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德庆央珍：民族出版社
【摘 要】现代意义上的藏文传统出版工作开展近60年，为党的宣传事业及藏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做出了不菲的成绩。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藏文出版事业迎来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文章以对三十余家藏文出版相关机构的调研为基础，从出版力量分布、出版理念转型、生产资金、产品供应能力、人才、知识产权保护等6个维度，着力分析目前藏文图书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特点及面临的困境，以期为出版单位的机制设计及政策制订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藏文图书;出版工作;数字传播;转型;挑战
作为我国民族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意义上的藏文出版工作自开局迄今已走过近60年的历程，一直承担着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继承和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特殊使命。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藏文出版迎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舆论宣传工作提出增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要求，这也正是对藏文出版跟进技术变迁、推进融合发展以提升服务大局能力的具体要求。然而在经济基础薄弱、技术相对落后、读者受众面小，相关人才紧缺、难以形成产业规模等因素的限制下，藏文数字出版亦面临诸多挑战，这大概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在数字时代的缩影。
相对数字出版产业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数字出版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同时国家层面还未建立专业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少数民族数字出版事业的科研工作，做藏文数字出版方面的研究几乎无基础数据可依据，也极少有可资借鉴的前人研究成果。因此，本文力图通过对覆盖北京、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与藏文数字出版生态相关的出版机构、内容运营企业、内容运营公益机构、技术外包企业、图书馆和新媒体机构等6类对象的调研，通过实地及微观层面的一手材料分析，管窥藏文图书出版数字化的概况，以期为新媒体时期藏文数字出版的管理及政策制定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在概念层面，由于藏文属于小语种文字，使用面窄，加之西藏和四省涉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藏文出版以产业的形式参与市场性竞争并实现大规模的盈利几无可能。本文所探讨的藏文数字出版，不采用现行通用的广义“数字出版”的范畴，即不包括广告、游戏、动漫、手机短信、数字印刷等以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的内容，而专注于对传统出版形式，主要是图书、期刊等出版物的数字化现状的研究。
一、藏文数字出版的概况与机遇
我国的图书出版量在“十二五”时期已居世界首位，数字出版规模居世界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十三五”规划从增强舆论传播力、全面升级公共文化服务力、显著增强经济拉动力等方面，对数字出版提出了发展目标。2018年，我国大众及专业数字阅读产业规模达到254.5亿元，其中电子书收入达56亿元，互联网期刊收入达21.38亿元，数字报纸（不含手机报）达8.3亿元，人均数字阅读量达12.4本，②反映出我国数字出版业的良好发展态势。
这样的宏观环境，为藏文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一）政策层面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如《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新闻出版业数字出版“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等政策，不断加大对民族出版事业的支持力度。获益于此，藏文出版呈现生机勃勃的局面：传统出版的图书品种不断丰富，出版能力显著增强，出版规模稳步增长;同时，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不断升级，藏文出版也具备了与数字技术基本接轨的可行性。在国家对民族语文出版工作的大力支持及中央对涉藏工作的高度重视下，通过新闻出版东风工程、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少数民族文化数字出版促进工程、全民数字阅读推广工程等各类重大项目，使藏文数字出版具有了基础的设施条件，技术装备和信息化水平也得到较好的提升，藏文数字产品公共传播服务平台和资源库建设方兴未艾，使藏文数字出版呈现出产品从无到有、从有到逐渐丰富的态势;技术从简单的扫描处理到基础性的编码、文字输入输出，再到文字识别、语音识别及藏文搜索引擎等，已经具备较高数字处理能力和开展大规模融合出版的条件。
