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邓绍根、丁丽琼：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摘 要】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就确立了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底色。党性原则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和血脉基因，百年来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形成与确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调整与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深化与拓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走向完善与成熟。从最初的报纸到广播、通讯社、电视、互联网等各类新闻媒体，党性原则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丰富与拓展，不同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贯穿始终、从未改变的一条红线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健康发展的根本遵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持续发展的活力所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百年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1]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核心就是坚持党性原则。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质特性，是其所代表的阶级属性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坚持党性原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品格。党性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即在新闻舆论工作中体现党的思想意志、政治要求和组织原则的行为准则。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坚持党性原则也成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承担起神圣职责和使命，第一要做到“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2]（181）站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历史新高度，回顾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不断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推向前进中党性原则的发展历程，既是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百年铸魂的历史总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的新召唤，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的形成与确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革命和战争洪流的考验中，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几经波折，不断向前探索，逐步形成和全面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
1.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的多维展开
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的相关论述。最早对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进行理论阐述和亲身实践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指明报刊同党派的关系，强调新闻舆论工作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列宁明确提出新闻党性原则并使之论述系统化、具体化。[3]1905年11月，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系统论述了党的出版物的党性原则，在组织和个人层面为党性原则提供了落脚点。第一，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接受党的监督，并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写作者必须加入党的组织，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将被“清洗”出去。“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4]1919年，列宁创建共产国际，拉开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序幕。在次年共产国际二大上，大会审议通过了列宁草拟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一条规定：“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并符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各项决议。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编……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以及党的一切出版机构，都必须完全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自主权，执行与党的政策不完全一致的政策。在报刊上，……不仅要不断地无情地斥责资产阶级，而且还要斥责资产阶级的帮凶，即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第十八条规定：“各国党的一切指导性的机关报刊，必须刊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切重要文件。”[5]这不仅体现了列宁对于党的出版物党性原则的一贯强调，而且具体规定了党报党刊乃至党的出版机构的人员构成、宣传内容、管理制度以及战斗风格，对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0年4月，共产国际和俄共（布）派遣维经斯基来华，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催生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兴起。[6]早在党的筹备阶段，陈独秀就指出：“共产党的基础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7]在维经斯基等人帮助和指导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采取“创办报刊，发表文章”“通过信件，开展讨论”“举办座谈会，进行探讨”“起草文献，明确目标”四种方式探索建党思想，[8]明确了党性、指导思想、纲领和组织原则。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党的一大选举产生三人组成中央局，其中李达分管宣传工作，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的“宣传”部分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9]（1）党性已融入中国共产党的血脉，也扎根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指导思想，并从组织领导和宣传内容上明确了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的基本内涵。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初步确立，并包含了多重维度：思想上，从党外宣传与党内教育同时入手，党报既是对外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主阵地，又是教育党员的材料来源；组织上，既从机构层面明确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又落实到党员义务上，规定党员必须宣传党的主张，并订阅、推销党的报刊。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决议的二十一条加入条件，并作为附件写进文件之中。自此，中国共产党成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0]接受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指导，遵守共产国际制定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
