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王炎龙：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摘 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出版活动的立场、观点及方法。文章通过历史溯源和文献梳理发现，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念坚守包括两个层面：出版物要坚持党性原则，受众传播要坚持出版的人民性，其中，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第一要义。百年间我国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融合创新包括：出版媒介已从纸质媒介发展到全媒体;监管主体经历了从"政治家办报"到"党管媒体"的发展;出版生产始终坚持联系群众，因时而变，尊重时代规律，结合社会实际。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演进；媒介融合；出版理念
我国的新闻出版活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出版工作具有多重属性，既有产业属性，又有事业属性，更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私营出版业、发行业、印刷业等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出版社全面纳入国营经济，实行事业单位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文化体制的深入改革，出版单位经营体制由事业体制向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经营模式转型。在经营体制改革进程中，尤其是2003年以来，我国的经营性出版事业单位和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实行转企改制，逐渐向现代企业制转型。就出版事业属性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管理机构经历了从隶属国家文化部到国务院直属独立建制，再到隶属中央宣传部的历史变迁。[1]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明确了国务院机构改革不再保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而是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在原广播电视管理职责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出版管理职能和电影工作划归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进一步明确了调整后的出版宏观管理的主要工作职责。
出版的基本要素是作品的编辑、复制和广泛的发行、传播，传统意义上的印刷和纸张并非出版的关键，也就是说，出版的范畴包括但不限于新闻作品的复制和传播。新闻出版领域是党和国家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是我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和出版在政治方向、舆论导向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出版虽具有商品属性，但本质上首先是一种文化行为，其文化属性和社会效益是出版最核心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出版、传播、舆论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根本观念或系统认知，是社会主义国家媒体必须坚守的基本立场，目的是更好地发展新时代的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因此，系统梳理和解析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既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实践命题。
一、核心概念辨析与理论体系阐释
“观”是主体关于对象的根本性观念，比较成熟的“观”是关于对象的体系性或系统性观念。[2]国内就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出版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新闻传播方面，其新闻观形成了较为系统化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出版、传播、宣传、舆论等相关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先概念化和体系化。从其使用情况看，1994年的《继续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坚强阵地》中首次提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概念，[3]而这一概念在全国新闻界的广泛使用则主要源于2001年中国记者协会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教育活动座谈会”。[4]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的广泛使用，主要是在200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在全国出版行业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之后，这一概念在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的《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中被详细阐释。[5]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思想体系包括“从马克思开始的这一思想体系的所有内容，即关于信息传播、宣传、新闻、文化、传播政策，以及组织内部思想交流的论述，等等”。[6]《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中，陈力丹在掌握全面扎实的学术资料的基础上，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新闻观的第一次完整实践——《新莱茵报》的原始版面内容进行系统编译，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学术化和国际化。童兵总结和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工作实践经验，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核心是它的理念部分，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其他经典作家关于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传媒生产、流通、消费行为，无产阶级政党同实际工作、同人民群众、同大众传媒关系的主要观点”。[7]郑保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是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组织编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编教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对于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总的看法。它涉及诸如新闻本源、新闻本质及新闻传播规律等许多根本性问题。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新闻事业的工作性质、工作原则和工作规律的一系列基本观点”。[8杨保军在梳理众多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理解后，对当前中国语境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阐释，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认识论、新闻价值论、新闻方法论的统一观念，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形成的关于‘新闻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新闻’的根本而系统的看法或观念”，其核心观念包括党性原则观念、人民中心观念、新闻规律观念和正确舆论观念。[2]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出版观、新闻出版观、传播观、舆论观等的第一观念，是其灵魂所在，其他核心观念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某种延续和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使用较早，是学界、业界和政府部门较为认可和普遍使用的关于新闻出版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述的核心概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变革带来的新闻出版、传播舆论的新兴业态发展，马克思主义舆论观、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等被广泛讨论，但并未在政府部门广泛运用。
