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何明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本文通过对《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世界传播的历史梳理，总结了中英出版成功合作的国际背景特点、中英双方的互补因素，指出这一长期在党史领域研究的案例，是新中国最早进行国际出版的成功典范，其成功经验对于中国出版走出去具有颇多的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中英合作；跨文化传播；世界出版；走出去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的出版与传播事件，长期以来一直是党史领域研究的案例。有关参与毛选的翻译人员、翻译过程的研究，徐庆来[1]、巫和雄[2]的考证最为翔实，特别是近些年新出现的当年亲历者的回忆[3]，使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更为清晰。但不足的是，《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的出版，对于毛泽东著作的世界传播所具有的价值，由于相关史料的局限，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其成功的国际背景、成功经验的总结一直缺乏有效阐发，同时这个事件的意义也不仅仅局限在党史领域。《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的出版与传播，是新中国第一个国际出版合作的成功典范，本文试图从国际出版角度，对于《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出现的国际背景、当时中英双方合作的成功因素，以及这一新中国最早国际出版案例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对于当下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启示、借鉴，尝试性给予探讨和研究。
一、《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的出版背景
今天重新回顾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的成功，可以发现有三个不可忽视的时代因素：
第一个就是反禁运、反封锁的时代背景。1949年新中国成立，采取了“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并成为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新中国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全面打压，这突出体现在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国所采取的全面封锁、禁运政策。
最早是“巴黎统筹委员会”。该委员会1948年由美国发起，1949年11月22日，美、英、法、西、德、日、意等17国在巴黎成立了“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因总部设在巴黎，通称“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其主要宗旨是限制成员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特别是限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贸易。委员会设立以下机构：咨询小组是决策机构，调整委员会是负责对于苏东国家出口管制的机构，中国委员会是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执行机构，对华禁运的项目比苏东国家多300多种。其次是1950年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950年12月3日，美国政府决定对中国出口实行全面许可证制度，“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中国，包括纺织品和废橡胶，从而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禁运。1950年5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一切资产，并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驶往中国。1951年，在美国的操纵下，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全面实施禁运的决议，有43个国家投了赞成票。
针对全面封锁与禁运，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开始了一场反封锁、反禁运的斗争，其中中国书刊的进出口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
在对华禁运问题上，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与美国并非完全步调一致，尤以英国最为突出。这主要是因为二战后，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如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等国家纷纷独立，但英国在这些国家仍有重大经济利益，因此英国比美国更关注亚洲地区的稳定，特别是期望维护英国在二战前就存在的利益。在中国问题上，英国不愿按照美国的意志行事。例如英国没有理会美国拼凑的不承认新中国的联合阵线，而是在1950年1月就来函表示承认新中国。英国承认的立场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原因，即它在旧中国有着比任何国家都多的投资；担心中英关系过度恶化会导致中国以武力收复香港；期望利用美国与日本在中国的失败而拓展中国市场；等等。[4]英国在对华禁运问题上与美国的分歧，为中国与英国在某些领域的合作，进行反禁运、反封锁斗争提供了一定机会。这是中英出版合作成功的第一个客观背景。