（二）信息处理技术的优势
众所周知，信息处理技术是任何一种语言文字出版数字化的最基本要素。纵观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字，藏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处于相对较好的态势。这种相对优势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其一，藏文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通过国际编码（UNICODE）的语言文字，这为数字藏文内容的可流通性提供了保障;其二，藏文输入输出在WINDO\VS、iOS和ANDRIOD全球三大操作系统中均已得到系统级别的实现，为各类应用软件处理藏文内容奠定了基础;其三，涉及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基础技术及应用有了长足的进步，如藏语文自然语言处理研究、藏文文字识别、藏语语音识别等，甚至在藏文互联网内容检索领域出现了诸如“云藏”这样的搜索引擎，使藏文大数据研究及应用成为可能。
（三）区域性特点
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作为藏语文使用人口的集中地区，各在其省级文化发展规划中将藏文数字出版单独列入发展目标及主要任务当中，为藏文数字出版赋予了得天独厚的发展环境。
协同保障机制方面，四川省是我国经济大省，提出到2020年，全省媒体数字化率、融合率达到100%.在这一总体目标驱动下，其对藏文数字出版项目有关的地方性投入及专项配套资金投入的能力较其他省份更具优势，在藏文图书出版物的数字化加工、储存等基础工作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比如四川民族出版社的藏彝羌数字出版中心网络平台等项目的实施就足以说明四川省对藏文数字出版资金入行动的优势。
市场化转型方面，甘肃省民族出版社作为该省唯一一家民族出版单位，也是目前全国唯一没有享受国家或省级财政补贴的民族出版社，在转企改革后，积极探索市场化生存的道路，也承担公益性出版单位的职能，出版了大量藏文图书。这种情况在藏文出版单位中是绝无仅有的。
此外，云南省民族众多，藏文出版是其约18种民族文字出版文种之一，因此藏语文出版对于与3个东南亚国家接壤、有16个跨境民族的云南省而言，并非主要的发展对象。2019年藏文图书品种仅8种，建社以来至今累计出版品种约600种。藏文图书储备尚不具备进行系统化数字建设的规模。
（四）内容资源优势
古籍文献的出版是藏文出版的一大品类和特色。由于数字技术对古籍文献的再生性保护作用、对文本深度挖掘的性能、对构建数据资源库以獪共享的平台优势等，古籍出版是数字技术可发挥巨大作用的优势领域。我国有丰富的藏文古籍资源，国家高度重视藏文古籍数字化保护及相关成果的出版工作，西藏自治区政府也不断将古籍数字化出版工作写入各项规划中，如连续两期的“五年规划”、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等。国际方面，以美国的藏传佛教资源中心TBRC（Tibetan Buddhism Resource Center）为例，收藏了 12000余函藏文珍本和孤本文献③，每一页已数字化并建立了共享数据库，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藏文数字图书馆”，每年有12万人次下载文本，并被哈佛大学图书馆收入其数据库，可见藏文古籍数字文献在国际范围内也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和需求度。因此，通过数字技术对内容的多元开发，做好藏文古籍数字出版工作，使优质的产品成为参与全球出版产品供给的一部分，加强对外推介平台建设，是我国“边疆地区新闻出版‘走出去’”方针的具体落实，也是我国民族政策及文化输出实力的具体展现。
二、藏文数字出版的困境
就地理空间而言，我国的藏文出版单位分布在北京和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及云南，从媒体类别而言依然集中在新闻出版单位的传统主营业务即书报刊领域。其中藏文出版社8家，藏文刊物39家，藏文学术期刊19家，藏文报社约30家。随着“十一五”将数字出版明确为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战略重点以来，在国家及地方财政的扶持下，各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尝试与数字技术接轨。同时，技术服务、内容运营等多种类别的本土民营企业也在逐渐兴起。
根据《2018-2019中国数字出版行业研究报告》，2018年，我国互联网期刊、电子图书、数字报纸的总收入为85.68亿元，“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相比之下，藏文的数字出版综合能力与行业总体水平有极大差距。《西藏自治区“十三五”时期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发展规划》中，对这种差距作了这样的概括：“新闻出版业发展基础薄弱、缺乏市场支撑，体制机制不活，发展动力不足，‘小、散、弱’等累积的问题长期存在，自身造血功能严重不足，丰富的文化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发掘、不能转化为新闻出版产品，资源优势、特色优势还未形成发展优势”，“新业态发展远落后于内地，单位信息化工作水平不高，仍停留在传统生产传播模式，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出版印刷发行数字化……与发达地区和内地省份的差距在拉大”。即经济基础、市场环境、体制机制、基础设施、经营理念、技术水平等各方面都落后于平均发展水平。下文将从6个方面，分析藏文数字出版的困境。