192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教育宣传委员会，制定颁布了《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专门的关于宣传工作的法规。[11]教育宣传委员会“政治上的指导直隶于中共中央，并对之负责”，职责在于“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之宣传鼓动”，[12]（555-559）下设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等，其中编辑部负责《新青年》等八种刊物及小册子的材料之分配，分别规定了各刊的性质及内容，要求“每一种刊物均有一专门负责之人”，各地方委员会“尚需讨论教育宣传委员会定期刊物之政治题目，其材料即以《向导》及《前锋》为根据”。[9]（7,9）党的四大后又成立了中央宣传部，其职责是对内给予全体党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理论和实际的教育，对外使党的思想能切实深入一切广大的被压迫群众之中，尤其是工农阶级群众之中。[12]（627-628）此后为使“中央各出版物能有定期的审查”，“中央对于各地方的各种出版物能有周到的指导”，设立了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指导并训练政治及策略问题的全党思想”。[9]（14）至此，初步建构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统一领导、目标明确、各司其职的组织结构体系，保证了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
对于党员个人，1923年11月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之中须时时留意宣传……至于材料，可以取之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出版物。”[9]（4）1924年和1925年，中央先后两次发布《各地方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要求“凡属本党党员，不但有购阅本党中央机关报之义务，并有努力向党外推销之义务”。[9]（15,23）在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明确规定“各党员对外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尤其是在国民党中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完全应受党的各级执行机关之指挥和检查”，在党的支部开展的教育活动中“宣读并讲解党报、《向导》都有必要”。[9]（20-21）党中央还决议出版中央机关报《布尔塞（什）维克》，提出“中央各委员会都有参加编辑工作并投稿布尔塞（什）维克之义务”。[9]（25）
显然，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基本确立，且具备了多重内涵。此时党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党将政治宣传和鼓动视为“训练党员之必需的条件”。[9]（35）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覆盖面极广，从政治思想到具体实行，涵盖了党外宣传、党内教育、组织管理、党员义务等多个层面，为党性原则在党的新闻事业中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的曲折探索
“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党的组织遭到巨大破坏，工作重心被迫从城市转入农村，党报党刊的发行面临极大的困难。在此严峻形势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变得更加具体，开始由外向内关注党报自身建设，表现为突出强调党报对内的组织领导作用，一再强调党员个人读党报、为党报写文章和帮助党报发行的义务。
1928年8月，中央通告第62号规定“各省党费和职工运动费至少须以十分之一作为政治宣传的经费，列入经常预算，不许移作别用”。[12]（836）同年，中央党报的编者在《中央党报的作用及同志对党报的义务》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央党报不是几个作者私人所编的杂志，乃是我们整个党对外的刊物，这个上头所说的观点，自然是代表我们党的意见”，规定党员对于中央刊物必不可少的两种义务，一是积极发表对于中央党报之批评的言论，二是帮助他的发行。[9]（33）1929年6月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对宣传工作的组织问题专门做出规定，要求“党报委员会在中央以政治局全体委员充当，在省委及地方党部应以全体常委充当，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组织直接注意党报，才能使党报真正代表党的正式意见”。[12]（895）这为党报坚持党的领导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随着列宁“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一语传入中国，党的领导者纷纷专门撰文阐述党报的性质和作用，中央也多次专门就党报问题发布通知文件，凸显了党报在党的事业中的重要地位。1930年3月26日，《红旗》副主编潘文郁以“问友”为笔名在《红旗》第87期发表《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要求中央委员会及支部的组织必须将党报看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机关”；[13]（37）5月10日，《红旗》刊发100期系列纪念文章，指出《红旗》的性质是“整个共产党及整个中国革命的政治机关报”；[13]（137）李立三发表《党报》一文指出：“党报的作用就在阐明党的纲领与政治路线，聚集广泛的同一政治主张、拥护同一政治路线的分子，结合成为统一的党，以整齐的阵线，进行一致的斗争。因此党报是党的生命所寄托，没有党报，便不能有党的存在。”而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必须全体党员都来参加党的工作。党报是要整个党的组织来办的”，党报“严重的任务”包括读党报、发行党报、替党报做文章，这一任务“是比纳党费、参加党的会议还更重要十倍的必须尽的义务。如果哪一党员不参加党报的工作，便缺乏了他做党员的主要条件”。[13]（127）上述论述已初具全党办报的雏形。
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人民新闻事业的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加强了对中央苏区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导。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指出：“党报是党的党纲、政策的直接宣传者，是从党的立场来记载一切消息的。”[12]（994）同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其中第九条“建立健全的党报”规定：“党报是领导全党的斗争，组织广大群众在党的政治主张周围的一种最重要的武器”，“党报的论文对于下级党部应带指示文件的性质”，进一步规定“每个党员尤其是干部，应当负责供给党报材料与文章，并且要努力负起发行的责任”。[12]（1051-1052）党报与党的实际工作联系更为紧密，党报的地位得到明确提高。1933年2月，杨尚昆在《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文中写道：“宣传鼓动工作，在党的整个工作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14]但随着国民党连续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大受破坏。
3.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的逐步凸显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5]此外，随着日本侵华步伐不断加快，党的策略路线也发生了转变。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的转变意味着党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党性一词正式提出，预示着一场党内政治思想层面的革新即将到来，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也由规定性向内生性转变。
1935年10月，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党的新闻事业开始重建，新闻舆论工作逐渐恢复。1935年11月25日，《红色中华》在瓦窑堡复刊。1936年9月，《红色中华》出版第300期纪念特刊发表专文，回顾《红色中华》创刊五年来除了长征时期停刊外，“总是不断在党的总路线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16]1937年4月，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创刊。“七七事变”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全国性的党报党刊，如《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先后在国统区公开出版。1938年4月2日，党中央专门给地方党组织发出指示：“每个同志应当重视党报，读党报，讨论党报上的重要论文。党报正是反映党的一切政策，今后地方党部必须根据党报杂志上重要负责同志的论文，当作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方针来研究。”[17]（16）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和任务。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中使用了党性概念，“党性要在实际行动中实现，不在口头上”。[18]（696）由此，他成为党内最早使用党性概念的人。[19]（152）全会通过了党历史上第一个使用党性概念的中央文件——《政治决议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性一词的提出，一方面促进了党内思想的大解放，另一方面强化了党在政治和思想领域的自我省察，为其后党内党性教育的展开埋下伏笔。
