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沈正赋：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无数仁人志士和报刊政论家、活动家怀揣着思想启蒙和新闻救国的伟大理想，积极投身办报办刊事业，热情拥抱和讴歌民主与科学，深刻阐释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断凝练出自己的办报主张和新闻思想。从主体性建构与功能性建构两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对真理的传播，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党报党刊思想以及这些报刊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方位。文章对其在传播真理上的主体性与功能性作用进行梳理和探讨，为进一步办好新形势下党报党刊工作带来启示、提供参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报刊；真理传播；主体性；功能性
传统哲学观念认为，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中以特定的认知方式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对外部世界进行体认和干预。一般来说，主体性所关注的是主体和客体在认知世界过程中建立的各种关系，其在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中形成。随着主体性原则在哲学界成为第一原则，启蒙运动促使人的主体性开始觉醒，反过来，主体性也构成了启蒙运动的重要内涵。[1]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一大批思想和理念超前的政论家、报刊活动家，以先进思想为先导，以革命理论为旗帜，通过兴办各种政治性报刊，广泛传播真理，发挥了新闻媒体在舆论传播和思想动员上的独特功能和优势，逐渐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启蒙、新闻救国道路，为党的成立和发展，在思想建设上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组织建设上积聚了力量，储备了人才，打下了扎实的群众基础，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做好了准备。真理是标志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坚持以真理为依托，以指导革命实践为旨归，把追求真理、传播真理、实践真理作为建党的必由之路，从而开辟了探索真理的社会新境界。其中，传播真理是中国共产党赋予党报党刊的神圣职责与历史使命。在传播真理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发挥了主体性与功能性建构的积极作用。
一、何以可能：党报党刊的传播功能和中共早期报刊的历史方位
任何一个政党的建立都需拥有自己的建党思想和政治纲领，而这些建党思想和政治纲领又需通过一定的载体和形式宣传出去，使其成为凝聚共识、协调行动、扩大力量的理论阵地和实践指南。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早期就创办了一系列进步报刊，遵循马克思主义党报党刊思想，确立了这些报刊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方位，利用其广泛传播真理，发挥其在理论建构和思想引领上的功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做好了思想舆论上的准备。
1.马克思、恩格斯对党报党刊的功能定位
作为无产阶级理论家和报刊活动家，马克思、恩格斯曾于1848年共同创办过世界上第一张无产阶级党报《新莱茵报》。他们不仅在新闻传播的实践中运用党报党刊传播真理，还对无产阶级的报刊活动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阐述，结合他们对新闻传播规律的理解，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党报党刊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对新闻报刊工作高度重视。1849年2月，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审判案》的辩护词中鲜明指出：报纸按其使命来说，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2]同年12月，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又重申：“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3]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著名的报刊喉舌论。马克思在这里虽不是专门论述党报党刊，却是就包括党报党刊在内的所有报刊而言的，因此同样适用于党报党刊。
马克思、恩格斯对党与新闻报刊间的密切关系进行过充分论述。一个党要宣传自己的纲领和主张，要开展同阶级敌人的斗争，要战胜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要保持同党内外群众的联系，要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组织，都离不开机关报刊这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4]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把党报党刊视为“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5]还将其视为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物。不仅在党报党刊的理论建设上，在党报党刊的传播实践中也要表达和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严守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高举党的旗帜前进，忠诚地为党服务等。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报党刊思想博大精深，内涵十分丰富，广泛而全面，本文即就他们关于党报党刊的功能定位展开分析和阐述。
2.列宁提出党报党刊的党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党报党刊思想的基础建设上，第一个提出出版物党性概念，并对党报党刊的党性原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1905年11月，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指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6]他把所有包括报纸在内的出版物都纳入党的统一领导之下。
列宁还就党报党刊的作用和功能进行了新的拓展和形象性阐述：“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报纸可被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建筑工人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7]列宁把报刊比作脚手架，认为它既扮演行动的组织者角色，又扮演思想的组织者角色。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通过列宁亲自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其中有关党报党刊原则的规定有三点：一是党的“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应该很好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二是“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三是“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一切定期的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职权，执行不彻底的党的政策”。[8]（315-318）这一规范性要求，成为此后所有国家或组织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必备条件。这些是列宁为马克思主义党报党刊思想所做的理论贡献。