（一）出版力量分散，政策资金支持缺乏统一的着力点
藏文数字出版与其他主要民文文种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以国家于2013年、2015年分两批选定170家出版机构为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为例，在10家出版集团、46家图书出版单位（含电子音像出版社）中，民族地区或民文图书出版单位入选5家，涵盖地区为内蒙古、新疆、云南以及吉林延边，涵盖民族文字有蒙古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但没有一个涉藏省份或一家藏文出版单位入选。由此可知，民文单位作为小语种的生产者，在数字产品的内容设计、模式开拓创新等方面，也是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特质，走在行业前列的。
对于这样的结果，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藏文使用区域分散，出版难以形成合力。
蒙古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的使用民族，基本聚居在一省或一州，对于本民族文字的数字出版工作，可以统一规划，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藏文由于使用区域的分散性，其基本靠政策性补给的出版资金也相应分散，导致各单位各自为营，集约化程度低，同时也存在内容重复建设的情况。又由于存在一定的同质资源的竞争关系，使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无法达到最优化的配置，甚至可能存在资源耗损的风险，进而影响发展。虽然国家层面一直在倡导出版的惠民工程，并要求去差异化，但各涉藏省份受藏语文使用人口差异的影响，在数字出版建设上无法出台相同的政策，普惠程度有待提高，这种不平衡性，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工作中是比较特殊的现象。
因此，藏文出版的行业协调力量，应积极发挥自身的服务功能，进行产业调研，为政府将全国藏文数字出版工作作为统一的整体制定政策、规划顶层设计提出吁请，并提供充分的信息;同时，促进各单位的交流与合作，为寻求藏文数字出版形成合力、共谋发展之路而发挥更大的主动性。
（二）理念错位：“数字化转型”的重点不在“数字化”，而在“转型”
国家通过各类项目，在各涉藏省份进行数字出版基地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投入，有一定比例用于引进信息化办公系统，部分用于生产设备技术改造，在藏文数字转型的基础物质方面，提供了较强的保障。但是，在购置或升级生产设备后，是否真正将其投入到了数字生产过程，还是认为引进数字化工具后就完成了数字化转型，陷入了“工具陷阱”？具体到藏文数字出版，几乎所有的文章都在众口一词地将经济基础、设施及技术的落后归结为其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但实际是不完全成立的。
就经济基础及设施的问题，以被列入“十二五”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东风工程”的西藏民族文字出版基地为例：此项国家投资4190万元、于2016年竣工的重点工程，至今由于机构改革的“三定方案”未能确定而尚未启动;基地规划组建的数字出版中心，虽已有设备及主要职能设定，但由于缺乏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指标体系及专业人才队伍，至今未能实质性地启动数字化进程。其次，技术方面，藏文的数字出版技术虽不能与汉文等大语种相提并论，但在民文中亦属较先进之列。除前文提及的编码、输入输出、文字语音识别及搜索引擎等技术外，2016年西藏大学开发的“藏文图书期刊数据库及资源管理及检索平台”，就研发完成了集藏文文献数字化加工、管理、发布、统计、多文种全文检索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数字平台管理系统。④事实上，在新媒体环境下，藏文技术适应性已经具备充分条件。因此，不能总是笼统地、惯性地认为藏文数字出版技术落后。
因此，在设施及技术已有基本保障的前提下，为何未能利用已积累了60年的内容资源制作出具备基本规模的数字图书产品？从数字出版业务至今只是各出版社的行政职能部门的附加职能这一项即可看出，藏文图书数字出版的转型甚至尚未实质性地开启。数字化转型是战略化的调整，需要建立对自身数字资源系统性的管理及全流程的改造，如果没有全新的战略目标，并基于此进行产品、资金、团队的调度及配套的制度安排，“转型”将无从谈起。
（三）生产资金短缺，难以为生产提供持续动力
多年来，在国家的相关政策及财政支持下，藏文出版机构在信息化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信息网络层面的硬件条件，但批量生产数字产品及研发工作，仍需要大量资金支撑。在产品输出渠道（市场渠道和政府采购渠道）非常狭窄的情况下，相关藏文出版机构基本没有能力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成上述工作。
