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研究通过“解剖麻雀”的方式，以国内编辑出版领域的代表性期刊《编辑学报》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其各个发展阶段的关注领域和方向进行归纳，以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编辑出版学近几十年来的发展特征及其未来走向。
【关键词】编辑出版；文献计量；科学知识图谱
新中国的编辑出版学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目前正朝着大数据、融合性、走出去的方向迈进。1979年，中国出版界第一次“独立地提出”建立和研究出版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目标；[1]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把出版工作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1998年，教育部将归并后的“编辑出版学”设立为二级学科；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为出版业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今，站在新的起点，回顾“编辑出版学”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本文通过“解剖麻雀”的方式，以国内编辑出版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期刊《编辑学报》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其各个发展阶段的关注领域和方向进行归纳，以期从一个侧面映射出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近几十年来的发展特征及其未来发展走向。
一、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CiteSpace引文可视化软件开展相关分析。CiteSpace软件是一种面向知识的搜索和浏览工具，可以方便研究人员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理解和解释信息，[2]并快速识别某专业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把握学科热点领域和前沿问题，[2]回溯学科与期刊发展史中的结构性变迁，[4]进而阐释学术领域引文聚类的形成、积累、扩散与转换的过程。[5]而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既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前沿领域，[6]有助于提升研究的主体性，进一步接近“洞见”和“齐物”的研究目标。[7]
本文选取《编辑学报》所刊发文章作为研究对象。《编辑学报》创刊于1989年，在2017年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位列11种出版类核心期刊的第2位；[8]在2018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中，其核心总被引频次与核心影响因子也均排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类期刊的第2位，[9]在期刊学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
从CNKI数据库中搜索该刊物自1989年创刊起至2018年12月的所有文章共6550篇，剔除公告启事类文章后，得到有效样本5193篇。笔者运用CiteSpace科学知识图谱工具对其发文机构、发文作者、发文主题词、发文关键词等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在文献时间分布、研究者合作情况、机构情况、学术关键词聚类和网络分析等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试图描摹出编辑出版学研究各阶段的发展脉络。
二、编辑出版学研究的历史脉络
（一）阶段划分
霍尔（Hall）等人提出，在进行历史分析时，往往将历史事件的变化分为持续时期和被“重要的关节点”打断的断裂时期，[10]因此，对历史进程进行划分的标准就在于明确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本文以10年为一个阶段，将编辑出版学从1989年到2018年这近30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的划分都包含几个重要的发展节点：
