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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从交流媒介到学科建制——以《哲学汇刊》为中心的研究

2021-08-04 来源:《现代出版》
  【作 者】刘鹏: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上海报业集团

  【摘 要】学术期刊是学术发表的重要载体。英国《哲学汇刊》有350多年历史,以其为中心对学术期刊功能的形成、变化及发展规律展开研究,具有代表性。《哲学汇刊》经历了从学术通信发展到学术期刊的过程,其学术文本从“以作者为中心”的描述性模式发展到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程式化写作模式,学术评审从编辑把关转变为同行评审制度,通过学术发表和注明引用以确定知识产权。学术期刊从个人创意发展成为规范制度,并不断融入社会知识建制,特别是专业学科建制,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学术期刊;学术期刊史;知识产权;同行评审;媒介化

  学术期刊是学术发表的重要载体。在“不发表,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的现代学术制度安排下,学术期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引发诸如功能异化等批评[1]。现有研究多从规范理论的角度,指出学术期刊的应然状态,但是对元问题——学术期刊究竟具备哪些功能,以及这些功能是如何形成和体现的——缺乏历史的观照,容易使批评变得空泛。

  现代学术期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50多年前英国皇家学会创办的《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其创办者亨利·奥尔登伯格(Henry Oldenburg)提出学术期刊的四大功能——登记(registration)、鉴定(certification)、传播(dissemination)和存档(archiving),至今仍被认为大致体现了学术期刊的价值所在。[2]在三百余年中,媒介和学术不断发展变化,学术期刊是如何形成、体现这些功能的?其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今天的学术期刊有何启示?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由于这个问题过于宏大,本文以英国《哲学汇刊》为案例,结合其创办与沿革的历史展开论述。

  创办于1665年的《哲学汇刊》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刊,也是近代世界第一种自然科学学术期刊。[3]这种新型学术传播方式的创生,激发了17世纪自然哲学家们的想象力,并引发他们在作品传播上的一场革命。更难得的是,《哲学汇刊》一直连续出版到今天,成为世界上出版时间最长的学术期刊,发表了包括罗伯特·波义耳、艾萨克·牛顿、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埃德蒙·哈雷、本杰明·富兰克林、亨利·卡文迪什、卡罗琳·赫歇尔、汉弗莱·戴维、查尔斯·达尔文、迈克尔·法拉第、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约翰·丁达尔、艾伦·图灵、多萝西·霍奇金、斯蒂芬·霍金等许多科学家“改变世界”的论文。[4]

  由于独特的历史地位,《哲学汇刊》成为科学史、媒介史、知识史等领域绕不开的研究对象,相关论著不可胜数。比如,从本文采取的知识生产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知识社会学视角,罗伯特·默顿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以英国皇家学会及《哲学汇刊》为对象,对科学和其他社会体制,特别是宗教、经济、军事、技术等方面的互动做了研究,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5]此外,Atkinson Dwight的《社会史背景下的科学话语:〈哲学汇刊〉1675—1975》,以语言学和修辞学方法对以《哲学汇刊》为样本的现代科学语言的发展做了研究[6];Bryce Allen等将学术论文中的参考文献作者群看作一个“说服性社群”,对1665—1990年《哲学汇刊》的参考文献做了历时性的研究[7]。国内学者对《哲学汇刊》也多有关注:姚远对英国皇家学会及《哲学汇刊》的历史做了多方面的介绍;罗兴波《17世纪英国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以伦敦皇家学会为中心》论证了17世纪英国科学界从崇尚培根的实验法到追随牛顿的数学方法的转变,指出其背后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复兴[8];宋轶文的博士论文《17、18世纪英国皇家学会〈哲学汇刊〉与物理学》梳理了《哲学汇刊》发展的若干阶段及其对物理学建制化的意义[9]。

  本文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考察《哲学汇刊》所体现的学术期刊四大功能的形成、表现,以及随着社会环境特别是媒介技术变化而变化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哲学汇刊》已电子化,部分档案材料也已公开出版,但由于本文是从期刊形态角度展开而未涉及具体内容,主要借助二手资料写成,对于相关记载中有些细节并不一致的,本文择善而从,未能详加考证,不免疏漏。另外,《哲学汇刊》前期夹杂了历史、考古等多方面的内容,但主要还是自然科学类期刊,其反映的特点与社会科学期刊不尽相同。这方面的缺憾,只能通过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来弥补了。

  一、传播:从知识交流到成果发布

  1662年7月15日是英国皇家学会获得国王查理二世颁发的特许状的日子,也成为其正式成立纪念日。虽然这时候英国皇家学会与英国政府并无直接关系,但是特许状还是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特权,其中包括获得国王的直接资助、不受政府审查的印刷许可,以及与其他地区或外国公民自由通信的权利等。[10]正是这后两项特权,为《哲学汇刊》的创办提供了保障。

  (一)学术通信:学术期刊史前史

  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大大提高了知识流通的效率,但直到17世纪中期,书籍仍没有成为学术传播的有效媒介。因为书商首先考量的是获利,那些科学新著,哪怕多年之后被证明是不朽之作,也很少被接受或者能及时出版,比如中世纪德国著名数学家雷乔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的著作大部分都是他死后才出版的[11]。

