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何志荣：南京邮电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
【摘 要】社会化阅读发展兴盛而复杂，刷屏是其典型表征，情绪表现备受关注。刷屏背后除了网络技术推动外，行动者实践更值得关注。文章从具身理论出发，研究社会化阅读刷屏现象。基于从上头条到求转发的内容生产逻辑转变，技术和情绪共同成为刷屏扩散的动力机制。刷屏现象是具身技术与具身情绪共同作用的表征，最终形成刷屏行动具身实践。文章超越现象，分析得出技术与情绪主体都是刷屏实践背后的行动者，共同构成行动网络上的重要节点。行动者网络视角颠覆了社会化阅读的技术立场，将技术和情绪嵌入整个社会之网，从社会联结互动中，形成网络逻辑下整合的社会化阅读观，刷屏是人和非人作用的共同结果。
【关键词】刷屏；技术具身；具身情绪；行动者网络
社会化媒体造就社会化阅读，全球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社会化阅读数据不断创下新高。由于社会化媒体包含易涉入和传播的沟通技术以及消费者自主性，人们得以在这样的平台上交流、共享、沟通，共同创造价值。社会化媒体从Web1.0时期的博客、论坛发展到如今的社交媒体3.0、社交APP。以两大社交平台为例，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微博月活跃用户达5.16亿，相比2018年年底净增长约5400万。微信公众平台2020年2月平均阅读数和平均在看数较1月分别增长30%、42%。2020年2月微信500强整体发布内容12.5万篇，共计阅读数41.5亿次，在看数5804.9万。[1]社会化阅读呈现爆发式发展。
阅读数据之外，情绪化的表达越来越成为社会化媒体上凸显的现象，刷屏则是情绪驱动的典型表征。Coviello·L、Sohn·Y、Kramer ADI认为，在线的社会交往成为网络社会情绪产生的主要因素，在线社交网络可能会放大全球情感同步的强度。[2]在心理学动机中，许多学者认为情绪是引发在线内容被病毒式分享的重要原因。①我国学者认为，情绪本身也是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3]情绪是网络舆论场中最大的变量。[4]
在新闻传播学科认知领域，情绪传播曾经是被掩盖的，以往的新闻传播研究对以事件为主体的信息传播关注较多，忽略了情绪传播。[5]在情绪研究领域，更多的是社会学和心理学学科视角。吴瑛、杨群红、朱代琼等分别从舆论互动、阶层和贫富差距、利益抗争方面解释了社会情绪产生的原因。利文森情绪系统论、“情绪是社会结构性产物”等也都是社会学结构系统视角。新媒体技术的变化成为释放情绪传播的首要原因，也让情绪传播在新闻传播学科领域有了更大的研究价值。因此文章研究的问题是：技术驱动下，如何理解刷屏背后的情绪？刷屏研究可以给舆论管理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一、刷屏内容生产逻辑：从上头条到求转发
数字时代是人人向人人传播的时代。人人都能生产内容成为网络力量中极被关注的特征，Web2.0环境下各种新兴技术和汇聚技术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广大用户群体参与用户生成内容的热情。[6]然而研究显示，社交媒体中头部账号与草根用户间已经拉开了无法逾越的流量差异，人人生产内容作为网络技术的乌托邦想象，在与社会的互动作用过程中，UGC彻底溃败给PGC。[7]意见领袖在专业性、产品涉入度、社交特征、创新性等方面独具特性，[8]部分意见领袖的影响力甚至已经超越了个别传统权威媒体。
实际上，社交媒体最普遍的使用方式便是转发，如微博平台。[9]研究显示，用户在Twitter上发布的推文有35%是转发的，在新浪微博上有65%的微博内容都是转发的。[10]社交媒体中强关系社交平台（如QQ、微信）发生转发行为的比例为84.10%。[11]与早期互联网求上头条逻辑不同的是，社交媒体通过求转发获得更多关注。即使转发者没有直接的生产贡献，转发的推文还是会吸引大量的受众。[12]转推是Twitter上信息传播的关键机制。[13]
究其原因，从转发意愿来看，个体在信息处理过程中信息质量成为排名第一的考虑因素，信息质量是一种信息处理中央路径，[14]一定程度上制约了UGC发展。此外，普通网民对于互联网逻辑、法规等缺乏了解，信息来源有限，缺乏权威性。信源权威性是评估给定消息可信性的主要标准，会优先考虑被认为是与局势接近的人。此外，算法推荐技术逻辑下，上头条不再是版主或者小编设置，而是算法干预。“你关心的，才是头条”就是借算法推荐之手，赋权个体。算法推荐系统被视为一个信息系统，其连接了系统内部不同成员及其关系。网络在公共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既非诞生之初的乌托邦狂欢，也非悲观异托邦，而是逐步成为意见领袖议程设置与网络民众转发评论共同构成的均衡力量。
