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阅读极为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先后创办了一批文学图书出版机构，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其间对私营文学出版机构进行了改造，均为文学出版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49年至1966年，我国文学图书出版数量经历了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变化，先后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国文学图书，数量颇丰，汗牛充栋，这与我国当时社会背景有关，也是基于对读者喜爱程度的考量。在文学图书出版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国家层面开展了对古典文学出版与阅读的舆论引导，为文学出版与阅读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关键词】新中国（1949—1966）；文学出版；文学阅读
在人类的阅读活动中，文学一直是广受大众欢迎的内容。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图书中，就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传世。20世纪80年代初，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由上海《书讯》编辑部编的《我和图书》的书，记载了当代治学家们述说的文学阅读对他们的影响。如赵家璧提道：“当我在松江县立第一高小念书时，赵元任译的世界著名童话《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第一次打动了我的童心。”梁斌说他的阅读从《千家诗》《诗经》开始，“文学把我引进革命的大门”。吴强说：“我在十四岁的时候上中学，开始看文学作品，读小说书。十五岁失学，在一家酒坊当小学徒，看到小老板看《石头记》《镜花缘》《玉梨魂》《三国演义》等。有时候，我也拿过来看，不知怎么回事，一看就有点入迷，常常偷偷地看到深更半夜，还不肯释手。”此外，杜宣、草明等一大批文化人的阅读都是从文学作品开始，并伴随其终生。21世纪初，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由岛石主编的《60年中国人的阅读心灵史》，也记录了一批文人学者的阅读历程。如易中天说：“我在小学时读完了世界各国的童话，《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赵启正说：“我大量地阅读当时流行的红色经典和苏俄名著，譬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雅和舒拉的故事》《牛虻》等。”其他如从维熙、王学泰等也都提到文学书对他们阅读的影响。《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作者艾德勒和范多伦说：“就以书籍来说，我们读的小说也多于非小说。”[1]（177）由此看来，文学阅读不独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关于文学阅读的意义与价值，在国内外文艺理论界、教育界等已有较多研究。有学者认为愉悦是文学阅读的一个重要特征；[2]也有学者认为，文学阅读是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和欣赏，是读者接受文学作品的活动，也是文学活动的最终目的，要使读者能够在阅读中理解体悟到文学的魅力和美的熏陶，在阅读中有所发现和再创造，就要采取一些阅读方法，以便从多角度进入文学作品；[3]还有学者认为，文学阅读具有认识、审美、娱乐、培养高尚情操、心理疏导等功能。[4]几乎所有研究的着眼点都是文学作品对个体的影响。
事实上，文学作品不仅有认识、审美、培养、疏导等功能，也有组织、动员、团结、教育等功能，由文学作品引发社会风暴的例子很多。就像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著名讲话所说：“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席讲话不仅为文学创作带来一股新风，也以更高远的眼光看待文学阅读的社会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新中国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乃至阅读都更为重视。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指挥解放全中国与筹建新中国的繁忙工作之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致辞或讲话，指导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1949年11月25日，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创刊号写了“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成为出版界的座右铭。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这也是文学创作与出版的基本方针。
一、文学出版机构的改造与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营出版社、公私合营出版社及私营出版社同时存在，1954年公私合营之前，私营出版社的数量占有优势，在文学图书的出版方面也是如此。1950年9月，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在全国出版会议上作报告时说：到1950年7月底，全国收到样书4960种，由私营书店出版的2872种。在出版新书的185家出版企业中，除新华书店外，公营15家、公私合营6家、私营163家。出版文艺书籍的94家，其中39家出版5种以上……从中可以看出，出版的方向主要是文艺书。截至1950年7月底收到的928种文艺书中，文艺理论占7%、文学创作占36%、翻译作品占35%、戏剧音乐美术占22%，在文学创作中，新的作品不到100种，大部分是旧的创作的重印本。翻译作品主要是苏联作品，数量相当多，是这一时期出版的特点。[5]（520）私营出版虽然数量多，但质量却不高，很多出版物“错误百出，甚至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偷运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私货”。[6]（351）面对这样的局面，建立新的文学出版机构与对于私营出版社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文学出版重建的两个抓手。
1.创办文学图书出版机构
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版社间没有严格的专业分工，每个出版社都可以出版文学图书。新中国成立伊始，出版总署开始推动出版社的专业分工，建立专业文学出版社的计划逐渐明确。在1950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发展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的决议》《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等五项决议。10月13日，胡愈之在向政务院报告这次会议的情况时明确说：“文学与艺术方面亦准备建立公营或公私合营的专业的出版社。”[5]（637,648）1950年到1966年，新建的文学出版机构主要有以下几个。
（1）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冯雪峰担任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蒋天佐任副社长。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之初，主要有三个编辑室，即中国现代文学编辑室、中国古典文学编辑室、外国文学编辑室。1951年6月23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签发人民文学出版社营业执照，规定经营出版文学方面的图书杂志。人民文学出版社组建后，冯雪峰提出了“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首批出版了“苏联文艺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文艺建设丛书”。[7]
据胡愈之回忆，由冯雪峰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决定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做出的：“忽然有一天，周总理打电话给我讲：叫冯雪峰做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但待遇要比普通社长高点，工资要高一点，要给他一辆私人用小汽车。当时文学、人民、美术、教育等都是大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最大的，全国的文学书籍都归它出。但我心里想：其他出版社社长都没有专用小车，总理为什么对冯雪峰这么重视呢？过了两天，雪峰来看我，见面没有寒暄，脾气倒不小。他以无可奈何的口气说：我不想搞文学出版社，更不想当社长，但总理要我搞，我也没有办法。”[8]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人选是周恩来确定的，其待遇要高于其他出版社，这主要是考虑冯雪峰在中国革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也体现出周恩来对文学出版工作的关心与重视。
按照出版总署对各出版社的专业分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定位是国家的文学书籍出版机构。[9]其主要的任务是：编辑出版现代中国的文学作品；编辑出版文艺理论和文学史作品；编选出版“五四”以来的重要文学作品；编选出版优秀的通俗文学读物和民间文学作品；校勘整理、翻印古典文学名著；翻译出版苏联、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重要文学作品；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学作品；译校出版外国古典文学名著；出版文学期刊。同时，明确人民文学出版社由文化部领导，出版总署辅助领导。
1953年7月，应私营的天下出版社负责人要求，经出版总署撮合，天下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并，其11个工作人员加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存稿等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接下来，[10]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文学出版的力量。
