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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2021-08-06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
  【作 者】周蔚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摘 要】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版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力军和主阵地,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引导大批革命者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革命道路,革命出版活动锻炼了一批党的领导骨干,马克思主义出版物提升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使大批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出版;出版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传播过程中,出版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确立,对于人们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即真理的传播,对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对于党的领导骨干的培养和党的干部的成长,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等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一、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力军和主阵地

  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已经造成轰轰烈烈的影响,却长期没有在中国传播,这种状况既与我国当时的媒体不发达有直接的关系,也与清政府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开放观有很大关系。但甲午战争后,一部分较早觉悟的知识分子(包括在华外国人)深切感到,单纯学习西方的器物并不能使中国强大,要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状况,必须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思想,这才是治本之道。从19世纪末开始,各种报刊、出版机构开始有一定规模地介绍西方各种思潮,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分析,使在黑暗中探索救国道路的中国人找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其他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当然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出版在其中担当着主力军和主阵地的作用。

  从杂志出版来说,从1899年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不久《新民丛报》翻译介绍了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学说,可以说出版业率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程。随后,《译书汇编》《天义报》《新世界》等杂志也成为第一批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其著作的媒介。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后兴起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星期评论》、《每周评论》、《国民》、《建设》等杂志用大量的篇幅介绍、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成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共产党》《向导》《觉悟》等我党领导的刊物更是译介、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出版物。

  从图书出版来说,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系统理论体系的学说,很多代表性作品都是以著作的形式出现,因此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图书,对于在中国系统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刚引入中国不久,上海广智书局就分上下两卷出版了赵必振翻译、日本学者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分别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和上海益群书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刚一成立就组建了党的重要出版结构——人民出版社,并翻译出版了一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后来,党领导下的出版机构——解放出版社、华兴书局、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等一大批出版机构始终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如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著作出版作为中心工作。

  除了党领导下的出版机构外,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魅力以及它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强烈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兴起了“马克思主义热”和“社会主义热”,因此商务印书馆、大东书局、昆仑书店、神州国光社等一些商业出版机构也纷纷加入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行列,大量翻译、翻印出版《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有些出版社虽然是为了商业利益,但在客观上无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重建的人民出版社在《人民出版社组织条例》中明确提出,人民出版社的“主要任务为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党政领袖著作及其他社会科学著作”[1]。在这个《组织条例》中,人民出版社共有五个与图书相关的编辑室,其中有两个编辑室负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出版,足见其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著作出版的重视程度。此后,根据专业分工和出版社职能定位,人民出版社就长期成为我国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最重要出版机构,也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重要成果的最重要传播机构。改革开放后,人民出版社与中央文献出版社、学习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

  二、引导大批革命者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革命道路

  20世纪2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大量传入中国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强烈冲击,当时中国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介绍》《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精髓》《社会党》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苦苦寻找救国救亡真理的中国人来说,就像在黑暗中摸索的探路人遇到了指路的灯塔,很多人就是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并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中国革命道路。

  毛泽东曾经多次谈到《共产党宣言》对他本人的影响,他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2],“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3]。这三本书其中就包括《共产党宣言》,从此,毛泽东就确立了对《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终身信仰,开始了他对真理的执着追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谈到他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刘少奇、周恩来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就熟读《共产党宣言》,并把这本书推荐介绍给其他同志阅读。刘少奇早年在上海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干部学校,教材就是《共产党宣言》,讲授者正是这本书的中文译者陈望道,后来刘少奇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共产党宣言》依然是他学习的主要课程。周恩来和蔡和森经常在一起研读《共产党宣言》。1923年朱德刚到德国不久,周恩来就送给他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他曾回忆道,正是在柏林支部,“研究和讨论了已经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的入门书”,“从此开始走上了新的革命旅程”。[4]朱德、恽代英、董必武、邓子恢、彭德怀、贺龙等,都是通过读《共产党宣言》走上革命道路的。《彭德怀自述》中说,他入党前只看过《共产主义ABC》和《通俗资本论》,但都入党第六年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还没有摸边,多么需要革命理论武器!”[5]在他最困惑的时候,《共产党宣言》让他豁然开朗,他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很少看到有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6]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巨大威力和影响,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都特别重视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毛泽东在1942年就提出设立大的编译部,“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当翻译过《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著名翻译家吴亮平提出想做地方工作时,毛泽东主张吴亮平去主持翻译工作,告诉他“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7]。1943年,中央编译局正式成立,主要任务就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决定将原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主要任务是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翻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和中央重要文献等。这些文献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提供思想武器,成为他们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理论源泉。