第一阶段，起步期（1989-1998年）。虽然从1979年开始，学界就开始探讨编辑出版学的重要性，1978年北京印刷学院建立，1983年武汉大学开设相关专业，随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开始编辑学专业，为编辑出版学科奠定了起步基础。但从《编辑学报》的角度加以考量，我们还是把这本杂志的创刊时间划为本文所称的编辑出版学研究的“起步期”的开始时间。在对于《编辑学报》所刊发文章的分析中，我们发现，1997年是一个关键节点。在该刊此年的第三期，作者任火的文章《论科学论文学术价值评审中的有限性》中，第一次出现了完整的论文摘要和关键词。从1998年起，该刊物的所有学术文章都开始列出论文摘要和关键词，并延续至今。我们知道，完整的论文摘要和关键词，是编辑出版学研究走向现代化、学术化、规范化的第一步，是高质量学术期刊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研究者快速检索出相关论文，提高研究效率，进而能够提升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因此，1998年是《编辑学报》乃至编辑出版学朝着编校规范、权威、专业方向发展的转折之年。同时，这一年也是“编辑出版学”被设立为独立二级学科的年份。
第二阶段，发展期（1999-2008年）。在此期间，《编辑学报》杂志实现了三次重大转变。其一，在2001年做出了由季刊调整为双月刊的决定，这一调整不仅意味着每年会向广大读者提供更多的学术供给，也增强了其作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的公共服务职能，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编辑出版学优质学术论文数量的增加；其二，在2003年，在整个30年发展历程中接近“中点”的时刻，国家科技部有关部门将《编辑学报》收录进“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这反映了编辑出版学科在学术界学术地位的明确；其三，在2007年，国有出版机构开始新一轮出版体制改革，《编辑学报》从该年的第三期开始，设置了诸多具体的栏目，如“理论研究”“编辑工程与标准化”“新技术应用”“改革探索”“经营管理”“办刊之道”“人才培养”“学术争鸣”“标准讨论与谬误辨析”等，此后又增加了“期刊现代化”“期刊评价”“他山之石”“编辑感悟”“编余雅兴”等栏目，这样一方面便利研究者投稿，也能提高编委会审稿的效率，另一方面也是编辑出版学领域面对改革趋势，开始采取的专业化审稿、精细化办刊、规范化发展的举措。
第三阶段，成熟期（2009-2018年）。经历了期刊专业化建设的变迁，《编辑学报》逐渐形成了稳定的风格，既保持着对前沿热点问题的敏感度，兼顾国际视野，又注重文章的实践指导效果。总体来看，在这一阶段的《编辑学报》与编辑出版学研究领域一起进入了成熟期，并不断提升编辑出版学自身学科的学术地位。
（二）《编辑学报》发文情况与特征
首先，我们看其年均发文量。年均发文量的趋势体现了一本期刊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编辑出版学科的发展进程。如图1所示，《编辑学报》的年发文量以2001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89-2000年，平均年发文量为86篇（1998年由于出版了增刊而年发文量陡增）；自2001年由季刊改版为双月刊后，平均年发文量为231篇，虽因部分年份增刊的出现，发文量略有波动，但整体较为稳定。
图1 1989-2018年期间《编辑学报》年均发文量趋势图
其次，我们看一下该刊物代表性发文机构的分布。《编辑学报》的主要发文机构为全国各杂志社、出版社和相关研究机构，并以高校、科研院所期刊编辑部为主。如图2所示，各节点代表《编辑学报》发文作者所在的机构，节点大小代表发文数量的多少；其中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发文最多（150篇），其后依次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53篇）、重庆大学期刊社（42篇）、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37篇）、第三军医大学学报编辑部（33篇）、西安交通大学期刊中心（31篇）、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23篇）、《航空学报》编辑部（21篇）等。
图2 《编辑学报》发文机构分布图
最后，我们看一下代表性作者。代表性作者是衡量期刊水平和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编辑学报》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游苏宁、刘永新为代表的，发文数量多、发文时间跨度长的，较为稳定的高质量核心作者群。如图3所示，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位学者，节点大小表示学者发文频数，节点圆环的颜色表示作者发文的阶段。例如，从发文时间跨度看，学者游苏宁在1989到2018这30年内持续保持发文，学者刘永新发文时间在近20年，而学者同任的发文时间则在近10年；从发文数量来看，游苏宁最多（163篇），此外，陈浩元（68篇）、赵大良（68篇）、郝远（53篇）、郝欣（46篇）、同任（42篇）、朱大明（41篇）、冷怀明（40篇）、姚远（39篇）、宫福满（39篇）、钱寿初（37篇）、蔡斐（37篇）等，也都是发文量排名靠前的学者；从作者中心度来看，游苏宁（0.02）、陈浩元（0.03）、颜帅（0.03）等学者在共被引结构中处于中心位置。
图3 《编辑学报》作者发文情况示意图