1959年，文化部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方向又做了些微的调整，[11]（160-161）增加了对我国少数民族优秀作品整理选编、翻译出版世界现代文学名著等方面的任务，明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般不出版资料性书籍，古典文学丛书与中华书局分担出版等。
1959年，经中央批准，调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关系，实行总分社制。①同时，成立外国文学出版社，主要翻译出版各国当代文学作品及重要文学研究论著，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期规划以外的外国古典作品和现代作品等。外国文学出版社附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另设机构，但配专职领导和少数干部，编辑出版工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承担。
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华书局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就文学书籍的整理问题进一步细化了分工。
1963年3月20日，中宣部给中央递交了《关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合并的请示报告》，表示两个出版社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在出书计划上往往重复，在组织稿件方面也发生过矛盾以致出现争稿现象，不仅力量相互抵消，对外影响也不好，有必要将两个出版机构加以合并。中宣部征求了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意见，得到他的完全同意之后，向中央报告。3月21日，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首先批示：这是一件好事，多年未能解决，现在解决了。这样，全国性的文艺出版机关就统一了。次日，邓小平也批示：拟同意。刘、周、彭、康核阅。同日，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在请示报告上圈阅。[12]从这个请示报告的圈阅情况看，两个出版社的合并是非常慎重的。1964年2月，文化部发出两个出版社合并的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合并，撤销上海文艺出版社名义，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方式存在，上海分社出书用人民文学出版社或作家出版社名义，在版权页上注明“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辑”或“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编辑”。[13]至此，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新中国最大的文学书刊出版机构。
（2）从新文艺出版社到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艺出版格局中，除北京外，文学出版机构最多的地方是上海，但随着全国出版中心的北迁，包括作家的北上，上海各文艺出版机构面临着多重困难，1951年4月海燕书店、群益出版社、大孚出版公司三家出版机构的负责人向出版总署提请合并，②组建公私合营的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对于他们的请求，出版总署不仅同意，而且通过华东新闻出版局投资2亿元，③同时把华东人民出版社的一部分文艺书的纸型给新文艺出版社，一并作为公股投资。新文艺出版社是华东地区以出版普及的文艺读物为主要方向的出版社。[6]（140）之后，由巴金等人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并入其中，1958年与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合并，组建了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立总分社关系，1964年取消上海文艺出版社，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恢复独立建制。在文学图书的出版方面，上海文艺出版社仅次于北京的文学出版社，对文学图书出版与普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作家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开始是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的形式出现的。1953年9月，出版总署就人民文学出版社使用副牌问题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打了请示报告，称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放宽选稿尺度，扩大出版文学书籍的范围，拟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书，同时还申请使用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影印古典文学作品，以艺术出版社名义出版电影艺术及其他艺术方面的图书。10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这个请示，作家出版社正式登场。因此在1953年年底，出版总署的出版社名录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后面的括弧内有了作家出版社、艺术出版社。1958年，文化部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跃进会议，提出建立县一级出版社的想法，在此背景下，作家出版社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独立出来，成为中国作协领导的独立出版社。1959年，文化部对于作家出版社的出版方向给予进一步明确：团结当代中国作家，出版他们的文学创作和评论著作，还可以从地方出版社的文学出版物中，选择优秀作品重印或共同出版向全国推广。[11]（195）1960年12月，在整顿中央一级出版社的过程中，作家出版社又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恢复独立建制则是在改革开放后，虽然长时间作为副牌存在，作家出版社还是以自己的名义出版了大量的文学书籍。
（4）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虽然不是专业的文学出版机构，但却出版了大量的文学作品。1949年12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出版委员会为加强领导团的出版事业，将原有的中国青年社发行部和中青印刷厂改组，创办青年出版社，除出版《中国青年》《中国儿童》等刊物外，还出版各种青年、儿童读物，1950年1月，青年出版社成立。[14]1953年青年出版社与开明书店合并，改名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其出版方向是面向青年阅读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图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了《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三红一创”）以及《烈火金刚》等影响巨大的图书，在当代文学出版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出版的翻译作品，如《牛虻》《卓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也对青年一代成长影响深远。
（5）解放军文艺社。
解放军文艺社1951年组建，主要出版军队题材的文艺作品，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出版过《苦菜花》《迎春花》《敌后武工队》《雷锋的故事》《欧阳海之歌》等著名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广大战士中影响很大，在青少年中也广受欢迎。1983年改名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另外，同属团中央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儿童文学出版领域也很有作为，因在儿童阅读部分已有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除上述几家出版社外，早期的文学图书出版社还有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1952年成立于武汉，1954年与中南人民出版社合并组建湖北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成立于天津）、春风文艺出版社（1959年成立于沈阳）等，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文艺出版社作为地方人民出版社的副牌从事文学图书出版，如长江文艺出版社（1955年成立，湖北人民出版社副牌）、敦煌文艺出版社（1958年成立，甘肃人民出版社副牌）、北方文艺出版社（1959年成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副牌）等。
2.对私营文学出版机构的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私营出版业的政策经历了从团结与利用到整顿与改造的过程。[15]1952年，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逐步开展。一些私营文学出版机构通过公私合营等方式获得了新生，如上海文艺出版社，经过近十年的时间，整合多家没有文艺出版板块的出版机构后才基本定型；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的开明书店，1953年与团中央所属的青年出版社合并，组建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创办于20世纪30年代的以影印西文科技图书为主的龙门书局，1954年经过公私合营，与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合并组建了科学出版社；创办于1869年以出版通俗文艺书籍为主的宝文堂书局，[16]1954年经过公私合营，成为通俗读物出版社的一个独立经营部分，以宝文堂出版说唱戏曲，以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章回小说等。私营的文艺类出版机构经过整顿、公私合营等，或歇业或并入公营出版社，其编辑人员、稿件、纸型等也一并进入公营出版社。到1956年，文学出版领域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营或公私合营出版社成为文学出版的主体。
