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赵秀娟：明天出版社
【摘 要】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不仅促进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交流和往来，还在文化领域形成了一种更好的认知。这样的环境给出版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不同国家间文化交流更为频繁的情况下，中外出版业沟通的深度和广度都会得到拓展，这对于我国的出版业而言，显然也是非常好的机会。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出版业的选题资源和市场空间都会得到进一步拓展，图书版权输出的效果也会进一步提升，这对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外向发展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文章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图书版权输出的优化策略。
【关键词】共建“一带一路”；图书版权输出；优化策略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和推进，图书版权输出迎来了重要的机遇期。但是从目前看来，我国的出版业在图书版权输出方面仍然面临一些新的挑战，这表明出版商必须抓住这一契机，找准自我定位，探索合理的版权输出方案。
一、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情况
文化作为一种国家“软实力”，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和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无疑为如何让国外人士更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指明了方向。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家持续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共促文化发展，实现民心相通。
书籍是人类知识和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不同时代、地域的知识文化的传播、交流、融合。作为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重要载体的书籍，其在国际交流中承担着传递、讲述具有丰富底蕴中国文化、中国故事的功能［1］。我国图书的国际传播对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传播中国声音有着深远且富有成效的作用［2］。自国家启动多项出版“走出去”重点资助工程以来，中国图书在海外传播的规模、范围和类型均取得了很大突破。
“十三五”期间，我国图书对外版权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在输出引进结构方面进一步优化，由量的增长逐步转向为质的提高。同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出版合作取得较大进展，输出比例从2016年的84.9%增长到2019年的92.3%。2019年，我国有273家机构与7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出版机构在少儿、文学、医药卫生、文化艺术、教育体育、经济、历史地理、工业技术、农林等类型的图书出版方面建立了联系，版权输出超过100项的有27家［3］。可见，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增速非常明显。同时，版权贸易的空间也在不断扩大，版权出版的内容也更加注重与时俱进，关注当下的热点话题。可以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下，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是，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如日本的图书版权输出情况，我国与之还是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出版业要抓住时机，探索更为有效的图书版权贸易发展模式，形成良好的图书版权输出机制，让我国的优秀文化在国外实现真正的良性传播。
二、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短板问题
共建“一带一路”为我国图书版权的输出打造了非常好的发展空间，但与此同时，也进一步暴露出目前我国版权输出的短板。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版权贸易的实效不佳
所谓版权贸易，简单而言，就是图书版权的授权交易行为。在版权贸易的支撑下，可以有效提升内外部交易的简单性和适用性。尤其是在我国同国外出版商洽谈和合作的过程中，通过版权贸易只需处理好版税和税率问题即可，其他关联事项可谓少之又少。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国内很多出版社都非常青睐版权贸易。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出版商同国外合作伙伴的合作确实更为紧密，但这种中外版权贸易的管理效果明显不如国内。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诸如文化差异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一些文化输出的认知难以达成共识，这也使得一些优秀图书在国外得不到足够的认可。而在版权贸易中，畅销书永远是最重要的内容，其他一些图书的实际输出效果并不是很好，有的国内出版商甚至只重视输出获取的版税，对后续输出效果漠不关心，这种只重视眼前利益的输出模式显然弱化了图书出版的质量。