3.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历史方位和传播使命
早在近代，我国一些有识之士就已认识到报刊的社会价值与作用。林则徐、魏源在广东开展译报活动；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倡导设置新闻馆并发挥其“上下情通”的功能；郑观应倡议广泛设立日报让“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康有为在上书中论及“设报达聪”“开设报馆”以便“民隐咸达，官匿皆知”。[9]尤其是报刊活动家、政论家梁启超在前人对报刊功能认知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报刊“耳目喉舌”的社会功用。中共早期领导人在汲取这些近代中外民主进步的新闻理念，传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党报党刊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国情和自身的新闻传播实践经验，确立了党领导下的党报党刊的功能定位，明确了其传播使命与宣传任务。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对党报党刊的性质与作用做出界定，认为党报党刊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党性，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新闻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不论中央的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10]党的二大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承认《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其中包括有关党报党刊的党性原则。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党报党刊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先后创办了一批自己的机关报刊。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理论家、活动家们认为，党报党刊开展新闻宣传的根本任务在于为革命、为民众利益服务。恽代英多次就党报党刊的任务和作用进行阐述：“宣传一切民众，使之为自己利益奋斗；组织一切民众，使之能为自己利益奋斗。”他把党报党刊比作照耀黑暗夜空的光明：“我们恨不能化身千万到一切黑暗地方中去，设法使全中国都革命化！”“急切盼望全中国无论什么黑暗地方的群众都能接受革命的宣传”。[11]瞿秋白为《新青年》季刊设置的宣传定位是：“要予中国劳动平民以智识的武器”，“助受压迫被剥削的平民实际运动之进行”。[12]毛泽东创办《政治周报》的目的是“为了革命……为了要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的幸福”。[13]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给党报党刊确立的宣传任务和传播使命是：正确宣传和贯彻党的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反映社会和民众的实际需要，报道评论国内外时事真相，廓清反动势力的欺骗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和先进文化思想，批评各种错误思想主张。[14]（29）
二、谁在传播与传播什么：中共早期报刊传播真理的主体性建构
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办的一系列报刊，肩负着党赋予的传播任务与使命，其中民主与科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办报主张和新闻思想等，是党报党刊传播的主要思想和重点内容。这些思想和内容都是真理在近代中国的具体表征与化身，都是以真理的名义通过党报党刊在中国大地广为传播，并逐渐深入人心，进而变成人们的精神信仰和自觉行动的指南。
1.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在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进行深刻反思时认为：“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15]1915年9月，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为发端，由此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和初衷就是通过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口号就是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提倡“民主”和“科学”。与“民主”相对应的是“独裁专制”，与“科学”相对应的是“迷信盲从”。陈独秀认为：“真理与俗见，往往不能并立。”《新青年》反对封建旧道德和旧文化，目的是“别是非，明真伪”，“以发现真理为第一义”。他以科学进化论思想为武器，公开向迷信和盲从宣战：“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定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16]显示了追求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于是，以《新青年》为宣传阵地和思想平台，其明确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伦理民主、科学与人权并重的主张，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以维护封建专制为中心的“孔教”和“孔学”，向陈腐衰败的封建礼教发起了猛烈进攻，使当时尚处于迷茫状态中的人们，尤其是广大青年人得到了一次彻底的思想洗礼。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新旧思想间的大碰撞往往会在文学领域首先表现出来。作为一个思想进步的刊物，《新青年》把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种子植入文学变革的肥沃土壤中，通过开展一场文学革命促进人们的思想觉悟和意识觉醒。从1918年开始，《新青年》相继推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鸿文巨著，在沉寂已久的社会激起了思想上的阵阵涟漪和朵朵浪花。尤其是鲁迅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小说和几十篇被誉为“投枪”“匕首”的杂文，将这场文学革命引向深入，推向高潮，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概言之，《新青年》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迷信提倡科学为己任，以其“鲜明的革命色彩开创了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内在品质和精神走向”。[17]