在之前的研究中，有学者通过对六本编辑出版类期刊2012~2016年所刊登文章的考察，发现学者游苏宁发文量最多，且拥有最多的合作者，[11]这和本研究对于《编辑学报》的分析也是一致的。在其他编辑出版学重要领域，如出版史领域，也出现了“汪家熔、方厚枢、刘兰肖、曹凤祥、吴平、范军等核心作者”。[12]这批稳定的高质量核心作者群对于专业期刊保持研究水平、提升期刊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整个编辑出版学科自身的高学术价值与强社会影响力的体现。
（三）《编辑学报》的发文内容与研究趋势
首先，在《编辑学报》的发展历程中，其所刊发文章的主题词呈递进式发展的状态，不同时期有一些新的主题词出现，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编辑出版学科研究领域的前沿拓展。具体来说，第一阶段（1989-1998年）时“科技论文”“医学期刊”和“高校学报”是其所刊发文章关注的主要对象，“期刊质量”“学术质量”和“社会效益”则是其关注的重点；第二阶段（1999-2008年）时该刊物所刊发文章关注的关键词主要是“知识经济”“参考文献”和“期刊因子”，而“规范化”“标准化”和“国际化”则是其关注的重点；第三阶段（2009-2018年）时该刊物所刊发文章关注的关键词主要是“媒体融合”。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数字化”成为热词，同时，编辑出版学科注重“审稿专家、同行评议、选题策划、质量控制、开放获取、人才培养”等，以提升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其次，通过CiteSpace关键词聚类分析（如图4所示），本文将《编辑学报》的发文内容分为四大类：“科技期刊”“出版”“编辑部”和“期刊加工”。从编辑出版学科整体研究的热点来看，有学者通过对1983年到2017年240篇编辑出版学术文章进行分析，发现“期刊编辑”“科技期刊”“著作权”是目前国内期刊编辑出版研究的前沿热点，[13]这和编辑出版学科的整体发展也是基本一致的。
图4 《编辑学报》 所刊发文章关键词聚类分析图
本研究还使用ROSTC M6对1989-2018年《编辑学报》所刊发的全部学术文章的论文摘要进行词频分析，构建共现矩阵并描绘语义网络，如图5所示。从高频词表可见，“问题”（1646）、“过程”（546）、“创新”（453）、“完善”（183）、“概念”（167）、“主编”（111）、“竞争力”（99）等，是论文摘要中的高频词；从语义网络来看，“科技”“期刊”“论文”“出版”“学术”“质量”“审稿”“医学”“读者”“文献”“发展”“分析”“问题”等均为关联度高的核心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之间的内部联系越强，意味着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章越多。实际上，图5的数据显示结果是承接了图4所反映的编辑出版研究的前沿热点，即它不仅再次表明“科技期刊”依然是该刊物已刊发学术论文中的核心主题，而且还清晰展现了其所勾连的各个具体领域。另外，不同时期涌现的新的词汇节点，代表着更多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的出现。从图5中我们可以看出，边缘区域的摘要主题词，也是其已经涉及的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而且，有些方面，比如“出版”“质量”“方法”等关联度比较高的词汇，很有可能会在未来转化为核心主题。因此，它们提示着学科研究者要与时俱进，把稳学科研究的发展方向。
图5 《编辑学报》所刊发文章论文摘要主题词共现网络分析图
三、总结与展望
一般来说，对于某项研究而言，“根据论”的提出是必不可少的，它决定着这项研究的整体性和完备性，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研究的“元问题”或是“元理论”。如果某一项研究不能充分解释其“根据论”意义上的问题，它也就自然无法构筑起自身的合理性。正如有学者所讲，“如果在一定的实践领域和相应的研究领域缺乏基本的、基础性的理论思维，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很可能永远处于就事论事的层次上，也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关于某一领域的基本理论体系。”[14]总体来看，《编辑学报》的发展伴随着我国编辑出版学科发展的历程，折射了编辑出版学科各发展阶段的时代特色和关注领域。本文对《编辑学报》各个发展时期、核心作者群和机构群、所刊发文章的主题词和关键词所涵盖的编辑出版学科的主要领域进行分析，试图勾勒出编辑出版学科发展的图景，探寻其发展历程可能带给我们的关于编辑出版学研究的启示。
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笔者对于中国本土的编辑出版学以及编辑出版学期刊的可持续发展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应关注并努力提升编辑出版学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和学术引领力。以案例所选的《编辑学报》期刊为例，其2014年之前所刊登的论文有56篇被WOS数据库源刊引用。