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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走进印度的成绩及发展策略探析

2021-08-06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
  【作 者】裴永刚: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摘 要】印度出版市场发展迅速,有较强的全球出版外包业务能力,数字出版在多领域进行拓展。中国出版走进印度取得一定成绩,在图书贸易、版权贸易和本土化经营等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在效果评价基础上,中国出版要制定更好走向印度的发展策略:建立政策项目沟通机制,促进中印出版智库对话;多领域合作建立联动发展机制,形成“出版+”模式;以价值链方式深度开发印度市场;进行风险评估,做好风险管控工作。

  【关键词】一带一路;印度;出版业;走出去

  位列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印度,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上自天文、地理,下至语言和日常生活,中间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等等,在很多方面,无不打上了交流的烙印”[1],印度在我国的文化对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印度文化不仅对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影响很大,在南亚和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佛教和印度教两大宗教的广泛传播,也形成了文化影响力;印度的影视业、出版印刷业、广告业、数字娱乐业等也与我国有着广泛合作。随着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印两国文化交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理性看待印度市场,积极推动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是中国出版走进印度的重要使命之一。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中印两国图书贸易、版权贸易量有所减少,但趋势不改。笔者通过探究印度出版市场环境,总结在印度市场已取得的成果,为中国出版更好地深耕印度市场提供借鉴。

  一、印度的出版市场环境

  作为全球第六大图书出版国、全球第二大英语图书市场的印度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印度书籍、出版物和印刷品的出口金额从2015年的2.66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3.92亿美元[2](见图1)。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速较快,人口红利显著、外商直接投资(FDI)政策放宽、全球创新指数高企,形成了印度稳定的宏观市场环境。同时,印度出版业保持较高增速,出版创意能力显著,数字出版勃兴,为中国出版业走向印度创造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图1  2015—2019年印度书籍、出版物和印刷品的出口金额
资料来源:www.statista.com

  (一)宏观市场环境

  1.经济增长强劲,经济规模成长迅速


  印度目前超越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也是全球成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从2014年到2018年间,GDP平均增速高达7.5%。2019年,印度GDP总值为2.85万亿美元,与2015年的2.04万亿美元相比增长了39.7%。

  2.人口红利显著,阅读人口基数巨大

  印度13亿人口中,青壮年人口总数为8亿,35岁以下适龄劳动力约占65%。根据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数据,2018年印度共有993所大学,39931所学院和10725所独立机构,高等教育总入学人数为3740万人,其中1920万男性和1820万女性,女性所占比例为48.6%。[3]

  3.全球创新指数成绩显著

  2019年7月24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印度新德里发布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GII),印度排名第52位,与2015年的第81位相比上升29位,是GII排名中上升最多的经济体,缘于其高质量的科学出版物和高校,在创新质量方面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第2位,在全球研发公司支出方面排名第15位。[4]

  4.外商直接投资(FDI)媒体政策放宽

  印度产业政策振兴司、印度工商业部和印度政府2017年8月24日颁布生效的关于外国直接投资(FDI)文件指出,对新闻时政类报刊和以印度文出版涉及新闻时政的出版物上限为26%,由政府审批;对非时政类报刊如科技期刊等上限由74%上升为100%,由政府审批。[5]在2019年9月18日的FDI政策修改中,增加了有关数字媒体的投资政策,在印度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对从事数字媒体上载、推广新闻时政的FDI上限为26%。

  (二)微观出版环境

  1.出版业显现勃勃生机,教育出版占主导


  印度出版业正在蓬勃成长,尼尔森(Nielsen)发布的《印度图书市场(2015)报告》显示,2015年印度出版产值为39亿美元,有出版商9037家,图书销售商21800家,以22种官方语言进行出版。其中教育出版占据了70%的市场份额,8107家出版商从事教育出版,930家为大众出版商。英文图书销售量占55%,印地语图书销售量占35%,其余为地区语言图书。[6]2017年出版产值为67.6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19.3%,到2020年其产值达到100亿美元。