  近代科学兴起过程中,一些志趣相投的学者为了交流新知,一般都会举办沙龙聚会。比如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之前,波义耳(Boyle)等英国科学家就组织定期聚会,讨论大家感兴趣的科学问题,分工开展科学实验。他们虽然研究领域不尽相同,但都服膺培根提出的以可靠证据解释自然现象的“新哲学”思想。波义耳将其称为“无形学院”[12],其实就是一个科学家共同体。

  聚会形式的具身传播有很大局限性,对于散布在英国各地甚至欧陆和美洲的学者来说更不现实。因此,在学术期刊出现之前,学者们主要以通信的方式开展学术交流。熟悉的学者们相互通信,把自己的思考告诉有共同兴趣的朋友,收信人往往再与自己小圈子的学者一同分享,扩大传播范围。僻居只有万人的汉诺威小城的莱布尼茨的通信范围甚至远至俄罗斯和中国,和他通信的笔友超过千人。[13]在法国学者中,印刷学术通信然后广泛邮寄成为普遍的做法。[14]就像近代报纸的先驱是“新闻信”一样[15],学术通信则是学术期刊的前身。《哲学汇刊》的创办者奥尔登伯格正是从学术通信介入相关工作的。

  奥尔登伯格是英国皇家学会首任秘书。他算不上一名科学家,却有着最适合科学传播的热情和天赋。他出生在德国,在欧洲各国游历期间结识了许多著名科学家。他还是位语言天才,除了母语德语,还能流利地使用荷兰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不仅如此,他还学习过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以及当时科学界的通用语言拉丁语。出众的交往能力、语言才能和对科学的热情,使奥尔登伯格能够娴熟地转译各种语言,与各国科学家建立定期通信关系。担任英国皇家学会秘书后,奥尔登伯格的职责之一就是与外地及国外会员通信——在学会会议上汇报他们来信中的要点,同时代表学会给他们复信。他还常常未受学会指派直接给一些科学家写信。[16]由此,奥尔登伯格成为英国和欧洲大陆科学信息传播网络的一个中心。

  学术通信的流行,与运输和通信手段的重大改进密切相关。驿马车在1608年被引进伦敦,并迅速推广到全国,到1685年已在伦敦和整个英格兰的重要驿站间建立起一个驿马车服务系统,甚至延伸到爱丁堡。在通信方面,政府系统的邮政服务早在16世纪初就有了,到17世纪中叶,递送私人邮件的英格兰邮政总局也建立起来。[17]更重要的是,国际邮递系统也持续改进,到17世纪,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之间已经有了每周一次的“平邮”。[18]

  虽然通信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在政府看来,邮政业务关系国家安全,寄往国外的邮件要接受检查,因此邮递不仅取决于气候,还往往受政治形势影响。此外,邮寄不仅常出差错,邮资也很昂贵,而且只能送往附近的站点。[19]在1670年的时候,从伦敦寄信到苏格兰圣安德鲁斯要三个星期。[20]直到1857年铺设第一条国际海底电缆之前,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信件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才能到达。[21]英国皇家学会拥有信件免检特许权,这为奥尔登伯格提供了学术通邮的便利。不仅如此,奥尔登伯格在国外发展了一批通讯员,并与国家报纸办公室(the State Paper Office)合作,由他们替自己代收国外邮件,奥尔登伯格则以提供国外来信中可能涉及的政治消息作为交换,这样既保证了通邮效率,又省下了不少邮费。如今保存下来的奥尔登伯格1663—1677年的学术通邮有2911件,涉及的国内外通讯员有720人。[22]

  在积极开展学术邮件交流的同时,奥尔登伯格充分认识到印刷机的革命性意义。担任学会秘书不久,他就开始筹备学术期刊的出版了。

  (二)通信的延伸:学术期刊的诞生

  大约早于《哲学汇刊》三个月前,巴黎创办了以发表自然科学研究为主的《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eavans),但是由于其中还刊登了对法律、宗教的时评,很快被当局查封。受到《学者杂志》的启发,在奥尔登伯格的提议下,英国皇家学会在成立三年后创办了《哲学汇刊》。

  《哲学汇刊》创刊之初还有一个副标题——世界许多重要地区的卓识之士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和工作(Giving some ACCOMPT of the Present Undertakings,Studies,and Labours of the INGENIOUS in many considerable Parts of the WORLD),强调了期刊是对于重要内容的具有时效性的汇编,基本上体现了近代期刊媒介的传播特点和优势所在。

  奥尔登伯格在第一期的致辞[23]中宣称:

  促进哲学研究之提高所必需者,莫过于将他人已发现或已付诸实践的东西传播给那些在同一领域内进行研究或努力的人。因此宜用出版这一最合适的途径,以满足从事同类课题、乐于促进学术研究、推广有用的新发明,因而有权了解本王国及世界其他各地情况的人,使之时时了解科学的进展、了解博学好问的那些人的劳动和尝试及其全部发现和实践。为此,这些成果应得到明确和如实的传播,激励人们进一步追求扎实有用的知识,使得天才的努力和事业受到珍视,并引导和鼓励探索、试验、发现新事物,相互交流,对增长自然知识的宏伟规划做出贡献,完善哲学和自然科学。