二、文学图书出版与阅读
文学图书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从创作与出版时间上可分为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从出版地域上可分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从表现形式上可分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但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文学图书，其阅读与其他图书均是不同的，论说性作品（哲学、科学等）塑造出人们存在的真实世界，传达的是读者经验中曾经有过或没有过的知识；想象文学（小说、诗歌等）阐述读者只能借着阅读才能拥有的经验或一种享受。[1]（178-179）因此，文学阅读对于读者来说，有着特殊的感受，有的甚至是特别需要，男女老幼都可成为其忠实读者。
1.文学图书出版概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图书的出版工作由文化部艺术局负责，1950年该局曾制定文艺出版工作计划，拟编辑出版七种文艺丛书，共一千万字，包括人民文艺丛书、苏联文艺丛书、新文学选集、中国古典文艺丛书、中国民间文艺丛书、文艺理论丛书和戏曲丛书。各种丛书创作与翻译约各占2/5，整理遗产约占1/5。[17]这个出版计划对新中国初期文学出版有指导与推动作用。
1950年至1966年，因在我国的图书出版统计当中，文学不是一个独立类别，而是与艺术合并在一起统计的，所以文学作品一共出版了多少，并没有准确的统计。尽管如此，从零星数据中也可以看出文学图书出版的总体走势。如果把该时期我国文学艺术图书出版数量用一个曲线表示，无论是品种，还是印数，都像是一座山峰，其峰值是1958年（见表1）。
表1 1950年至1966年文学艺术图书出版情况④
| 时间 | 合计种数 | 新出种数 | 总印数(百万册) |
| 1950 | - | 1857 | 26 |
| 1951 | - | 4956 | 62 |
| 1952 | 5004 | 2611 | 73 |
| 1953 | 6756 | 3373 | 107 |
| 1954 | 6045 | 3260 | 104 |
| 1955 | 6897 | 3839 | 179 |
| 1956 | 9375 | 5765 | 318 |
| 1957 | 9050 | 6070 | 192 |
| 1958 | 13251 | 9526 | 392 |
| 1959 | 11757 | 8080 | 307 |
| 1960 | 6856 | 4518 | 154 |
| 1961 | 3166 | 1695 | 79 |
| 1962 | 4610 | 2199 | 119 |
| 1963 | 4110 | 2198 | 187 |
| 1964 | 3482 | 1994 | 211 |
| 1965 | 3727 | 2586 | 285 |
| 1966 | 1174 | 597 | 183 |
1958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文学出版高峰，有两个大背景。一是“双百方针”的正式提出。1956年毛泽东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发展的经验，提出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由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与确立，激发了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一些作家以更高的热情积极投身文学创作。二是“大跃进”运动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1957年10月，《人民日报》就提出了“跃进”的口号，⑤当时主要针对农业生产，但此后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出版业也不例外。1958年3月7日，上海人民出版社首先向全国出版社发出挑战倡议书，文化部也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跃进会议，会上发出倡议书、跃进竞赛书，全国出版社的“大跃进”全面开展。
在“大跃进”的氛围之下，文学创作与出版业都进入了快车道。一方面，群众创作的积极性被点燃，大量群众作品出版了。“随着群众文化活动的大跃进，业余作者大量涌现了；其中最令人振奋的是各地群众创作的民歌，真是气壮山河，漫山遍野的歌声，带着强烈的健康感情和充沛的革命气概。”“各地出版社这几个月来已出和要出的民歌、歌谣集子，数量很大，几个月工夫，超过过去8年出版的品种总数。”⑥1958年至1959年，省市以上出版社出版民歌民谣书籍就有1026种，工农兵创作的其他文学著作也有265种，包括诗歌99部、小说（短篇集）57部，[18]（30-54）这些文学图书的出版大大提升了当时文学图书出版的总数，但这些作品能够流传下来的极少。
另一方面，出版社的编辑出版速度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大跃进”的鼓舞下，有的地方提出“人人创作、处处编书”，有的出版社提出“一天等于一百天”，有的出版社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等口号，有的出版社“苦战五昼夜”，出书88种。这样的编辑出版速度，与当时的编辑能力、印刷能力并不相符，违背了当时出版业发展实际，导致许多图书缺乏生命力。
“大跃进”期间也出版了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十万字以上的长篇小说就有30多种，如《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山乡巨变》《百炼成钢》《灵泉洞》《风雨的黎明》《乘风破浪》等，都很脍炙人口，销行数字很大”。⑦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学作品虽然出版于1958年至1959年间，但其准备与创作的时间却要早得多。如梁斌在谈《红旗谱》的创作时说：“一部较长的书，从酝酿到写成，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红旗谱》这本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酝酿，1953年开始写。”[19]再如杨沫在谈《青春之歌》的写作过程时说：“远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就想写这部小说了。1950年我生病了，在休养中，我又想起了我对英雄们的债务。于是，不管身体多么难过，我就咬紧牙关开始了《青春之歌》的创作。”[20]可见，这些高水平的文学作品，是前期创作积累的结果。
2.中国文学图书的出版与阅读
（1）中国当代文学图书出版。
中国当代文学图书，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创作出版的文学书籍，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不同表达形式。其中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更具代表性，也是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
1960年，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曾编过一个专题书目，其中有1949年10月至1959年12月这十年间出版的长篇小说的统计。收录的标准是1949年10月至1959年12月我国出版的10万字以上的长篇小说（也包括少数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共计208种（见表2）。
表2 1949年10月至1959年12月我国长篇小说出版品种数[18]（82）
| 时间 | 1949 | 1950 | 1951 | 1952 | 1953 | 1954 | 1955 | 1956 | 1957 | 1958 | 1959 |
| 种数 | 5 | 13 | 11 | 3 | 6 | 15 | 16 | 30 | 32 | 43 | 34 |
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张炯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的文学发展虽不无曲折，但整体上欣欣向荣。”[21]这种欣欣向荣，不仅表现在新作品纷纷涌现，还体现在老作者老当益壮，新作品迭出，新作者雏凤展翅，崭露头角；不仅体现在创作热情的高涨，还体现在读者的踊跃，许多文学作品出版以后即掀起了阅读的高潮，一本书发行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现象层出不穷，对文学创作也是巨大的鼓舞。梳理该阶段文学图书题材，主要有以下几个板块。
其一，关于战争题材的文学图书。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作品。这种心声代表了作者，也代表了读者，由此形成共鸣，形成了互相促进的状况。这些文学作品大放光彩，与其主题紧紧抓住了当时社会公众关注重点有紧密关系。新中国从战争中走来，有无数的英雄等待歌颂，新中国正在建设，有无尽的故事等待挖掘，因此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题聚焦在战争与建设上。
关于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由近及远，包括抗美援朝、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几乎每一个时期都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鲜活素材，许多作家亲临战争一线，用笔记录了战争的残酷，记录了英雄的革命气概，由此产生了一批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青年出版社，1952年版）、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等散文和报告文学，杨朔的《三千里江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至1960年累计印数56.65万册）、[18]（82）路翎的《在洼地上的“战役”》（《人民文学》1954年）、陆柱国的《上甘岭》（作家出版社出版，1956年版）、黎明的《黄继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版，累计印数59万册）等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一般首次发表在报纸或期刊之上，然后再单篇或合集为图书出版。在有关抗美援朝主题图书当中，影响最广泛、最持久的是《谁是最可爱的人》，因为这篇报告文学，“最可爱的人”成为解放军的代名词，成为人们对解放军的爱称、敬称。
