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梁萍：海天出版社
【摘 要】责编在遇到《李诚全集》书稿之后，边工作边摸索，提升心得，获得新知，与作者和校勘专家结缘，与年轻同事交心，几方面通力合作，共同打造一部值得一读的社科读物。从细节入手，从大处着眼，不放过具体问题，章节分布和初审工作都浸透着责编的汗水。希望更多的读者通过了解全集这部书，了解李诚这位了不起的学者，也了解耕耘在出版行业的从业人员。
【关键词】好书；编辑；团队
深圳作为国内一线城市，每年都会吸引大量年轻人入职。作为特区唯一的城市出版社，海天出版社近五年就多了28名年轻同事。他们不仅年轻，有充沛的活力，也深感所学的各学科专业知识在待处理的书稿面前仿佛心余力绌、独木难支，招招拳法落不到实处，就像11年前的我一样。“悟”是我们共同的精神纲领，边干边摸索也是每个编辑要读的一门公共科目；用什么程度、什么内容的稿子修炼真本领更是年轻编辑要认真酌选的必修课，这是提升心得、获取新知的不二法门。底本程度上佳，内容具备一些探讨性和延展性，可以点面结合、拆开说解一番的稿件可遇不可求，若能再产生些碰撞的小火花，自然更是千年等一回的喜事。
2015年底，我遇到了《李诚全集》，它是海天出版社的重点项目，还申请到深圳市文化宣传基金的资助。2014年，这个选题还拟命名为《李诚文史札记》，是一部14万字不到的小型学术笔记。后来，因为著作权到期未能正式出版，海天出版社拿到了《李诚全集》的全部手稿，体量约在130万字。至此，文集的编辑正式开了个头。现今回头想想，原来里面就藏着我尚未毕业的大学。
一、先把自己修炼成战士
李诚的学问有多深，学术成果在业内居于什么坐次？每个人秉持的标准不一，判断也不尽相同。但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责编拿到他的手稿时，看到通篇满是大大小小正楷写就的毛笔字迹，文稿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六十年代，直观上可以辨清不同时期的纸张和字号，展现形式虽有差异，但一笔一画都透露出读书人的严谨和坚守。部门选题论证会和社里选题会都一致认为不能直接出版影印本，要做整理好的文集。如此，自然要先把手稿捋顺出来，必须先拿出一份完整的WORD文件，为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开个好头。所以，社里请到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省朱子研究会会长诸伟奇教授担任校勘专家，为书稿的内容把关。话说出来只要三两句，但从正式动手开始就面临很多问题，比如章节分布、体例规范、异体字和俗字的认定、引用文献的参照标准等，处处都是坎，责编和校勘专家要面对的绝不是一条易于通行的康庄大道。想想这些，鉴于以往的历史经验，知道内心又将面临一场山崩地裂的撕扯，顿生出八面透风的凛冽感。
（一）确定章节分布。
全集手稿原无分类，许多文稿也没有著作时间，责编和校勘专家从2016年2月开始，约用3个月时间先分头粗略翻看了全集手稿的复印件，心里对全集的主要内容先排出了次序和分布设想。诸教授人在合肥，与李诚先生的儿子李皋兰（著作权继承人）在同一座城市，交流相对便利。后来，李皋兰先生又间接和研究桐城文化的中国社科院近代文学研究室的王达敏研究员相识，把他推荐给海天出版社。因多年研究积累，王达敏老师又为我们提供多方收集到的唐代李持盈诗稿、贵池县志列稿、李诚年谱等内容，实现了项目的完整性。所以我们几方面特意组成一个固定的微信群，随时交换整理书稿时遇到的各种问题，再把处理意见一一共知。特别是在做章节分布的工作时，前后几次多方电话交流和微信沟通都觉得十分不透彻，对一些小问题的核定也觉得隔靴搔痒，甚是不便。社领导研究决定，专门定时间把合肥、北京的专家请到深圳，我们几方面的人坐下来，把有争议的问题当面解决掉；有新建议就及时提出来，当场消化，不留疑问。所以责编至少在座谈会开始的前两周，就汇总手边的问题和具体想法，把它们列在清单上，不敢慢待和专家见面的好时机。
