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韦龙：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民国时期，以新文化书社、大达图书供应社等为代表的出版机构都参与到对古书的整理与出版工作中，其中多为翻印出版古典小说作品。这些翻印出版的古书正文都加上了当时兴起并仍在推广中的新式标点符号，通过低折扣等方式以极低廉的价格推向市场，因此在读者群体中获名"标点书"或"一折书"。技术革新与市场环境变化等是这种廉价标点书后期出版泛滥的主因。对于民国时期"廉价标点书"翻印成风的现象，有批评的声音，也有褒扬的观点。研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出版现象，不论是对更全面读懂民国时期的出版业还是对研究现代出版业和出版史都具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民国出版；书业；出版失范；“标点书”；“一折书”
二十年前，21世纪初，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大量的“一折书”，这些书基本都具有大部头、高定价、低折扣等特征，先是在北京、浙江等地出现，接着青海、甘肃等内地省份也均出现了“一折书”的身影。各地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一折书”的特价书展，根据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12月13日题为《一折书触犯众怒——灰色产业将被治理》的报道，“销售情况绝对可以用‘火’来形容，如11月上旬在杭州举行的西湖书市为期5天，每日客流量超过5万人，日成交额达到100多万元。”[1]
其实早在民国时期，20世纪30年代，一大批廉价标点书就以“一折书”的形象大量地出现在当时的图书市场，这些廉价标点书多为古典文学作品，不论是出于文化的传承或是追逐利润等原因，也先不论出版质量如何，几乎民国时期所有出版商都参与了对古籍书的整理和出版，这种争先恐后翻印出版廉价标点书的出版活动一度成为当时出版业的一种“新风潮”，实则更不失为一种出版失范现象。
一、古籍翻印之风盛行，廉价标点书价廉却不一定物美
（一）标点书与廉价标点书
单纯意义上的“标点书”这一名称并不具有任何的贬义色彩，相反，标点书的出现对于民国时期的出版业甚至是我国的整个出版历史进程都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事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硕果累累，流传下来的古典文学作品深受大众喜爱，但因其无明确的标点符号，客观上也给阅读造成了一定障碍，很容易让读者阅读时产生理解上的偏差与谬误。清朝末年，随着西学的传入，标点符号也引起了当时文人大家的关注，且标点符号的运用对于推广白话文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标点符号的推广与使用跟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发展变得自然而然了。所谓的标点书，即是在对古典文学作品进行标点符号标注后，重新出版的古籍版本，因此也称标点本。1920年8月，由有“标点古籍第一人”之称的汪原放标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水浒》成为我国第一本具有现代标点符号的古籍，开创了我国标点书的先河。
随着对古典文学作品标点然后翻印这一出版活动的普遍化，廉价标点书开始进入民国图书市场。廉价标点书因其售价多为一折或一点八折，也被称为“一折书”或“一折八扣书”，即如果书的定价为一元，按一折出售，也就是一角钱就可以买到一本定价为一元的书；后来随着同行业竞争的激烈化，甚至出现了在定价的一折的基础上再打八折的情况，即八分钱就能买到定价一元的书。这种廉价标点书是当时书业的一种促销方式，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种出版业态的新浪潮。
廉价标点书多用铅字排印，一律使用五号字体、32开平装，为了减少用纸量，全书排版十分密集，天头、地脚、裁口、钉口等都缩小。封面大都用色纸单色印，内文印刷用的纸张成本也非常低廉、质地粗糙，以致后期行业内竞争白热化时还出现了针对当时以出版大量廉价标点书而闻名的大达图书供应社的纸张有毒的谣言，致使当时正处事业鼎盛期的大达图书供应社的图书销量大受影响。
（二）廉价标点书的出版主体与出版内容
新文化书社、大达图书供应社、中央书店、大众书局等是民国时期出版这些廉价标点书的主要出版主体。新文化书社是最先开始以“一折书”“一折八扣书”促销方式对标点古籍进行兜售的，短时间内共出版了几百种，先后出版了《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等旧体小说和《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等公案小说。“后起之秀”大达图书供应社是广益书局的子公司，于1934年开始出版带标点的古籍作品，在短短的约一年的时间内快速、大量地出版了几百种，与新文化书社形成了剧烈的竞争关系。到了1935年之后，大达图书供应社的廉价标点书遍布当时的图书市场，形成了“大达版”标点书，可谓人尽皆知，一时风光无二。