  从主事者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在奥尔登伯格心目中,创办《哲学汇刊》的目的在于“促进哲学研究”,实现这一目的则有赖于新情况的传播,这也是学术期刊最根本的功能。

  从学术通信到学术期刊,将偶发、私密的人际沟通转为定期、公开的大众传播形式,学者个人所思由此化身万千,散布世界。正如科学史家普赖斯所说:在时间与精神上与报纸齐头并进发展的科学期刊,如英国的《哲学汇刊》,具有一种定期地把全欧洲的学术书籍和著作摘要整理的功能。有了这些期刊,学者们就不需通过私人间的通信网和私人间的传闻便可随时浏览全欧洲的书店,这些活动在以往都是必不可少的。[24]因此,历史学家也将奥尔登伯格视为科学记者的先驱,认为从他开始,“具有一种新的文风的科学新闻可以传递一些当代最重大的信息”[25]。

  麦克卢汉指出媒介是人的延伸,那么书信可以视为对话的延伸,让两个人超越时间、空间进行交谈;而早期《哲学汇刊》则可以视为学术通信的延伸,它由个人间的学术通信发展而来,同时保留了书信传播的很多特点。

  首先,很多文章就是对学术通信的摘录,在学术期刊发表时仍保留了通信的形式。早期《哲学汇刊》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奥尔登伯格以及续任编辑与科学家的通信。Atkinson的研究表明,1675年《哲学汇刊》中51%的文章以信件的形式出现,1775年48%的文章以信函形式出现,直到1825年仍有29%的信件式文章。这些文章一般以“Sir/s”或“Dear Sir/s”开头,有开场白,有表达对收信人敬意的结束语,行文往往简短而杂乱,体现出通信特有的东拉西扯的特点。[26]

  其次,即便是实验报告之类的文章,也往往采用“描述性论文”(descriptive style)[27]模式,使用第一人称叙事,以研究过程中的时间为写作顺序,文中夹杂着描述作者主观体验和心理状态的句子。比如“第一个实验是在两条鲤鱼身上进行的。它们被放入一个装有普通河水的玻璃容器中,容器再被放入冰雪混合物中;由于水结冰的速度不够快,我们放入了尽可能多的雪……鲤鱼周围的雪融化了,我们放进更多新的雪,这样重复了好几次,直到我们累了……”[28]

  通信是不在同一时空的双方通过文字进行的想象中的面对面交谈,它不仅是信息的传递,也是维系人际关系的手段。这种私人性、主观性、礼仪性、口语化的表述方式保存在学术文本中,体现了学术通信向学术期刊过渡、大众传播承载人际传播的特点。Atkinson将这种话语模式称为“以作者为中心”,并且认为大量谦辞、敬语的使用,与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大多是上层社会的绅士有关,彬彬有礼的表达方式既是当时科学共同体“对话”的规范,同时意味着作者是高尚、正直的有产阶级,其撰写的作品也是权威、公正、值得信任的。[29]

  (三)学科建制:专业成果发布媒介

  《哲学汇刊》“以作者为中心”的语言、风格和结构在19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哲学汇刊》的文本进行多维语言分析可知,其早期语言具有口头、具象、叙事性、说服性表达等特征,而19世纪以来则转变为抽象化、被动语态、信息化、非叙事性以及非说服性表达。[30]这些变化标志着一种“以对象为中心”的文本规范的发展。新的规范中,科学研究的对象而非研究科学的人处于中心位置。将个人从研究中抽离出来,以精致的理论描述和讨论体现客观性、专业性,成为学术信任的新的保障。类似的变化,同样发生在人文社科领域,比如现代史学写作的一个特点就是“我”淡出,以体现史家的客观性立场[31]。

  这一变化的出现,与知识以越来越复杂的方式快速发展,及其学科化、专业化有关。虽然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在18世纪就已出现,但直到19世纪,科学才真正从哲学、神学以及其他类型的传统文化领域分离出来,并在内部划分出日益专业化的知识领域,现代科学事业体系才告形成。[32]华勒斯坦认为,19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33]专业细分和边界重构是知识领域重新建制化的过程,一方面以研究对象为中心重建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每个细分领域也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专业术语,建筑起专业壁垒,形成“知识的排他性”。[34]学术生产不再是一个“大规模的”而是“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域,在场域内部的研究者同时扮演着知识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角色,学术生产活动也相应地主要面向本领域内部共享研究兴趣的学术同行。[35]

  伴随19世纪以来各种细分学科领域的出现,相应的学术期刊也纷纷被创办出来,成为建构学科合法性的关键步骤。虽然学术书籍出版已经不那么困难,但学术期刊所特有的周期性、时效性、汇集性等优势,仍使其成为难以取代的学术发表载体。不过,由于学术研究不再是绅士们的业余爱好,学术期刊也不再以广泛的兴趣群体为读者对象,而仅仅面向那些以学术为职业的专业人士,成为针对某个具体的学科领域发表研究成果的专业媒体。另外,随着科学研究复杂程度提高,特别是在微生物学领域,方法论变得至关重要,在论文中加入对方法的描述成为常规性做法。[36]这是学术论文迈向高度结构化形式的重要一步。