此后，党内出现了多篇论述共产党员党性的文章。陈云在《解放》周刊先后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等文，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六项标准；刘少奇在《解放》周刊第81期至84期连载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党性有了明确的界定，公与私、集体与个人成为阐述党性的逻辑起点。[19]（157）中国共产党党性内涵理解的深化牵动着新闻事业的发展走向。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其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认为要帮助进行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17]（79）以往的党报发刊词往往强调党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对外的，而《共产党人》则将党报与党的建设直接联系起来，是对内的。党的建设第一步就是重塑党性，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也随之凸显。
4.延安整风后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的全面确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党中央以总结事变教训为切入口，开展一场全党范围的党性教育。[19]（160）3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出版发行工作。王稼祥指出：“刊物可以合并。我主张办日报，因《新中华报》不能完全代表党的立场。”[20]一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增强党性问题。王稼祥作了党性问题的报告，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党性问题规定的决定。整风运动从一开始就关注到了党报。在随后展开的全党党性教育中，新闻事业最先行动，以《解放日报》改版为中心，在新闻舆论工作中全面确立了党性原则的核心地位。
1941年5月15日，党中央决定将延安《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规定“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17]（227）次日，《解放日报》正式出刊，宣称“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文中将主观主义视作“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与之相对，“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17]（223-224）7月1日，在建党20周年之际，党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是建党以来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份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文件。[21]8月1日，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集中体现了上述会议及报告精神。1942年1月26日，毛泽东亲拟《中宣部宣传要点》，第一条就是“本部宣传要点，以前偏重党外宣传，从本期起，决定加上党内宣传，希各地同志注意”。[17]（310）此前党也将党报党刊的资料作为政治教育的来源，甚至一度通过党报来发布工作指示，但此时，党报党刊不再仅是平台与通道，而是“刀口向内”“参与其中”，以自身的实践成为党内教育的先锋和样本。
1942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解放日报》的办报方针，毛泽东指出报纸要以报道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当前主要宣传中国抗战、党的活动及根据地建设，这是党性的一种表现。[22]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改造《解放日报》草案。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益。”[23]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阐释了党报的党性原则：“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9]（126）3月31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在上述精神指导下，《解放日报》正式改版。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布社论《致读者》，提出了党报所必需的品质，即“党性、群众性、组织性、战斗性”，其中党性表现在“不仅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而且更重要的是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连，呼吸相通，是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13]（50）9月起，《解放日报》既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中共中央西北局通过了《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责成各级党报在党内进行关于党报的教育工作，“使每个党员干部认识对党报漠不关心的态度乃是党性不好的一种具体表现”。[9]（132）9月15日，毛泽东给何凯丰的信中提道：“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24]（90）“完全的党报”实质上是指报纸的完全党性，或者说具有完全党性的报纸。[25]9月22日，《解放日报》刊登社论《党与党报》，系统阐述了党报的党性原则，阐明了“报纸是党的喉舌”观点，要求确保党对报纸的绝对领导，不能搞独立性和自由主义，党报工作者应有公仆意识，不可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
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在创刊1000期之际总结自身经验时，将之概括为全党办报四个字。“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报纸的脉搏就能与党的脉搏呼吸相关了，报纸就起了集体宣传员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报纸就能经过党的组织成了在边区包含六百余组的广大通讯网，并改革了文风，改进了技术。”[26]胡乔木在总结《解放日报》改版经验时指出，关键是“宣传上要以我为主”，[27]这里的“我”其实就是党。
随着解放战争取得胜利，毛泽东提醒地方党委要坚守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1948年6月3日，毛泽东发布了加强报纸通讯社领导的指示：“各地领导机关（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改正方法之一，是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9]（184）11月23日，新华社中原总分社坚决贯彻毛泽东指示精神，发出了《办好党的报纸和通讯社》的号召，公开宣称“共产党的报纸和通讯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它是党的组织公开联系的工具，也是联系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提高党员和群众觉悟程度的最有力武器。它是交流情况（认识世界）指导斗争（改造世界）的公开机关”，而且阐明了“党性是党报的第一生命”，“我们的报纸和通讯社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每一个语言文字都要体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代表人民最高利益，并在思想上、组织上（如通讯网、发行网、读报组）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13]（97-98）
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的内涵就是真正将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个体各个层面的要求在新闻事业中挺到前面、深到细节、落到实处。具体包括：在思想认识上，确立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认识论准则；在政治立场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字一句、一言一行都要体现党的意志、主张；在组织制度上，建立了全党办报的体制机制，自上而下、由内到外贯彻了党的领导。党性从制度规定和理论要求彻底转化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实现了整体的革新与重塑，新闻事业的面貌为之一新，为之一振。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的调整与发展