第二是伦敦所具有的世界出版中心优势。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虽然远不如17—18世纪大英帝国时代，但是仍然继承了“日不落帝国”的优势，除了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之外，还是与纽约、巴黎并驾齐驱的世界出版中心，在全球书刊出版品种、发行传播渠道、编辑出版人才、物流运输等方面，都具有新中国难以比拟的优势。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英语语言文化优势。即在19世纪末，英语就成为书籍杂志出版、航空、国际贸易学术会议、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外交、体育、国际竞争、流行音乐和广告业的主要语言，确立了名副其实的全球通用语地位。这是中英成功出版合作的第二个客观因素。
第三是中国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出版资源。作为一个曾经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民族，中华民族能够摆脱当时西方世界大国的侵略剥削，获得民族独立发展，建立新中国，是20世纪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一件大事。中国的经验是什么？经历了哪些过程？未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些问题堪称是世界各个国家、各个领域所关注的头条新闻。1950年捷克斯洛伐克就致函中国外交部，其中央军事出版处拟在1950年底编印毛泽东军事著作，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自由出版处拟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并准备收入《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5篇文章。毛泽东在1950年10月15日批示：“请告捷克同志，这些文件暂勿印行，待几个月后中国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发行后，再行选印。”[5]这表明，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出版，不论是一篇新闻报道，还是一本图书，都是当时世界新闻出版的“急需”“热点”。而毛泽东著作，是中国获得民族独立的智慧结晶，是唯有新中国才有的独一无二的出版资源。而作为刚刚独立的新中国，也需要借助英语这个全球通用语的优势，向世界展示、介绍和传播自己，不仅仅是已有的成功经验，还有正在发生的新中国建设事业和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中英出版合作成功的第三个时代因素。
正是上述三个有利的时代因素，促成了中英双方第一个国际出版合作——《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的出版与全球传播，不仅开创了20世纪毛泽东著作在世界传播的第一页历史纪录，而且也使伦敦成为当时中国书刊反封锁、反禁运的中心，对向世界展示新中国的国家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的全球传播
毛泽东著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取得民族独立的经验、智慧的结晶，其对外翻译出版传播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时期。1927年5月27日的俄文版《共产国际》杂志刊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随后又在该杂志6月12日出版的英文版将该文译成英文发表，此后《共产国际》共发表了9篇俄文的毛泽东的单篇文章。[6]1945年，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唯一的中共代表，赴美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期间，他秘密组建了中共在美领导小组，还随身携带了一批毛泽东著作，让美共中国局组织翻译。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将《毛泽东选集》翻译成为英文，在1950年就提上工作日程。
根据徐庆来的考证发现，1950年3月初，周恩来、李克农就先后通知拟准备随张闻天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徐永煐，着手筹备毛选翻译工作。[7]根据巫和雄的研究，翻译人员有金岳霖、钱钟书、王佐良、郑儒箴等著名学者，也有唐明照、浦寿昌、章汉夫、冀朝鼎等党内干部。前者多承担翻译，后者在工余审稿。牵头人为徐永煐，翻译工作集中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进行，秘书为邹斯履。翻译工作从1950年3月开始至1953年底完成任务。[8]根据徐庆来的考证发现，当时徐永煐主持翻译《毛泽东选集》（1—3卷）时，所谓的“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室”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9]
《毛泽东选集》（1—3卷）翻译完成之后，根据苏联档案显示，1953年8月15日，刘少奇曾经有一封签名感谢信，感谢苏共中央对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英文译稿进行校对，[10]体现中方对于《毛泽东选集》翻译质量的高度重视。《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并没有在国内出版，而是在1953年与英国共产党主办的劳伦斯·威夏特（Lawrence & Wisart）出版社达成了一项出版合作。在英国出版毛选，显然不是在1950年组织翻译《毛泽东选集》工作之初的计划。依据国际书店的档案和当时亲历者的回忆揭示，这件事应该是随着工作进展而出现的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主要的考虑是《毛泽东选集》印出来后要在全世界销售，当时中国的印刷水平各方面都还比较落后，没有把握自己来印刷发行。[11]