解放战争进行的时间虽然比抗日战争要短，但文学创作却成果丰富、题材广泛，诞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优秀文学图书。如柳青创作的以陕北保卫战为背景的《铜墙铁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周立波创作的以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为背景的《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累计印数84万册）、[22]杜鹏程创作的以1947年延安保卫战为背景的《保卫延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累计印数238万册）、吴强创作的以陈毅、粟裕领导的山东解放区主力部队在华东战场与敌人浴血奋战为背景的《红日》（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累计印数180万册）、曲波创作的以东北军分区剿匪为背景的《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累计印数350万册）、罗丹创作的以1948年鞍钢回到人民怀抱后所发生的故事为背景的《风雨的黎明》（分上下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以重庆解放前夕革命志士斗争为背景的《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累计印数712万册）等，还有描写少数民族人民参加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等，都是这个阶段有代表性的小说。当然除了小说，还有一批代表性的诗歌、散文等作品出版。
从1931年的东北抗战到1937年的全面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有关抗日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是战争文学的重要内容。反映冀中平原的抗日战争的小说有徐光耀的《平原烈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至1960年累计印数85.58万册）、孙犁的《风云初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刘流的评书体小说《烈火金刚》（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累计印数252万册）、冯志的《敌后武工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累计印数114万册）、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至1960年累计印数122.7万册）等；反映山东抗日根据地斗争的小说有知侠的《铁道游击队》（上海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累计印数55万册）、冯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8年、1959年版，累计印数分别为55万册、80万册）等；其他的还有杨沫描写20世纪30年代学生运动的《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累计印数300万册）、乌兰巴干创作的少数民族抗战的小说《草原烽火》（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累计印数97万册）等，都是抗日战争题材小说的代表性作品，社会影响巨大。
与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相比，反映土地革命的图书作品略少，但其社会影响力依旧广泛，如梁斌的《红旗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累计印数217万册）、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党费》（工人出版社，1956年版）、高云览的《小城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等小说，都是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作品；还有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工人出版社，1953年版，至1960年累计印数431.6万册）、马忆湘的《朝阳花》（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累计印数113万册），都是以亲身经历的土地革命战争及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
其二，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图书。1949年到1966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宏大的背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作品不断喷薄而出，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出版与阅读的鲜明特征。
反映新中国建设的小说尤为突出，如孙犁的《铁木前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以20世纪50年代北方农村农民生活和农业合作化为背景；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以转业为筑路工人的老战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工作与生活为背景；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一卷、第二卷，作家出版社，1958年、1959年版）以民族资本家社会主义改造为背景；赵树理的《三里湾》（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版，至1960年累计印数87.15万册）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背景；周立波的两部作品《铁水奔流》（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反映工人与阶级敌人斗争修复高炉的故事，《山乡巨变》（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至1960年累计印数51.2万册）则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艾芜的《百炼成钢》（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至1960年累计印数47.8万册）描写了新中国工人阶级工作与斗争的生活；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5年版，累计印数116万册）以革命英雄欧阳海的英勇事迹为背景；柳青的《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累计印数114万册）描写陕西关中农村合作化过程中农民成为主人翁的故事；浩然的《艳阳天》（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以京郊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各阶层人物精神面貌与生活状态为背景等。
在短篇小说出版方面，也是繁花似锦，一大批以现实为题材的小说出版，反响热烈，如刘绍棠的《青枝绿叶》（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国文的《改选》、刘绍棠的《田野落霞》、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王汶石的《风雪之夜》、峻青的《黎明的河边》、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茹志鹃的《高高的白杨树》、李准的《李双双小传》、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赵树理的《下乡集》等，都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23]除战争与建设题材外，也还有一些其他题材作品出版，最著名的是姚雪垠创作的《李自成》（第一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累计印数230万册）。
其三，反映新中国风貌的其他形式的作品。在戏剧创作出版方面，[24]老舍的《龙须沟》（大众书店，1951年版）、《茶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田汉的《关汉卿》（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等最具有代表性；在话剧出版方面，胡可等集体创作的《战斗里成长》（新华书店，1950年版）、陈其通的《万水千山》（上海文化出版社，1955年版）、夏衍的《考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曹禺的《明朗的天》（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等多幕话剧也非常知名。历史剧的创作尤其引人瞩目，郭沫若的《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孟超的《李慧娘》（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等都有很多的读者与观众。此外，诗歌、电影剧本等也有一批有影响力的新作品出版。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与出版的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些作品，其艺术水平和写作技巧可能不是很高，但在当时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即写英雄人物或英雄人物写作品。除《黄继光》《欧阳海之歌》外，还有梁星创作的《刘胡兰小传》（青年出版社，1953年版，发行76万册），丁洪、赵寰、董晓华创作的《董存瑞》（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房树民、黄际昌创作的《向秀丽》（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发行147万册），仰英创作的《向秀丽》（广州文化出版社，1959年版，发行了82万册），陈广生等著的《雷锋的故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1963年同时出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发行132万册），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年版），上海文化出版社编的《王杰的故事》（上海文化出版社，1965年11月版，12月第二次印刷就达到55万册），《解放军报》编辑部编的《王杰日记》（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等。