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与《新青年》协同作战，相互补充，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在提倡民主、科学，反对封建文化道德的宣传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陈独秀通过“创办主编《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高擎‘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掀起反封建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震醒一代青年，成为众望所归的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18]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上撰文对陈独秀给予高度评价：“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19]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和其后的《新湖南》，也明确宣告以传播、研究、实行民主与科学及俄国十月革命新思潮为职志，以“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为宗旨，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确方向，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在反封建斗争中除对孔教进行抨击外，《湘江评论》将主要矛头对准北洋军阀政府，成为当时学生报刊中思想最深刻、水平最高的一份报刊。
无论是《新青年》《每周评论》，还是《湘江评论》《新湖南》，均高举民主和科学的两面大旗，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领导下，成为“五四”前后进步思想的宣传阵地与传播媒介。
2.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虽具有彪炳史册的意义与价值，但其历史局限性在所难免。实际上，陈独秀所倡导的民主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他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虽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清除了思想上的障碍，但他所称道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是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李大钊在1916年5月就表达过这样的疑虑：“代议政治虽今犹在实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煕的信中也阐述和表达过类似观点：“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20]（15）这些论断表明，当时的先进分子中已有人对中国选择走资产阶级民主道路持怀疑态度。正是这些怀疑推动了他们探索挽救国家危亡的新路径，为他们之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了思想空间和现实可能。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宣告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政治家、新闻事业的缔造者李大钊，经过深入观察和缜密思考，以办报著论的方式深度参与到这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宣传活动家。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3号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建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21]从此，我国报刊政论在思想上发生了质的改变。李大钊以《新青年》为宣传阵地，相继发表了一系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除在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外，还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文章。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六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下）一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被权威观点评价为：“和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做的片段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做了相当完整的介绍和比较确切的阐释。”[20]（21）李大钊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向社会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在轮值编辑《新青年》时，特意将第六卷第五号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利用马克思诞辰、十月革命纪念日等时机，撰写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人民革命的成就，介绍列宁、国际工人运动以及巴黎公社历史等。
陈独秀不仅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且带头在《新青年》《向导》《前锋》等党报党刊上发表了不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年5月，陈独秀把《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编成特大号“劳动节纪念号”，“成为《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第一个里程碑”。[14]（6）同年9月，中共最早组织上海发起组将《新青年》改组成自己的机关刊物。从此，“该刊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成为中国第一个从民主主义报刊发展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报刊”，[22]（143）一如既往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直至终刊。
正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全国各地进步报刊纷纷跟进，掀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一批新型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据统计，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这类新出版物多达400余种。”[14]（6）1920年11月，上海党组织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的情况等。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还利用公开发行的报刊，如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湖北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半月刊、广东的《群报》等，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其阶级觉悟，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批通俗的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工人周刊》、广州的《劳动者》、济南的《济南劳动月刊》等。