  2.出版外包业务显著,吸引跨国出版企业

  印度出版外包业务非常活跃,动漫、软件等业务流程外包(BPO)业务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全球调查公司Value Notes的数据显示,2012年,印度出版业BPO业务达到12亿美元,员工总数超过55000人,与2008年的6.6亿美元和35550名员工相比[7],分别达到1.82倍和1.55倍。其BPO业务每年均有30%的增幅,平均利润率则达到35%,吸引了众多顶尖国际出版商。2001年,代表在印度的国外图书、杂志和电子出版商利益的印度海外出版商协会(Association of Publishersin India,API)成立,其职责包括促使印度成为全球BPO业务员首选国、完善印度出版业营商环境、与政府沟通、打击盗版等四项职能。其成员包括剑桥大学出版社、爱思唯尔、哈珀·柯林斯、培生、麦克米伦等28家著名跨国出版企业。[8]

  3.数字出版勃兴,多领域拓展

  数字出版在印度的飞速发展,使其出版生态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超过70%的出版商已经数字化其产品,目前数字出版在印度的一些主要出版市场所占份额为收入的8%—10%。[9]在数字教育领域,2012年培生教育(印度)公司推出了名为“MX-Touch”的数字学习系统解决方案,2014年与IBM合作为全印度超过22000个教室定制电子学习解决方案,[10]到2016年已拥有4000多部教育类电子书;剑桥大学出版社提供“剑桥Hot math”和“Communication 360°”两种数字学习解决方案[11]。在有声书领域,出版商也开始发力。有声书在印度是一个新生事物,目前市场份额为40万美元。有声书类别中以商业管理、自助和流行小说销量最高。美国学乐教育集团、哈珀·柯林斯等国外出版商进入这一领域,印度本土出版商如Reado与零售商如里程碑书店(Landmark)和填字游戏书店(Crossword)合作通过竞争来增加市场份额。[12]在公共服务领域,2010年印度政府提出减少数字鸿沟计划,花费超过15亿美元开展软件建设,其中数字出版是重要环节;印度有很多从事公共信息服务的机构,如国家数字图书馆、旁遮普数字图书馆(the Panjab Digital Library)、电子印刷(Eprint)和数字空间(DSpace)等科学知识库等。这些数字图书馆和科学知识库通过数字出版方式保障公民的数字赋权,来践行莫迪政府提出的“数字印度”战略。

  二、中国出版在印度市场取得的成绩

  作为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人文交流不绝如缕。1976年中印互派大使改善关系后,两国新闻出版业开始恢复和扩大合作。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印文化交流有了长足发展。如2012年11月印度中国问题研究所主办“鲁迅文化周暨鲁迅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2018年4月中印两国同意在2013年“倡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基础上加快经济合作,共同推动人文交流的项目设置。与此同时,中国出版业加大了走进印度的步伐,在图书贸易、版权贸易和本土化经营等方面取得不俗成绩。

  (一)图书贸易:增长空间巨大

  EPS数据平台中心“世界贸易数据库”资料显示:自2012年以来,中国对印度的书籍、小册子、散页印刷品及类似印刷品(海关指标分类为4901)的出口金额和数量虽有一定程度起伏,但总体呈现平稳状态(见图2、图3)。



图2  2012—2017年中印两国书籍、小册子等印刷品进出口金额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司(署)、中国海关,由EPS DATA整理。


图3  2012—2017年中印两国书籍、小册子等印刷品进出口数量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司(署)、中国海关,由EPS DATA整理。

  如图2所示,中国对印度出口金额有一定起伏,且有一定下降。如2012年中国对印度出口金额为6456731美元,2013年上升至12611814美元,随后在2014年降为6899878美元、2015年降为5428148美元,随后两年呈现稳定态势,2017年为5506868美元。

  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对印度出口数量呈现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12年的2667719册逐年下降到2015年的1934980册。第二阶段从2016年出口数量跃升为2959364册,2017年为2690715册。