每一个英雄人物的故事，都有多种图书出版，在广大青年读者中形成了一股读英雄、学英雄、争做英雄的舆论氛围与社会风尚。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说，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阅读来想象的，小说和报纸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的手段。[25]新中国成立初期，原创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塑造了一大批英雄人物，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历次战争中的英雄人物，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随着各种文学作品得到了广泛传播，走进了那个时代青年的心田，对刚刚获得独立的新中国人民，特别是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年青一代的价值观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引领与塑造作用。许多人是读着文学作品走上各种工作岗位的，在文学作品的激励下、影响下工作着、生活着、奋斗着。
（2）中国现代文学图书的再出版。
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主要是指1917年至1949年创作出版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作品又陆续重新出版发行，称为再出版（与再版不尽相同），这也是构成新中国文学出版与阅读的重要部分。
1917年至1949年是一个战乱不断的动荡年代，一个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斗争交织进行的年代，一个世界格局、国内局势大变动、大变革的时代，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文学创作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不仅作家的数量比之前大大增加，创作的作品数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据邓集田统计，1902年至1949年出版过文学书籍的作家和翻译家就有4500多人，1917年至1949年出版的文学创作书籍就有8958种，[26]这样的创作队伍与出版成果，是以往任何时期都难以企及的。
新中国成立后，对现代文学作品的再出版是积极而慎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出版任务之一是编选出版“五四”以来的重要文学作品，既然是编选，就不是照单全出。如文化部艺术局的“新文学选集”计划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蒋光慈、丁玲、田汉、闻一多、胡也频、柔石、许地山、巴金、老舍、洪深、朱自清、郁达夫、王鲁彦、艾青、张天翼、曹禺等的作品集。
现代文学有很多的划分方式，可按新文学、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等的主题区分法，也可按照小说、诗歌、散文等体裁进行区分，还可按照作者所在的区域（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等）进行分类。新中国成立后对现代文学作品的再出版，大致可以参照1949年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解放区与国统区两支文艺大军大会师的说法，把现代文学图书分为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文学两个部分。
其一，解放区文学图书。解放区文学图书是指生活在各根据地、解放区的作家创作的作品。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各根据地、解放区的创作更加活跃，诞生了大批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各根据地、解放区广泛流传，在国统区甚至国外也有出版。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作品被多次重印、再版。代表性作品有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描写陕北三边地区（定边、安边、靖边）青年爱情与阶级斗争交织及农民翻身闹革命的故事。该作品1945年首先在报纸发表，1946年11月由东北书店出版，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戏曲新报社、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宝文堂书店、重庆图书联合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再版。
由延安鲁迅文艺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的大型歌剧《白毛女》，塑造了“由人变鬼，再由鬼变人”的白毛女形象，以此表达只有通过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的道理。此剧本1945年由延安新华书店首次出版，其他解放区新华书店也曾广泛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新华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宝文堂书店、中国戏剧出版社、音乐出版社等出版社多次再版或出版不同剧种的版本。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的是华北解放区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的故事。桑干河是永定河的上游，位于河北西北与山西北部地区，也是最早进行土地改革的解放区之一。小说于1948年6月由东北光华书店首次出版，受到广泛好评，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华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再版此书。此外，《丁玲短篇小说选集》也在1954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1943年9月首次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据说还是彭德怀牵的线。彭德怀非常喜欢这部小说，专门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小说首印4万册，不仅在太行山根据地到处流传，还传到了延安、西安，后来还由外国记者传到了全世界。[27]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新华书店、东北戏曲新报社、文化生活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再版或改编出版。
除《小二黑结婚》外，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大量再出版。《李家庄的变迁》由新华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再版，《李有才板话》由通俗读物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多次出版。按照现在出版销售码洋的标准，赵树理是当之无愧的畅销书作家。他塑造的小二黑、李有才等人物形象，扎根在当时人们的心里。
柳青的《种谷记》，以陕北王家沟农民集体种谷为线索，反映了解放区农民在互助合作生产过程中的思想动向，1947年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后在各解放区翻印。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华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再出版。
孙犁的小说散文集《荷花淀》，以冀中解放区为背景，真实反映解放区人民的生活，1946年由东北书店结集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通俗读物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社再出版。
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也是以冀中解放区白洋淀农民组织抗日自卫队为背景，反映青年农民抗战的故事。1949年8月，由冀南新华书店首先出版，此后海燕书店、时代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维文版）、艺术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出版社陆续出版。
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是第一部描写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长篇小说，1945年创作，先在《晋绥大众报》连载，1946年晋绥边区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37回本，1949年1月新华书店再版时改为80回。[28]人民文学出版社、通俗读物出版社、民族出版社（朝鲜文）、作家出版社等出版了不同的版本。
其二，国统区文学图书。国统区文学图书指生活在国统区的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其数量远大于解放区文学图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大都在国统区生活、创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对现代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大规模的再出版活动，以个别作家全集的方式，出版其在新中国成立前创作的全部作品；以多数作家选集、文集的方式，出版其代表性作品；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以单行本方式再出版。