不仅如此，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一些留学日本的进步青年也纷纷加入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如留日归来的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文章，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留日学生李达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著作并撰写相关理论文章。[20]（21-34）不仅壮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力量和阵营，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3.凝练出鲜明的办报主张和新闻思想
中国共产党创建早期，一些报刊活动家兴办各类政治报刊不只源于对报刊业务的酷爱，更是出于对新闻传播事业的理想追求。由于彼时的新闻传播事业又是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觉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至追求思想进步的报刊活动家们无不怀揣着强烈的政治愿景和远大的政治抱负投身于新闻传播事业。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凝练出一系列具有鲜明革命色彩的办报主张和新闻思想。这些办报主张和新闻思想是真理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表征与呈现。
（1）重视报刊舆论的先导作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毛泽东和陈独秀尤为重视报刊舆论的先导作用。毛泽东在从事新闻传播工作之时便深知报纸的作用，认为报纸不仅应代表舆论，更要善于“立在社会之前，创造正当之舆论，而纳人事于轨物”，[23]倡导组织报纸和广大读者“傍着活事件来讨论”。在领导湖南自治运动时，毛泽东在肯定舆论先导作用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理论的宣传鼓动“应继之以实际的行动”，否则“仍旧只在报纸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24]即报纸舆论要与实际改造结合起来，不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地步。陈独秀较早接受了西方民主舆论思想的影响，他曾在《国民日报》的发刊词中写道：“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图国民之舆论。”可见，他对舆论的认知是较为超前和深刻的。然而，当社会普遍认为制造舆论是报刊的重要功能和职责时，其又在《新青年》上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新观点：“本志宗旨，重在反抗舆论。”[25]只不过他所反抗的舆论是指那些不合理的舆论。他认为，合理的舆论固然造成过事功，但不合理的舆论却造成过许多罪恶，因此“反抗舆论比造成舆论更重要却更难”。言下之意，要对舆论进行合理的甄别与引导，切不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这说明在陈独秀的思想中，发挥舆论先导作用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遵循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大力倡导报刊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其中捍卫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原则是其思想共识。1922年12月12日，李大钊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的演讲中指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26]认为新闻就要“把日日新发生的事件”迅捷地报告出来。其中，“写真”是运用唯物论的反映论观点，“新”“活”“写真”体现出新闻的时效性、可读性、真实性三大特点。这一定义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认知的新水平。毛泽东历来主张报纸“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27]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充分论述了革命报刊要用事实粉碎谎言的思想。在揭露国民党右派制造谣言诬蔑广州国民政府时，他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严正宣称，要“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并强调“《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13]他在主持《政治周报》期间，用“划然开一新时代”的有力事实的报道，击破了一个个反革命宣传的谎言，这就是毛泽东用事实说话的新闻思想。周恩来将“考以真实”视为新闻的第一原则，同时也注重新闻的时效性，在办报过程中强调新闻的实地采访活动。他的54篇旅欧通讯就是其“求其真相”“据实直书”新闻思想的结晶。
（3）强调报刊的喉舌功能。李大钊、周恩来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率先强调报刊具有喉舌作用的报刊活动家。1913年，李大钊在《文豪》一文中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现实和状况的不满：“中土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愤世者已极厌世之怀”，应“大声疾呼，以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1916年，当被邀去北京办报时，李大钊就把这份报纸取名为“晨钟”，意为“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此举标志着李大钊关于报纸具有救人救世喉舌作用观念的初步形成。为发挥报刊在教育青年、引导青年中的积极作用，李大钊把《晨钟》定位为“青年之舌”，并要求该报扮演“高撞自由之钟，以助其行进之勇气”的角色，担当起“青春中华之创造”的历史使命。[28]周恩来在主编天津南开大学《校风》时，认为报刊是“木铎所司，千人喉舌”。当国家尚处于灾难之中，他把报刊视为表达言论的工具，“不得不言，不忍不言，心所理危，不敢不告，言之以资诸君警醒耳”。[22]（165）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时，周恩来认为报刊是“集世界的大事，作有系统的记载，引着国人注重世界大局的潮流，打破狭隘的国家范围……选录翻译各种有关世界新潮流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29]这正是他1920年11月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毅然赴法勤工俭学时，担任《益世报》特约记者，且采写了大量旅欧通讯的缘故和出发点。