2016年12月底，我们宾主几方在出版社见面，从上午九点开始，一直交流到晚上七点，逐个剖析，解决一个问题就勾画一个标记。现在回想，我们交流的过程并不总是波澜不惊的，在谈到有分歧和争议的地方时，只想把切实的问题表达清楚，一些具体思路还会因为大家交流的深入程度反复做调整，再比对、确定。比如，我们都认为历史地理之学是李诚先生用心最深、最有成就的成果，在成就《中国历代军事地理概论》这份近32万字的文字材料时，手边就不停地翻看以《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为代表的舆地之学和疆域研究书籍，吸收了徐松、张澍、俞正燮等学者的研究成就，因而字里行间满含着经世治用的情怀。所以一致认为要把这一部分放在文集第一部分的最前面。以此为据，采用按主题分章节的办法也是大家的首选之一。以第一部分为例，按“中国历代军事地理概论”“嬴秦疆域扩大考”“西汉人文表”“三国人表”“三国战争志”“南中七郡”“民族纪年”“历代自然灾害年表”“舆地人文纪要”的顺序，排列次序。专家们对各部分内容里面具体篇目的前后顺序反复斟酌，又前后微调，最后确定了文集的框架和格局。文集共分为七个部分，其余部分分别谈安徽桐城派的学术；唐宋八大家的年表、文评、轶事、选目；杂著；读书随笔；附录和年谱。如果没有这次会面，至少在定目次的工作上，我们会斟酌很长一段时间，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达成诸多的一致意见，促进后续出版工作顺利铺开。事实也证明，那次会面是十分有价值的。
（二）初审工作不易。
章节清晰，目次分明，会让阅读产生亲切又舒适的美感，自然不能忽略体例提纲挈领的作用。因为之前操作过几个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深知统一体例的重要性，所以在整理手稿前期，就对注释、引文、表格、标点符号、数字、图片等细节的表现方式确立了统一的处理意见。不可避免的是，全集内容还有诸多体例规划之处的特殊性，让责编也始料不及，全集的编辑工作自带很多挑战。
考虑到李诚先生在治学、撰写手稿时受手边的材料不足，以及个人著述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项目综合了专家的校勘整理意见，在整理、录排阶段采取尊重作者行文风格的标准，也把此情况在出版说明里特别提出来。比如在不易产生错读、误判的前提下，书名不强求完整、统一，魏收《志》、《魏书•地形志》、魏收《地形志》指同一出处；《唐志》不另更名为《新唐书•地理志》；指称《四库》《史》《汉》《寰宇记》《舆地纪要》时仍沿用原稿文字表述。诸教授特别强调：“有上下文大语境在，不担心与其他志书内容相混。绝不可在原文中加字，纵文意相符，文气也大不合。”“‘八书二史’中《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与《南史》，《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与《北史》叙述，多有相同者，前人称引，间有相参合者。敬老亦之。”“公元前或公元，李诚原稿只在首出处标明，其他皆省略，这是符合写书习惯的。但如果怕和出版要求不合，可以像你那样分别加上‘公元前’或‘公元’，也可以在出版说明中做说明，两种办法，你们选一个即可。”所以责编在2017年5月中旬前将发现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修正出来，并以拍照片微信传送的方式向专家们咨询意见，综合诸教授等专家们（另有浙江古籍出版社关俊红、黄山书社周挺启）的指导意见，采取尽量保留书稿原貌的做法，力使文风和辞句气质一致。
责编在做初审工作时就结合手稿原件左右照看，尽力核准存疑内容，补充梳理出发现的细节问题，尽量为之后的出版工作排雷除患。那半年多时间，每天低头研修文集这部“大经”，再一抬头早已双眼迷离，气力难支。如人名、地名核正（辨分绩溪胡秉虔和桐城胡虔、丽水和灑水等）；异体字回归标准简化字（篹—纂）；查对地理方位归属（山西的桑乾县和河北的桑干河）；根据岳麓书社1992年版《船山全书》第12册第537页所注，依宝墨斋本，把《黄书•离合篇》近末尾处“囗囗囗囗囗”五个缺字补充为“异类主戎狄”（另，《古欢夕简》卷一第40页也对此处空缺有补充文字）。一些文字的措辞问题，需要再多掂量，如吴孟复《敬夫李先生传》前文里说到，李诚先生在战乱时“为避炮火，僻居故里”，下文又接着说“及至解放失业……乃寄书毛主席，自述其身，言辞激昂”，似解放和失业、寄书有因果关系，故调整语话节奏，另立一段。同页，“今者拨乱反正，文治蔚兴，使先生书成，必将有助于国家之盛”，一者因文后无具体时间，二者因“拨乱反正”一语也对本小传前后叙事关系不密切，故删改为“今者文治蔚兴，使先生书成，必将有助于国家之盛”。类似，《读书随笔》里还有“同年，又讲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谓天方荐瘥，载胥及溺，满洲亡而得起”，参考相关出版条例和历史，认为“满洲”改为“东北”略恰。第1183页，祖乙曰：“王嗣敬”，此勉武丁以敬也；“民罔非天继”，言民之永。此处似因版本不同存在断句问题，责编认为断为“天嗣敬民”与“罔非天命”亦可，但书稿论证原意与责编各有侧重，后与诸教授来稿反复比对、协商，再三推断后，决定仍依据原稿文字，不做更改。凡此，不能一一述说，谈笑中自有苦和累。