1953年1月19日，外文出版社起草了《对于〈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出版的初步意见》，报中宣部胡乔木审批。其主要内容是：①同时在伦敦和新德里出版《毛泽东选集》英译本。西欧、非洲、近东、美洲、大洋洲，由伦敦方面发行；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日本、菲律宾，由新德里方面发行。②版权问题。在上述发行范围内，分属英国劳伦斯出版社和印度新德里出版社（印共出版机关）。美国方面如愿意出版，直接和劳伦斯出版社交涉。③国内不出版《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本，只出版单行本。国内如需要英译本选集，由伦敦方面供应。胡乔木阅后转报刘少奇审批。刘少奇于2月19日批示：“同意这个意见，在印度出版的交涉还可以从缓，待和英国方面交涉并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向印度方面接触。同时，印度方面出版能力亦值得考虑。”[12]
1953年5月9日，英国柯烈茨书店（Collet's Holdings）经理汤姆斯·罗素（Thomas Russell）带着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的信来华。罗素代表劳伦斯·威夏特出版社与中方签订在英国出版《毛泽东选集》英文本的协议。国际书店经理邵公文出面谈判，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刘尊棋参加。
协议内容主要是，国际书店（甲方）将《毛泽东选集》的正式英译本在英国出版与普遍发行的全部权利赋予劳伦斯·威夏特出版社（乙方）；双方同意，《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卷数以及各卷内容与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保持一致。乙方负责制作各卷初版纸型，其所有权在合同期满后仍归甲方。乙方缴付甲方的版权税，按销售册数的每本零售价10%计算。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有效期为3年，期满后经双方同意可续订。根据笔者依据国际书店档案的考证，劳伦斯·威夏特出版社还预先支付了一笔版税，总值为1.2万英镑。
劳伦斯·威夏特出版社成立于1936年，这是一家迄今仍然在经营的出版机构。由英国共产党的马丁·劳伦斯（Martin Lawrence）出版社和维萨特有限公司（Wishart Ltd）合并而成。维萨特有限公司是一个家族拥有的反法西斯出版社，由欧内斯特·维萨特（Ernest Wishart）创立。
英国方面拿到毛选英文译稿，在正式出版前，还经历了一个小插曲。1954年3月29日，英共中央总书记波立特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在英国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英译本时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的两段话。其理由是，武装革命的主张不符合英共“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纲领，英国的法律也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5月11日，中宣部起草了中共中央复信稿，表示同意。8月13日，中宣部收到毛泽东的批示：“陆定一同志，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意英国党的错误提议——应当注意。”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立刻按毛泽东的意见重新起草了复信，表示不同意删去。“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
但是，英国方面在最终出版时，仍然删掉了这两段话。1954年初，劳伦斯出版社在英国伦敦出版了第一个《毛泽东选集》（1—3卷）的英文版，由于第2卷较长，实际被分成4卷发行。出版时间分别是《毛泽东选集》第1、第2、第3卷在1954年出版，第4卷在1956年出版，起印1.2万册。纽约版《毛泽东选集》差不多与伦敦版同时出版，纽约由国际出版公司（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of New York）根据英国劳伦斯威·夏特出版社的纸型，也出版了这一版本，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在出版说明中作了细微调整。笔者依据OCLC数据库检索发现，截至2020年7月，全世界收藏《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的图书馆数量为173家，纽约版为915家。
这是毛泽东著作第一次以文集的方式开始在全世界发行。伦敦版、纽约版《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出版后，迅速获得全世界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其中反响最热烈的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以及左派机构。与莫斯科俄文版《毛泽东选集》成为罗马尼亚文、波兰文等中东欧国家语言的底本一样，《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成为西欧、中东、非洲、拉美等国家、地区的共产党以及左派组织，翻译本地区的民族语言的底本，而且早于中方外文出版社的相关语种版本很多年，大大推进了毛泽东著作在当地的深入传播。
据笔者考证，巴黎社会科学出版社（Paris：ditionssociales）是一家与法国知名出版社伽利马出版社有关系的左派出版机构，几乎与伦敦同时着手翻译，在1955年就开始出版法文版《毛泽东选集》，直到1959年出齐4卷本，依据的底本就是伦敦英文版。而中方外文出版社直到1962年才出版法文版《毛泽东选集》4卷，《毛泽东选集》1—3卷分别在1967、1968年出版。巴黎的法文版比中方早了差不多9年；伊拉克共产党主办的巴格达出版社（Baghdad Publishing House Co）在1959年出版了2卷本的阿拉伯文版《毛泽东选集》。而中方直到1967年才组建毛泽东著作阿文翻译组，与德文、意大利文、印地文等17个文种翻译组同时组建。1968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4卷出齐已经是1973年。巴格达的阿文版比中方整整早了10年。类似的还有《毛泽东选集》西班牙文版。