  作为对这一趋势的回应,1887年,《哲学汇刊》由过去涵盖整个自然科学领域的通识性期刊分成A、B两个系列,前者专攻数学、物理学研究,后者专攻生物学研究。1897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六个专业委员会,分别负责《哲学汇刊》相关领域稿件的评审。

  二、鉴定:从编辑把关到共同体认同

  现代学术期刊普遍通过施行同行评审制度,来体现学术共同体对研究成果价值的认可,保证发表品质,维护专业声誉。研究者大都将同行评审制度追溯到《哲学汇刊》的创办。[37]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同行评审制度直到二战结束之后才正式成型。即便如此,《哲学汇刊》内容鉴定制度的流变,仍体现了学术期刊此项功能的不同形态及不同意涵。

  (一)以编辑为中心的把关机制

  在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下,查理二世颁发的特许状允许英国皇家学会免于预先审查就可出版学会的印刷品。这为创办《哲学汇刊》提供了机遇,但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内容上出了问题,英国皇家学会需要承担责任。因此,《哲学汇刊》在创办伊始就提出,虽然期刊由奥尔登伯格负责,但稿件须经过学会理事会审定,然后再由理事会指定会员复审,其中第一篇论文须由会长批准。[38]很多研究者认为这就是同行(科学家共同体)审稿之始。但实际上《哲学汇刊》初期完全是奥尔登伯格依赖自身热情及自筹资金运作的,“利用自己零碎时间做的零散信息的收集”[39],他声称对其内容负全部责任[40]。历史学者Noah Moxham和Aileen Fyfe也认为,《哲学汇刊》更像是奥尔登伯格的私人产品,现存档案几乎看不出英国皇家学会曾对稿件进行了审查。[41]

  奥尔登伯格是一名兢兢业业的编辑,他不仅广发学术邮件以获得可以刊登的内容,而且常常亲自动手撰写书评等;同时他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把关人,他不仅选择稿件,而且摘录、翻译、删改作者们的文章,甚至常常在正文中或以脚注形式对文章发表自己的评论。因此,Atkinson将奥尔登伯格称为“高度侵入型编辑”(highly intrusiveeditor)[42]。

  奥尔登伯格之后的《哲学汇刊》继续由英国皇家学会秘书负责编辑,虽然这时期刊的特点有所不同,但都在内容的把关上体现出编辑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创刊伊始,英国皇家学会要求在有足够材料的情况下,《哲学汇刊》应当每月出版,但后来的编辑对此事表现出不同的热情和能力,出版周期很不稳定。另外,有统计表明,在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哈雷彗星的发现者埃德蒙·哈雷担任编辑时,《哲学汇刊》侧重收录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文章,物理学成果占所刊登文章总数的46.3%,生物学占34.7%;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沃克担任编辑期间,生物学相关文章占了48.9%,物理学则减少到18.9%;到了英国著名医学家、生物学家汉斯·斯隆担任编辑时,生物学文章更是达到57.9%,物理学则降到17.7%。[43]把关人理论指出,组织、制度、社会环境等因素都构成把关机制的一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编辑仍然是把关流程中“信息进或出的‘决定性点位’”[44]。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哲学汇刊》的鉴定功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的个人偏好、能力水平,形成以编辑为中心的内容把关机制。

  (二)委员会集体负责机制

  作为一个科学家组织,除了核心层少量科学家会员外,早期的英国皇家学会鱼龙混杂。为了获得更多支持,许多官员、贵族、商人,甚至江湖术士被接纳成为会员。1740年的301名会员中,有202人既不具备自然哲学的知识,也对自然哲学毫无兴趣。[45]这种情况当然也影响到《哲学汇刊》,虽然其刊发了很多有历史价值的论文,但也有不少描述怪胎、拼凑的化石等稀奇古怪的内容。面对外界的批评,为了维护学会声誉,1752年英国皇家学会正式接管《哲学汇刊》,不再设专门的编辑,而是成立“论文委员会”(committee on papers)负责《哲学汇刊》稿件的审查。另外,英国皇家学会从此开始承担期刊出版费用,并给每位会员一册赠刊,多出来的才拿去出售。[46]虽然每期《哲学汇刊》都印有所刊文章不代表学会认可的声明,但这种方式显然把英国皇家学会的名誉与《哲学汇刊》捆绑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学术发表不但是知识的传播,而且具有经过学术机构认证的荣誉意味。

  论文委员会审查的依据主要是文章的重要性、新颖性或全新的看待问题的视角,绝不允许重复证明既有事实,或是为了维持先前发表文章的论证而伪造结果。[47]未经委员会同意的论文不得在《哲学汇刊》发表。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委员会成员首先听取三五百字的摘要报告,然后进行不记名投票。投票过程中保持静默(不得讨论),以避免受到某些委员的影响。委员会投票的结果包括同意发表、拒稿、推迟到下次会议评审,还有一种情况是指派相关专业会员提供意见,但实际上这种情况极其少见。[48]

  新的评审制度淡化了编辑个人的影响,体现了公平及集体负责的原则,不过期刊所属机构的权势人物仍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比如在以作风强势著称的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担任主席期间,他常常将一些论文带到自己的私人聚会中讨论,发表一些引导性的意见。班克斯称,因为被拒稿,有的作者还曾处心积虑要把他赶下台。[49]