不仅如此，由于同国外合作者的交流更多是以一种互助的模式展开，彼此间无法形成实际控制力，我国出版商也就无法为国外合作者提供监督和发行建议等，更无法直接参与到后续环节中。即使涉及一些督促服务，也更多只是索要一些销售报告和媒体以及读者的评论等，这对提升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质量并无多大作用。
（二）国际合作出版难度极大
国际合作出版是非常有效的图书版权输出方式，中方将自己需要输出的图书内容提供给外国合作商，而外国合作商基于这些内容负责后续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也就是说，在整个过程中，中方提供具体的图书内容，外方合作者则负责后续的出版发行等一系列工作，从而使得我国出版商提供的图书内容能最大限度地成为当地的本版书，以此更好地适应当地市场。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和认知方面的极大不同，使得合作出版的沟通交流难度非常大，待出版的书稿需要完全满足中方出版社和国外出版商的双重需求才行，这使得彼此间的配合难度增大，况且这种磨合在各个环节都存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双方不厌其烦地探索和协商。
同时，一些合作者会选择自创国际合作出版项目，希望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在自创项目中，更需要出版工作者熟悉两个国家的文化特质和市场需要，如果出版工作者不具备这样的高素质，这些项目就很难有序推进。如今，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实施推进，这种深度了解变得更为必要，自然也就增大了国际合作出版的难度，对于我国的图书版权输出自然也是很大的挑战。
（三）版权代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我国图书版权输出过程中，我国出版商可能会在国外寻求版权代理服务，通过扶持或同相关代理机构及代理人合作与交流，实现图书版权的良性输出，从而更好地解决出版的各种问题，提升出版的效率。但从实际表现来看，由于图书版权输出流程复杂，要求又高，在雇佣或扶持版权代理时，中方出版商自然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且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出版商需要出版、发行的图书量和类也在不断增加，自然需要投入更多资金扶持版权代理方。除此之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代理人往往只能负责一个国家或者小片地区的图书版权输出代理服务。代理方的能力存在差异，如果在不同地区或国家分别雇佣代理人或者代表的话，那么中方出版商的利润空间自然会被大大压缩，不利于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长期运行。
（四）海外机构运行难度提升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实施推进，我国也开始积极在海外设置机构，以此来进一步拓展国外图书市场，有效带动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推广和输出方式。但是客观而言，海外机构的运行难度也在不断提高。在实际运行中，海外机构自然需要专业人才作为支撑，尤其是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间的交流深度和广度都会进一步拓展，需要机构内的工作者具备专业的谈判能力，扎实的图书出版专业知识，同时也要掌握熟练的外语技能，并对国外文化、历史和人文风俗等有充分的了解，这使得人才难寻的问题更为突出［4］。
另外，设置海外机构需要很大的成本投入，后期的运营和维护也是笔巨大的开支，再加上经营难度大，涉及的业务内容又不多，使得盈利空间进一步缩小。在市场竞争愈加激烈的情况下，这种盈利空间势必还会被进一步压缩。不同国家或地区文化认知的差异又需要在出版发行过程中设置多个海外机构，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可见，想要全面开拓海外市场，中方出版商面临的压力非常大。
三、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优化策略
基于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契机，考虑到目前我国图书版权输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当前发展格局下，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优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探讨。
（一）挖掘新的合作机制
在推进“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版权贸易的深度和广度自然会进一步拓展，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也会提升。由此，我国出版公司也要注意探索新的合作机制，不断挖掘自身出版特色，找到自身的竞争核心和产品优势，明确自己未来图书版权输出的关键板块，然后形成精准竞争依托点，寻求同国外合作者的良性合作，共同商议形成新型的合理方案。在合作过程中，要本着互惠共利的理念，充分尊重国外市场，积极对接国外市场认知，因地制宜进行市场布局，形成良好的行业组织架构。而我国相关部门要良性对接图书版权输出工作，为出版单位提供绿色通道，优化出版政策和版税制度，不断提升出版商的市场竞争力。
