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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编辑出版与现实启示

2021-08-05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
  【作 者】柳作林: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冯文姬:宜昌市云集街办

  【摘 要】毛泽东著作的编排整理与修订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理论学习与思想研究的重要支点。为纪念毛泽东逝世十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修订整理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两卷本)于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新编本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为指针,共选编毛泽东1921年至1965年间的68篇重要著作。新编本基于原有篇目进行发掘和编选,在文章的刊印、版本上体现出独具特色的风格,在还原历史人物真貌等方面取得系列重大突破,充分地反映出国内学术界拨乱反正的重大硕果。新编本的出版发行在国内外产生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新时代党的文献编辑出版、党的建设宣传与意识形态工作、如何正确看待党史上的重大问题以及理想信念教育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和现实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编辑修订;出版发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局势发展的重大战略判断。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在世界重大转折性变化时期,抢占变化的先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迈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阶段,实现了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1]在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的奋斗征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诞生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理论,而这些理论成果的提出、发展、提升、凝练和完善又集中体现于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著作中。学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理论著作并对其进行编辑整理出版,对于中国革命、建设以及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卓越的智慧和远见的卓识,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和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革命、建设的过程中,诞生、发展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要义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中,切实地把握和真正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发展与完善,深掘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离不开对毛泽东著作的编辑整理出版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深刻指出“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2]。因此,以《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为研究对象,从新编本编辑出版的国内外背景出发,论述新编本的编辑修订情况与特色,比较和分析新编本注释和原来《毛泽东文选》的注释,挖掘其对于出版发行学术研究上的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具有独特价值,对当今编辑出版工作也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编辑出版背景

  自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开展如火如荼,被视为胜利之源和法宝的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也成为当时中国出版行业的重要工作,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成为当时党内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毛泽东著作逐年陆续大量出版。这样对毛泽东著作的扩大发行,虽说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与普及,然而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出版正是为改变这一现象而做出的努力。

  第一,《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编辑出版的国际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和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要和平、求发展逐步成为世界潮流。经济方面,东欧遭受结构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着手市场改革试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西方资本主义大本营社会民主和凯恩斯主义政策也趋于低沉,美国和英国的新自由主义催生了强大的政治力量。1977年12月,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有了全新的判断。他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就国际形势和环境来看,目前的形势是好的,“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3]。这为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找到了国际环境的客观依据。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最终做出了当今世界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的判断。1985年3月4日,他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大的、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4],简言之,就是和平与发展问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重要论断把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1992年党的十四大,继续坚持邓小平关于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的判断和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论断,并将之提升为“时代主题”。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背景下,对党的领导人物的科学评判是开展实事求是社会实践的重要环节。

  第二,《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编辑出版的国内背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界、学术界、出版界彻底结束了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恢复理性思考,大胆突破禁区,更加深切、全面地关注历史原貌和现实生活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并表现出空前的活跃。以毛泽东著作出版为例,1977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其选编收录的是毛泽东1949年9月至1957年期间的相关著作。[5]其间,由于在收录篇目工作中,缺乏对“文革”进行拨乱反正的考虑,在选编文稿上就出现了一些错误和失误。1982年,经中央正式批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停止公开发行,《毛泽东选集》(第六卷)及《毛泽东全集》的编辑出版事宜也不得不因故而搁置,对此,关于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著作出版一度成了空白。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先生提议,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牵头,对毛泽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要文稿及著作进行归拢整理,得到了研究室同志们的积极响应。在龚育之先生的带领下,研究室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的文稿》(内部版),为审慎起见,仅供内部参考和发行。[6]1983年,根据党中央关于党政干部要深入工作实际学习中央当代文献,特别是干部要读一些马列和毛泽东等经典著作的要求,为更全面学习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经典著作,中央文献研究室向党中央提交了出版新编《毛泽东著作选读》的请示,建议为干部、工农青年和群众提供一本合适的读本。在龚育之先生的提议下,新编《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读本,在收录、选编文稿及编辑上可参考1965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两个版本的形式;发行对象把党政干部和工农青年及群众的读者群体区别开来,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二、《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编辑修订情况与特色