（4）明确报刊的战斗精神与报格。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早期，作为思想启蒙和精神引领的旗帜，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一批党报党刊始终行走在追求真理、捍卫真理、传播真理的前沿地带，表现出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无私的革命品格。《新青年》创办过程中，无论是遭到军阀政府的威胁迫害，还是受到顽固势力的谩骂攻讦，或遇到自己营垒的冷枪暗箭，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报刊活动家、理论家皆义无反顾，为传播真理而不懈斗争。“他们认定反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一件极伟大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30]为表示拥护民主与科学，陈独秀坚定地写道：“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要“举世非之而不顾地把真理说出来”。[31]面对当时社会的种种非议和责难，陈独秀坚称：“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惜。”李大钊办报著论，以“百折不挠、独立不倚之勇气，以与艰难、诱惑相抗战”，[26]从不畏惧权势，只认得真理的权威。毛泽东主张报刊应有战斗风格，他在主编《湘江评论》时称：“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唯宗旨绝对不能牺牲！”在两报被反动军阀相继查封后，他坚持在报刊上撰写评论，继续倡导反帝反封建的“六不怕”（即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的战斗风格，极力推崇陈独秀等创办的《共产党》月刊，称之为“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32]无论是他撰写发表的《致〈大公报〉记者盾书》，规劝《大公报》记者改变旁观者立场，还是冒着严寒徒步700多里走访农村和农民，挥笔写就的那篇厚重扎实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些思想和行动均成为党报党刊工作者学习的榜样和楷模。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杰出的记者、编辑邹韬奋，在为《生活》周刊被封闭提前准备的文章中所写的“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33]就是这些中共报刊活动家英雄气节的真实写照。
三、如何传播：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传播真理的功能性建构及其观照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在宣传民主与科学、传播马克思主义、提出鲜明的办报主张和新闻思想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方法及其实施路径，已成为党报党刊百年发展史上一笔宝贵的经验和精神财富。对它们在传播真理上的功能性进行梳理和探讨，可为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党报党刊工作带来启示，提供参照。
1.时代化：党报党刊要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引领时代新潮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虽立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但已分明聆听和感受到共产主义运动的铿锵足音。他们在近代报刊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所办的维新派报刊影响下，“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34]开始兴办民主革命报刊，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新的一页。1915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发刊词中敬告青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35]这一宣言书无异于洪钟大吕，振聋发聩，给国人耳目一新之感。尤其是《新青年》对民主和科学的宣传，惊醒了无数尚处于蒙昧状态中的中国青年。觉醒后的读者礼赞勇立时代发展潮头的《新青年》在“公理消沉，邪说横行”之时，能够“独排众议，力挽狂澜”，是社会进入一个新时期的“黑室明灯”“空谷足音”，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早期上海党组织改组后的《新青年》，作为党的理论刊物，更是名正言顺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舆论阵地。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曾这样高度评价《新青年》的地位和作用：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曾是中国的思想中心”，“开创了一个以翻译我们的文献为主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时期”。[8]（452）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撰文指出：“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地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36]由此可见这些报刊活动家的远见卓识。
《向导》周报是中共成立后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它的创办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从一个宣传主义的团体成长为领导中国革命的独立政治力量，正式登上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向导》的贡献在于：一是在国人中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帮助国人认清了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二是站在舆论指导的地位上，与反动思想进行斗争，抵制了其对国人的影响与侵袭，从思想上为民主革命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被誉为中国黑暗时期的“一线曙光”，是民众生活的“寒暑表”“中华民族的福音”，是“两千年来历史破天荒的荣誉作业”，[22]（179）其影响和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总之，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活动家的时代化思想体现在他们对新时代的前瞻性和把握性上。
2.中国化：党报党刊要坚持把真理传播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相结合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报刊宣传中，曾一度出现过脱离中国国情的“童子师式”宣传、分析和研究的错误倾向，既没有真正分析中国实际状况而宣传主义的主观愿望，更缺乏主动创造怎样中国化地宣传主义于一般群众中的做法。[37]瞿秋白最早主张马克思主义宣传要中国化：“革命的理论必须和革命的实践密切联结起来，否则理论便成空谈。”[14]（31）于是，对这些现象和做法，他一针见血地提出批评并及时予以纠正，避免在党内宣传中发生更大的宣传偏差。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活动家，大多意识到真理传播必须与解决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纷纷把西方理念的中国化、本土化移植和改造放到宣传工作的首位。《共产党》月刊在创刊词中就明确了自己的三条宣传方针：一是宣传有关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情况；二是着重论述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三是向工农兵大众灌输马克思主义，报道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14]（8）此方针体现出真理传播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结合。恽代英认为，革命报刊是党“团结民众的手段”，通过新闻宣传“一同改造世界”。瞿秋白作为《晨报》《时事新报》的特派记者赴苏俄采访，目的就是“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38]（8）他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提出，要以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宣传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为改造社会而求真理”。历史一再表明，如果这些理论不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徒有光鲜的外表，就无异于空中楼阁，不着边际，不接地气，无所依傍，最终也不会有任何生命力。