  三、锻炼了一批党的领导骨干

  在学习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我们发现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大多有着新闻出版工作的经历,他们善于运用出版工作,宣传主张、传播真理。从另一个方面说,他们又在新闻出版工作中更多地了解了社会,深化了对自然、社会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升华了对革命道路的思考,并锻炼了自身的理论和实践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是《新青年》(《青年杂志》)的主要创办人和撰稿人,他们把它作为宣传、译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并通过这个阵地吸引、团结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这些人后来很多成为党的创建者和骨干力量。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作为党的宣传主任,直接创办和领导了人民出版社的工作,并把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作为主要任务。蔡和森先后参与创办《湘江评论》《先驱》《向导》等刊物并领导了其出版工作。

  毛泽东早年深受《新青年》等出版物的影响,五四运动后,他于1919年7月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并撰写了《民众的大联合》等赞扬俄国革命的文章,这份杂志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启迪了任弼时、萧劲光等走上革命道路。任弼时后来成为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萧劲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高级将领。毛泽东后来又接手主编《新湖南》,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创办了最早的地方党刊《新时代》月刊,以此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党的政策主张。之后,毛泽东又主编《政治周报》,宣传党的统一战线主张。毛泽东将这些出版实践与革命斗争密切结合,把新闻出版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主张的坚强阵地,并通过这些活动更加深入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更加真切地了解了中国革命的现实状况,更加透彻地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未来方向,从而锻炼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袖,并创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在中学时期就开始主编《敬业》杂志,后来又主编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等报刊。他在留法期间又创办和领导了《少年》《赤光》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的政策主张。回国后,周恩来又支持筹办了党领导下的出版机构——秋阳书店。秋阳书店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宣传马列主义,唤起民众。后来,周恩来直接领导了党的机关报刊《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指导创办《救亡日报》,指导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的出版工作,使这些出版机构成为党的重要舆论阵地。刘少奇刚参加革命不久,就参与《安源月刊》(后改为《安源旬刊》)、《工人周刊》等出版物的指导和撰写稿件工作,后来又亲自创办了顺直省委的党刊《出路》,在20世纪30年代指导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的编辑出版工作,在担任中原局书记期间还亲自兼任江淮日报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兼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编辑职务。邓小平在《赤光》杂志做过编辑工作,后来做过红军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主编。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做过多年学徒和店员,并在那里走上了革命道路。

  正因为他们有过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经历,他们也深知新闻出版在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中的作用,都强调要充分发挥新闻出版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功能。毛泽东多次提出,广大党员干部要多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他多次要求党员干部要选读几十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提议每个领导干部都要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五本著作。邓小平提出,包括出版在内的宣传领域,“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理论性、原则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8]周恩来反复强调党的新闻出版机构要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最新成果——毛泽东思想。他在负责外事期间,多次指示对外宣传部门要将毛泽东的重要著作翻译成外文,向国外传播。1970年,周恩来在同教育文化部门负责人谈话中提出,要全面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同志们要好好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9]刘少奇反复强调,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毛泽东重要著作的出版,他在1941年《答宋亮同志》的信中指出:“直到现在,马恩列斯的著作,大部分还未译成中国文字,而共产党员能读马列原著的并不多,即使能读的人也很少去读完。因此,影响到中国党员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修养。”[10]为此,必须加大马列著作翻译的力度,解决马列著作翻译出版太少的问题。朱德在谈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时指出,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不仅要读毛泽东的书,还要读马恩列斯的书,要做到老,学到老。[11]朱德在去世前一个多月还在和《共产党宣言》的译者成仿吾讨论《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并对成仿吾等人说:“现在许多问题讲来讲去,总是要请教马克思、恩格斯,总得看《宣言》是如何讲的。”弄通马克思主义很重要,为了弄通,要有好的译本,因此“做好这个工作有世界意义。”[12]陈云在外出时常常随身携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著作阅读学习,他在给女儿的信中,鼓励她多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江西“蹲点”期间,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中的大量著作和文章。