  直到19世纪30年代,随着知识的专门化,评鉴制度专业化改革成为大势所趋。仅有二十几个人的英国皇家学会论文委员会无法胜任对各种稿件的审查工作,简单粗暴的票决制也受到批评。在借鉴了欧洲其他科学共同体的评审理念——由足够权威的人士对论文的重要性、与既往知识体系的关系、对未来可能的影响做出专业的判断[50]——之后,《哲学汇刊》按照研究主题拆分成A、B两种,英国皇家学会也成立了六个专业委员会,负责各领域论文的审稿。最重要的变革是,委员会需要提交书面的审稿意见,这些意见有时会在匿名的情况下与作者先行沟通,最后再提交论文委员会审核。

  19世纪,英国皇家学会也逐步从“有闲与无拘无束的绅士”俱乐部变成专业的科学家组织。1820年以后,学会理事会成员全部由科学家担任;1834年修改后的章程要求,没有在《哲学汇刊》上发表过文章的人加入学会,需要缴纳60英镑会费,而发表过文章的则只需交40镑[51];大约1840年之后,在《哲学汇刊》发表过文章,成为被英国皇家学会接纳为会员的一项重要条件[52]。这从制度上规定了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成为跻身学术共同体的资格凭证,更加强化了论文发表与学术荣誉之间的象征关系。

  (三)同行评审制度的推行

  1893年,《英国医学杂志》主编Ernest Hart提出,要为每篇论文引入一位“专业且系该领域公认权威的”审稿人,这是满足专业读者要求的唯一有效的制度[53],开现代同行评审制度之先河。虽然都代表了共同体的认同,但现代同行评审与编辑评审、委员会评审制度仍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属于期刊内部评审,而同行评审则引入了外部专业人士。

  20世纪50年代,同行评审制度在欧美得到广泛应用,最重要的一个背景是出现新的知识爆炸,学者人数大大增加,期刊版面变得供不应求。[54]1989年轰动科学界的“冷聚变丑闻”,则成为进一步推动同行评审制度的里程碑式事件。1989年,美国犹他大学两位学者声称能在室温下实现受控核聚变(冷聚变),在未经同行评审的情况下,犹他大学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这一成果,世界各大媒体都报道了他们成功的消息。一时间,新闻媒体代替学术期刊成为发布科研成果的渠道。[55]但是后来发现,所谓冷聚变其实是实验误差。对此,《自然》主编约翰·马多克斯(John Maddox)强调,同行评审应当成为科学研究成果公布之前必须履行的重要步骤。到20世纪90年代,同行评审被视为所有学术期刊(以及其他研究评价领域)最基本的流程。[56]

  世界主要学术期刊采取同行评审制度的时间不一。20世纪60年代,《哲学汇刊》宣布每篇论文至少引入一位独立审稿人。目前,提交给英国皇家学会所属期刊的论文,通常以单盲方式(审稿人匿名)进行同行评审。另外,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术期刊还引入了共同审稿人制度,即允许受到期刊邀请的资深审稿人带一名刚入行的研究人员(比如博士生)共同审稿,一起提交审稿意见。对于年轻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个宝贵的学习经历,同时还可以为自己的职业履历添上一份荣誉。[57]近年来,为响应同行评审透明化的呼吁,有些期刊在发表论文的同时会公布审稿人意见(open peer)。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爆发,大量相关研究亟待发表,因此可能在规范严谨方面有所疏失。为此,英国皇家学会主席Ramakrishnan提议刊发疫情相关论文的同时公布审稿人意见和作者的回应等,以便读者进一步鉴别、评估其研究质量。[58]

  (四)同行认证、学术加冕机制

  虽然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但同行评审仍被认为是保证学术出版质量的基石。这一制度不仅帮助期刊把关,防止低水平、有缺陷的研究被发表出来,同时可以为作者提供高质量、建设性的参考意见。一项全球范围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同行评审极大地帮助了科学传播,没有同行评审就没有控制,其研究的准确性和质量是不可信的。还有约90%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自己最后被接受的论文通过同行评审得到了改进。[59]

  默顿认为,科学的制度化规范之一就是“有组织的怀疑”——一种受规范约束并通过社会组织起来的认知警戒制度。学术界鼓励批判地评估有关知识的主张,特别是寻找其中的缺陷、错误和其他缺点,以及在那些有关知识的主张中以前未被注意到的潜在的可能性,是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它不同于单个人的怀疑态度,也不是否定一切的怀疑主义哲学,而是为了保证学术有效性及推动进步的科学精神。[60]同行评审就是“有组织的怀疑”制度最重要的体现。从评审机制的演变来看,审稿原本是独立于学术社群的期刊编辑系统的一部分,被认为是由业余人士主导的;而同行评审则将这一功能融入学术社群内部,成为学术共同体认证、认同的一个环节,具有学术加冕的象征意味。

  在同行评审制度推行过程中,印刷技术起到关键作用。19世纪90年代,随着打字机的商业化,文本变得清晰、规范、易读。从1896年开始,《哲学汇刊》就建议作者提交标准开本、规范格式的论文。在将论文提交专家评审时,一般是将同一份手稿先后送两位专家。[61]直到1959年施乐复印机的商业化,才真正为复制作者手稿以供同行评审提供了便利条件。[62]当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从电子邮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于网络的在线投稿系统的普及,目前在线同行评审系统已经成为主流形式。

