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来说，战略层面的选题策划比战术层面的选题策划更有现实意义。运用比较分析与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探讨数字出版选题策划的战略方向选择。根据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过程、现状，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前景，从宏观、整体、长远的眼光来看，从数字出版发展的紧要性与可行性的轻重程度来看，我国数字出版选题策划可以依次从五个方面进行布局：倾力开发移动出版物，趁热打铁开发在线教育产品，大力推出旨在提供知识服务的数字视听产品，积极又谨慎地发展数字游戏，积极开展按需印刷与按需出版业务。
【关键词】数字出版；选题策划；战略方向；移动出版；在线教育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历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成年人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Pad阅读等）的接触率为58.1%，首次超过了图书阅读率（58.0%）。此后各年，我国成年人图书阅读率虽然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但增长极其缓慢（2019年为59.3%），而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增长十分迅速（2019年为79.3%），二者的差距从2014年只相差0.1个百分点拉大到2019年的20个百分点。这就是说，数字阅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与之密切相关，数字出版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事实上，大力发展数字出版已经成为共识。那么，究竟如何推动数字出版的发展呢？特别是传统出版企业应该怎样把握数字出版的趋势呢？选题策划是出版工作的龙头，是形成出版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传统出版是这样，数字出版也不例外。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结构是多元化的，每个板块现有的水平是有差异的，每个领域发展的趋势与前景也必然是不同步的。那么，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开展数字出版选题策划，我们该怎样综合权衡、通盘考虑、精准施策呢？对于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来说，这种战略层面的选题策划比战术层面的选题策划更有现实意义，因而我们试图探讨数字出版选题策划的战略方向选择问题。根据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过程、现状，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前景，我们认为，从整体、宏观、长远的眼光来看，从数字出版发展的紧要性与可行性的轻重程度来看，我国数字出版选题策划可以依次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布局。
1 倾力开发移动出版物
事实证明，移动出版在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构成中名列前茅。如表1所示，从2015年至2019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三巨头依次是互联网广告、移动出版、网络游戏。严格地说，互联网广告与在线音乐不应视为出版产业的范畴。移动出版、网络游戏以及近四年来强势崛起的在线教育才是拉动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主力军。2019年，这三者的收入（5038.65亿元）占当年总收入（9881.43亿元）的51.0%，不止半壁江山。表1还显示，从2015年起，移动出版的绝对收入每年都远远高于网络游戏，而且一直保持强劲增长态势。2014—2019年，移动出版的收入占当年数字出版总收入的比例依次是23.2%、24.0%、24.5%、25.4%、24.1%、23.4%，都在1/4左右。可见，移动出版是数字出版产业方阵中事实上的领头羊，成为了数字出版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具有最雄厚的发展潜力。
表1 2014—2019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收入构成表
| 年份 | 2014年 | 2015年 | 2016年 | 2017年 | 2018年 | 2019年 |
| 互联网广告 | 1540 | 2093.7 | 2902.7 | 2957 | 3717 | 4341 |
| 移动出版 | 784.9 | 1055.9 | 1399.5 | 1796.3 | 2007.4 | 2314.82 |
| 网络游戏 | 869.4 | 888.8 | 827.85 | 884.9 | 791.1 | 713.83 |