在国统区文学图书再出版过程中，鲁迅著作的出版是重中之重。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毛泽东称其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他不仅自己喜爱读鲁迅的著作，还要求广大干部“读点哲学，读点鲁迅”。[29]（273-277）因此，鲁迅著作的出版在新中国一直受到高度重视。1950年10月7日，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向出版总署报告鲁迅出版社业务情况及面临的困难，提出将鲁迅先生著作版权无条件捐给国家。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副署长叶圣陶、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以及冯雪峰、胡风、郑振铎等参加会议，会议决定：鲁迅先生著作版权仍应由家属保有，但由家属授权出版总署处理国内外编选、翻译、印行事项；出版总署建立鲁迅著作编刊社（1952年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聘请冯雪峰同志任总编辑，在上海办理编刊、注释、校订工作，费用由出版总署支付，编成之书交人民出版社出版。10月9日，中宣部给华东局宣传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去函，请其解除冯雪峰的其他工作，并对鲁迅著作出版工作给予协助。[5]（629-631）
1951年开始，刚刚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担负起鲁迅著作的出版工作，相继出版了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如《彷徨》《呐喊》《野草》等，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到1989年，《彷徨》发行了326万册，《呐喊》发行了333万册，《野草》发行了248万册。[22]
在出版鲁迅著作单行本的同时，新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也在筹备当中。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以后，蔡元培、宋庆龄等人曾组织成立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于1938年出版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1950年后，在冯雪峰主持下，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开始，1956年至1959年，《鲁迅全集》（10卷）和《鲁迅译文集》（10卷）相继出版。此后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陆续出版，据有关研究人员的统计，1949年至2016年中国出版的各种《鲁迅全集》有37个版本，其中，1949年至1966年共有16个版本。[30]
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鲁迅全集》基本同步，中国青年出版社也在1956年至1959年出版了《鲁迅选集》（4卷），以适合青年读者阅读。选集收录了部分小说、散文、回忆录和杂文，其注释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为基础，第一卷还收入了冯雪峰为英文版《鲁迅全集》所写的《鲁迅的文学道路》一文，说明了其与《鲁迅全集》间的紧密关系。
除《鲁迅全集》出版外，其间还出版一批著名作家的文集，如《瞿秋白文集》（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至1954年出版）、《闻一多全集选刊》（4种，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韬奋文集》（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沫若文集》（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至1959年出版）、《茅盾文集》（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至1959年出版）、《巴金文集》（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至1959年出版）、《叶圣陶文集》（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洪深文集》（4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56年至1958年出版）、《郑振铎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等。
除出版一些作家的文集外，对“五四”以来有代表性的左翼文学作家、进步作家作品，也以选集、诗集、小说集等方式陆续出版（见表3）。[31]除以结集方式再现外，许多作品的单行本发行量更多，更适合普通读者购买与阅读，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的《家》《春》《秋》，至1989年分别发行了154万册、150万册和146万册，[24]茅盾的《子夜》《春蚕》（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1954年版）、叶圣陶的《倪焕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老舍的《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萧军的《五月的矿山》（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和《八月的乡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萧红的《生死场》（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曹禺的《雷雨》（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李劼人的《死水微澜》（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夏衍的《包身工》（工人出版社，1959年版）等也多次重印或再版，广受读者欢迎。
表3 1951年至1959年出版的作家选集、诗集、小说集等
| 类目 | 出版物名称 | 出版单位 | 出版时间 |
| 选集 | 许地山选集 | 开明书店 | 1951.7 |
| 郁达夫选集 | 开明书店 | 1951.7 | |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4.11 | ||
| 殷夫选集 | 开明书店 | 1951.7 | |
| 柔石选集 | 开明书店 | 1952.6 | |
| 蒋光赤选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5.8 | |
| 应修人 潘漠华选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9 | |
| 鲁彦选集 | 开明书店 | 1951.7 | |
| 萧红选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12 | |
| 沙汀选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9.1 | |
| 艾芜选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9.2 | |
| 诗集 | 闻一多诗文选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5.8 |
| 朱自清诗文选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5.3 | |
| 冯至诗文选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5.9 | |
| 臧克家诗选 | 作家出版社 | 1954.1 | |
| 戴望舒诗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4 | |
| 刘大白诗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1 | |
| 刘半农诗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2 | |
| 王统照诗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2 | |
| 蒋光慈诗文选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5.8 | |
| 女神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3.4 | |
| 小说集 | 沈从文小说选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10 |
| 吴组缃小说散文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4.5 | |
| 冰心小说散文选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4.9 | |
| 胡也频小说选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4.11 | |
| 老舍短篇小说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6.10 | |
| 叶紫创作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5.2 | |
| 废名小说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11 | |
| 杂文散文集 | 星火集 | 新文艺出版社 | 1952 |
| 绀弩杂文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5.4 | |
| 唐弢杂文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5.2 | |
| 靳以散文小说集 | 上海平明出版社 | 1953.9 | |
| 剧本集 | 夏衍剧作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3.10 |
| 曹禺剧本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3.6 | |
| 田汉剧作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5.2 | |
| 丁西林剧作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5.6 | |
| 欧阳予倩剧作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6.5 | |