  三、登记:知识产权的确认和保护

  创办《哲学汇刊》期间,奥尔登伯格就以知识产权保护为“诱饵”,吸引学者们给他写信、投稿。《哲学汇刊》的出版也对现代知识产权保护观念的形成和制度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从知识保密到发表确权

  中世纪尚未出现著作权的概念,也没有近代意义上的作者,手抄书以及最初的印刷书是没有作者姓名的。[63]当时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人的知识发现应当像财宝一样秘不示人。而英国皇家学会一些学者却敏锐地看到知识分享、思想碰撞对学术进步的价值。波义耳就指出,隐瞒自己发现的思想家还不如囤积黄金的守财奴,因为守财奴除了紧抱财富别无选择,将财富送人就等于失去它。可对思想家来说,想法就如火把,照亮别人也不减损自己。[64]尽管如此,当时仍有很多学者恪守知识保密的传统观念,牛顿就是其中之一。

  印刷机的发明使知识保密变得不那么容易了,而且由于知识能够快速、广泛地传播,为作者带来巨大的社会声誉以及经济效益,从根本上改变甚至颠覆了“拥有”这一概念的意义——通过公开发表从而给一项新发现或一个新想法打上私人所有的印记,成为所有权的保障[65],由此创造了新形式的作者权益。

  精明的奥尔登伯格深谙学者们对自己知识产权的珍视和保护心理,他提出,会员可能不愿把自己的发现交给学会,因为担心别人会抢走他们的首创地位,所以学会应该“找出一个合适人选来揭露剽窃行为,把发明权归于真正的发明者”。为此,奥尔登伯格提议,“把学会会员尚未完成并希望保密的哲学思想或发明封在一只盒子里,交给学会一位秘书保存,直到它最后完成,这也许可以更好地保障发明者”[66]。这仍是将知识产权当成物质性财产来保护的思路,并在英国皇家学会持续了许多年。《哲学汇刊》创办后,为了鼓励学者们通邮、来稿,奥尔登伯格为他们记录来稿日期、署名发表,体现了以公开发表确定作者优先权的现代知识产权思想。同时期那不勒斯西门托学会办的期刊,却因为怕作者遭到迫害而采取匿名发表的措施,剥夺了作者成名的机会,使作者失去投稿的动机,西门托学会也因此失败了。[67]

  媒介环境学者沃尔特·翁认为印刷文本代表“终极的形式”,具有一种“强加的封闭或完结的”物理感觉。[68]本来无从捉摸的知识产权通过公开发表固定下来,具有与实物财产类似的稳定感,是促进现代知识产权观深入人心的重要因素。对于这种现象,普赖斯提出一个更为激进的观点,他认为学术期刊只是歪打正着地扮演了知识传播媒介的角色,其实现代科学论文在出现之初,并非出于知识积累的目的,让学术期刊和论文发表日益活跃,其实是出于建立和保有个人知识财产的动机。[69]

  (二)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发现权之争

  《哲学汇刊》曾多次卷入科学家们的知识产权争议之中,最著名的当然是牛顿与莱布尼茨之间关于谁首先发现了微积分的争议。这也是普及知识产权观念、促进保护措施的重要事件。

  牛顿和莱布尼茨分别发现了微积分,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因为数学史家找到明确的证据,证明两位学者是各自独立开展研究发现了微积分。牛顿在1666年首度发现微积分,但在1704年才正式发表;莱布尼茨在牛顿之后9年发现了微积分,但他首先在1684年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70]

  莱布尼茨的研究发表在德国《教师学报》上,很快轰动欧洲学术界。但是,1710年的《哲学汇刊》上刊登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凯尔的一篇文章,支持牛顿对于微积分的解决方法——“流数术”——的优先权,认为莱布尼茨剽窃了牛顿的成果。同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莱布尼茨对此提出申诉。这一时期,牛顿已经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主席,他对随后的调查显然起了主导作用。1711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凯尔的文章以及学会登记的信件等进行审查,以判断争议。第二年,委员会向英国皇家学会提交了报告,称他们认为牛顿是“流数”的最早发现人。1715年《哲学汇刊》第一、二期用了几乎全部篇幅,发表文章介绍了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重申牛顿的知识优先权以及对莱布尼茨剽窃的指控。[71]这篇匿名文章的作者其实就是牛顿自己。

  莱布尼茨依靠的期刊则是他参与创办的《教师学报》,后续又刊登了多篇阐述他微积分研究思想的文章。1716年莱布尼茨去世,在当时的情况下,牛顿似乎赢得了胜利。

  (三)参考文献:尊重知识权的制度要求

  虽然牛顿在微积分发现权之争中的某些行为不大光彩,但不应因此就将学者对知识产权的要求看作虚荣心作祟。恰恰相反,在默顿看来,“正是通过独创性,知识才会以较小或较大的增幅得以发展。当科学的制度有效地发挥着作用时(像其他社会制度一样,它并不总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对那些最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的人,以及那些为公共知识的积累做出了真正开创性贡献的人,人们的承认和尊敬就会自然增加。这样就会看到那些快乐的局面:个人利益与道德义务相符合并且融为一体”[72]。为此,应当确立保护和提倡知识优先权的制度,让那些为社会慷慨贡献公共财富的学者得到社会有组织的激励,反过来也就是让那些利用了这些贡献的人履行一个强制性义务。在学术工作中,引证和标注参考文献的意义不仅是为读者提供相关知识的延伸线索,而且是一项向对公共知识做出贡献的前人的致敬制度。