[15]编辑出版学期刊需围绕编辑出版前沿热点问题，组织专题论文、创办英文网站等，以期进一步“走出去”，实现“高质量的国际出版合作交流，有效传播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16]以提升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增强编辑出版学科的整体实力，今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17]编辑出版学期刊既可以在争取和团结大多数的方针指引下，与友华国家期刊开展合作，使其以“中立第三方”的身份助力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又可以优化叙事结构，调整叙事语言，在有理有据地正面回应西方质疑，避免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同时，还应积极设置议程，就重大学术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整体上，这将会是一种多方位多角度传播中国声音的有效且可行的方式。
第二，应努力培养全媒体编辑出版人才。随着数字时代与知识付费的出现，要从功能定位、职业能力、用户思维等角度重新审视编辑思维，[18]应努力培养全媒体编辑出版人才，要加强内容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出版管理，积极拥抱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突破技术瓶颈，着力构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
第三，应关注数字出版与数据科学。5G与人工智能、语音交互等新技术为数字出版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新技术的发展和媒体融合，已经成为编辑出版学科新时期的关键词。数字出版与数据科学相辅相成，数字出版本身的发展可以丰富数据科学在编辑出版领域应用的资源，而数据科学在编辑出版领域的应用也有助于提高数字出版的质量。不过，目前“编辑出版领域虽然已将数据科学用于解决科研问题和指导社会生产，但核心研究群体薄弱，仍处于研究发展阶段”，19需着重研究和理顺数字出版与数据科学之间的关系，促进数字出版以及整个编辑出版领域的发展。
注释：
[1]万安伦､刘浩冰:《新中国出版70年:主要成就与总体特征》,《中国出版》2019年第14期｡
[2] PAN et al.(2017).Howis CiteSpace used and cited in the literature?An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English and Chinese core journals.ISSI2017.Wuhan,China.
[3]侯剑华､胡志刚:《CiteSpace软件应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现代情报》2013年第4期｡
[4]廖金英:《愿景与悖论:传播学CiteSpace可视化工具引入现状批判》,《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7期｡
[5]陈悦､陈超美､刘则渊､胡志刚､王贤文:《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2期｡
[6]姜春林､王海龙:《科学知识图谱在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中的应用》,《编辑学报》2010年第1期｡
[7]李树华:《科技期刊编辑的高境界:洞见和齐物》,《编辑学报》2009年第1期｡
[8]陈建龙､朱强､张俊娥､蔡蓉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
[9]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4页｡
[10]转引自周庆安､吴月:《断裂的平衡:中国对外传播制度史探析(1966-1976)》,《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3期｡
[11]羊晚成､胡孙婕､张若愚:《我国编辑出版学合作网络与合作研究热点分析》,《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7年第10期｡
[12]秦升泽､吴平:《1978—2018年编辑出版史研究的特征与趋势》,《中国编辑》2019年第3期｡
[13]荣霞:《我国期刊编辑出版研究热点及趋势研究: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出版广角》2018年第17期｡
[14]杨保军:《新闻道德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15]鲍国海:《编辑学报论文被webofscience数据库引用情况分析》,《编辑学报》2014年第6期｡
[16]柳斌杰:《坚定自信､主动求变,建设高质量出版强国》,《中国编辑》2021年第5期｡
[17]习近平:《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
[18]李建伟､林璐:《2018年编辑出版学十大研究热点述评——基于2018年编辑出版学学术论文关键词词频分析》,《中国编辑》2019年第7期｡
[19]羊晚成､杨丹丹:《2008-2017年我国编辑出版学领域数据科学研究》,《科技与出版》201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