  上述事实都足以说明,出版在培养中国共产党骨干力量和提高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理论素养方面发挥着直接的、巨大的作用。

  四、提升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

  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注重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是党的几代领导人的共同要求。在干部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国共产党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是提高全党理论水平和培养理论素养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素质的核心和灵魂,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13]因此,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在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中加强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人物著作的学习,以此来提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一部分)一文中就鲜明地提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14]。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毛泽东在分析党内的错误倾向后指出,要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15]。因此,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毛泽东认为,我们党是一个领导几万万人民进行空前伟大斗争的政党,因此,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并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因此需要全党同志来个学习竞赛,“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16]。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要求全党干部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他在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可以先看小册子、短篇文章,从那里引起兴趣,然后再看七八万字的,然后再看那个几十万字的书。刘少奇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我们必须认真地加强干部的首先是高级干部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使他们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提高自己在复杂情况中判断方向、辨明是非的能力,并且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去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工作经验,在经验中找出具体事物发展的规律性。”[17]

  也正因为如此,我党历来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人物的重要著作作为党的干部培训教材。在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党的领导干部要读《共产党宣言》等5本著作,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干部必读的12本马列主义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20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开展了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活动,并选定了30种“干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目录”,这些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一八四八—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工资、价格和利润》《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书简》《〈自然辩证法〉导言、札记和片段》《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怎么办?》《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列宁论战争、和平的三篇文章》《列宁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的三篇文章》《论反对派》《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后来又增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和《哲学的贫困》。除了普列汉诺夫的三本著作外,共推荐了29本马克思主义经典性著作或专辑。[18]在此期间,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外,《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也大量发行,供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20世纪70年代,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列宁选集》(第二版,四卷本)和《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发行,为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更为系统的学习材料。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培训开始制度化、正规化、常态化,从此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培训也就变成了一项常规性工作。1977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中指出:“让干部工作一个时期后,专门集中一段时间,集中精力读点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或者阅读党的一些重要文件,进行路线上思想上的整风学习。它的目的,是侧重于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19]2000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面向二十一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党校培训必须抓好“理论基础”,即“马列主义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和“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的教学,要重点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江泽民的重要讲话,同时精读马列和毛泽东的部分重要著作。从此之后,在干部培训中,“理论基础”,即原原本本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并结合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学习,就成为党校干部培训的一个重要特色。

  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在党员干部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加自觉、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深入学、持久学、刻苦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更好把科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20]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理论教育中心内容,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课作为重要课程,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教育,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教育,引导学员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21]《意见》还提出党校系统的媒体要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之后,中共中央印发了《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提出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摆在干部教育培训最突出的位置,组织干部研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原著,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检视思想言行;在大力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训的同时,组织广大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著出版,历来是出版业最重要的任务,这也是出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巨大贡献。

  五、使大批知识分子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引进、翻译和传播最早是由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完成的,后来他们很多人成为职业革命者。与此同时,有些知识分子则走上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道路,比如艾思奇、李达等人。李达在早期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成为我党早期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创办了人民出版社和《共产党》杂志,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功不可没。1927年之后,他先后在多所高校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但他并没有抛弃和背离马克思主义,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现实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写出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社会进化史》《货币学概论》等多部著作,其中,《社会学大纲》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实践的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李达也因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被毛泽东誉为“理论界的鲁迅”。我国新闻舆论领域的开拓者甘惜分先生在他往年的回忆中也谈到,正是受到其表哥熊寿祺的影响:“他那时经常给我写信,教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和熊复一起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在延安期间,“学了一年马列经典著作,收获不小”,“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参加共产党就没有我这一生”。[22]