3.青年化：党报党刊要具有前瞻意识，善于动员社会未来力量
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青年一代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有生力量，党报党刊把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宣传和教育对象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此举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活动家高瞻远瞩、洞察未来的开阔胸襟和战略眼光。1915年9月，在《新青年》创刊号上，陈独秀就把刊物定位为“改造青年思想，辅导青年修养”，旨在唤醒青年人的思想觉悟，发挥报刊的思想启蒙教育作用。他在主编《新青年》时敬告青年读者：“政治问题往往关系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青年学生对此应有“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他认为，“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生活之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14]（48）鼓励青年学生做新青年。李大钊在主编《晨钟》时，以“青年之友”“青年之舌”为职志，激励青年为再造青春中华而奋斗。他希望《晨钟》能够“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鼓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28]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要求《新青年》要由浅入深，有系统、有规划地向革命青年及劳动平民提供“社会科学的根本知识”。[38]（10）恽代英将《中国青年》定位为“为中国一般青年服务”，是供给青年人的“忠实的友谊的刊物”，致力于引导青年走向“活动的”“强健的”“切实的”道路。他认为青年工人是革命的先锋队，呼唤知识青年“到民间去”。当然，在主编、创办这些革命刊物时，这些报刊活动家本身也是青年人。如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湘江评论》和其后主编原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的《新湖南》周刊时，1914年周恩来在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1919年在南开大学主编学生刊物《校风》时，也都是革命青年，他们以实际行动感化和带动周围的青年人。
4.大众化：党报党刊要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群众，拜人民为师
作为大众化传播媒介的党报党刊，以及从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新闻工作者，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办报办刊，“躲进小楼成一统”终究会被社会和受众所抛弃。一方面要深入社会一线，亲身感受社会的变化和发展，老百姓的冷暖与诉求；另一方面要力求文字通俗易懂，使用晓畅明白的语言进行宣传和传播，让群众容易接受和理解。实际上，党报党刊大众化、群众化这一优良传统在建党早期就已初步形成了。1904年，陈独秀在创办《安徽俗话报》时曾说，“我们做报的人就算是给大家打听消息的人”，要使大家“得点实在的信息”“懂得点学问”“通达些时事”“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面事情一件都不知道”。他还提倡报刊要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各项深浅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语讲出来，好教我们安徽无钱多读书的人，看了这种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39]毛泽东在领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时曾批评说：“偏于市民，缺于通民；偏于文字，缺于图画”是当时报刊的一大通病。他主张党报评论的文字要“容易为群众所了解，而非专为少数人所阅览”。[40]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是一张通俗的政治性、鼓动性很强的小型报纸，由瞿秋白主编，其副刊《呼声》刊载的评论、通讯和文艺作品等具有通俗化、群众性特色。瞿秋白倡导党报文章要尽可能通俗化，使群众喜欢看，看得懂。“他号召报刊工作者放下架子，虚心地向群众学习，时刻不可忘记无产阶级报刊是给广大的工人、农民看的。”[41]只有这样，党报党刊才能真正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把党的意志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正因如此，瞿秋白经常深入工人中调查研究，许多群众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推销该报，不少人还自动捐款支持其出版发行。蔡和森主编的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在发刊伊始就注意继承和发扬党联系群众的作风，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开辟“读者之声”专栏，刊登大量读者来信来稿，体现出强烈的读者意识、群众观念，在党的新闻事业史上开创了民主办报的先河。
四、结语
从主体性建构与功能性建构两方面看，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是在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尚处于令人窒息的黑暗与沉闷的状态中不断孕育、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无数仁人志士和报刊政论家、活动家怀揣思想启蒙和新闻救国的伟大理想，积极投身于办报办刊的事业之中，热情拥抱、讴歌民主和科学，深刻阐释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断凝练出自己的办报主张和新闻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尤其是厚植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党刊思想，开创了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新局面。作为党报党刊新闻传播事业的开篇之作，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对真理的传播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史上充分发挥了主体性建构与功能性建构的积极作用，成为新时代党媒发展的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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