中央书店在创办人平襟亚的“小鬼跌金刚”的操作下，异军突起，也在激烈的廉价标点书竞争市场中占到一席之地。与其他书局相似，中央书店也在短期内快速翻印出版标点书，曾两年多时间内连续出版了三百多种，但不同的是，中央书店从用纸、字体、排印等方面都加以改进，使其书质量远胜于市面上其他廉价标点书，但定价与折扣均与新文化书社和广益书局（大达图书供应社）一样，自然是迅速抢占了市场，据《平襟亚传》所述，“当时中央书店书目上总计有500多种，每个月营业额高达三五十万元”。[2]
在被翻印出版的众多作品里，我国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经典文学作品是最受廉价标点书出版商青睐，但也并不是所有廉价标点书都是经典古籍，也还有其他的古书。廉价标点书的出版种类涵盖面十分宽泛，经典文学小说作品虽然占据了绝大部分，但正统文学、传奇、戏曲、诗话，甚至经书、史书、子书等都有所涉及，例如，《王安石全集》《彭玉麟家书》《韩昌黎文集》《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诗经》《文选》《左传》《孟子》《庄子》《史记》《梦溪笔谈》《实用杂书》《医药用书》，等等。
二、技术革新与市场环境共同促成了廉价标点书泛滥的局面
大量出版机构扎堆于翻印出版廉价标点书，并以“一折书”“一折八扣书”等互相压价竞争等方式进行促销，最终导致了民国时期图书市场充斥着海量廉价标点书，以至于廉价标点书“泛滥成灾”。细数其原因，主要包括当时的出版技术与市场环境两大因素。
（一）铅活字印刷、排印技术等为迅速大量出版提供了可能
早在北宋时期，活字印刷术就已发明，但雕版印刷却一直是主流，直到1829年法国人谢罗发明了“纸型”，解决了活字排版的重印问题，活字印刷才在技术上超越了雕版印刷，进而取代手工的雕版印刷。[3]鸦片战争后，铅字排印开始在我国逐渐流行起来。但民国初期的铅印古籍丛书仍与雕版古籍在版面、行款和装帧等方面一样，俗称“线装铅印本”，栏、界、中缝齐全，双叶单面印刷，线装。
得益于出版技术的更新升级，平装书容量变得更大，且可以用较小的字排版；出版速度加快，出版周期被大大缩短。而这些改变，也与之后各家出版机构能在短时间内大量出版印刷廉价标点书并最终导致这些廉价标点书在民国的图书出版市场泛滥的局面十分贴合。
（二）经济不景气，读者对象改变，廉价标点书成出版商获利手段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战事频繁，国内经济普遍不景气，书业也不能例外。“今年是‘不景气’的年头，什么事都到了‘尖锐化’，书店‘尖锐化’的表现，无过于一折书的大倾销。”[4]郁达夫在其杂文《出版界的年轮》中指出，“一折书是为适应经济破产后的大众而产生的企图”，[5]甚至直接说一折书的流行是中国社会走到了衰颓的极边的一个证明。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茅盾于1935年7月29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题为《一折书到乡村》的文章中写道，“现在的一折书，则是新书业走到无可发展时的勉力救济。”[6]
在整体经济不景气、书店经营艰难、纸价飞涨甚至有价无市等大环境下，经营书店的出版商们要想生存甚至能获利，唯有另辟蹊径。[7]因此，大量书店进入廉价标点书的翻印出版市场就成了生存与获利的直接有效的做法。这些廉价标点书虽然以“一折书”“一折八扣书”的面貌示众，看似价格低廉，几乎没有盈利空间，但看清其中门道后，会发现其利润仍然是可观的。例如，约在1936年年末、1937年年初，中央书店的创办人平襟亚用一折八扣书的办法出版明代文人袁宏道的诗文合集《瓶花斋集》，分五册，全书实价一元一部，共印三次，售出一万五千部，盈利三千元以上，即利润在百分之二十以上，无论销量还是利润都非常可观。当时出版业主要兴盛于上海等沿海一带，印刷厂等也多遍布于此，出版商们通过中间的书商向内地倾销这些廉价标点书也是另一个重要利润来源。
近代以来，读者群体逐渐转向以普通市民为主，但基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当时市民阶层普遍只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对阅读不追求深度，更多的是娱乐的需要，因此选择的读物主要为通俗小说。廉价标点书的出现，既满足了读者群体对于阅读和娱乐的需要，也因其低价而不至于使经济条件有限的市民阶层望而却步。据《中国阅读通史民国卷》援引相关数据，“民国时期，在抗日战争前，一般的图书定价为3~5角钱……以主要食物的价格做比较：抗战前夕，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市场上，米每斤5~6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1角钱。这就是说，一册普通书相当于5~10斤米的价格。”[8]这是相对于正常定价的书籍而言的，当廉价标点书、一折书遍布图书市场时，阅读成本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就更不会构成任何负担了。
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著作权律》，到了民国时期稿酬制度逐渐成型，作者的稿酬意识普遍提高，但古籍小说几乎是公版书，出版商为追逐利润，免付稿酬，多以对古旧书标点然后重印为主，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廉价标点书的出版。但也有出版商为了不支付作者的稿酬又能出版低价新书，从市面上将别的出版商出版的新书盗版翻印成“一折书”兜售的，主要做法有直接翻印、出各种选集、从倒闭的新书店以低价购买新书版权等几种方式。例如，郭沫若的《黑猫》曾被开办中央书店的平襟亚改名为《我的结婚》出版，大量销售获利；平襟亚还在不支付任何稿酬甚至连招呼都没打的情况下，就将鲁迅、茅盾、冰心等二十多位新文学作家的作品编成《现代创作文库》，作为“一折书”出售。平襟亚将这些事情在他1965年写的《一本书发家史》中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三、褒贬不一：廉价标点书的评价呈两极分化