为此，在图书版权输出过程中也大可借助共建“一带一路”的渠道来拓展图书出版的认知，挖掘新的合作项目和内容，结合孔子学院的教育平台，大力推广优秀图书内容，借助一些有影响力的节目等强化推介工作的开展［5］。同时，可以考虑在当地华人聚集区等地开展相应的图书推介活动，积极宣传中国优秀图书，并积极开设版贸会，不断提升图书版权输出的影响力。
（二）强化图书内容转化
考虑到在具体的图书版权输出过程中，图书内容需要对接国外市场。因此，我国出版商要注意强化图书内容的转化，在版权输出过程中，要严格把控英文样稿的内容，保证图书内容价值观符合世界认知。在强化中国文化的输出时，要基于国际化视野进行合理推介，例如对于古典诗词文化的传播，因受制于汉语言文化的独特表达方式，需要翻译者做好文化迁移认知。为此，需要打造良好的交流平台，针对性地做好图书内容转化工作，让输出的内容不但充盈着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与内涵特色，也可让海外国家轻松理解。
同时，我国出版行业要针对中文和国外语种图书互通有无的需要，开设相应的平台，不断求同存异，实现文化上的认知统一。我国图书出版过程中不但要注重主题的国际化表达，也要推进文化交流互鉴，实现中国图书和海外传播的深层次发展，可以考虑搭建智库平台，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展开合作交流，共同打造智库体系，不断提升出版产品的品牌价值，让图书版权可以有效输出至沿线国家和地区，真正实现智库引领文化输出，提升市场认可度。
（三）打造特色图书体系，建立版权输出的长效机制
在当前发展背景下，要积极建立版权输出的长效机制。结合目前市场运行状况，可以考虑同专业代理签约服务，结合商业模式运作出版。在此过程中，我国需要注意打造特色图书，牢牢把控每一个环节，不断拓展市场，为后续资源的聚集和发展提供帮助。出版公司要响应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始终聚焦出版主业，统筹内容、渠道、平台、团队和翻译，完善海外布局，加强国际化传播，在版权输出和国际合作两者取得成效。
同时，我国出版商也要注意培养种子作家，积极打造和发掘种子选题，坚定文化自信。在新时代多种文化碰撞下，坚持以多元的理念引导读者，坚持走独属自己的专业化、精准化和特色化图书版权输出策略，力求践行工匠精神，不断推陈出新，打造出版精品，真正得到国外市场认可。例如，针对可持续发展理念，打造我国西部治理荒漠为中心主题的图书；针对抗疫需要，打造系统的抗疫报道和防疫措施类图书；针对5G技术的发展，打造出专业的科普图书……又比如，孔子的理念目前已得到了广泛认可，其“和”的理念也被广泛接受，我国就可以积极推出为实现世界公共发展当今中国做出的努力方面的图书，借助这种容易同海外市场形成共通理念的图书内容，不断提升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质量。
（四）优化版权代理机制
我国出版行业要在共建“一带一路”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版权代理机制、拓展版权代理机构。立足于当前的贸易规则要求和发行政策，在保证双方签订的版权合同基础上，系统优化、发展代理机制。为此，我国出版行业应形成一个统一认知——整体布局，从经济、政策以及资源等多个方面入手，协调出更为系统的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代理机制，然后以此为标准，强化图书版权的输出质量。
同时，要强化版权代理业务管理质量，不断提升从业者的工作能力，强化技能指导，全面提升中外图书版权贸易的有机发展。
另外，考虑到在国外建立海外机构的成本和难度较大，我国可以考虑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推进图书版权网络交易平台建设，将优质读物、立体版权数据及先进译制模式贯联结合，供编辑方、出版方、版权方、交易方、读者等共同使用。还可依托这些平台强化贸易洽谈，针对图书版权输出的贸易需要，全面提升对各个环节的把控，例如对于图书审阅、合同订立的过程，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图书内容查看、定金支付、电子合同等的管理。
四、结语
图书版权输出不仅仅是一种商业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上的交流。版权输出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不断碰撞、交流、互融，这决定了在图书版权输出过程中，不但要尊重合同规则，也要尊重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以输出国的读者阅读习惯为落点，在内容价值上找到彼此共鸣的地方，然后以此为基础，探讨更为合理的图书版权输出方案，以正确的方式表达中国元素、讲好中国故事，才能打破各种壁垒，让我们的原创图书“走出去”，并实现真正地“走进去”“走下去”，为我国的文化传播提供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梁红艳.图书版权输出优化策略探究[J].编辑之友,2020(03):83-89.
[2]罗雪英,王璐妍.“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图书版权贸易发展研究[J].科技与出版,2019(4):47-51.
[3]刘涛.中国图书版权输出数量提升策略分析[J].传媒论坛,2019,2(19):153-154.
[4]秦德继.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下图书版权输出环境浅析与策略分析[J].国际公关,2019(05):209-210.
[5]禹建湘,汪妍.从“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看中国出版“走出去”:文化折扣与文化增值[J].出版广角,2019(19):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