例如：2011年，四川民族出版社“藏彝羌数字出版”网络平台项目获批，加之本省的配套资金支持，相较于其他藏文出版单位，该社具备了较好的数字化建设条件，在数字资源管理平台、数据库建设、数据加工等方面，为转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⑤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也同样面临着诸多困境。由于财政资金大部分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及软硬件技术，真正可投入数字资源加工及产品研发的经费捉襟见肘，主要体现在：
1.技术更新速度跟不上大环境的技术更迭
经过20122019年共7年的建设，该社已建有一个数据库和一个网站，一个APP计划于2020年上线。然而由于资金所限，无法在物力和人力上持续保障以跟进行业技术更迭的步伐，项目启动时的平台技术体系等虽然在当时比较先进，时至今日已然有些过时，数字出版的最终产品形态，也难以迎合当下诸如H5（网页便于手机阅读）等阅读方式。
2.数字资源难以转化成数字资产
该社计划2020年实现简单的在线阅读，但由于书籍数字化的前端制作费用昂贵，特别是有价值的书往往年代比较久远，而此类书因需要重新排制，费用更加高昂，原先制作千种规模的规划，目前只实现了数百种，因未能见到经济效益，故不敢继续投入，最后可能将以制作几百本精品电子图书为预期，相当于规模比规划减少近一半。数字中心的负责人坦言：“内容加工如果没有持续的资金注入，就开展不下去了。”
以上两个由生产资金短缺所造成的结果，一是使生产工具在经历研发、投入生产，最终产生财务成果的过程滞后，一定程度上造成前期投入成本的沉没;一是无力支撑规模化的生产，无法实现效益。项目财政支撑相对较好的出版社尚且如此，其他藏文出版单位的数字生产能力更可想而知。
（四）产品供应能力弱，难以满足藏文数字阅读需求
据调研结果显示，新媒体环境下的藏文阅读具有很强的需求。如《西藏日报》藏文微信公众平台关注用户超过10万人，阅读总量近5000万次，APP客户端下载量达6万次;康巴卫视藏文网站日点击量4万余次，微信公众号关注量21万人，藏文客户端APP安装量超过30万次，注册用户近27万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藏族人口6282187人，藏文数字阅读需求还有很大的张力。
然而，作为内容资源最丰富的图书资源，其数字化产品却捉襟见肘。西藏自治区“十三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提道：“各级图书馆藏书量不丰富（2015年自治区人均拥有图书馆藏量仅为0.39本），数字文化资源短缺，藏语数字文化资源库建设经费、人才严重不足，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各级平台作用亟待有效发挥。”⑥以“西藏数字文化网”为例，该网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西藏自治区分中心的主站，于2006年在自治区图书馆设立并由图书馆负责运营，2016年投入使用。据报道，自治区图书馆现有电子图书14万余册，然而在“西藏数字文化网”（http://www.tdcn.org.cn/）的用户端，可收看视频资源近700部，在其“精品数字图书/期刊”栏目下，截至笔者查询日⑦尚无一本数字出版物，相当于该栏目设置为空。而更新到2018年的数据显示，西藏全区已建成此类文化共享工程服务站点地市级支中心3个、县级支中心74个、乡镇基层服务点692个。⑧作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西藏分中心的主站尚且如此，下属网点的状况更无需多言。可见藏语文图书数字内容资源供给的极度匮乏与活跃且富张力的阅读需求是不相匹配的。
（五）专业技术人才极度匮乏，亟须建立培养机制
复合型出版人才的匮乏是全行业面临的困难。在民文出版领域，有技术背景又懂双语的专业技术人才更少。本次调研显示，全国8家藏文出版机构中，掌握藏汉双语并具备藏文编辑能力的约160人，工作在信息技术及新媒体岗位的平均只占3%;工作在数字资源及产品岗位的平均只有1%;所有双语人才中没有获得数字编辑资格证书的人，没有一家机构成立独立数字出版部门。以这样的人才现状去开展藏文图书的数字化事业是难以想象的。
在行业领域，数字出版平台的搭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出版社自身为主体，构建强大的专业技术人才班底;二是与技术公司合作，技术乃至数字发行外包，共享利益。虽然业内目前仍以后者为主，且就藏文数字出版人才奇缺的现实状况，这种方式更具操作性。但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对于出版社与技术公司存在的天然矛盾，即内容保护与资源采集之间的博弈，在藏文出版社数字资源管理者的理念中，普遍持较强的防范态度，合作案例也极为少见。资源保护与技术壁垒之间的矛盾产生的发展瓶颈，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才问题造成的。由于数十年所累积的内容资源是出版社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和立足之本，一旦出让，或将面临获得短暂变现收益后，对内容资源的永久失控，因此出于资源保护的考虑，藏文出版机构与技术服务商或互联网经销商合作的意向普遍不高。多数藏文出版机构由于技术储备及投资能力的巨大局限，距离自身具备规模化、精细化加工数字产品、构建数据库的能力为时尚远。营销方面，由于缺乏数字产品的加工能力，可供给的产品寥寥无几，少数出版社如四川民族出版社在自建平台销售少量PDF版的产品，销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基本谈不上数字图书的互联网销售渠道建设，而没有渠道又反过来制约了制作数字产品的积极性。因此，受自身经济、人才技术等条件的制约，藏文出版社无法独立打造数字产业链，但又由于资源保护的需求，极大限制了其与其他媒介的资源整合、共同发展的机会。出版社自身的人才队伍培养机制亟需建立。