| 阳翰笙剧作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2 | |
| 于伶剧作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9 | |
| 岁寒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6.3 | |
| 风雪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5.6 |
（3）中国古典文学图书出版与阅读。
古典文学指五四运动之前历朝历代创作的文学经典作品。在中国三千多年的文学史中，人们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学，从《诗经》开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给后人留下了一座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其作品汗牛充栋，许多作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与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成为不断传承的文学经典，也成为出版界取之不尽的出版资源。
现代人为什么要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笔者认为有几方面原因。一是从古典文学作品中学习与传承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传统。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传统等既是抽象的，也是具象的。文学作品的人物、事件，即使是虚构的，也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化身。由于文学作品具有比其他作品更广泛的读者，因此其传承更具社会学、群众性、坚韧性、持久性。二是通过文学作品学习历史知识。虽然文学作品有虚构的成分，有夸张与掩饰的写法，但许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细节，通过文学作品得以记录、普及。《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对历史的普及超过正史。毛泽东曾说：“我是把《红楼梦》当历史读的。”他把《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称为“写社会历史”，是表现“明朝真正历史”的小说。[29]（195,232）三是从文学作品、文学人物中汲取精神力量。现代的和古代的优秀作品对人们都有教育意义，从现代作品可以看见人们怎样生活着、战斗着，从古典文学可以看见人们是怎样生活、战斗过来的，两者都有助于人们认识生活和战斗的道路。从古今的优秀文学里，可以学到正确对待生活的态度，汲取到从事战斗所需要的精神力量。[32]四是提高文学修养、丰富语言文字知识、增强写作能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古代文学图书的整理、校勘与出版工作一直没有停止，直到今天古籍整理出版仍在年复一年地进行，服务并引导公众对古典文学的阅读。
其一，建立专业的古典文学出版机构和队伍。新中国成立初期，古典文学出版机构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北京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主，除使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外，1953年经国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开始用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专门从事出版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另外中华书局、宝文堂书店、中国戏剧出版社等也出版一些古典文学图书。上海最初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为主，1953年经中宣部同意，使用上海文学古籍刊行社名义出书。1956年11月，以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为基础组建了古典文学出版社，专门整理出版中国古代文学书籍、今人对古典文学的研究论著，以及古代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古籍和论著。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改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由此形成了1966年前古典文学出版的基本格局。
其二，有计划地组织古典文学著作的整理出版。1950年，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提出逐渐消除出版发行工作的无组织、无计划现象，有计划地充分满足人民对各种出版物的需要的方针。同年，文化部艺术局制定了“中国古典文艺丛书”出版计划，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乐府诗选》《唐诗新选》《白居易诗选》《杜甫诗选》《话本选》《元剧新选》《明清俗曲选》等古典文学遗产的校勘、标点、注释等整理和出版。此后，各出版社开始制订自己的出版计划，更高层次的古典文学出版计划是1958年以后开始的。1958年2月，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成立了以齐燕铭为负责人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其下分文、史、哲三组，郑振铎、何其芳负责文学小组，负责文学领域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由此古典文学整理出版走向了全面计划化。
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当中，读者最多，影响最广的莫过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里面的许多人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几乎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毛泽东曾说：“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29]（138）不仅毛泽东爱读这些书，许多人在谈起自己的读书经历或对自己最有影响的图书时，多会举四大名著或其中的几本。朱永新说：“小时候住在偏僻的乡村，书非常稀少，找到的书大部分是没有封皮、没有结尾的残缺不全的书，但是照样读得津津有味。长大以后大概才知道那些书是《林海雪原》《青春万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易中天也说过：“读初中时从童话阅读转入神话阅读如《西游记》等，四大名著只有《红楼梦》是工作以后才看的。”[33]在不断阅读四大名著等经典著作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培养起文学阅读的兴趣，并通过对这些故事的阅读，形成了对中国历史、神话、文化的认识。因此，四大名著的整理出版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四大名著中首先重新整理出版的是《水浒传》（71回本），这不仅是由于《水浒传》有非常高的文学价值，更是因为“这是一部描写宋朝一次农民革命斗争的小说”。《水浒传》的版本有70回、100回、115回、120回等多种，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的《水浒传》，以清代金圣叹批改的70回本为基础，把金圣叹删除的第71回梁山好汉排座次恢复，由此变成了71回本。对于这部书的重新出版，1952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专门刊发了《庆祝〈水浒〉的重新出版》的评论，称《水浒传》“是一部不朽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学遗产之一”。评论还说，在重印这部伟大的作品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收集了关于施耐庵的一些历史材料，这些材料都说明施耐庵曾著《水浒传》，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肯定这部作品的作者是施耐庵。但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郑振铎、王利器等人校勘、整理的120回《水浒全传》，作者标注为施耐庵、罗贯中。此外，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也出版过120回本《水浒传》。但发行量最大的还是71回本的《水浒传》，到1989年共发行了267万册。当然，这么大的发行量与1975年8月毛泽东评《水浒传》谈话的发表有一定关系，这里暂不叙述。
在整理出版《水浒传》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组织了《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的整理、校订工作。1951年11月《三国演义》出版，12月《红楼梦》相继出版，1954年6月，整理后的《西游记》也与读者见面了。读者对名著的拥趸也是显而易见的，仅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四大名著，就有巨大的发行量，到1989年，《三国演义》发行了646万册，《西游记》发行了379万册，《红楼梦》发行了284万册。[22]还有的文章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西游记》，至2017年累计印数在2000万册以上。[34]如果加上其他出版社的版本，四大名著的阅读普及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在普及古典文学阅读的过程中，有几套丛书值得一提。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为普及古典文学阅读，从1958年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1966年前出版了20余种，包括散文、楚辞、诗词、戏剧、小说等各种文学形式，如《荀子选》《楚辞选》《孟子文选》《先秦散文选注》《汉魏六朝诗选》《唐宋诗词》《宋诗选注》《元人杂剧选》《三曹诗选》《杜甫诗选》《白居易诗选》《苏轼词选》《陆游诗选》《范成大诗选》《长生殿》《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儒林外史》等。参与这套丛书选编、校注的，都是各领域的翘楚名家，如钱钟书、余冠英、冯志、陈迩冬、王季思、周汝昌、游国恩、徐朔方、马茂元等。这套丛书在此后仍然陆续出版发行，其品种已经达到50多种。