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中国革命中心从农村走向城市，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面临很多严峻的考验。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人民日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各省、地市的党委机关报也纷纷创办。8月9日，新华总社发出关于新华社、报社分立的指示。12月5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第一台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广播电台纷纷开设。党的新闻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管理机构和体制也不断完善，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外，成立新闻总署、中央广播事业局等，并发布了一系列指示规定，进一步确立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随着中国共产党逐步完成对私营报刊和广播电台的接收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新闻事业系统，组织机构日益规范，办报队伍走向职业化、专业化，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一方面继承以前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适应形势做了一些调整，迎来了新的发展，在组织结构的整合、规范与专门化、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聚焦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规定由国家通讯社即新华通讯社统一发布重要新闻。[28]1950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规定新华社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1952年12月，邮电部和出版总署联合发布《关于改进出版物发行工作的联合决定》，至此，全国中央一级和省级报刊全部由邮局发行。[29]此外，党中央还发布了各级党委及政府负责同志应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论或论文的指示。1951年3月，中共中央专门批转西北局《关于西北区各级负责同志为报刊写稿情况的报告》，希望各中央局、分局对照检查，并向中央报告检查结果。1951年4月30日，中央发出《关于学习许昌地委宣传工作经验的通报》，认为其宣传工作的经验“主要关键是各级党委都重视这一工作”。[30]（279）随着组织机构的完善，党性原则不再强调党员帮助报刊发行的义务，替党报党刊撰写文章主要落实在各级党委领导干部身上，其中始终不变的是强调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且在这一时期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热潮中发展了新的内涵。
1950年3月29日，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召开，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提出通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改进报纸工作。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5月16日，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再次重申了胡乔木提出的三个办好报纸的条件，特别指出“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所以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30]（73）1954年1月12日，中央宣传部转发西北局报纸工作会议的总结，专门就“报纸一个字也不许闹独立性”的措辞进行了修正，指出“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报纸是必须一个字也不允许闹独立性的，但是说到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应该强调报纸在党委的政策方针的领导下，主动负责地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30]（722）4月，毛泽东提出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三字方针。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30]（763）5月，党的第三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陆定一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报纸工作时指出：“我们的报纸是坚决服从党的领导的，党要我们宣传什么，我们就宣传什么，党决定不要我们宣传的，我们就不宣传。”重申“报纸能否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报纸党性强弱的一个标志”，并就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提出了六点意见，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强党委领导，且明确组织上的规定，即“党委要决定一名党委委员担任同级党报总编辑的实际职务。如果办不到，那么总编辑就列席党委的各种会议”，“各报总编辑、副总编辑和编辑委员应由同级党委任命并经上一级党委批准”。[30]（772-773,785,796）7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从六方面反思了全国报纸工作存在的不足，首要就是“许多报纸的党性和思想性仍然不强”，并把“报纸是否充分地开展了批评、批评是否正确和干部是否热烈欢迎并坚决保护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作为衡量报纸的党性、衡量党内民主生活和党委领导强弱的尺度”。[31]
如果说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锤炼党员党性的集训，那么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是党保持活力、纯洁党性的常态化手段。上述一系列论述为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画了一条红线，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是所有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结点。
1957年3月，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提出：“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情况办事的，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有正确的领导，有不正确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按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24]（193）5月，毛泽东再次谈及新闻时度效问题，提出了“新闻、旧闻、无闻”观点。其本质是新闻宣传要服从党在特定时期的方针政策，服务于党领导下全国稳定发展的大局，把握时机、掌握分寸、衡量尺度，发展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的提出正是上述思想的集中概括。1957年4月，《人民日报》因未能及时报道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中央讲话，受到严厉批评，要求“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32]6月，毛泽东与吴冷西的谈话中，提出让其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一职，并再次提出“政治家办报”的主张，“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政治家办报”。[33]1959年6月，在对吴冷西的谈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但有些同志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34]（140-141）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新闻舆论工作不断加强党的领导。1957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广播事业局党组《关于广播宣传会议的报告》，指出各地党委应加强对广播电台的领导，使之严格控制在党的领导之下。[35]（563）1958年1月，《人民日报》刊文阐述：“我国的新闻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的讲坛，因此，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党性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灵魂，而党的领导乃是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决定性的保证。”[36]与此同时，对党性的强调显现出极端化的倾向。虽然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37]（1）但不久后他又同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34]（36-37）陆定一在之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到党性有两种，“一种叫不纯的党性，一种叫比较纯的党性，要加以分析，不要一听到党性就吓住了”。[37]（20）这说明当时报纸的阶级性被多次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论调逐渐占据主流。