廉价标点书以其低廉的成本使出版商能从中获利，使他们的生存不再是难以为继；也因其低售价，使广大普通读者在经济形势普遍不景气的当下仍能负担得起买书阅读的费用。虽然对廉价标点书的评价是褒贬不一的，但廉价标点书、一折书的出现，不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对现代出版业研究都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一）粗制滥造、错漏百出，为广大文人学者所诟病
出版商们为了抢占先机、占据市场，争先恐后地涌向翻印出版古书，为了比别家先出书，基本都是在短时间内就推出大量的廉价标点书，因此，这些书的编校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正如上文提及的，类似于新文化书社、大达图书供应社、中央书店这样短期内就能出版几百种，当时“大达版”廉价标点书还曾直接在版权页上署名其标点者为“朱太忙”，因时间仓促、标点者能力问题、校对不精等原因，书中具有大量错误，这对于当时正大力推广的新式标点符号给人们留下了坏印象，同时也糟蹋了经典古书。鲁迅就曾在其1934年所写的《且介亭杂文》中沉痛地指出：“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9]此外，鲁迅早在1925年所作杂文《忽然想到》中对廉价标点书为降低成本而用小字号字体、全书排版过密等问题批评道：“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医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10]郁达夫则更是将这些错漏百出的廉价标点书与国民思想成长、精神希望相关联，“一折书是为适应经济破产后的大众而产生的企图，用意未始不善，结果影响，也不会没有，但试一检查这些一折书的内容，那就糟了。所翻印的仍旧都是封建时代的几本最普通流行的书，新的作品和新的选本，只占了十分之一的地位，而这十分之一的新书，也浅薄、错乱到了万分。大众的思想，既不能脱出封建时代的臼窠，而新的芽蓓，又浅薄错乱到了这般的地步，试问这一国的国民，还有什么希望。”[11]
此外，这些廉价标点书排版过密，阅读起来耗神费眼，对青年学生保护视力来说是极不利的。近视问题也成为了这些批评声音的发源之一。
（二）知识普及、各有所得，廉价标点书具有其积极意义
虽然对廉价标点书的批评不少，但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首先是文化传播和知识普及方面，林语堂曾直白地表达了他对廉价标点书的赞赏，“学者不知排什么臭架子，看不起一折书。我却说翻印一折书者功德无量。”对于这些标点书所起到的知识普及公用，他评价道“幸而一折书出现打开一条生路，其影响及于各大书局，使不廉价，便不足以与竞争。同时书一便宜，读者便增多，且不论版本好坏，提倡大家读书之习惯，其功就不小，此习惯养成，其间接影响于我国文化也非同小可。”林语堂甚至还提出“我颇想向出我的书的各书局商量，收回版权，合上《论语》《人间世》各篇，出一文集，卖一毛钱，不知办得到否？”[11]由此可见他对廉价标点书的评价之高。吴康民曾写道，“有一阵，市面上出现一种‘一折书’，大达书局印行，大部分是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便宜到好像白捡一样，大家都买得起。很收到普及之效。”[12]
此外，在整体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出版商通过翻印出版这些廉价标点书获利以支持自身生存与发展；书贩通过运输这些廉价标点书至内地、农村进而销售获利谋生；普通百姓通过低廉的成本即可阅读图书、获取知识、丰富文化生活；因大量翻印，虽历经战火磨难，但是这些古籍旧书仍得以保存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为保存中华文化、提供研究史料等方面产生了积极意义。这些共同促成了一个看似多方共赢的局面。
四、结语
廉价标点书这一在特殊时期、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因其内容质量和出版商之间的恶意压价竞争等原因饱受诟病，却在客观上大大降低了受经济萧条影响的平民阶层读者的阅读成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廉价标点书的出版在民国时期广大普通读者群体中起到了传播知识、普及文化的历史作用。同时，民国时期的廉价标点书的泛滥是一种明显的出版失范现象，对现代出版业的稳健发展有着极强的历史观照意义，客观、全面地评价民国时期这一特殊的出版现象，不仅是对民国出版史研究、民国书业研究的有力补充，也是对我国新时代书业发展的历史参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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