几乎在“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出版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编辑出版了一套“文学小丛书”，其目的是“大家要学点文学”“劳动人民应是文化的主人”，这是党的号召。“大跃进”时期，时间有限，出版这套文学小书，选的都是古今中外的好作品。字数不多，篇幅不大，随身可带，利用工休时间可以很快读完。读者从这里不仅可以获得世界文学的知识，而且可增强认识生活的能力，鼓舞大家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热情。[35]从这些出版特质可以看出，这套“文学小丛书”与“大跃进”有关，阅读受众是一般读者。据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的楼适夷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也制订了编印‘文学小丛书’的计划。这在我的设想中，是试图像日本的‘岩波文库’、英国的‘企鹅丛书’、德国的‘莱克兰姆版’、美国的‘近代丛书’及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那样，成为包括古今中外名著的袖珍版。”[36]这套丛书到1959年已出版3辑120册，其中包括古典文学作品，如《诗经选译》《史记选》《杜甫诗选》《九歌》《离骚今译》等。因为它的篇幅更短，开本更小，对普及古典文学阅读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是中华书局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丛书”。1959年文化部调整文学出版分工以后，中华书局在古典文学图书的整理出版方面开始发力，一方面整理出版面向古典文学研究专业人员的总集、专集，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词》《元曲选外编》《清诗铎》等诗歌总集，还出版了《曹操集》《聂夷中诗杜荀鹤诗》《皮子文薮》《张苍水集》《夏完淳集》《归庄手写诗稿》等个人合集。[37]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出版面向普通读者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丛书”。这套丛书在1959年到1964年间，共出版16本，⑧包括《史记故事选译》《唐诗一百首》《宋诗一百首》《唐宋词一百首》《历代民歌一百首》《古代戏曲选注》《话本选注》《先秦寓言故事选译》《左传故事选译》《通鉴故事选译》《聊斋故事选译》等，由于这些作品分别采用选注、选译、改编和改写等方式，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唐诗三百首详析》（喻守真编注，1957年版）发行198万册，《古文观止》（吴楚材、吴调候编，1959年版）发行了112万册，[22]对普及古典文学阅读发挥了积极作用。
值得一提的还有，经多年积累编辑成的两套丛书，其目的是为专业研究工作者提供服务，但在古典文学出版与整理上也有价值。一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共出版5部，即《鸦片战争文学集》（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中华书局，1958年至1960年出版）；二是“晚清文学丛钞”，共出版9部，即《小说戏曲研究卷》（五卷、补遗一卷）、《说唱文学卷》（三卷、补遗一卷）、《传奇杂剧卷》（上下卷、附卷）、《小说一卷》《小说二卷》《小说三卷》《小说四卷》（中华书局，1960年至1962年出版），[38]另有《俄罗斯文学译文卷》《域外文学译文卷》两种非中国古典文学内容。
除丛书外，各出版社还整理出版了一批唐宋诗词、元曲杂剧及明清小说等，如《杜少陵集译注》（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白香山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版）、《纳兰词》（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版）、《孤本元明杂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六十种曲》（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牡丹亭》（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版）、《新桃花扇》（中华书局，1959年版）、《唐语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通俗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版）、《官场现形记》（宝文堂书店，1954年版，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版）等。[39]
古典文学作品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历来都受到读者欢迎，1957年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在检讨古典文学出版时说：“几年来，我们整理出版了许多我国古典文学作品。这些古典文学书籍有不少是供给一般读者阅读的，发行量较大。”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45%的编辑力量用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主要是新选本）的出版上，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与当代文学作品相比，表现了明显的厚古薄今的倾向。在同一期的《出版通讯》上，还刊出一个古典文学印数小统计的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苏轼诗选》印7.2万册，《古今小说》印6.6万册，《明清笑话四种》印6.3万册，《李璟李煜词》印4.2万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战国策选讲》印4.55万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词百首浅释》印4.12万册；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明清平话小说选》印1.2万册。无论是对古典文学出版工作的检讨，还是古典文学印数统计，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古典文学图书受读者喜爱的程度。
三、开展对古典文学出版与阅读的舆论引导
中国古典文学图书出版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1956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肃清文学古籍出版工作中的腐朽作风》，批评出版社不顾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将一些根本没有什么价值，或者价值很小的书籍，如《西游补》《一笑散》《金陵琐事》等出版，将一些并非孤本珍本的书籍加以影印线装，大量刊行等。1958年5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出版古典文学作品必须为现实服务》的社论，批评古典文学作品出版：一是选择不严，精华糟粕不分；二是缺乏正确的分析批判和指导说明；三是印数过大。在间隔不长的时间里，两大报纸先后发表评论员文章或社论，批评古典文学作品出版的问题，一方面说明古典文学整理出版方面的确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加强引导，以便把有限的编辑力量、出版印刷发行资源用在必要的古典文学精品的整理出版上来；另一方面也表明古典文学在新中国文化建设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而广泛的作用。向读者提供什么样的古典文学作品，不单纯是一个出版问题，而是向读者提供什么样的精神文化食粮的问题。《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除点名前面提到的三种图书外，还点到《四松堂集》（清代爱新觉罗·敦诚的诗集）、《绿烟琐窗集》（清代富察明义的诗集）、《懋斋诗钞》（清代爱新觉罗·敦敏的诗集）、《春柳堂诗稿》（清代张宜泉的诗集），这几本书的作者与曹雪芹有交往。批评其“出版说明”：“过分地、极不恰当地吹捧版本的‘价值’，表现了对读者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大大损害了国家出版机关的应有的威信。”《光明日报》的社论也点名批评了一些书，如《明清笑话四种》，是一部充满了低级趣味、对人民有害的书；《于谦诗选》将爱国诗人于谦的一些消极落后的厌世观、宿命论加以肯定；《屠绅年谱》是近年出版界少见的坏书；《淮海居士长短句》收集了半数花天酒地、无病呻吟的“作品”，而编注人却大加吹捧。这样的评论既是对出版社的批评，也是对读者阅读兴趣进行引导。
1959年以后，由于多方面因素所致，全国图书出版数量大幅度减少，1959年出版新书2.9万余种，1960年减少到1.9万余种，1961年降至8000余种，至1966年前基本徘徊在这个水平。此后，古典文学图书的出版业逐渐萎缩。与古典文学出版相伴随的古典文学阅读，逐渐被形式多样的图书阅读分流。
注释：
①1959年5月，文化部召集了部分中央与地方出版社及地方出版局领导开会，商讨北京和上海若干出版社分工协作问题。当时提出，鉴于上海的著译力量很大，出版的物质条件较好，上海各出版社的出书任务与中央级的有关出版社相同，所以在中央级出版社与上海相应出版社之间建立一种分社与总社性质的关系，这些出版社包括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等。
②海燕书店由胡风在20世纪30年代创办，群益出版社由郭沫若在20世纪40年代创办，大孚出版公司由陶行知在20世纪40年代创办，都是进步或革命的出版机构，也是偏重文学出版的机构。
③旧币，1955年币制改革，1元相当于旧币10000元。
④表1数据依据《中国版年鉴（1980）》整理而来。
⑤详见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8年，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039.html。
⑥详见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编《出版通讯》，1958年1月。
⑦详见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编《出版通讯》，1959年12月1日。
⑧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成立，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78年改为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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