| 在线教育 | - | 180 | 251 | 1010 | 1330 | 2010 |
| 网络动漫 | 38 | 44.2 | 155 | 178.9 | 180.8 | 171 |
| 在线音乐 | 52.4 | 55 | 61 | 85 | 103.5 | 124 |
| 博客类应用 | 33.2 | 11.8 | 45.3 | 77.13 | 115.3 | 117.7 |
| 电子书 | 45 | 49 | 52 | 54 | 56 | 58 |
| 互联网期刊 | 14.3 | 15.85 | 17.5 | 20.1 | 21.38 | 23.08 |
| 数字报纸 | 10.5 | 9.6 | 9 | 8.6 | 8.3 | 8 |
| 年度总收入 | 3387.70 | 4403.85 | 5720.85 | 7071.93 | 8330.78 | 9881.43 |
这是手机用户与手机媒体急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截至2020年11月底，全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户数达到15.9707亿户，其中4G用户12.9231亿户[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40亿，较当年3月新增3625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7.0%。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9.32亿，较当年3月新增3546万，也就是说，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约为99.2%[2]。从手机用户的数量和手机上网快速增长的趋势来看，手机是最接地气的全民型大众媒体。4G手机的广泛普及和5G手机的推广，互联网移动化步伐的飞速加快，为移动出版创造了成熟的技术条件与用户基础。以苹果iPad、iPhone引领的终端革命的到来，拉开了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代替台式电脑的序幕。移动互联网应用的不断开发，微博、微信等移动社交产品的兴起，昭示着出版业已经迈向移动出版的黄金时代。与一般的网络出版物不同的是，移动出版物的收费模式非常清晰、成熟。自手机短信业务推出伊始，用户就已习惯付费阅读手机上的内容。良好的付费模式与盈利模式，使移动阅读成为部分传统出版单位数字出版收益的主要来源，这为移动出版业务的全面拓展提供了强大内驱力。总之，移动互联网已成为传统出版单位实施数字化转型，以及互联网企业布局、开发数字出版产品的主要着眼点。
上述数据、事实、趋势表明，倾力开发移动出版物是数字出版选题策划战略选择的首要方向。究竟如何下手？我们提出移动出版选题策划的三个关键点：第一，在选题结构方面，应设法提高手机读物的市场份额。按照内容划分，移动出版物有四大类型：手机读物（手机报、手机期刊，手机图片、手机新闻、手机资讯、手机文学、手机教辅等）、无线音乐（铃声、彩铃、歌曲下载等）、手机游戏（含手机动漫）、手机音视频（手机音频、短视频）。我国移动出版收入主要还是来自无线音乐、手机游戏、手机音视频而不是手机读物。也就是说，娱乐化产品在目前我国移动出版乃至整个数字出版产业中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这显然不是理想状态。传统出版单位理应成为手机读物最大的内容供应商，在手机阅读领域没有理由不孜孜以求。高端杂志《三联生活周刊》基于自身期刊品牌特色，推出了内容发布与付费知识阅读的社交平台——中读App，倡导“慢阅读”与“快阅读”之间的“中阅读”理念，获得良好市场反响。第二，在选题导向方面，努力提升移动出版物内容的品质。我们应该为手机用户特别是青少年手机用户提供更多的知识与更强大的正能量。中国移动阅读基地建立了相当规范、严格的内容审核机制，并且有意识地对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平台上的内容进行引导，推荐一些优秀的图书给青少年阅读。例如，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一经推荐，立即引发了平台上争相阅读的热潮，还有许多读者发表书评[3]。第三，在满足用户需求方面，充分发挥移动终端具有移动性的独特优势，充分运用场景技术与思维，设法策划、开发出满足用户场景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所谓场景需求，是指用户“此境此情中的需求”，如孩子临睡时段母亲需要哄其入睡的需求、如厕时需要打发无聊时光的需求、长途开车时需要消除疲劳的需求等。这种需求是真正的个性化需求。毫无疑问，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才能让这种个性化需求真正变成现实。凯叔讲故事App不断渲染其“哄睡神器”的特色，提示在睡前时段的亲子互动场景下加以调用，因而获得成功。完全可以说，满足用户的场景需求，是移动出版选题策划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移动出版的选题工作，应重视移动媒介的技术特征，考虑对场景需求的充分满足，在‘提供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利用内容’的‘工具’，使二者结合作用，从而更有效地应对特定场景下的‘任务’。”[4]
2 趁热打铁开发数字化教育产品尤其是在线教育产品