  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大学校园,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些人虽然在当时致力于学术研究,但仍然深受马克思主义出版物的影响。以考古学界的泰斗夏鼐为例,根据最近出版的《燕园清华园日记》所载,夏鼐从1931年到1934年这几年读大学期间,先后阅读了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林超真译、沃尔夫森著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评论》(即《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即《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德波林的《伊里奇底辩证法》(即《列宁的辩证法》),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的《哲学之贫困》(即《哲学的贫困》),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通俗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英文版),马克思的《资本论》(陈启修译),莱德勒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英文版),熊得山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列宁著、章一元译的《帝国主义》(即《帝国主义论》),卢波儿著、李达译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梁赞诺夫的《卡尔·马克思和F.恩格斯》(英文版),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等。从上述不完全统计清单就可以看出,当时作为一名大学生,夏鼐已经广泛地涉猎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学等马克思主义出版物,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不仅如此,夏鼐在当时就对这些著作有很高的评价,比如,在1931年1月11日,他在阅读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70余页后写道,“此书系依照马克思《资本论》而编,极精彩,惟读时须精神集中”,“这书实在好”。[23]同年6月19日,夏鼐在读德波林的《伊里奇底辩证法》(伊里奇即列宁——笔者注)时写道,这本书“分析伊里奇的辩证法极是深刻”。接着,夏鼐评论道:“不过辩证法的重点在实践,故困难点亦在如何将理论施之于实践,以应用之。否则,成为空虚的东西,谈不上什么‘辩证法’了。”[24]可以看出,他所提出的“辩证法的重点在实践”的观点已经抓住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特征。他在阅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时评论道:“理论很精彩,令人一口气读下去不忍舍置。译文尚可,但也有几处错误,已据英译本改正矣。”这也可以看出,他不仅阅读中文版本,而且对照英文版对译文错误给予改正,这已不是泛泛的阅读,而是精读、深读。1932年3月20日,他在读列宁的《帝国主义》(章一元译)时写道:“这书理论是精辟透彻,惟其着眼点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即19世纪7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研究中国近世外交史的,更必须要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25]为了借阅一些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他还颇费周折。比如,1932年6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斯大林的《列宁主义》一书“今天才借到,还费了许多辰光。前四五天在图书馆中等待着,总不能得手。今日查明是刘炳章君借走,即日到他房中向他说好,请他看完后交给我”[26]。晚间到手后即看完第一篇。可见,夏鼐对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多么渴求!上面不厌其烦地对夏鼐日记中的相关记录进行摘录,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对于当时大学生的影响是何其明显,同时也表明,夏鼐在当时已经开始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分析问题了,这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后来夏鼐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固然是因他本身的天赋以及在英国受到的严格学术训练,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大学期间所受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在其中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更大的影响,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过程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必然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由于当时知识分子群体大多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有的还出身于官僚、地主、资本家等旧社会的统治者阶层,与作为革命主要力量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存在脱节,加上他们很多人所接受的是封建教育或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教育,很多人还有着剥削阶级或者非无产阶级的残余,在思想上很多人还信奉儒家思想或者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对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无疑起到消解或破坏作用。因此,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让他们从内心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反省和自我批判,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以及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尽管这场运动也存在着简单化、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不分等问题,但从总体上来看,它对于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很多知识分子也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洗礼,开始对过去的唯心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等错误进行反思,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比如,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就对自己过去以新儒家思想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立场进行批判和改造,自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哲学问题,重新撰写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在晚年的回忆中谈道,1949年10月他给毛泽东写信,谈到要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很快给他回信,提出“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冯友兰说,一开始他本人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还有些反感,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现在开始懂得这句话了。“我说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话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它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难了。要想真正应用它到实际工作中去,那就非把它化为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得马克思主义‘化’了才行”,这岂是三五载可以完成的?[27]后来他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哲学问题,1982年,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的答谢词中,通篇演讲中不仅所用的观点、方法、术语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明确提出,新中国革命胜利了,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支持了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今天也需要一个包括新文明各方面的官方哲学体系,作为国家的指针,“总的说来,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会变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28]。冯友兰这里谈到的观点以及他的思想转变可以看作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