  相较于传统的毛泽东著作出版发行,《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编辑修订具有别具一格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篇目的发掘和编选、题解和注释的修订、著作文稿的增减以及文章的刊印和版本等方面。

  (一)《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编辑修订情况

  长期以来,《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及理论工作者学习了解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载体。《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既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推动了中共党史学的建设与发展,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和信心,同时还激起了对国家的认同和政策的理解,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从《毛泽东选集》公开出版发行的情况来看,其收录的主要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经典著作,而且篇幅较大。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本),虽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许多重要文稿仍存在遗漏或只节录片段等。198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向党中央请示,建议新编《毛泽东著作选读》,该请示得到了中央的批准。《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编辑出版工作刚开始不久,针对于全党不良风气的“整党运动”便开始了,出版工作也因此停顿。一直到1985年,为纪念毛泽东逝世十周年,《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出版计划重新被纳入了议程。经党中央研讨决定,书名由原定的《毛泽东著作基础读本》改为《毛泽东著作选读》[7],并且只选正确和基本正确的篇目,对于那些基本思想不正确的篇目、提法不当的名篇节录不收录;毛泽东作过批注的同一主题、内容及写作的时间相近的文献集纳成章并收录。198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对《毛泽东著作选读》进行重新编辑,共收录毛泽东的著作68篇,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选编著作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其中有51篇摘录于《毛泽东选集》,17篇为《毛泽东选集》以外的或在本书中首次发表。《毛泽东著作选读》的重新编辑出版,有助于进一步宣传、普及和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8]绝大多数文章为全文收录,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当然也有个别长文节选,如《论联合政府》,仅收录了“三大作风”的部分。此外,节选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19篇,通过节选或将同一主题、时间相近的文字采取一并归纳收录的方式。

  (二)《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特色

  《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编辑工作充分汲取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工作以及党的相关文献编辑工作的有益经验。因此,《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编辑工作在若干方面都有所前进并有所创新。[9]

  第一,篇目的发掘和编选方面。与《毛泽东选集》、1960年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本)以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开卷不同,《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开篇为1921年,从篇目《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不难发现,同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一样,毛泽东也是历经多次探索、思考和对比,才选择了马列主义。此外,与《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相比,新增主要篇目也带有较强的目标指向性,如:①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上的《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为第一次公开发表,在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重新选择革命道路的背景下,意义重大,思想深刻。②1930年5月发表的、最早反映毛泽东思想活动的灵魂的《反对本本主义》,阐明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者的内在联系。③1941年的《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和1961年后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对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的理解中贯穿《实践论》思想,反映了毛泽东一直坚持的重要哲学观点。④节选自《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的《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942年12月),[10]反映了毛泽东的政策思想、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该书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潜心研究经济问题时所写,资料丰富、分析精辟、价值重大。

  第二,题解和注释的修订方面。新编《毛泽东著作选读》版本共有注释488条、6万多字,其中321条是在《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上有过的(新编本完全保留原注的有56条,而且不同程度地改动了265条),另外100多条注释是增补或新加的。[11]其中较大的改动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校订史实。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提到周作人、张资平,在毛选四卷中对此二人的注释只有一句话:“周作人、张资平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占领北京、上海后,先后投降日寇。”此次则强调,对经历复杂的人物应尽量反映出其历史全貌,因此,增加了他们的生平介绍,并将其在抗战期间的行为表述为“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再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其中“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也是在1951年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所加。早在1931年12月,斯大林也曾提过。为了避免造成相关研究的混乱,此处作了新的加注,对过去修改的原因进行说明。[12]

  另一类则是对某个人物或事件表述的修改。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最早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此后不久,又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作了进一步阐释和补充,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新编版本针对本通知中的提法作了详细的注释。再如对《论十大关系》也作了新题解,不但作了较为准确的评价,同时还介绍了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讲话时的背景,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如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新题解增写了如下内容:“讲话公开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