数字化教育产品的品种繁多，有教育网站、网络版教材教辅、手机版教材教辅、电子阅读终端上的教材教辅以及电子书包等。绩优堂网站推出“智能教辅”产品，将教辅书与互联网无缝对接，解决了传统教辅内容无法及时更新、缺少动态讲解等问题，从而将“死书”变成了“活书”。湖南教育出版社创建的贝壳网基于“互联网+教育”，为广大教师、学生、家长、学校、教育教研机构、教育出版机构提供精准、优质K12教育综合解决方案。时至今日，数字教育出版可以主要在三个板块发力：一是手机教辅，二是MOOC（慕课）和SPOC（可译为“私播课”），三是微课堂课程。手机教辅的涌现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必然出现的教育景观。手机教辅包括手机教辅书、手机学习报、手机教育期刊、手机学习资料等。不管哪一种，用户都可以通过手机快捷地获得所需要的文字解答及其视频解析。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简称，大规模开放性在线课程）于2008年产生于加拿大。在我国，2014年，以慕课为代表的数字化教育产品与服务迅速崛起。很多出版社搭建了慕课平台，开发了慕课课程，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开发了中国首套国家级医学数字教材，并联合全国180余家高等医学院校成立了中国医学教育慕课联盟，搭建了人卫慕课平台。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的简称，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既采用慕课的讲座视频或同时采用其在线评价等功能，又继承实体课堂教学的优点，实施翻转课堂教学，是在线网络教学与线下课堂教学有机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SPOC可以真正促进教学相长，学生的自由度与自主性都大大增强，教师可以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比较而言，MOOC更适合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大学通识教育和社会培训，SPOC更适合于各个学校的专业教育和内部培训。对于中小型出版商、技术商、运营商来说，致力于SPOC的研发、推广是务实而稳妥的举措。相较于MOOC与SPOC而言，微课堂课程更是紧密适应手机媒体发展与人们社交诉求愿望的一种数字化教育产品。“微课堂”将课堂搬到了学习者的手机或平板电脑里，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学习，还能随时随地与一同学习者沟通、交流。而且，最早推出这款移动学习软件并拥有“微课堂”注册商标的上海蓝卓教育信息科技公司采用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软件即服务）服务模式，即由蓝卓负责移动学习平台的投资、开发、维护和运营，合作方不需投入软硬件费用。这对有志于开展数字教育出版但财力拮据的中小型传统出版社来说，当然是个机会。
庞大的市场需求为我国数字教育出版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我国素有崇尚教育的传统，尤其是中国家长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因而，发展数字化教育产业具有极其雄厚的土壤。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教育数字化则是教育信息化的必然要求。积极推进教育数字化也是我国政府的决策部署。2014年被称为我国“数字在线教育元年”。此后，数字化教育在我国高速发展起来。如表1所示，2017—2019年，我国在线教育的收入都超过1000亿元，均超过了网络游戏；2019年突破2000亿元，直逼移动出版，相当于当年移动出版收入的86.8%。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持久不退，客观上为在线教育的大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催发了在线教育的热潮，在线教育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当年6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3.81亿，占网民整体的40.5%[2]。经过多年布局与市场竞争，作为数字教育出版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在线教育已奠定雄厚基础。在线教育已经成为数字出版产业格局中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部分，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抢眼表现，预示着后疫情时代的在线教育出版将会更加灿烂。
在后疫情时代，数字教育出版的选题策划如何开展？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吉述从出版社的角度提出了六条推进教育出版数字化的措施：第一，紧抓数字教材与精准性内容建设，增强垄断性数字内容优势；第二，以网络课程为龙头，拓展音视频类内容建设；第三，立足内容与区域市场，适度拓展在线培训行业；第四，提升技术研发能力，加强自主经营平台建设；第五，加强产品与渠道整合，增强用户经营意识；第六，注重利用资本手段，增强多元化服务能力，加快产业发展步伐[5]。这六条措施自然也是数字教育出版选题策划的举措。最核心的要求是，趁热开发在线教育产品。