阿根廷共产党主办的劳太罗（Platina）出版社也在伦敦英文版的基础上，1959年翻译出版了2卷本的西班牙文版《毛泽东选集》，出版地为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中方外文出版社的西班牙文版《毛泽东选集》4卷在1962年才出版，整个《毛泽东选集》1—3卷出齐是在1968年。劳太罗出版社的版本也比中方早了差不多10年时间。可见，《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的出版，对于毛泽东著作在各个国家的深入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劳伦斯·威夏特出版社一直以鲜明的左派图书出版为主，1971年出版了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狱中笔记》，2005年重新再版。1975年至2004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The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共50册，是最完整的英语版本。还出版发行类似《二十世纪共产主义》（Twentieth Century Communism）、《复兴》（Renewal）、《新自由主义危机》（The Neoliberal Crisis）等一系列英文杂志。该出版社2016年8月从伦敦哈克尼威克（Hackney Wick）的中央书店（Central Books）搬到了查德威尔·希思（Chadwell Heath）的新办公场所。[13]
三、中国书刊在伦敦的发行合作
国际书店与英国劳伦斯·威夏特出版社签订合作出版《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协议的同时，其还与柯列茨书店达成在英国和欧洲发行中国书刊的协议，这一协议属于中英合作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副产品。这使柯列茨书店成为当时中国书刊在英国和欧洲发行的转运中心，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新中国全面禁运、封锁的背景下，中国书刊通过伦敦，源源不断地发行到全世界，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展示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
与中方建立联系并进行书刊发行合作的机构，除柯列茨书店外，还有英国共产党创办的中央书店（Central Bookstore）。中央书店与中国合作的历史时间从1950年到1960年，前后大约有10年时间。1960年之后，中国与苏联因为国际共运论战公开化，英国共产党站在苏联一边，便与中方断绝了合作关系。而柯列茨书店与中国的合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直到1993年柯列茨书店被菲利普·威尔逊出版社有限公司（Tybex Ltd）收购。
柯列茨书店位于伦敦的伦敦查令十字路66号，是一家中型书店，门市约150平方米。根据曹健飞的回忆文章可知，该书店陈列和销售的主要是英国和外国出版的英文书刊。外国出版物大部分是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的，左倾特色十分明显。柯列茨书店由伊娃·柯列茨·雷基特（Eva Collet Reckitt）投资，在1934年成立。伊娃·柯列茨是雷基特（Reckitt）家族企业的继承人之一，她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支持英国共产党，并投资柏拉图电影有限公司。该电影公司成立于1951年，负责向左派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来自世界社会主义地区的电影。雷基特的特色鲜明的业务倾向甚至引起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注意，军情五处的官员称之为“共产党的摇钱树”。[14]
当时柯列茨书店经理是英国共产党员，还曾经是英国知名的爱乐乐队小提琴演奏员托马斯·罗素（Thomas Russell），[15]罗素代表英劳伦斯·威夏特出版社来华，促成了中英最早合作出版《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一事。
在罗素访问中国之后，英国柯列茨书店在门市陈列和对外书刊推广工作中，都将中国书刊作为他们的业务中心，推广对象包括英国和欧洲各国的大学、研究中国的机构，并于1954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新开设一家专门出售中国出版的书刊和艺术品的商店——柯烈书店。这个书店的位置颇具优势，即面向每年参观大英博物馆的数百万人宣传推广中国出版物，展示和介绍新中国。
在冷战国际背景下，柯列茨书店的业务扩展很快，并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莫斯科、布拉格和纽约开设了分支机构。1965年，柯列茨书店总部迁至北安普敦郡威灵堡的新大楼。柯列茨书店在伦敦查令十字路设有两家书店，其中就包括在大英博物馆附近开设的包含中国书刊在内的工艺、美术用品中国商店。[16]
柯列茨书店作为新中国在英国伦敦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除了转运中国书刊之外，还帮助订阅一些西方科技期刊、文献，伦敦成为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禁运的中心之一。根据时任国际书店副经理曹健飞的回忆，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国内各方面急需西方科技文献期刊，国际书店便派人前去英国和西欧各国采购。其中柯列茨书店经理罗素为中方采购提供了许多建议，创造了很多便利条件，并作为中方采购小组的成员之一协助中方工作。到了1958年，中国书刊在英国发行取得了巨大进展。仅1958年就发行各类书刊175802册，英国共产党的中央书店、柯烈茨书店两家订户数量占全英的95%，这两家书店的长期订单为政治性书籍，每种600—750册，文学作品300—350册，《北京周报》订户638户，零售250份。中央书店还代国际书店向拉丁美洲、非洲等某些国际转运中国书刊。除英文图书之外，还有中文图书，每年1万册左右，另外还有一些木版水印画等中国艺术品。
柯列茨书店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即便在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时也没有受到影响。1965年国庆期间，受邀来华的罗素对于当时国际书店副经理曹健飞说道：“不论世界形势今后怎样变化，柯列茨书店和我都将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7]此后接替罗素担任柯列茨书店经理的艾娃·斯凯丽（Eva Skelley），继续保持与中国的出版合作。