从理论体系看，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观和出版观的思想并非泾渭分明，其源于相同的思想体系和传承路径，始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新闻、报刊与舆论的理论论述，以列宁等基于俄国无产阶级运动和报刊实践形成的新闻思想为延续，成为中国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闻、出版、传播、舆论等系统观点的直接理论来源，在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实践探索和新闻业发展需求的背景下，不断与时俱进。从新闻、出版实践工作情况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及其他经典理论家、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立场、方法的认识，最初源于对出版的论述，新闻舆论传播中最早使用的大众传媒是报纸和期刊，新闻自发展之初就与出版相互关联，无法分割。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最初立场认知和实践都是从出版论述、报刊创办、编辑活动开始的，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莱茵报》《新莱茵报》、列宁与《火星报》《前进报》、斯大林与《无产阶级斗争报》《真理报》等。报刊是了解、研究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思想的原始资料和基础文本。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关于出版的立场和观点经历了中国化过程。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编辑出版新闻报刊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9]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宣传活动中，通过创办报纸、期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出版、传播是最主要的宣传渠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新闻出版工作，他们把办好出版物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环节。[10]1920年9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将《新青年》由民主主义性质的刊物改组为社会主义机关刊物；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半公开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1922年9月，党中央创办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这三份刊物逐步深化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促进了中国革命思想的转型。1920年改组的《新青年》见证了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转型；1920年创刊的《共产党》月刊有力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1922年创刊的《向导》周报对推动当时国民革命运动和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深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1]此外，李大钊的《报与史》《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及张友渔的《新闻的性质和任务》，都以报纸为起点，揭示报纸及其活动在阶级社会中必然具有阶级性。[12]
马克思主义关于出版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关于新闻、传播、宣传、舆论等相关理论发展的思想溯源一致，新闻与出版相互交织，在理论阐释上难以对二者进行明确分割。传播和舆论通过新闻和出版得以实现、延伸，是同一理论体系下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出版观、舆论观、传播观等相关概念在使用时并不统一，不同概念间界限模糊。在新闻出版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出版的理论观点与实践活动处于动态演进过程。新闻和出版本质上是社会性信息传递、思想传播的行为，是传播的不同形式。[4]但出版作为传播过程中重要的层面却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构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出版活动、出版现象的根本立场、观点及方法并未形成深刻而系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出版的思想观点一般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等研究的部分补充论述，或者是对某个出版物或出版主体的出版活动进行研究，目前还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思想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出版的理论基础溯源，清晰呈现目前学术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演进的核心原则坚守、价值观念继承和理念融合创新。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在理论意义上辨析并探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出版的观点，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出版发展的实际情况，梳理马克思主义关于出版观的系统演进。
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演进中的理念坚守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创立者和奠基人；列宁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观的基础上，结合其创办党报、建设社会主义等实践经验，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出版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国情和运用报刊进行宣传、斗争等经验，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理论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形成、发展、丰富具有一脉相承、始终坚守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且在代代相传中更为完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对新闻出版、舆论传播等领域的基本理论，主要体现在他们的无产阶级党报党刊工作实践中。在他们创办、主编和参与编辑报纸、期刊尤其是党报党刊的过程中，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出版的党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
1.出版物要坚持党性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办报、撰稿等出版实践中反复强调，无产阶级的报刊具有鲜明的党派性质。《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自该报创刊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担任撰稿人，而且不断帮助编辑部纠正报纸的路线。1879年8月，恩格斯在给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回信中，明确提出“党需要的首先是一个政治性机关报”。[13]（360）政治机关报的提出，强调了报纸在根本立场上的政治属性。恩格斯在1879年11月与倍倍尔的通信中再次提及“党的机关报必须由站在党的中心和斗争的中心的人来编辑”。[13]（396）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与其党团内机会主义者争夺党报领导权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党报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机关报，其办报方针、出版主张、宣传内容等要高举无产阶级的鲜明旗帜，坚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政治目标。
列宁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中阐述了“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对党的重要性，“不通过一种报纸把党的正确的代表机关建立起来，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句空话”，[14]“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第一次阐明了出版物的党性原则问题，驳斥了“无党性”的错误论调，指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15]（93）党的出版物要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反映政治立场，关心政治问题，服务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报刊的政治性质和党派属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党的出版事业要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的使命。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党报党刊思想一脉相承，我国在新闻出版业发展初期就已极为重视出版的党性原则。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明确表示，中央和地方的所有出版物“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当代中国的传媒理论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报思想，特别根源于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党报实践以及对党媒实践的理论总结。[16]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党的历代领导人都极为重视报刊出版的党性原则和服务党的中心工作的原则，毛泽东在长期的新闻出版实践中，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共产党人》《中国工人》《解放日报》等一系列报刊的发刊词中反复强调，报刊出版，尤其是党报的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密不可分。1949年9月，毛泽东亲自为全国出版工作会议题词“认真做好出版工作”。[17]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任务和挑战都发生了改变，但出版工作重心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变化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而进行调整。