一些企事业单位通过产学研一体化建设寻求解决人才问题的路径，如地质出版社与北京印刷学院共同成立融合发展基地、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等，⑨从专业数字编辑人才的培养到使用、高级科研人才对技术攻关的保障等方面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在藏文数字技术领域，以联图科技为例，试图通过如下方式探寻某种路径：公司于2018年开始与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及第二职业技术学院合作，结合学校的创新任务，公司派驻管理人员监督现场教学、进校进行藏文数字化出版方面的培训，优秀学生毕业后被选入公司进行实习实践，比直接招聘代价小、效果好，也受到了学校和家长的欢迎。
（六）版权保护不力，出版社制作数字产品的积极性受挫
在2018年举办的第20届全国藏文图书出版发行协作会上，全国8家出版单位一致表示关于藏文出版的突出问题之一是“盗版异常猖獗，严重破坏了图书出版生态，威胁国家文化安全，挑战出版社的生存”。⑩事实上，这一严重现象不只存在于纸质图书的生产销售环节，对数字产品的盗版，或以数字产品的形式盗版藏文纸质图书的现象同样严峻。
数字出版归根结底是以内容为主、为内容服务。传统出版单位在前期的内容加工方面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包括作者稿酬、编审、设计、排印等诸多环节，最终以成品书的形式上架。但是，或被市场上的不良商家捷足先登牟利，或被缺乏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的民间机构以“公益”的形式推送，在客观上侵犯作者著作权和出版社版权的现象屡见不鲜。此类盗版多属于简单的扫描上线，以辞书、典籍作品居多。这种虽简单粗暴然而“高效”的盗版行为，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正规出版物原本有限的市场，侵蚀了出版社本就不高的利润空间乃至回收成本的机会，最终挫伤了出版社深加工数字产品的积极性，甚至断绝了其必要性。因此，对藏文出版物的版权保护问题，无论是从法律普及还是加强技术保障方面，都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三、结论
综上，人类在信息记录和传播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变革，加之国家层面面向新兴产业的宏观政策支持，给诸如藏文这样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内容生产及传播营造了积极的基础环境，尽管其总体进程相较于主流语言文字的数字化探索不可比拟，但毕竟已经扬帆起航。藏文数字出版产品供应能力无法满足新媒体空间客户需求的这种矛盾，究其原因，主要受到地域分散、理念错位、资金短缺、产品供给能力弱、人才匮乏及知识产权受侵6个方面的掣肘。因此，与其说这种供需矛盾是藏文数字出版困境中呈现的原因，不如说这就是6个掣肘因素形成的一种必然结果。只要能够认真分析和逐一破解这6个维度的问题，藏文数字出版事业定会得到应有的发展。
注释：
①2019-2020年，笔者通过实地访问、问卷调查、电话采访及数据分析等方式，对全国9家藏文出版机构、3家藏文数字内容运营机构、4家藏文数字技术服务企业、7家藏文图书馆、4家藏文数字媒体及些藏文社交媒体，包括西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等科研教学机构进行调研，文中数据基于调研结果。
②张立主编：《2018-2019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第1718页。
③创建人金•史密斯先生生前将该中心全部纸质文献12000函捐赠给了西南民族大学民族文献中心，后西南民族大学成立“金•史密斯藏学文献馆”，并与TBRC联合建立中国民族文献数据库及网络共享平台。
④赵越：《西藏图书期刊数据库及资源管理与检索平台获奖》[N],《西藏商报》2017年6月10日第3版。
⑤根据笔者对四川民族出版社信息中心主任的访谈整理。访谈时间：2019年12月10日;访谈地点：成都。
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西藏自治区“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R],2018年11月26日发布。
⑦2020年9月28日。
⑧央梅朵、李奥：《西藏大力推进数字文化建设》[N],《拉萨日报》2018年2月4日第4版。
⑨张新新：《“十三五”的数字出版人才政策与实践研究以政产学研体化为视角》[J],《出版广角》2016年第19期，第20页。
⑩曾哓慧、高瑞茹、邓小龙：《全国所有藏文图书出版单位汇聚在此》[EB/OL],摘自康巴卫视网：http://kbtv.sctv.com/xw/qxxw/201804/t201804233835636.html,2018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