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不是简单的文字清道夫和文化的二传手，有定力、有人生大格局的编辑，是在整个民族乃至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传承作用的推手。
出版界曾有人自嘲自己的工作为“文化搬运工”，也就是做了一些没有什么策划含量、没有深层次加工和市场推广的出版物。其实，这类读物，只是林林总总的出版物中很少的一部分。如果将“文化搬运工”视为出版业普遍的现象，不但是对整个出版业的严重误判，也是对出版工作社会使命、历史使命的一种误解。
近日，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袁亚春在一个研讨会上发言认为，有些出版人把“文化搬运工”往自己身上套，并不合适。他以学术出版为例来说明出版人的价值：“事实上，学术出版应该具备的社会功能远非如此简单。就知识体系而言，按中国古代做学问的传统，一般是将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个方面，即所谓‘四部’，其思想或知识体系构建也与此密切相关。学术出版在促进知识整合、学科分类的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此，笔者深表赞同。之所以目前有人以“文化搬运工”自嘲，说明在前些年出版物品种过多的背景下，出版门槛有所降低，以至于一些缺乏策划、选题严重同质化、内容平平的读物混迹于出版市场。如此一来，出版人的价值被不同程度地弱化，也影响了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近年来，随着出版业提质增效的快速推进，出版物的整体质量有了大幅度提升。精品书纷呈，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特别是围绕建党百年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一大批主题出版物纷纷出版，带动了全国读者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如今，出版人如果还以“文化搬运工”来自居，显示的是对出版工作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笔者以为，袁亚春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一定警醒作用，全国出版界要充分认识自身的历史使命，增强大局意识、文化定力、社会担当，特别是在我国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进程中，出版业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核心作用。出版人在这一进程中，不是“文化搬运工”，而是起着主力军作用，要一手牵着读者的阅读需求，一手牵着文化精英，为读者量身定制各类适合的文化产品。
作为在出版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编辑，绝不能满足于简单的加工稿件、和作者日常的接触，以及机械的、模式化的工作程序，而是应当在自己所耕耘的领域力争成为一个大家或专家，甚至是所在领域里的旗帜和先行者。这个在常人看来是一个很高标准的设定，是基于我国近现代编辑史而得出的结论。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叶圣陶、郑振铎、周振甫、赵景深等，哪一个不是引领那个时代思想风骚、学问风骚的编辑出身？他们在编辑之余，笔耕不辍，将我国的文化推向了一座又一座高峰。他们不但不是简单的文化搬运工，而且还是文化界的符号和旗帜，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巨擘。因此，完全可以说，编辑不是简单的文字清道夫和文化的二传手，有定力、有人生大格局的编辑，是在整个民族乃至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传承作用的推手。
从一般的书稿到出版物，出版人的价值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看到，很多优秀出版物，从酝酿到成为精品出版物，都经历了漫长过程，其中蕴含着出版人的奋力创新和巨大的智慧付出。可以说，一部书稿的编辑含量越多，其出版质量就会越高，越有可能跻身于精品书行列。那些有影响力的畅销书，无不体现出版团队的策划力、判断力、包装力。
可见，不做文化搬运工，不能仅仅是一句口号，还应当化作广大出版人日常工作理念。因为出版不单是一种选择，还应当是一种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