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社会上存在一些政治上、思想上不安定的因素，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党的报刊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的观点，为使党的报刊切实发挥促进国家形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作用，他再次强调“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并表示对于党在工作中出现的任何缺点和错误，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党员对党在工作中出现的错误提出批评时，“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江泽民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党的新闻工作要强调“讲政治”，报社的新闻队伍要“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18]胡锦涛将坚持党性原则的要求建立在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的基础上，提出“要尊重舆论宣传的规律，讲究舆论宣传的艺术，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水平和效果”，这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首次谈到“尊重舆论宣传的规律”。[19]
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宣传工作始终坚持的核心。2013年8月19日，面对媒介技术发展带来的出版宣传工作的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党性和人民性深刻揭示了宣传思想工作中绝不能动摇的大原则就是坚持党性，“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围绕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再次展开深刻阐述。坚持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最基本、最重要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论断中被反复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关于出版物的党性原则和政治属性的思想是对党报党刊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受众传播要坚持出版的人民性
在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党性和坚持人民性本质上是一致的。人民是国家建设、改革与发展的主人，坚持人民性就意味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最鲜明的属性。
1842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时首次提出“自由报刊的人民性”概念，认为“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20]（179）同年12月，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中，驳斥了普鲁士政府对《莱比锡总汇报》的种种责难和指控，再次提到“真正的报刊即人民的报刊”，真正的报刊“生活在人民当中”，“报刊只是而且只应该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的表达者”。[20]（352）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践中，苏维埃政权通过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斗争，无产阶级通过夺取沙皇俄国的政权登上历史舞台，第一次真正出版了具有人民性的报刊。列宁明确提出自由的写作、出版的立场应该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5]（97）
在无产阶级关于出版观的认识中，“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21]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我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出版的人民性思想，将为人民服务的论述进一步深化。1957年，毛泽东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同时期敌我关系的区分，从阶级性和历史性层面明确了不同时期的人民概念，明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范畴是“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22]“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历来认为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风流人物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才是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全党树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整顿党的作风》《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23]等文章中，具体提出了报刊的出版宣传要为革命服务的原则、为群众办报的思想等具有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出版观。
人民利益是邓小平执政为民思想的核心，也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逻辑起点。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被视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江泽民在1994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新闻出版单位在进行宣传出版工作时，要从“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四方面对人民群众发挥重要作用，“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24]并且在1996年9月26日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再次强调了出版工作的出发点，出版工作要始终坚持从全局出发，从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胡锦涛在考察《人民日报》时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25]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人民性原则即意味着出版依靠人民群众，也意味着出版为了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坚持人民性的本质是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无产阶级的出版工作既要坚持党性，也要坚持人民性。
三、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演进中的融合创新
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信息技术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出版行业开始扩大出版产业规模的“大出版”探索。在互联网等技术的推动下，出版不再只是出版业的行为，在媒体融合的数字时代，所有从事信息生产的内容提供者都成为出版者。随着出版行业外延的延伸，传统的纸质媒介出版在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下延伸为数字化电子媒介形态，形成以信息技术变革为基础、以互联网为延伸的“大出版”观念。传统上以纸本为介质，主要表现为报刊、图书等出版物的出版传播是较为纯粹的出版活动，广义的“大出版”置身于更大的视野，是指“提供精神产品、发挥社会效益，与文艺、理论和新闻相联系的出版行为”。[26]目前基于互联网技术诞生的博客、维基、内容聚合等多种新媒体形式都符合出版的要素，属于出版范畴。这就是所谓的“大出版”视角，即包括但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出版。[27]在出版外延不断扩大的今天，我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也随着出版形态的丰富而发展。
1.从纸质出版媒介到全媒体出版的创新发展
长期以来，报刊、图书是人类在较短时间内进行大规模信息复制和传播最重要的媒介，现代化发展进程加快，技术进步带来巨大能量，纸媒不再是人们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或主要通道。2002年，《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互联网出版，是指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将自己创作或他人创作的作品经过选择和编辑加工，登载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网发送到用户端，供公众浏览、阅读、使用或者下载的在线传播行为。”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出版实践中，随着信息技术手段更迭带来的媒介技术突破，互联网出版完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出版、复制和发行等诸多概念。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内容传播已被纳入现代意义的“大出版”范畴，出版物内容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数字出版物，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更为频繁的新兴出版形态。
