学学习小组），集体学习一些少数民族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此指导革命斗争。后来，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新疆革命人士还曾集体学习少数民族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35]这充分说明了后来新疆的和平解放，是新疆各族人民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指引下开展革命斗争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同样积极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作为行动指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朝鲜文翻译家田洪烈在2017年就曾指出，当前东北朝鲜族聚居区的党政机关、科研机构、高校相关院系仍然迫切要求学习研究朝鲜文版的《资本论》。[36]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广大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用本民族语言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愿望，提高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水平，从而使他们更好地为民族地区发展服务。此外，当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中的大量名词术语已经融入到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中，推动着各族群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的变革，同时也指导着各族群众投身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之中。[37]
3.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之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鲜明主线和战略任务。实际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但需要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工作，而且也需要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因为后者为前者“提供精神和智力支持，成为社会的精神支柱”[38]。因此，有学者就指出，图书出版传播工作是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9]
百年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传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作用突出。一方面，百年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传播由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开展和推进，它说明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共同事业。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40]。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开展和加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传播工作，将会发动更多的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到中国特色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中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对我国进行牵制分化、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图谋从未停止，近年来更有加剧之势；同时，至今我国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依然活跃，这些都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了巨大挑战。就此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传播为少数民族群众抵制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后，进一步开展和加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传播工作，将会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有力维护国家主权、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稳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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