  从图2和图3来看,2016年中国对印度书籍等印刷品出口金额和数量均有所增长。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中国作为第24届印度新德里国际书展主宾国,与印度众多出版商达成合作协议,推动了中国图书贸易。另外,从中印两国进出口金额和进出口数量对比来看,中国处于出超地位。如2017年,中国对印度出口金额是进口金额的11倍,出口数量是进口数量的448倍。

  根据世界贸易数据库资料,中国2017年对世界书籍等印刷品出口金额为108.5万美元,出口数量为近400万册,2017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金额和出口数量分别仅占其中的0.5%和0.6%。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对印度的图书贸易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二)版权贸易:多途径展开

  中国对印度的版权贸易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展开:一是通过合作互译项目。如2013年5月由原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印度外交部签署“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合作备忘录,约定各自翻译出版对方国家的25部图书。2020年1月3日在印度尼赫鲁大学举行了该项目的成果研讨会。互译项目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论语》《看上去很美》等四部中国作品印地语版在印度成功发行。印方主编、尼赫鲁大学教授狄伯杰表示,通过文学作品翻译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双方文化、加强印中学者间的紧密联系,希望通过该项目带动印中两国在更广泛文化领域加强交流合作。[13]二是借助国际书展平台。近年来,中国借助印度新德里世界图书博览会、印度加尔各答国际书展等重要平台开展版权贸易和合作交流。2016年,中国成为第24届新德里世界图书主宾国,派出由出版商、作家和学者等250多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展;2016年和2017年,五洲传播出版社两次代表中国出版机构参加加尔各答国际书展,与多家加尔各答出版商就10多种中国图书的孟加拉文版达成版权贸易协议,涉及的版权图书包括《中国汉字》《中印文化交流》《中国与印度的故事》以及“人文中国”“当代中国”“一带一路”等主题图书。[14]三是出版机构间合作。如2017年8月在中国·山东“一带一路”图书版权贸易洽谈会上,山东画报出版社与印度GDB出版社(GDBbooks)签订版权输出意向8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访问印度,奠定了与印度官方机构和出版机构合作的坚实基础;2018年和2019年间与印度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签订多项版权协议,如《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印地文版、《墨经逻辑研究》英文版、《“一带一路”经济读本》英文版、《中国近代史稿》英文版等;[15]2019年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与印度大型农业出版商阿斯特拉尔公司达成高端学术著作版权合作协议。

  (三)资本合作:本土化经营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印出版业资本层面的合作也开始起步,合作建立国际编辑部、童书合作联盟、学术出版联盟、南亚出版中心、中国—南亚科技出版中心等,从印度的文化特征和读者需求出发,通过本土化经营策略,使中国出版走进去,将中国文化向纵深传播。

  从2016年新世界出版社率先在印度建立中国图书编辑部以来,外文出版社、中译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纷纷与印度相关出版商签约成立国际编辑部,进行出版走出去资本合作模式的摸索(见表1)。与资本合作的其他模式相比,国际编辑部业务相对单一,投入少、风险小,更易见成效。[16]


表1  中国部分出版社与印度出版商共同签约的国际编辑部
国际编辑部名称 国内出版社 海外出版商 签约时间
新世纪出版社·GBD出版公司中国图书编辑部 新世纪出版社 印度GBD出版公司 2016年10月
中国主题图书中印联合编辑部 外文出版社 印度GBD出版公司 2017年4月
中译—普拉卡山中国主题国际编辑部 中译出版社 印度普拉卡山出版社 2017年8月
外研社—皇家柯林斯印度中国主题编辑部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印度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 2019年8月