综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是在“开”与“管”之间调整发展的。“政治家办报”的提出，聚焦于党报工作者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是这一时期党性原则理论发展的高峰，锚定了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最核心的内容在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的深化与拓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恢复了正确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在反思中校正航向，先后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应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中深化与拓展了对党性原则的理解，肯定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重要原则，提出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党管媒体的要求。
1.党性与人民性是统一的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反思中，思想领域率先浮出水面的是党性与人民性之争。这一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的概念，自始就是一致的、统一的，经过延安整风与《解放日报》改版，已植根于共产党人及其新闻事业中，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意识一以贯之，从无疑义。[38]但20世纪80年代前后，有人主张“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必须服从人民性。对此，党中央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将新闻事业作为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思潮的重要阵地加以强调。
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指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39]邓小平的讲话不仅阐明了当时面临的形势及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且强调和重申了党的领导，尤其是为新闻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三条“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规定：“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绝对不允许在报刊广播的公开宣传中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反的言论。”[40]8月，《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明确了当时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提出培养和建立一支“合格的、强大的、又红又专的宣传队伍”[37]（570-575）的要求。1981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明确要求“对报刊、新闻、广播、电视的工作，应该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使它们能够切实坚持党性原则”，要求“从事报刊、新闻、广播、电视工作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做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坚持党性原则、顾全大局的模范”。
1983年8月，全国新闻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关于加强新闻工作的若干问题》等文件。[41]10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有人“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42]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37]（642-643）这里的思想战线就包括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方面。1986年12月，邓小平在谈话中再次提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随后，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党的新闻报刊、国家的广播电视和有关出版物，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无条件地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37]（765）
1989年的9月16日，北京市新闻学会、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举行座谈会，围绕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增强党性、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北京市记协、北京日报社、新华社北京分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负责人纷纷发言，认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必须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43]11月，江泽民、李瑞环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分别发表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重要讲话。江泽民开篇即谈到了新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强调指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体现和服从党的路线”。江泽民专门强调了新闻工作的党性问题，指出“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是不言而喻的“根本性的问题”，并从“新闻宣传在政治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新闻工作者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深刻的联系，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必须在新闻宣传中旗帜鲜明地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方面明确了坚持党性原则的重要性。李瑞环也在讲话中专门论述了“增强新闻宣传的党性”，指出“社会主义新闻宣传的党性，概括来说，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科学性的集中表现。这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新闻宣传的最显著的标志。我们说报纸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就是对新闻工作党性的一种鲜明的、形象的和科学的表达”。具体列出了新闻工作党性的主要内容，明确强调“我们的新闻事业是党的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新闻的党性同新闻的人民性，两者是统一的”。同时指出“我们社会主义新闻改革的目的，就是使新闻工作更加符合新闻的党性原则”。[37]（931）上述两个讲话阐明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遵循和基本方针，明确了新闻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尤其是肯定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重要原则，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内涵更加丰富具体。
2.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与党管媒体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对新的时期、新的环境、新的任务，新闻事业也迎来了新的挑战，首要问题就是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党性原则的问题。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党管媒体的提出，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回答。