艾娃·斯凯丽在1984年国际书店成立40周年时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总结了柯列茨书店与中方近半个世纪合作过程中前后两个阶段所承担的不同角色：“我们与国际书店的友好联系可追溯到1949年中国解放不久，那时许多西方人士都认为，对共产党人的进展是需持谨慎态度的，而建立可靠的友谊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那时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向西方读者传播中国出版物，特别是定期出版物。柯列茨正是通过在伦敦市中心创办了一个中国书店起到了这一传播作用。”
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步入全方位的改革开放进程之后，中英双方的合作已经远远超过书刊的进出口，还拓展到在英国办画展、中英出版人才的专业培训等业务领域。艾娃·斯凯丽在信中写道：“但我们更多地欣赏由我们多年的联系而产生的种种接触和合作形式：我们与中国的出版社合作出书，特别是指南手册和成语方面的书籍。我们组织艺术展览，介绍不仅长于中国传统绘画法还能吸收西方技巧的艺术家。最为突出的例子是赵准旺先生的画展；我们为所有中文和英文期刊做收订工作；我们通过位于大英博物馆对面的独一无二的零售点（指专门销售中国图书的柯列茨书店）推广中国的语言、历史、艺术、建筑、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我们为中国的书业界和图书馆提供英国图书与期刊。我们与国图公司在伦敦办事处的代表们接触，与前来英国的代表团畅谈；我们尽可能经常访问中国，并在我公司培训中国人员。我们总是准备做更多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指的是双方牢固的友情。”[18]
四、对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启示
20世纪50年代中英合作出版《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的案例，给予今天中国出版走出去诸多启示，以笔者观之，主要有如下两点。
启示一：廓清国际出版的跨文化传播本质、规律认识
通过上文梳理可知，中英成功合作出版《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从出版者到发行者，主观上差不多都是基本认同一种思想、理念，即便不赞同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对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保持浓厚兴趣的。如伦敦英文版的合作出版对象是劳伦斯·威夏特出版社，纽约版的国际出版公司也与美国共产党有关系，而长期发行转运中国书刊的柯列茨书店，投资者伊娃·柯列茨·雷基特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思想”[19]，销售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的书刊成为其着力打造的特色。在客观上，中国1949年获得民族独立的榜样力量，非洲、中东以及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对于中国成功经验的巨大需求，加上英国与美国对于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禁运的不同步，伦敦所具有的发行渠道、英语语言等世界出版中心优势，正是这些主观、客观因素，使《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在伦敦出版，并在世界上广泛传播，开创了新中国中英合作出版的第一个范例。
国际出版的本质是一种基于思想、价值理念的推广与传播活动，或者说是一种思想、理念、文化的销售或贩卖活动。国际出版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部分，必然与不同国家、民族的宗教、历史、传统、语言等多个文化层面的活动密切相关，有时甚至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国际出版活动，一定与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范围、影响对象、影响渠道等紧密结合在一起。
中国出版走出去差不多与新世纪同时开启，其实质是中国出版整体步入世界出版时代的一种活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的成功范例，提醒中国出版界走出去的本质，不论题材、形式、载体如何变化，都是一种思想、理念、价值观的传播活动。这一点必须充分廓清认识。中国出版走出去一定要以思想价值观的传播为核心才能获得实际效果。而综观新世纪近20年走出去的实践可以发现，凡是遵循思想、理念、价值观传播规律展开的国际出版活动，差不多都获得了成功，反之，则不是没有反响就是没有获得效益，这一点需要进行深刻总结。
启示二：借鉴历史教训，发扬文化传统，走出一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的国际出版之路
通过中英成功合作出版《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的范例可以发现，20世纪50年代，中国国力远不如今，但是中方相关决策者却将《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版权赠送给了英国方面，同时对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均采取不要版税的形式。如1954年11月7日陆定一给邓小平并毛泽东的请示报告，其中说，外交部转来保加利亚共产党出版社出版的保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册稿酬支票，建议转送保共中央，并建议今后凡类此问题均将稿酬转送各国兄弟党。毛泽东批示：“照办。退回为好。”[20]从毛泽东本人到邓小平、陆定一等中共领导人对于《毛泽东选集》稿酬的态度，显然是在当时国际环境下广泛传播新中国的需要所做出的决定。