  2014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发起成立“丝路童书国际合作联盟”。2017年,印度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加入联盟。2017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积极促进成员间作者、翻译、营销、版权信息、教育培训等资源共享,来自中国、印度、埃及等29个国家和地区的92家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加入联盟。[17]2019年1月4日,新华文轩南亚出版中心在印度新德里国际中心举行揭牌仪式,中心被印度工商业联合会接纳为注册会员单位;[18]2019年1月7日,“中国—南亚科技出版中心”在印度新德里世界图书博览会7号馆揭牌,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与印度NCBA出版集团整合两国科技出版资源,在印度新德里建立的高水平科技出版中心,旨在打造成中国科技出版走出去在南亚的桥头堡。[19]

  (四)效果评价

  效果是衡量规划、项目、服务机构经过实施活动所达到的预定目标和指标的实现程度。[20]从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指标来看,中国出版在印度市场取得的效果主要集中在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两个层面。在政策沟通上,通过中印两国以出版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活动,彼此进行人文交流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如2018年在中国武汉中印领导人达成建立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重要共识。2020年被定为“中印人文交流年”,凸显中印两国均有从顶层设计层面实现进一步人文交流的意愿。在民心相通上,随着中国出版走出去创新合作方式,中印两国民间交流也日益频繁。据统计,2019年在中国的印度留学生已达2.3万人,印度到中国的旅游人数超100万人。中国到印度的旅游人数也从1981年的1371人增长到2018年的281768人,复合年均增长率为32.4%。[21]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新德里世界图书博览会上,双方互为主宾国,阐释了“文明复兴、交流互鉴”的主题,两国文化与出版界合作交流取得新进展。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出版在印度走出去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具体项目政策的沟通机制不畅、出版合作的方式比较单一、出版价值链的纵深和集群化程度较低、出版的政策和经济风险估计不足等,造成了中印两国间的出版贸易总量有所欠缺,这需要中国出版进一步加大走进印度的步伐。

  三、中国出版更好走向印度的发展策略

  据调查,当前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可度不断提升,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四国受访者的平均认可比例达到了63.6%;对于论坛发出的具体倡议,有受访者(64.3%)认为,“一带一路”将在未来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22]。中国出版走进印度总体水平还处于起步阶段,要总结相关成绩和经验,制定更好走向印度的发展策略:建立中印出版智库对话机制、实施多领域联动发展、构建出版价值链、全面评估风险,加快“一带一路”布局。

  (一)建立政策项目沟通机制,促进中印出版智库对话

  印度新闻出版制度相对完备,制定了《版权法》《新闻出版登记法》《图书和出版物的印刷和注册法案》等诸多政策法规。当前我国从国家、中央部委、各省区市层面建立了多层次的出版走出去扶持政策体系,设立了包括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丝路书香工程(2014)、国际合作出版工程(2016)等各类项目。在中国出版业走进印度时,这些政策和项目要与印方已有的政策法规建立良好沟通机制,达到双赢效果,这里可以借用出版智库的作用。

  纵观全球,在政府决策和政策协调与咨询上,智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2016年12月,首届中印智库论坛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以“迈向更紧密的印中发展伙伴关系”为主题进行深入讨论,增进了彼此相互信任和理解,双方约定每年轮流举办智库论坛。[23]中印智库对话极大促进了彼此合作和交流。比如在云南社会科学院、印度中国研究所等智库努力下,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得以建立。中印出版智库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还有待提高。随着两国间出版业合作和交流的深入,中印出版智库需要建立定期对话机制,以加速我国出版业“走出去”步伐。

  (二)多领域合作构建联动发展机制,形成“出版+”模式

  中国出版业走进印度时,可考虑和在印度的我国各类机构、企业合作建立联动发展机制,形成“出版+”模式。如安徽出版集团与“一带一路”沿线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国驻华大使馆合作举办“安徽旅游进使馆”活动,打造具有安徽特色的出版、文旅文创品牌。[24]根据商务部数据,截至2017年底,中国在印度累计直接投入47.47亿美元。一大批中国公司在印度占领了相当的市场份额,包括互联网领域的阿里巴巴和腾讯,通讯领域的华为,应用终端领域的小米、VIVO和OPPO,计算机硬件领域的联想,家用电器领域的海尔等。如阿里巴巴和腾讯与印度企业合作创立了18家知名创业公司,占印度31家独角兽企业的1/3强[25]。我国出版业可以通过与这些企业合作,形成“出版+互联网”“出版+终端”等模式,借助其技术和销售渠道,拓宽出版产业发展领域,共同开拓印度市场。