  第三,文章的刊印和版本方面。《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每篇文章的尾注中都对所依据的版本或稿件作了逐一说明,甚至有部分尾注还对所参考的主要版本也作了情况介绍。这样不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每篇文章的出版始末,还可以让读者在不同版本中反复比较、研究,进而有更新的收获。此外,新编本对正文中出现的错字(别字)和部分文章的发表时间作了精准更正。

  三、《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发行的价值阐析与当代启示

  《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出版发行对于当时的出版发行业和理论研究界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新时代中国出版发行工作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发行的价值阐析

  毛泽东曾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13]邓小平也曾在1988年9月发表的《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的谈话中指明,“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14]。

  毛泽东著述文献的系统搜集、校勘、重新编辑出版,对于理解中国共产革命、建设的历史,对于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对于正确地把握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萌发、确立和转化机理,对于解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社会主义之所以好”等核心命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从文献编纂出版的角度考察,仍存在和呈现出相当的缺憾。如毛泽东著作是记录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史,总结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但是“这些著作,许多人没有读过或者读得很少,有些人以至中年干部,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也没系统读过”[15]。

  在当今中国,迫切需要全面学习和理解毛泽东思想,树立全民族、全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自信,归根到底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中国国情要求。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基和起点,毛泽东著作和相关文献资料是学习把握毛泽东思想最好的教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需要从真实的历史背景、从原原本本的原始著作去理解其精神实质。也正因如此,《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对毛泽东著作不同版本的搜集、校勘与研究的基础上,出于对《毛泽东选集》特定历史文本的补充和完善的目的,从版本的生成、演变和传播等方面研究和考察,进行大量相关文献及历史“还原性”再编撰,对于引导广大读者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对于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出版的当代启示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稳步前进,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然而,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速,人们获取信息的来源途径日益多元化,各类信息鱼龙混杂,极易导致人们的观念发生偏差。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层出不穷的意识形态渗透,坚定文化自信来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万众一心朝着党所确定的奋斗目标阔步前进,就显得十分必要。因此,编辑出版党的文献的重要性和意义不言而喻。《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出版,对新时代党的文献编辑出版工作以及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1.高度重视党的文献编辑出版工作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今,已经走过100年的历史,党的文献编辑出版工作也有7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党的文献编辑出版事业发展成就非凡,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编辑出版,对新时代党的文献出版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必须注重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和翻译工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实际出发,形成丰富的理论成果,并留下了数量庞大的重要历史文献。在这些文献当中,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著作的地位不可替代,价值、意义非凡,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结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代表。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和翻译事宜,但在不同时期因不同原因,出版有所侧重,各具特点。

  1951年到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编辑出版,极大促进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传播,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并由此开创了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人重要著作选集编辑出版的先河。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解放思想、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编辑出版了《邓小平文选》系列著作,成效显著。进入新世纪后,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强化意识形态建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等著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文献编辑出版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三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全面记录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推进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复杂局面,其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批示、贺信等),提出许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思想观点,积极推动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智慧方案,同时更好帮助国际社会增进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认识与理解,从而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的重大历史贡献。

  第二,文献编辑工作必须尊重领导人著作的历史原貌。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迄今出版过文集或选集的党的领导人达30余人。这些著作的编辑出版一般都要经由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编辑修订,大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些著作的编辑出版中,参与编辑修订的人员在甄别入选文稿、编辑和校正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会对领导人的原稿进行必要的修改。因此,如何既尊重领导人著作的历史面貌,又能保证修订整理后的文稿质量,就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党的文献编辑工作既有一般文献编辑工作的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性,那就是从事人员不但编辑工作经验要丰富,党史功底更要扎实,对党现行的路线和方针理解要透彻,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要深厚。只有充分尊重领导人著作的历史原貌,才能确保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真实性和神圣性。虽然编辑工作强调要有创造性,但应是充分尊重原作基础上的润色加工,使之更准确,而不是主观臆断。