1992年12月，丁关根在中宣部连续召开了各局、厅、室、机关党委、培训中心和中青年干部等八个座谈会，还分别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外宣小组、新闻出版署四家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了座谈。他在明确报纸、广播、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后，不仅提到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还首次提出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37]（1116）拓展了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内涵，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新形势。
1996年1月，江泽民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重申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家办报”的思想，强调指出办好报纸，“首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44]9月，他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45]提出了著名的“福祸论”。[46]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再次强调上述内容，这也是首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到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
2001年12月，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党管媒体”的概念，“深化新闻出版改革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导向。新闻出版业既有一般行业属性，又有意识形态属性，既是大众传媒，又是党的宣传思想阵地，事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负有重要社会责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2002年1月，胡锦涛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我们的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一定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他指出“任何面向社会大众的媒体，都必须自觉、积极地宣传党的主张，宣传先进的思想文化，不允许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唱反调，不允许传播混淆视听的政治谣言”。[47]
2003年12月，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48]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突出强调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49]党管媒体与引导舆论同时写入党的文件，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得以进一步强化。
2006年1月，胡锦涛考察解放军日报社时指出：“要高举旗帜、听从指挥，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办报水平，关键在人，在于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50]2008年6月，胡锦涛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时着重就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讲了五点意见，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要求“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把坚持正确导向放在新闻宣传工作的首位，更加自觉主动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51]
总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得到了深化和拓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适应时代潮流，不仅要坚持党的领导，且要联系群众，党性与人民性不仅不冲突，且是一致的。此外，党性不仅关乎政治立场，也涵盖舆论导向，有立场才站得稳，有导向才行得正，关键在党管媒体，舵手是党。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的成熟与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四个自信”，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征程上不断迈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先后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视察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解放军报社等重要媒体，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完善充实了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的内涵，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日臻成熟。其具体表现为再次重申了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着眼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的变革，提出“党媒姓党”，将党性原则的要求落实到新闻舆论工作的全媒体、全员、全过程。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概念，强调二者的统一，并对各自的内涵作了定义，破除了新闻宣传领域一个时期人为制造的一个禁区。[41]他明确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进一步指出“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同时，要求“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2]（15）
2015年1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强调，“新形势下办好《解放军报》，必须坚持军报姓党。《解放军报》是党领导和掌握、直接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服务的，必须在恪守党性原则上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军报姓党，就要爱党、护党、为党，为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竭尽全力，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严格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52]“军报姓党”和“党管媒体”，最后融入一句更响亮的口号中——“党媒姓党”。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主持召开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5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党性一词，全面论述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他用48个字概括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提出“四个牢牢坚持”，第一条就是“牢牢坚持党性原则”，他强调“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必须抓在党的手里，必须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格局如何变化，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他还指出坚持党性原则，“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的所有工作都必须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必须加深对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认识”，再次强调了“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坚持党性，新闻舆论工作才能有明确的立场和指向；坚持人民性，新闻舆论工作才能获得活力源泉和动力根基”。习近平总书记还专门就党管媒体进行了细致阐述。他明确指出，党管媒体“不能说只管党直接掌握的媒体。党管媒体是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尤其强调指出“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他还专门强调了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他要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定期听取新闻舆论工作汇报，对重要工作靠前指挥，对重要稿件亲自把关，在重要关头加强对媒体的指导调控”。[2]（181-189）