因此，转发是一种呼吁和认同表达，将新闻和信息编织到不断更新的关于体验、兴趣和观点的公共账号中。与原始推文相比，转发具有更大的权威和杠杆作用，它们不仅发送原始消息，还对原始消息进行默许批准。[15]拇指间的点赞与转发可以形成强大的力量。当这一力量累加到一定程度，则会形成刷屏现象。
二、刷屏扩散动力机制：从个体情绪到群体情绪
刷屏指相同或相似的信息或话题在集中时间之内被大量转发，继而重复出现在用户终端界面上的一种现象。如果说转发是一种个体行为，那么刷屏则是一种群体行动，具有由个体情绪发展至群体的传播机制。刷屏代表着此段时间内这一话题和信息引发高度关注，引发社群共振，是一种信息在不同网络社群产生的相似情感与行为的现象。[16]一个“刷”字，不仅仅是一个手势动作，更集中体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人类的生活和精神状态。[17]刷屏的行动基础是分享。
社交媒体已成为公众媒介参与和表达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成为网络情绪肇始和蔓延的重要渠道。[18]根据情绪调节理论，情绪波动时人们总需要自行管理情绪并通过分享该事情来表达、排解和发泄这一情绪，[19]网民是分散的，但并不闭塞。社交分享式的阅读让人们共享信息，同时也分享情绪。情绪社会分享和情绪再次社会分享是为了满足归属需要和社会一致性的需要。Rivera提出“情绪是社会关系的命题”，[20]人类是社会性生物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向来如此。此外，随着技术发展，个体在分享过程中，通过具身技术体会到他人情绪，情绪传递和感染，形成社会情绪。情绪不仅仅是由个体产生，也是由社会创造的。
具身技术在社会化阅读中的嵌入，让技术与情绪间的互构和互嵌变得更加复杂和具有研究价值。具身技术把更多个体纳入个体经验之场，以认知在场的方式激发虚拟身体在场，激发更广范围的情绪传播，继而形成个体情绪向社会情绪的演化机制。个体器官在具身技术中延伸，激发出强烈的共情，诸多公共事件刷屏背后都有极大的情绪推动。
简言之，转发是一种个体情绪的表达，刷屏则是群体情绪的表征。情绪就是人思想和心理的复合产物，刷屏与情绪交织，情绪是影响转发的关键因素。在媒介的作用下，私人情感成为公众共享的公共激情，公众的认知和情感也得以相互塑造。[21]刷屏行为放大了信息的生动性，比非情感内容更具病毒性，情绪化色彩的推文更有可能被转发。[22]个体精神情绪演变成社会情绪，所谓舆论实际上就是公共情绪，因为它含有感情，也含有思想。[23]
三、刷屏现象表征机制：从具身情绪到具身实践
人类阅读从未脱离过身体。中国古人的竹简或卷轴就需要一手摊开，一手收卷，以便文章一段段持续出现。西方历史上，文章的排版有从左到右、自上而下，也有从右到左（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还有成双的垂直纵行（玛雅文），还有曾经的古希腊行文方式，互错成行，这些都会导致阅读中身体动作的差异。现代媒介技术也会充分调动人们的身体感知，除了横屏、竖屏的排版方式之外，人们用手指点击、划动、双击、上下翻动，形成一批低头族、拇指族……阅读过程中，身体变化会对人的心理状态进行塑造、限制和调节。[24]阅读一直是具身的。
为什么从具身关系理解情绪？唐·伊德认为，具身是我们参与生活世界的方式，具身关系是人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包含了物质化的技术或人工物。[25]具身技术，如网络的互联性、瞬时性、存储性打破了时空概念，放大了情绪传播的方式和范围，又进一步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情绪通道，网络具身技术的发展，以一种既透明又可见的方式成为网民间的认知中介，也使得情绪传播更加畅通无阻。
尼采说，一切从身体出发。梅洛-庞蒂则总结说，身体是在世存在的媒介。[26]阅读是具身的，情绪也是具身的，阅读—具身体验—情绪三者关联，形成动态统一体。具身是我们研究阅读与情绪、理解技术与人的出发点。
情绪具身观在心理学研究中相对成熟，当事实产生刺激时，身体方面先直接发生变化，[27]变化发生时，人们感觉到有这样的变化，就谓之情绪。情绪是特定情境触发的躯体反应和中枢活动变化的集合。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情绪激发几乎是爆发式的，阅读转发也就成了必然现象，刷屏则成了水到渠成的具身实践。具身性作为社会化阅读机理，重构阅读价值，[28]这一价值可理解为社会连接与行动价值。
四、不仅仅是现象：刷屏作为行动的社会化阅读
对于社会化阅读方式的诟病从未停止。阅读内容从书本流动到屏幕，造成认知的浅表化。[29]“刷”作为动词，通常被认为是快速的、不经思考的动作。刷屏是大众化、适时性、浅表化、媚俗化的非理性狂欢，刷屏甚至会带来精神之沉溺，这成为智能时代令人焦虑的技术文化现象，[30]社会化阅读方式被归咎为瓦解深度阅读的罪魁祸首。