  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9]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从建党起就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使之变成物质的力量。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9月就在李达领导下成立人民出版社,第一批图书中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列宁传》,以及《李卜克内西纪念》《两个工人谈话》《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俄国革命纪实》四种临时宣传小册子,这些图书的出版就是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政策主张。1921年,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高语罕以书信体形式用白话文写成《白话书信》,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析现实中的阶级、剥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问题,并介绍了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唯物史论、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该书一经出版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先后重印了39次,总印数达到10余万册,这部书首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先河。除《白话书信》,他后来还先后出版了《理论与实践:从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出发(书信体)》《青年书信》《百花亭畔》《青年女子书信》等著作,用通俗化的表达方式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共产主义,并影响了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者。

  在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著的《社会科学概论》《唯物史观浅释》,张若名、任弼时合编的《马克思主义浅说》等通俗读物影响巨大,并多次再版。1926年,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组织翻译出版了《共产主义ABC》,作为“向导周报社丛书”的第一种出版。出版后曾轰动全国,成为革命青年最好的读物。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曾说:“学马列在精,要管用的。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30]可见这本书影响之深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黄金时代,这期间出版了一大批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冯定的《青年应当怎样修养》,胡绳的《新哲学的人生观》《哲学漫谈》《唯物辩证法入门》,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著作的杰出代表。这本书原名《哲学讲话》,1934年开始在《读书生活》半月刊上连载,1936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创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哲学讲话》,遭到国民党当局查禁后改名为《大众哲学》继续出版。《大众哲学》以深入浅出的文字,用人们身边的实例,通俗易懂地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久销不衰的超级畅销书,到1948年底共印行32版,启发激励成千上万青年奔向革命,奔向抗日前线,“一卷书雄百万兵”,这部著作至今仍有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党的作品的大众化问题,他认为所谓大众化就是和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让他们能够接受。1939年,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应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31]为了落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毛泽东亲自审定《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发行,多次再版。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月延安解放社就出版了单行本,中央总学委为此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评价这篇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要求“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毛泽东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不仅在人民出版社专门成立了通俗读物编辑室出版马克思主义以及哲学社会科学通俗读物,而且要求其他重要出版社也要加强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1953年还专门成立通俗读物出版社。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30年代所撰著的两篇哲学文献《实践论》《矛盾论》经改编后公开发表。为配合全国对“两论”的学习活动,李达专门写作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以及相关系列文章。在写作过程中,李达将已经写好的部分书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看完《〈实践论〉解说》第一、二部分后写信给李达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32]《〈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分别于1951年7月和1953年7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两本《解说》后来多次再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解读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最权威、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著作,它对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中国广大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以及思想理论水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中央也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1979年3月,邓小平向理论界、出版界提出了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编写出版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的任务。从20世纪80年代起,出版管理部门不仅对出版通俗理论读物进行专门部署,而且连续举办优秀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奖活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著作出版工作。出版界先后出版了韩树英主编的《通俗哲学》、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洪远朋著的《通俗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读物或教材,这些著作不断再版,发行量都在几百万册甚至上千万册,对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党的宣传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习近平多次提出,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显示出巨大的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在当今深刻复杂的社会变革背景下,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魂。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界以主题出版作为抓手,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相关选题进行部署,并通过“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出版工程”、“五个一工程”、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特别是其中的“主题项目”等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优秀作品给予资助和奖励,有关部门每年还针对热点理论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解读和分析。近些年出版界先后推出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卷本)、《理论热点面对面》、《马克思主义十五讲》、《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中国共产党简史》、《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疑问》、《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重读〈资本论〉》、《十五部马恩经典著作导读》等一大批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读物,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动全社会学习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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