  虽然从一开始,《哲学汇刊》就在正文中提及相关研究以起到注释的作用,但人们似乎对以此形式表达对前人成果之尊重的方式仍有不满。在1666年4月份的期刊上,出现了单独排版的注释——在整篇文章中挖出一块空白,使用与正文不同的字体,最前面以星号标记,以与正文对应,但这种注释形式显然给期刊排版造成困难。最早在1683年就出现了脚注的形式。随着注释越来越多,到19世纪末《哲学汇刊》开始大量使用尾注的形式。20世纪40年代开始,《哲学汇刊》全部改为文末参考文献的方式,这也是现代学术论文最通用的注释形式。[73]目前,由于期刊版面的限制,包括《哲学汇刊》在内的主流自然科学类期刊要求每篇论文参考文献尽量控制在三十个左右,社会科学期刊的参考文献数量则远远不止此数。

  正如普赖斯所说,“公开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是在前人论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反过来成为后人论文的出发点。这种学术上一砖一瓦的积累,其最明显的表现形式莫过于对别人论文的参考引证了”[74]。不仅是一种知识索引,更作为一种仪式性行为,学术发表中的注释成为致敬前人知识贡献,并将作者编织进学术社群的基本方法。

  四、存档:知识积累的档案馆

  学术期刊的知识存档功能相对简单。彼得·伯克将信息比作“生的原材料”,而知识则是在此基础上,经过确认、批评、测量、比较和系统化等“烹调”加工形成的产品。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知识的积累,必然同时发生着知识的丢失。伯克将知识的丢失分成三种情况:隐藏、摧毁和抛弃。[75]与此相反,学术期刊作为人类知识积累的媒介,发挥了为知识存档的功能。

  存档功能首先体现在学术期刊代替了之前的学术通信,将本来是私下、个别、偶然性的信息传播制度化,以一种公开、稳定、广泛的传播形式,使其更容易得到保存和积累。波义耳在答应为《哲学汇刊》投稿时就说:“如果我完全谢绝如此礼貌的请求,并且忽视通过汇编成册使我的一些研究报告得以保存并有可能作为有用的资料永久保留的机会,那么,人们可能会认为,我对自己的事业太不了解了。”默顿认为,这表明波义耳已经认识到科学杂志具备了科学档案的功能。[76]

  1683年新任英国皇家学会秘书及《哲学汇刊》主编普洛特更加明确地强调:虽然有人认为这些学报的出版并不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本职,但人们认为这项工作十分重要,学报刊登了许多有用的东西,是公布与储存许多实验资料的方便的登记本,而这些实验资料单独又不足以能编成一本书,也许将会被遗失。事实证明,学报对各国非凡思想的出现是一个有力的鼓励。[77]

  兵火、审查等是造成知识“摧毁”的重要因素。英国皇家学会及《哲学汇刊》从一开始就划定其研究范围在自然哲学领域,小心翼翼地避开当时普遍存在的政治、宗教迫害,从而避免了像法国《学者杂志》那样“摧毁”性的知识丢失。

  所谓“抛弃”,指的是随着人类认识的更新换代,原来的知识不再具有知识合法性,比如迷信。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意味着一种新的知识范式的开启。皇家特许状揭橥其目的是“通过实验促进自然知识”,这就把超自然的宗教、迷信排除在外。而且经过英国皇家学会的提倡,人们对巫术的迷信确实减少了。[78]同时,学会会员对实验法的推崇,与亚里士多德经验主义的知识理念区分开来。因为经验总是属于个人的,不可能毫无二致地重复。马可·波罗的旅行、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可以重述,听起来、读起来都很有趣,但在“实验知识”的新世界里,这样还是不够的,只有可以重复的经验才能成为实验。[79]

  英国皇家学会的纹章上有一条箴言“不随他人之言”(Nullius in Nerba),大致意思是除非亲自实验,否则不要接受任何权威的说法。这种批判性的观念,在期刊出版中意味着对内容的审查和过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哲学汇刊》的历史看,这体现了保存人类知识精华的功能。在奥尔登伯格的推动下,牛顿的论文得以在1672年发表,该论文提出“纯粹”的白光其实包含所有光谱的颜色,“这是重大科学发现第一次在印刷期刊中宣布”[80]。《哲学汇刊》创刊200周年之际,《天演论》的作者、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不无夸张地赞颂:“即使普天下所有的书籍都遭毁坏,只要有《哲学汇刊》尚在,我敢说自然科学的根基仍然不会动摇,因为近两百年来的学术界巨大进步,大部分都已记载在内,尽管不是全部。”[81]

  毋庸讳言,《哲学汇刊》在历史上也曾发表过不少在今天看来属于伪科学的文章,但从研究的角度,这些内容仍具有历史档案价值。从人类历史发展角度,精华知识更可能经过时间的沙汰留存下来,反之则更容易成为失忆的知识。