习近平总书记“2·19”讲话深刻回答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理论，是指导做好新形势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对宣传思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54]习近平总书记使用新闻舆论一词来概括党领导的新闻与宣传工作，这个概念已被赋予了互联网时代的背景，显示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讲话尤其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的地位、内涵、范围做了详细阐述，从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到新闻舆论工作者，明确了目标，细化了要求，压实了责任，为党性原则的践行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行动指南。
“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的重视也体现在他对新闻舆论工作者前所未有的关注上。2016年1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七个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对新闻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要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55]2018年8月21日，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上再次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要求宣传思想干部“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2]（342）2019年12月，中国记协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下称《准则》），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新提法、新论述纳入其中。相比2009年版的7条28款，新修订的《准则》内容更加丰富细化，共7条31款，开篇新增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尤其强化了党性原则的要求。
2021年1月，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召开，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宣传教育、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全面加强宣传思想战线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作为2021年宣传思想工作总要求。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不论是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还是坚持党媒姓党，关键还在于落实。这也是这一时期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最突出的特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培根铸魂，真正发挥党性原则这根指挥棒的引领作用。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发展史就是与党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适应形势发展，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洗礼、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顺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潮流、在新时代伟大复兴征程中肩负新的职责和使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这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优良传统，而且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闻舆论工作的历史教训；不仅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闻舆论工作的历史经验，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的理论成果。党性原则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和血脉基因，也经历了形成与确立、调整与发展、深化与拓展、完善与成熟的发展历程，党性原则的内涵不断丰富完善，实现了从外部规定向内部自觉的转化，凸显了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增加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内涵，确立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指明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道路。
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铸魂史，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主要包括：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踏实作风和战斗品格；政治上时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宣传贯彻党的纲领、方针、政策及决议，及时反映人民的呼声、愿望与利益，站稳立场，正确引导舆论；组织上坚持党媒姓党，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管理、指导和监督，努力建设让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队伍；机制上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中国共产党员的党性和新闻工作者的党性相融合；作为党员，必须遵守党章党纪党规，用实际行动支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发展；作为新时代的新闻舆论工作者，更要自觉提高政治站位，从思想到技术层面不断提升素养，做党和人民信赖的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正如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穆青所说：“如果要说我们的新闻工作、党的新闻工作有什么优势，有什么最大的特色的话，我看就是一个党性。新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新闻工作取得的成绩、威信是和党的威信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党的光辉就没有新闻工作的光辉。”[56]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的发展历程表明：贯穿始终、从未改变的一条红线和灵魂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健康发展的根本遵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持续发展的活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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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汪晓东,刘文波,曹树林.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写在习近平总书记“2•19”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N].人民日报,2017-02-1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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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习近平在会见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会全体代表和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获奖者代表时强调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N].人民日报,2016-11-0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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