3 大力推出旨在提供知识服务的数字视听产品
数字视听产品包括数字视频产品与数字音频产品。受新技术与新媒体的强力冲击，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从“读”转变到“听”“看”“玩”等体验上来。数字视听产品的蓬勃兴起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产物。数字视频产品的载体包括数字电视、视频网站、其他视频平台与移动App，数字音频产品的载体包括数字广播、音频网站、其他音频平台与移动App。从数字出版的角度看，数字音视频产品的载体有音视频网站、其他音视频平台与移动App。
2004—2008年是我国视频网站的起步阶段，2004年11月，乐视网出现，这是我国专业性视频网站的发展起点。2011年以后，视频网站随着网络宽带服务的提速和视频传输技术的发展而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目前，按照播放器下载的数量，我国视频网站排行榜前十名依次是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视频、bilibili哔哩哔哩、CNTV中国网络电视台、sohu搜狐视频、PP视频、芒果TV、乐视、暴风影音[6]。从选题的角度看，国内现有视频有五种类型：一是影视娱乐视频，二是新闻时政视频，三是社会民生视频，四是教学培训视频，五是知识秀视频。其中，影视娱乐视频与新闻时政视频出现最早且数量最为庞大，社会民生视频蔚为大观，教学培训视频方兴未艾，知识秀视频正呈现星火燎原之势。其中，更值得出版人关注与重视的应该是最后两种尤其是知识秀视频。2012年12月上线的《罗辑思维》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内最早的知识型脱口秀视频节目。该节目旨在以“身边的读书人”形象成为一代中国人的成长伴侣，引导独立、理性的思考；讲授的话题与内容大都是人文历史方面的，如“曾国藩成功学”“他真的拯救了美国”等；每期视频都推荐一些很专业的图书，如《第三帝国的兴亡》《顾准文集》等。从2017年3月起，节目全面改版，改由音频、得到App和微信公众号继续提供知识服务。知识秀视频的社会价值毋庸置疑，商业价值也绝对不可轻视。截至2014年6月，即开播两年三个月时，《罗辑思维》通过两次会员招募获得了近3万会员的近千万元会费收入。
在全渠道营销时代，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可视化营销已成为品牌推广的主要方式。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出版机构纷纷将营销阵地转至线上。“直播带货”成为2020年度书业第一热词。王芳半年时间卖出3000万册、2亿多实洋，几乎天天在直播的她，平均一天就能卖出100多万销售额。短视频带货同样凶猛。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平台上，读书类短视频陡增，也确实带了一波货。“直播和短视频带货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营销手段，随着话语权的不断加重，它们正成为图书销售的新渠道。”[7]而且，网络直播与短视频也成为出版机构提供知识服务的新途径。
进入21世纪，有声读物的发展进入数字化阶段。从2011年起，移动音频分享平台不断涌现。2013年3月上线的喜马拉雅FM是我国音频行业的佼佼者，也是国内知识付费的先行者之一，取得了辉煌业绩。它发起国内首个内容消费节——123知识狂欢节（定于每年12月3日），号召全民重视知识的价值。2016年为首届，总销售额为5088万元，相当于2009年淘宝首届“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销售额。2017年第二届的总销售额达1.96亿元，是首届的3.9倍。2018年第三届的总销售额为4.35亿，是第二届的2.2倍。2019年第四届的总销售额为8.28亿，是第三届的1.9倍。2020年第五届的总销售额为10.8亿，是第四届的1.3倍①。总销售额的逐年飙升说明了什么？对于喜马拉雅FM来说，知识可以变现，知识就是生产力；对于喜马拉雅FM的用户来说，听书、看视频也是学知识，知识过去是力量，现在还是力量。这两句话合在一起的意思是，通过移动终端载体，以音频、视频的形式，以今天的人们（最主要是青少年）更便捷接收、更乐意接受的方式传授知识、传播文化仍然有庞大需求与巨大市场，仍然可以创造重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这对素以传承、传播知识为己任的传统编辑出版人来说绝对是福音，就看他们能否与时俱进、能否创新转换。按照场景理论，喜马拉雅FM运营的成功可归结为将声音的伴随性进行到底。“无论是音频行业，还是其他传媒企业，都应当想方设法提高场景化服务水平。所谓场景化服务，是指企业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在收集和分析用户数据的基础上，锁定其特定场景，进而提供精准的个性化服务。”[8]