报刊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活动长期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喉舌”，也是列宁所说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依靠报刊等传统纸媒，印刷是报纸批量复制的手段，同时期应用较为广泛的还有电报、广播等较为传统化的电子媒介。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已逐渐应用于新闻出版等相关行业。胡锦涛高度重视互联网这种新兴传播载体的建设、运用和管理，他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25]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确立了建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的现代传播体系的发展目标，提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出版媒介的扩大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阵地要因时而变，互联网已成为目前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最前沿，从纸质媒介到全媒体的创新发展，也意味着出版发展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出版形式和新兴媒体的优势互补。
2.从“政治家办报”到“党管媒体”原则的与时俱进
1957年至1959年间，毛泽东多次提醒文化工作者，“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28]1957年6月7日，毛泽东在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和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谈话中首次明确提出“政治家办报”概念，指出“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就叫政治家办报”。[29]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政治家办报”，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战线，“政治家办报”的思想强调政治意识在出版工作领域的重要地位。
江泽民进一步丰富并拓展了毛泽东关于“政治家办报”的内涵和外延，他在1996年1月24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过去讲，要政治家办报。我看不光是办报纸，办通讯社、办广播、办电视、办出版社，都要有政治家素质。”[24]也就是说所有从事新闻出版文化建设的工作者，要自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确保新闻舆论宣传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胡锦涛在2000年1月11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中进一步深化“政治家办报”思想，并提出“政治家办报、政治家管宣传、政治家管文化”的要求，“要认真执行江泽民同志关于培养一大批既熟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熟悉理论、新闻、出版、文艺工作业务的专门人才的指示，积极落实政治家办报、政治家管宣传、政治家管文化的要求”。[30]
“政治家办报”思想在毛泽东最先提出后，由党的历任领导人不断继承与发展，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注入不同的时代内涵，从“政治家办报”到“政治家管宣传、管文化”再到“党管媒体”，党对媒体的领导因时代发展带来媒介更迭而不断注入新理念。“要坚持党管媒体，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各级各类传播渠道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媒介技术变革，带来的不仅是从报刊、广播、电视等向互联网发展的传播渠道的变化，更引发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间舆论场的交锋。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类平台媒体、自媒体应运而生，舆论环境、媒体格局、传播方式都产生了深刻变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解放军报社时的讲话中再次提及“政治家办报”，进一步明确提出“党管媒体”的新要求，党和政府主办的报、刊、台、网等各种媒体传播渠道是党的宣传阵地，要始终坚持党对新闻媒体和出版工作的领导，“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严格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从“政治家办报”到“党管宣传”“党管媒体”，都是中国共产党在舆论宣传工作的长期实践中与时俱进的重要原则。
3.尊重时代规律，出版内容因时而变
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敏锐地发现，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只是表面上不阻挠对真理的探讨，但实际上却隐藏着对真理探索的束缚。书报检查令中将真理探讨限定为“严肃和谦逊的”，这使得探讨在一开始就脱离了真理，并“使注意力转移到由法律赋予挑剔权的第三者”身上。马克思认为“作者的一切活动对象都被归结为‘真理’这个一般观念”，也就意味着，出版活动的实践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探讨真理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出版实践活动中、作家写作时更注重真实和事物的本质，他们并不排斥使用乡音和土语，“相反，天才的谦逊恰恰在于用事物本身的乡音和表达事物本质的土语来说话。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身突现出来”。[20]（107-135）在《〈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中，他也再次强调真正的人民报刊的写作出版要体现人民的思想、忧虑和希望，“抛弃高傲、自负和刚愎自用的作风，成为现代荆棘丛中一棵道德精神的玫瑰”。[20]（353）
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肯定了《晋绥日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群众斗争，为群众讲话。在他看来，报刊出版的内容既要引人入胜，又要通过报纸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23]他在《反对党八股》中也提出，出版写作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同时也要吸收和学习“国外的进步道理和新鲜用语”，“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31]
邓小平认为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32]在出版写作中要结合实际和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且要“切合群众需要，更通俗活泼”。江泽民提出报刊登载、出版的报道要使人在受教育的同时，也得到美的享受，即“主题好，内容好，语言也很精彩”，新闻作品要避免“不讲究辞章文采，文字干巴巴的，翻来覆去老是那么几句套话，也有的哗众取宠，乱造概念，词句离奇，使人看不懂”的不良文风。[33]在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中，胡锦涛首次提出要“按照新闻规律办事”，也要注重“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在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现实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重视国内舆论主战场的把握，重视宣传人民群众，“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也重视在国际舆论环境中增强国际传播话语权，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在国际传播体系中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国际传播，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的。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进行历史溯源和演进梳理，有利于更好地厘清马克思主义关于出版的认知，更好地构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关于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的理论体系建设。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面临着不同的发展国情，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思想的中国化推进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和无产阶级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实践的基础上，依据具体国情对马克思主义出版思想进行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出版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在历史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形成、发展与演变。
新闻和出版的核心指向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意义的文化事业和产业，用什么样的新闻观、出版观指导国家、政党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文化实践，事关国家的安危秩序和社会的思想观念，在一定意义上，新闻观与即时性的传播和舆论紧密相连，出版观的影响则是更深刻的常态性的文化思想传播。出版“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国际化视野要求我们明晰并把握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构建中国国际话语，在世界话语体系中进行良性的话语表达、有机互动和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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