二、结集一支长于攻守的尖刀连
文集原稿体量较大，涉及的文史内容甚多，专业知识强，标点难度超出想象。社内以往的任何稿件都不能和此文稿相较量，所以社领导和责编发动校对科和其他编辑室里四十岁以下的多位年轻同事一起参与校对工作，期望能进一步提高全集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也让年轻同事们在实践工作中生发出一些处理稿件的经验，若对未来的工作再有一点促进作用就更两全齐美了。其实，不管是校对科还是其他编辑，大家都有自己的手头工作，正常情况下，只要掂掂文集的校对体量和工作难度，任谁也不愿出这份大劳力的，所以敢于冲锋陷阵的都是了不起的勇士。勇士们接下了任务，具体怎么做才能各尽所长，从什么角度才能迅速攻破一个个战斗防线，也让责编费了一番心思。
责编本人初审全集时，还秉持着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辑佚等书本里的理论与方法，与诸教授信息交流之后，才晓得原来自以为是、照搬套用的做法是不对路的，诸教授给予我生动的指点：“前人作书，所引典籍凡节引、义引皆可成文。依古籍整理惯例，所引与原文框架、文意全合者，即便为节引甚至义引，亦可标冒号、引号。节删太过者，则只标冒号，不标引号；个别处冒号亦不用。”“引文中的缺漏，凡不影响文意、文气者，可以补，也可以不补。补了若合于敬老整个原文，反显累赘的，就不补。一般是：引文中间缺的可补，头尾缺的不补。引文中要尽量不出现或少出现省略号，尤其不要在一段文字中出现两次以上的省略号。”这些指引思路和我之前编辑《中国玉器通史》《柳鸣九文集》等大部头图书时积累的经验，完全不同。
考虑到初审工作中遇到的种种困境，结合跟校勘专家交流过的具体情况，认为在校对工作开展时应该把这些意见作为范例广而告知，既然知道了，就要把这些信息和大家一一交待清楚，以免校对时平白绕弯子、兜大圈，再浪费时间和人力。所以责编花了两天时间，专门整理出一份全集的校对示例；召集年轻同事开动员短会时，将纸质示例分发给每个人，力争简单明晰，能直观地指引大家认清校对工作时需关注的重点；用最朴素PPT文件，把文稿的内容和文献资料摆在大家面前，左右各一张图，用事实说话，具体分析，避免做无用功。先在脑子里通通思路，每个人心中有了谱，才能合奏出全集这部神曲。回忆一下，参与三个校次的同事前后共三十二人次，再加上印前抽检的人力，可能也创下社里的一个纪录了。
结合大家的专业背景、手头工作的负荷程度和兴趣爱好，责编给大家分配了几十页至百余页稿件，并一一登记在册，便于在下个校次时交叉轮转。每一块校次结束后，责编还要汇总解决不了的问题再与专家咨询，具体问题都十分细致；专家也从全局考虑，解答切中问题的要旨。如西汉时京兆尹治下的船司空故城在今华阴县东北吗？校对的同事主要依据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相关地方志书等资料后，建议改为今潼关县；河东郡治下的解县故城在今解县吗？建议改为猗氏县西南；河内郡州县的故城是今沁阳县东南吗？建议改为温县东北……专家的意见是“可改可不改，改吧，原稿为此；不改，又与成稿时代不一定完全相合。我的意见还是依原稿，以保持作者撰写原貌”。其实从更合理的校对方案上说，一个项目由十几个人分开校对是不合理的，一校后的种种修改迹象也体现出这个操作方案的不足。因为全集体量巨大，涉及的细点又实在多，不能将信息内容都提炼出来告知大家，等下一校次时，一些相关、相类的问题还会再次被提出来，当初做校对示例和PPT文件，不想大家绕弯路的目的没有完全实现。结果，每一校次之后的统稿工作不啻于又一次与作者进行对话，但化不利为多利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只要为全集付出过心力，异父异母的兄弟也是亲兄弟。打完这场拉锯战，编辑工作上的收获自不待言，还与社里的其他年轻同事加深了解和认知，对彼此的性情和特长也更熟悉，再次合作也心生欢喜，互有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