1.作为时空平衡的社会化阅读
社会化阅读场域是如何形成的？从技术角度来说，每种媒介都有偏向，以移动为表征的阅读方式可以扩展移动空间，是一种偏向空间的媒介。但斯蒂格勒认为，技术是人类外化的记忆，技术是文化的条件。技术加持下的阅读实践将语言、工具、仪式、印刷术、录像等技术个体传承下去，承载文化记忆。因而，社会化阅读也是一种偏向时间的媒介，构成时空偏向的平衡。由此，社会化阅读方式不应从单一媒体的单一时间角度衡量，应从媒介融合角度衡量，人们可以从偏向空间的媒介获取最新资讯，从偏向时间的媒介寻找理由。从这一角度看，社会化阅读进一步丰富了阅读最基本的认知价值。由此基于移动互联的阅读是社会变迁中人类自由选择和自主行动的表现和结果，其将朝着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31]
2.促使联结的社会化阅读
刷屏阅读与翻阅阅读是身体在阅读时的不同姿态，表现为浅阅读与传统深度阅读、屏阅读与纸质阅读、多线程交叉思维与单一线性逻辑等不同的认知方式。例如，屏阅读因超链接特点，常常产生跳读行为而被批判，但是跳读本身并不是一无是处。诚如毛姆所说，如果聪明的读者能学会跳读的技能，他便总能在阅读中获得最大的乐趣，跳读甚至是人类的本能。
社会化阅读最被诟病的地方：因为快，所以浅。但阅读的价值并非由时间衡量，这种观点尤其无法说明网络上持久性的片段阅读现象。阅读的本质是为了获得知识或调节情绪，是为了构建意义，[32]更是为了与社会联结。一些研究表明，情绪状态可通过模仿与面部表情相关的身体动作直接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33]在线表达的情感有助于增强社会纽带的进化适应性。例如，人们的笑容被认为是从其他灵长类动物放松的社交场合中看到的玩脸表情演变而来的。[34]这种面部表情和积极情绪可产生类似的愉悦感增强社会关系，通过奖励他人的努力鼓励持续的社会交往。[35]从价值来说，社会化阅读并没有背离阅读价值核心，而是在具身技术加持下，更加促使联结。
3.作为行动的社会化阅读
情绪借由技术联结，促使个体情绪向社会情绪发展，但社会化阅读的价值不应局限于此。霍斯金斯提出，数字化媒介与技术使社会与网络空间中的不同节点更有可能被连接起来，也就是技术媒介社会的连结性转向。[36]但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视为静态的某种特殊领域或王国，而无法在动态的联结过程中考察社会。结构功能主义也未能指出，在联结之后的丰富动态的行动过程，也就是在情绪嵌入社会联结之后，行动是如何产生的？行动研究需要超越传统的功能主义嵌入整个社会，通过具身技术，建立物与人的作用关系，由此技术与人共同构成社会连结互动，产生新的价值。
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社会是一种关系和联结的过程，[37]追溯联结成为社会之本质含义，而行动则是实现联结的方式。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具身技术让人们看到、听到、感受到，通过网络媒体产生传播和联结。情绪是产生共鸣、继而形成连接的重要媒介，个体情绪经由网络传播遭到转译，而这样的转译是以身体为中介代理的。共鸣感或设身处地的假设会驱使网民角色转换，在阅读的同时产生再次内容生产行为，也就是转发，包括群内多次转发和鼓动社交圈转发，刷屏由此产生。个体情绪在不同行动者（内容生产者、内容转发者、网络技术、平台、算法等）的努力之下走向公开，并且在网民的转发评论中实现了意义的再生产。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个体的情感生命叙事激发了公众的情感共鸣，加深了其对疫情苦难的认知。人与物形成行动联合主体，通过转发、讨论，意义不断得以再生产，其中蕴含的公共议程逐渐得以凸显，将越来越多的人联结在一起，并卷入阻击疫情的行动者网络之中。
社会化阅读中的身体、情绪、技术是共同作用的，在考虑刷屏现象时，不能排除考虑技术这一非人的因素。如果说Web1.0时期内容生产是事在人为，那么Web3.0则是算法等网络技术加入的力量的考验。[38]电子时代的人应该是感知整合的人，应该是整体思维的人，应该是整体把握世界的人。[39]拉图尔所谓的行动者不仅仅指人类，建筑物、机器、科学仪器、插销、钥匙、减速带、汽车安全带都是影响其他实体行为的因素，[40]这也是一种整体思维观。因此，对于社会化阅读与传统纸质阅读、浅阅读与深度阅读、沉浸式阅读与浏览式阅读，不应以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异质多元的整体观思维也是拉图尔理论核心。
五、结论与思考：刷屏行动与具身伦理