不难理解，在众多题材、内容的数字视听产品中，无论是基于差异化竞争的考量，还是出于优先彰显社会效益的需要，旨在提供知识服务的教学培训数字音视频产品、知识秀数字音视频产品是最值得关注与投入的两种类型，特别是知识秀数字音视频产品更适合传统出版企业开展业务。这是因为，传统出版企业最不缺的就是知识，图书出版社即是专门生产、传播、传承知识与思想（思想堪称最精粹、最有价值的知识）的专业机构。应该说，传统书刊出版单位开发知识服务方面的数字视听产品既理所当然，又具有可行性。整体而言，数字视听产品市场发展到今天，再也不能只是面向大众提供纯娱乐服务，而应该更多地面向“小众”（更准确地说，是专门性人员、特定人群）提供专业化、专门化的服务。网络与手机尤其是智能手机的互动性、个性化的传播优势，我国目前多达9.4亿的网民规模（其中手机网民9.32亿），数据挖掘技术、用户行为画像技术、个人算法推荐技术、场景适配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广泛应用，为策划、开发小众化与专业化的数字内容产品创造了前提条件与经济效益保障。这实际上是长尾理论在数字经济中的集中体现与具体运用。2020年迅速蹿红的“罗翔说刑法”视频是专业化、专门化理念的高度体现。该账号自当年3月9日入驻哔哩哔哩网站以来，短短一个月粉丝就突破500万，截至当年10月飙升到1000万。法律知识是相当枯燥的专业知识，学习者望而却步，但该节目在年轻人潮流文化娱乐社区爆红，正说明当今年轻人同样需要知识、同样愿意学知识，但一定要以他们乐意接受的方式去传授。作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的罗翔，他具有“寓教于乐”的本事，能将案件改造成段子，用趣味性的解说与个性化的引导方式普及刑法知识，从而赢得了年轻人的青睐。“罗翔式的‘娱乐化’教育，并不是娱乐至死的产物，而是教育顺应时代的产物。”[9]
可以说，从定位来看，“罗翔说刑法”的目标用户原本是小众的，但从客观的传播效果而言，它成为了典型的大众节目。这又一次给广大负有普及知识、传播文化使命的学者、编辑上了生动的一课。它再次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专家学者的讲课与著作如果想尽可能地吸引听众、观众与读者，就一定要遵循“专家眼光，平民表达”[10]的理念。过去纸质出版物是这样，如今数字出版物更是如此。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品质的追求日益提升，知识付费步入内容深耕时代，所以，要加强优质内容供给，要大力培育优质主播力量，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知识服务类数字视听产品的选题策划与开发运营一定要强化趣味性、互动性与个性化。
4 积极又谨慎地发展数字游戏
从表1计算可知，2014—2019年，网络游戏收入所占的比例尽管在2018年、2019年连续下滑，但整体上一直属于数字出版产业的核心板块。泛娱乐的核心是IP，泛娱乐IP主要包含游戏、动漫动画影视、文学与衍生品周边四个部分，其中游戏和电影动漫是IP的大头，特别是游戏，它是泛娱乐IP变现的最佳渠道，是巨大的现金奶牛业务。早在2009年，中国领先的网络游戏开发与运营商完美世界（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营业收入即达到21.4亿元，利润10.4亿元[11]。如果加上手机游戏的收入，则数字游戏的收入在我国数字出版总收入中的比例更大。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游戏具有更广泛的用户基础，是数字游戏的发展大势。腾讯财报显示，2019全年腾讯营业总收入3772.89亿元，其中，游戏业务收入1411亿元，占比约37.4%；在游戏收入构成中，手游收入937亿元，PC端游收入474亿元，前者占比约66.4%[12]。4G时代网络传输速率的大幅提高与手机游戏种类的不断丰富，为手机游戏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空间。因此，曾在2008年宣称“饿死也不做游戏”的阿里巴巴集团也在2014年初宣布进军手机游戏领域，2017年9月收购简悦公司，并成立游戏事业部，正式进军手游市场。近三四年来，游戏产业呈现新的迹象：电子竞技游戏已经成为我国游戏行业新的收入增长点。电子竞技正在成为资本流向的新入口，各种电竞赛事纷纷设立。“一方面，电子竞技开拓了中国游戏行业发展的新空间，成为我国游戏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另一方面也成为游戏、体育、媒体、娱乐等领域跨界融合的新节点。”[13]近两年来，随着5G网络普及，云游戏也成为业内公认的游戏发展的重要方向，将步入用户规模增长的快行道。表1还表明，与网络游戏有较大关联的网络动漫，从2016年起进入发展快车道，迄今已具备一定产业基础与付费用户规模，2019年的收入虽略有下降，但整体仍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从纯商业的角度看，自然应该积极策划、开发数字游戏尤其是手机游戏产品，但如果以社会价值衡量游戏产业，则不得不承认其很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加之中国人普遍有“玩物丧志”的传统观念，中国家长对子女历来寄予非比寻常的期望，中国老师对学生的管教历来严格乃至严厉，因而，质疑甚至斥责网络游戏及其商家的家长、教师大有人在。尽管游戏对于玩家究竟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影响虽然取决于玩家是否有节制，但指望所有玩家特别是未成年人有节制显然不现实。