  (三)以价值链方式深度开发印度市场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在1985年提出“价值链”理论,即企业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等环节形成的种种活动所构成的价值链条,包括内部价值链和产业价值链两方面。[26]内部价值链注重企业内部的价值增值,产业价值链注重企业之间的价值增值。出版企业在开发印度市场中,需要综合运用这两种价值链,深度开发印度市场。

  1.通过内容、产品、渠道、合作等环节提升内部价值链收益

  在内容上,通过本土化方式,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目的获得价值增值。如中译—普拉卡山中国主题国际编辑部经调研发现印度读者痛恨腐败,就以反腐题材作为合作项目,出版的第一本反腐报告文学《根本利益》一经推出就在印度获得良好销售业绩;[27]在产品上,进一步扩大实物图书和版权贸易的同时,增加数字产品供给和知识服务输出,探索在线教育和数字动漫、数字游戏开发;在渠道上,除了与当地图书销售商合作,还可借助跨境电商平台向平台化、移动化方向发展,提升渠道效率;在合作上,可以考虑与印度出版商合作建立合资出版企业,进行本土化管理,从而进一步获得价值链条收益。

  2.通过优势互补,提高企业价值增值和提升产业链地位

  中国出版企业走进印度时要考虑与印度出版企业优势互补,注重彼此企业间的价值增值。纵观两国出版业,我国出版业优势在于市场统一、选题创新能力强、印制水平高、电子商务发达;印度出版业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市场广阔、英文编辑能力强、出版外包业务显著,两国出版业有较强互补性。中国出版企业结合印度市场特点,采取两国共同选题,印度出版企业进行英语、印地语编辑,在印度进行本土化销售;同时也要思考如何通过布局印度市场,提升中国出版业在世界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28]促进产业价值链升级。这里可以利用印度外包业务优势,建立中国出版业印度外包中心,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西方英语世界国家市场,把动漫、软件、图书外译等业务交给外包中心来处理。

  3.利用价值链集群效应,合理进行城市布局

  价值链集群效应是指在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的领域中,关联度较高的众多企业及其相关支撑机构在地理空间上就产生了企业在某一产业价值链上集聚的现象。[29]从28家跨国出版集团印度公司选址来看,均选在诺伊达、金奈、班加罗尔、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且不同业务分散在不同城市。如麦克米伦印度有限公司(Macmilan India Ltd.)的办公室(Corporate office)在诺伊达,注册办事处(Registered office)在金奈,编辑部(Editorial offices)分别在诺伊达、班加罗尔。[30]其他跨国出版集团也是如此。这种布局充分利用不同城市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资源,产生价值链集群效应。我国出版业可以借鉴跨国出版集团的选址布局,在实现集群效应的同时,进行错位竞争。

  (四)进行风险评估,做好风险管控工作

  根据法国兴业银行的报告,印度市场面临的风险有基础设施严重缺乏、行政程序繁琐、经常性地使经济陷于瘫痪的自然灾害、腐败和政治压力以及最为复杂的劳工法规等。[31]对出版业而言,还包括现金流管理困难、盗版问题等。以劳工法规为例,仅在联邦政府层面就有《合同劳工法》《工资支付法》《工厂法》《劳工争议法》等至少27部法律,除此之外,各个州和邦都有一些特殊的劳动法规。对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推动中印两国文化交流而言,需要做好风险管控。首先,系统了解与印度出版业相关的政策法规,减少政策风险;其次,聘请专业金融服务中介进行调查,做好现金流管理,防范税务风险;再次,聘用专业法律事务所和当地管理人员,与政府形成良好沟通,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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