自媒体发达时代，用户在社会化媒体上的信息传播具有较强情绪化特征。[41]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比以往蕴含更多的情绪。情感（情绪）②不仅仅是生理的和心理的，而是因社会文化而异。[42]需要用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待情绪，但也要警惕其中的情绪泛滥现象。刷屏是技术经济发展和物质世界之间矛盾的表征之一，③情绪化传播是引发网络舆情危机的重要因素。[43]
技术是中性的吗？将脚本写入非人行动者中，会让技术带有伦理道德而不再中立，如算法歧视、艾滋病毒免疫基因事件等。技术不再是某一个单纯的物，而是被写入脚本的复杂行动者。伴随5G、AI、VR技术的发展，技术涉及行动伦理问题。
威廉·詹姆斯的具身伦理是从身体的维度出发，刻画人们伦理行为的动机关联结构。道德原则必须要进一步成为具身的情绪经验，才能活起来。具身认知的意义建构生成观中，具身性与主体体验内在相连。拉图尔的行动者观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主客体，也启发人们在面对公共事件的网络舆论、网络刷屏现象时，不再单纯从技术角度（如限制IP、删帖、限制转发点评等方式）机械思考，也不再简单地从使用者角度（控制发帖数量、批评与思想教育等）武断干涉，而应使用网络观去寻找事件网络中的重要节点，这样才能抓住核心问题。刷屏现象是情绪与技术互动互构的共同结果，所有行动者都在网络中拥有同等地位，这是对刷屏背后具身伦理的进一步思考。
总之，刷屏作为社会化阅读典型表征，是技术具身对于受众的一种赋权，也是技术与情绪作为行动者，在刷屏行动中体现社会建构的方式。从具身视角的分析，最后落点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目的在于通过情绪与技术的互构分析，厘清社交媒体中刷屏现象背后的运作机制，更重要的是透过网络这一关系视角寻找刷屏背后的力量。
从社会建构论视角来看，情绪与技术构成了社会化阅读新的价值；体现出阅读场域自主性的增强。在阅读场域之网中，情绪与技术共同构成行动者网络的节点，社会化阅读除了跟自身对话，还会与社会其他场域对话，从而形成一张复杂的交互关联的多维网络。
当下传播学对身体的关注，很大程度来自移动网络、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崛起的巨大刺激。媒介的意义早已突破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包含了一切技术和身体组成的经验世界的手段，媒介接近于一个行动的场域，[44]行动者间是互动互构的，并没有哪一类或哪一个行动者具有绝对的中心地位，这也启发管理者应跳出单一人为管理视角或单一技术控制手段。
社会媒介化过程不仅仅是技术与人的互动互构，还涉及资本、权力。在学术研究中，还可将媒介作为一种变量“绞入”社会、政治、文化等不同层面来看待不同要素如何互构，整合是媒介化社会需要迫切掌握的逻辑和思维。文章仅通过刷屏现象背后技术（具身）与人（情绪）的互构方式，从现象出发，提出社会化阅读应突破认知的功能诉求，扩展其独特的内容生产逻辑，从而推向人类在世存有之一切行动的层面。
注释：
①Berger、Milkman以及Berger发现在线内容的病毒式传播效果主要由其引发的情绪唤醒程度决定；JonesLibert和Tynski指出效价—唤醒—支配模型（valence-arousal-dominance model），解释情绪对病毒式分享的影响；Jones等人专门使用皮肤电位反应（galvanicskinresponse）生理测量方式来验证情绪反应与广告的病毒式分享之间的关系。Dobele等人以及Libert、Tynski研究发现，惊喜、愉悦和钦佩这样的积极情绪能够促进人们对广告的分享意愿；范钧和潘健军通过实验也发现剧情式广告中的积极情绪唤醒有助于激发消费者的品牌认同；Guadagno、Rempala、Murphy和Okdie探索了社交网络上的病毒视频，认为引发厌恶和愤怒两种消极情绪的视频能够显著提升消费者的分享意愿。
②一般而言，心理学更关注社会情绪，社会学更强调社会情感。因此大多学术研究中将情感、情绪作为同一对象进行研究，不刻意区分，详见王晓钧、董巍、王启康、王俊秀、张志安等学者文章。
③2017年5月，拉图尔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的“重置现代性！上海站”的活动中描述，世界正被两个基本矛盾困扰：一个是贫富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个是技术经济发展和物质世界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必须通过生态主义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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