中方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基本是按照广交朋友的思想采取国际出版、发行合作的。截至1979年，我国在182个国家、地区建立了一个超过1000家的书店发行网，这个发行网是由各种类型的书刊进口批发商、零售商、代销户（包括一些友好团体组织）和读者（订户）所组成。根据曹健飞的观点，在这个发行网的组成中，绝大多数对新中国怀着友好感情，与中方不仅仅是贸易关系，而且凝结着深厚友谊。[21]通过这个发行网，我国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对外发行了8122种图书，其中包含外文局主持用40种外文翻译出版了2105种毛泽东著作；1961—1970年间对外发行、赠送了2960万册，是1951—1960年间的17倍。[22]按照此数量推算，1951—1960年仅毛泽东著作就至少对外发行了180万册。而这180万册的对外发行，基本上是针对国外市场需求进行的贸易发行，有效性、针对性强。即便以当时《毛泽东选集》的定价，毛泽东著作的国际出口也是一笔超过1500万美元的大生意。[23]但是中方均将这些收益无偿赠送给世界各国的友好机构和左派组织。中方就是按照这样一种精神，依靠这些中小书店，才突破了美国对于中国的全方位封锁、禁运，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展示了新中国的国家形象。
但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全方位步入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出版对外合作交流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提高书价，对于长期经营中国书刊的一些经销商、个人进行收款、催账，基本改变了之前广交朋友的方针，许多第三世界的中小书店、左派机构失去了经营中国书刊的动力和积极性，导致前30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发行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急速衰落。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明确的是，1978年之前30年投入巨大财力、人力，筚路蓝缕才建立的新中国书刊发行网，在80年代之后没有得到充分的继承，这应该是中国出版对外合作交流领域的一个值得深刻反思的教训。
由此提醒当下的中国出版走出去，必须认清跨文化传播目标与传播手段之间的界限问题。从理论上讲，中国出版走出去必然会涉及国际出版渠道、国际编辑出版人才本土化等长期投入问题。其中，投入是走出去的手段之一，这种投入与回报之间，并不一定是即时的，有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回报。而这种回报的形式也是多样的，有时是经济上的直接回报，有时是在政治上、文化上的间接回报。跨文化传播的效果评估在学术上仍处于探索之中，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论模型。而21世纪的中国出版走出去，可以确定的是要充分汲取经验教训，发挥政策扶持引导作用，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统筹，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出版之路，是当下中国出版界的头等任务。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回顾20世纪50年代中英出版的合作范例，其启发与镜鉴是深刻的、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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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四卷,1951.9—1954.1)[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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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戴延年,陈日浓.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1)[C].北京:新星出版社,1999:32.
[13]资料来源:劳伦斯•威夏特出版社网站,网址:www.lwbooks.co.uk,检索时间为2020年7月13日｡
[14][16]资料来源:维基百科“伊娃•柯列茨•雷基特”条目,https://wikivisually.com/wiki/Eva_Collet_Reckitt,检索时间为2020年7月13日｡
[15][17]曹健飞.得道多助,广交朋友——对外发行工作中结交的国际友人[J].出版史料,2007(2):71-75.
[18]参见:友谊之树长青,(英)艾娃•斯凯丽,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周年纪念文集:回忆录,内部资料,1989年11月,第105页｡
[19]资料来源:维基百科“伊娃•柯列茨•雷基特”条目,https://wikivisually.com/wiki/Eva_Collet_Reckitt,检索时间为2020年7月13日｡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43.
[21]参见:曹健飞,我在国际书店工作的回顾,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周年纪念文集回忆录,内部资料,1989年11月,第22页｡
[22]罗俊.回顾四十年中的十五年[C]//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北京:新星出版社,1999:65.
[23]本文按照1960年代2卷本《毛泽东选集》西班牙文版在拉美市场销售8比索(约合8美元)的均价计算,合计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的整个市场规模在1500万美元左右｡4卷本《毛泽东选集》伦敦､纽约英文版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售价有的超过40美元,要远远超过这个价格,而在非洲､中东阿拉伯国家会低于拉美价格,因此本文按照拉美市场的8美元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