  五、讨论

  本文围绕奥尔登伯格提出的期刊四大功能,通过系统梳理《哲学汇刊》的历史,勾勒了学术期刊从个人创意发展为规范制度,并不断融入社会知识建制,特别是专业学科建制,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

  学术研究需要发表,否则无论多么重要的理论,都无法为人所了解、检验,并纳入人类知识的宝库,从而成为人类进步阶梯的基石。因此,作为学术发表的重要载体,传播是学术期刊的首要功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学术期刊从最初的具有个人色彩、面向广泛的兴趣人群,变成具有规范形式的专业同仁的交流媒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变化,是在20世纪中期形成了IMRaD(introduction,methods,results,and discussion)论文写作模式。IMRaD模式对应论文中的介绍(引言,研究了什么问题)、方法(这个问题是如何研究的)、结果(研究的结论是什么)、讨论(这个结果的意义是什么),形成一篇完整、规范论文的基本架构。1972、1979年经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两次推荐,现在其已为多数学者所采用。当然,其中包括很多变体模式,比如在引言之后增加文献综述的ILMRaD模式等。[82]这种常常被批评为“学术八股”的模式,其实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学术期刊传播功能而出现的。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学术大发展,论文投稿堆积如山,期刊编辑不堪重负,期刊版面也变得越发宝贵,因此学术论文必须简明、清晰,避免冗长、烦琐的要求被提出,进而逐步形成这种高度程式化但便于传播的论文模式。虽然一直有人主张文无定法、强调论文的辞章之美等,但在实践当中,IMRaD模式仍是作者最容易学习,也最便于编辑、审稿人、读者阅读的论文写作方式。

  鉴定功能看起来就像传播理论中的“把关人”,起到发布或屏蔽的作用,但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引入外部专家的同行评审制逐渐取代了以编辑为中心的内部过滤制,评审专家不但决定了是否发表,而且体现了学术共同体的认同,强化了发表与学术荣誉之间的象征关系。现代文献计量学研究发现,绝大多数重要学术论文发表在少数学术期刊上,由此逐渐形成各种期刊质量评价体系,如以引文分析为基础的SCI、SSCI、A&HCI等。这些评价体系被许多科研机构作为评价学术论文质量的参考标准,甚至出现“以刊评文”的现象。以引文分析为基础的量化评价机制从出现以来就受到批评,但目前仍是国际学术界通行的评价标准。因为在现有学术评价体制中,学术期刊的评价方法较为完善,有客观以及容易量化的指标,成本较低,争议较少,容易取得正当性。相比之下,专著之类的科研成果评价周期较长,标准也相对模糊,难以取得一致的评估标准。[83]

  尊重知识产权已经是当今学术规范常识,但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某种程度上这是一项争取优先权的工作,因此这方面争议事件不断发生,学术界通过事后追责以及完善事前制度来加以改进。随着在线投稿和论文数据库的普及,很多编辑部引入查重手段,尽量防止出现剽窃、抄袭问题。在参考文献方面,历史学者王笛曾指出,西方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的注释都很长,实际上就是一种“学术积累”和保证学术发展的重要措施。国内学术界如果不重视这种积累,既为剽窃、抄袭创造条件,亦助长了国内学者所批评的普遍存在的学术研究“低水平重复”的现象,而且也是学术资源的极大浪费。[84]

  就知识存档而言,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电子出版。1997年《哲学汇刊》首次线上出版,2010年全部过刊线上开放,大大提高了作为学术档案使用的便利性,也意味着期刊的印刷版已经不再是传播功能的主要承担者,而成为存档的载体。另外,一些期刊通过向作者收取版面费,不对论文进行同行评审,甚至也没有专业编辑审核,这样的期刊被称为掠夺性期刊(predatory journals)。[85]掠夺性期刊污染了知识环境,从存档功能来看,其也很难进入人类知识的宝库。

  总之,学术期刊从独立的媒介到融入学术社群,成为学科建制的组成部分,是现代学术体制的发展规律。学术期刊学科附属性的特点决定了其既具有一定的主体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学科知识生产机制的控制。因此,要发挥好学术期刊各方面的功能,延伸其他相关功能,就要把握学术期刊发展的历史规律、学科规律,并与学术社群密切配合、共同努力。

  注释:

  [1]此类评论很多,如:项飙.当写作和发表被异化,学术离知识分享也越来越远[EB/OL].(2020-08-26)[2021-07-05].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889685.

  [2]MABE M.Does journal publishing have a future[M]//CAMPBELL R,PENTZ E,BORTHWICK I.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Publishing.Witney:Chandos Publishing,2012:416-417.

  [3]也有文章将《哲学汇刊》译为《哲学会刊》《哲学学报》《哲学论坛》等,本文统一使用《哲学汇刊》的译名。也有人认为近代世界最早的学术期刊是早于《哲学汇刊》三个月在巴黎出版的《学者杂志》,但《学者杂志》很快被迫停刊,复刊后逐步演变为文学性期刊,因此一般认为《哲学汇刊》是世界第一种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参见:宋轶文,姚远.《哲学汇刊》的创办及其前期出版状况[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25(5):63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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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译文采自:布尔斯廷.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M].戴子钦,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561-562。根据原文,有个别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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