  2.持续强化党的宣传与意识形态工作

  党的历史文献记录了党的奋斗历程,也记录了党和国家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形成与制定过程。因此,编辑出版党的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党和国家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该项工作的好坏与否,关系到党和国家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宣传与普及。改革开放初期《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编辑出版,是对《毛泽东选集》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对宣传和普及党的奋斗历史、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全党。自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斗争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百年的奋斗历史,就是百年经验总结的历史,也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历史。因此,在新时代,要想不断加强党的宣传与意识形态工作,就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全党,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行动指南。而要想在全党普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党的文献是最好、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参考教材。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与发行,使全国各行各业逐步形成了浓厚的学习风潮。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及《胡锦涛文选》的出版发行,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出版发行,同样形成了学习热潮。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前提,就是要明确宣传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切实提高全党上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文化素质,强化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全党。

  第二,必须从人民群众利益要求出发。宣传工作作为传达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从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需求出发。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外来思想的涌入和市场经济导致的思想异动,社会价值多元化倾向日益明显。越是如此,就越有必要加强党和国家对宣传工作的掌握,牢牢控制住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引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下,我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应注意的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社会进入转型期,不同的矛盾和问题开始涌现,思想文化领域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精准把握人民群众思想的变动、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更加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宣传内容必须要正确反映和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加速,人们的思想情况的变动也可能加快,只有精准把握和尊重人民群众的思想特点与利益要求,从具体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做好宣传工作。

  第三,宣传手段与宣传策略必须与时俱进。自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宣传方法和策略的运用。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宣传手段和宣传策略运用娴熟,都是非常成功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宣传内容、宣传形式都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因此,要更进一步做好宣传工作,紧密结合时代步伐,做到与时俱进。首先,工作理念必须要紧跟时代步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新的传播媒体的出现如网络媒体、自媒体等改变了以往信息传播的方式,这就对宣传手段和策略有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不但要转变工作理念,宣传手段也要破旧立新,宣传策略要更加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其次,宣传工具和载体必须要创新。除了传统的宣传阵地外,网络平台载体已成为当今的主流,必须充分发挥其优势和利用价值,同时又要牢牢把控网络宣传阵地,完善宣传工作机制,确保所宣传的内容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

  3.积极运用党的相关文献强化信念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在新时代,坚定信仰信念,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6]。理想信念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精神,主宰人的心灵世界,制约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它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便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而要想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持之以恒地努力与奋斗,同时加强自身的素质修养,坚持思想入党,理论强党。党的历史文献如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经典著作,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与学习,不断加强自身思想修养的重要来源。

  第一,高度重视党的历史文献在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对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统一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时下,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仍具有坚实的、广泛的群众基础。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载体,党的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集中体现和反映。新时代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首先,党的文献不但是马克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载体,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是党和国家意志的体现。学习党的文献,能深化对党和国家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与掌握。其次,党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学习党的文献,能增强辨别正确与错误思潮的能力,坚定自身的理想信念。

  第二,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学习对待党的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党员只有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才能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而中国共产党最坚定的理想信念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想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离不开对党的文献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因此,在研读这些经典时,必须坚持科学方法,不能犯教条主义错误,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首先,学习党的文献等经典著作,要置于具体的时代背景下,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一直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完善,其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理论,就在于它提出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出发,从而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转变。其次,学习党的文献等经典著作,要坚持联系和发展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没有指明各国现成的发展道路,需要各国从自身实际出发加以运用。学习党的文献等经典著作除了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外,还要认真研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因为在这些著作中完美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如何坚持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又不拘泥于纯理论的内容,教条化地去理解,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找到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

  四、结语

  《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集中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高度概括和总结了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具有“独创性的经验和独创性的理论”[17]。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团结带领着全国各族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间既有社会实践的薪火相传,也有科学理论的一脉传承。而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以其独特的历史使命出场,在破除“迷信本本”“盲从权威”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时代,要加强党的文献编辑出版工作,尊重著作及著作反映当时历史的真实原貌,强化党的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积极发挥好党的历史文献对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整合各种社会思潮,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决同当前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错误思潮进行斗争,从根本上做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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