因此，政府部门加强对游戏产业的引导与监管很有必要，游戏产品的策划、设计、制作者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义不容辞。2007年4月，原新闻出版总署、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公安部、信息产业部、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实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知》。2011年7月，上述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启动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工作的通知》。2014年7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再次颁发《关于深入开展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工作的通知》。2016年5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各网络游戏运营企业理应严格执行。
5 积极开展按需印刷、按需出版业务
按需印刷的最终产品形态虽然是纸质出版物，但其出版物内容的母版以二进制代码形式存在，其复制品又能实现零库存，故将其也视为数字出版。按需出版更强调个性化服务的完整性，即不只是在印刷环节提供个性化服务，而是从选题、组稿到印刷、发行等整个出版过程都提供个性化服务。按需印刷、按需出版特别适合断版图书、短版图书的出版发行。美国的英格拉姆图书公司早在1997年就成立了闪电之源（Lightning Source）公司，最先采用按需印刷技术印制图书。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德国、法国、以色列等国家也积极开展按需印刷。
2004年是我国按需印刷、按需出版从概念迈向操作的标志性年份。从这一年起，知识产权出版社属下的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也即该社数字出版部）开始致力于数字印刷在出版行业及商业领域的应用推广。该社是我国专利文献法定出版单位，我国每年新出专利文献三四十万种，但每种平均需求量只有几份到一二百份不等，因而，在传统出版方式下，该社每年都需要国家补贴。2002年底，该社提出按需出版专利文献的理念，2004年正式启动按需出版工程并成立按需出版中心，2006年正式在亦庄开发区建立专项生产基地，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数据处理与数字印刷基地。至2010年，该社按需出版图书600多种，累计利润近千万元[14]。而且，按需出版业务也从最开始的专利文献领域拓展到了短版书、断版书、个性化图书、可变数据出版物等需求量较小，专业性、个性化较强的图书出版领域。如此，既保证了著作权人的作品永不断版、永续流通，也更好地满足了读者的购书需求。按需印刷与按需出版业务给该社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社会效益，而且使其赢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知识产权出版社是我国按需印刷、按需出版的第一个吃螃蟹者，并获得了极大成功，对国内传统出版企业积极开展按需印刷、按需出版业务具有引领、示范效应。
库存严重是困扰传统出版业的最大难题之一，单就此而言，按需印刷、按需出版对传统出版业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不仅打破了以往‘印数低于成本核算确定的最低印量不出版’的原则，使得许多‘亏本’的优质选题得以出版，而且使得‘买一本，出一本’的零库存销售成为现实。”[15]按需印刷、按需出版，是数字出版给予传统出版的最大贡献，是传统出版在数字技术背景下继续存在并发展的有效途径。积极开展按需印刷、按需出版业务，既是传统书刊出版主动介入数字出版的举措，也是传统书刊出版自救图存的手段。换言之，“按需印刷、按需出版既是数字出版嵌入传统出版的楔子，又是传统出版得以继续生存的救命稻草。”[16]与其他的数字出版类别相比，按需印刷、按需出版既具有数字出版的本质，又具有传统纸质出版的形态。这种混合的性能，既能满足众多传统编辑出版人对纸质出版物的迷恋、执着，又能使其与时俱进地投身于数字出版的大潮中，可谓两全其美。而且，数字印刷技术日益成熟，数字印刷机的价格日益便宜，最早引入中国时3000万元，后来最便宜的只有几十万元，现在一二百万元的数字印刷机已经很好了，印装一体化也没有问题了。也就是说，技术与成本已经不是开展按需印刷、按需出版的阻碍了。传统出版单位没有理由不积极开展此项业务。
注释
①“123知识狂欢节”连续5届总销售额的数据分别出自：科技响铃说的搜狐博文《喜马拉雅内容消费节大卖5000万持平首年双十一》、刺猬公社的搜狐博文《1.96亿！喜马拉雅FM像打造像双十一一样打造“123知识狂欢节”》、蓝鲸财经在新浪的报道《3天成交4.35亿喜马拉雅123狂欢节创历史新高》、央广网上海频道记者周洪的报道《2019喜马拉雅123狂欢节再创新纪录内容消费总额超8.28亿》、消费日报网的报道《10.8亿！2020年喜马拉雅123狂欢节内容消费总额再创新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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