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韩天霖：上海外国语大学
【摘 要】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外语类出版物对外合作趋势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市场格局变化，新主体涌现，新格局形成;合作媒介形式从纸质走向全媒体;内容合作重点从“全民外语热”转为“从娃娃抓起”;合作市场行为重在利用新技术作为利器;合作语言种类从单语发展到多语;合作走向从单向引进为主走向全面交流。我国出版单位在对外合作中应把握新趋势，在新发展阶段有所新作为，实现新突破。
【关键词】外语类；出版物；对外合作；特征
外语类出版物的对外合作是我国出版对外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一方面，国际著名的教材、词典等通过国际合作进入我国市场；另一方面，我国也在国际出版合作中输出我们的优秀文化产品。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新的时代，外语类出版物对外合作呈现出了新特征。
一、市场格局变化：新主体涌现，新格局形成
最近十年首先最易观察到的是新市场主体的涌现和崛起，市场格局在变迁。合作中传统的主体——国外与国内出版社固然没有大变化，但国内市场出现了大量新的主体。之前市场中除了出版社，其他主体只有以外语培训见长的新东方等少数有较强的实力和市场影响力。但近十年来，一批线上和线下的新培训机构涌现和崛起，大量的线下少儿英语培训机构、线下培训机构做的网络教学平台等，都是市场崛起的新玩家。国内培训机构在购买原版版权方面力度也比原来大很多，这些新的市场主体直接从国外出版机构购买大量原版版权，成为市场新的力量。
数字化学习APP，如喜马拉雅FM、纳米盒、一起作业等，也是市场上新生力量，这些新玩家有的是听书，有的是点读，有的是网上做作业，不一而足，都是数字化背景下新的学习形式。他们对引进教学资源的需求也很强烈。
从国外出版资源提供方来说，除了原来的传统出版社，一些原先偏技术背景的企业与机构，如提供Lexile（蓝思）分级测评的MetaMetrics公司、提供网络阅读RAZ的LAZEL公司，都新进入了外语类出版合作领域。
市场格局从国内外都以传统出版社为主体，转向国内外都有更丰富主体的市场格局。这是出版进一步数字化、教育进一步网络化的结果。新的玩家活跃了市场，也增强了竞争。国内外新主体之间成功的合作例子比比皆是，给广大读者、学习者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和获取渠道。对国内出版界来说，对外合作遇到了新的市场主体的竞争。但同时，以开放的观点来看，这些新的主体也可一起合作，国内出版社在实践中的对策就是同样利用好国外合作的新的力量，例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与培生公司合作的《朗文国际英语教程》（Side by Side）、新思维小学英语等，与纳米盒合作提供了点读版本，满足了读者不同的需求，也产生了良好的市场效益。
二、合作媒介形式：从纸质走向全媒体
我国的数字出版、融合出版在这十年里获得了高速的发展。[1]?十年前“纸书之死”、纸电孰优孰劣的争论不绝于耳，而今业界的共识是，数字出版的未来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载体之争，跨媒体出版正成为新常态。[2]这十年随着智能手机、平板设备的普及，数字阅读、视听、学习技术的成熟，我国融合出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赶上了世界领先的水平。
在过去十年中，国外出版社大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例如随着外语教学中对视听资源的需求，圣智出版集团与美国国家地理集团合作，成立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习（National Geographic Learning），提供优质的视频、图片资源供外语教学使用，创造了良好的业绩；剑桥大学出版社与BBC合作，将大量优质视频资源引入外语教学，丰富了学习资源，也提升了业绩。培生十年磨一剑，打造培生英语考试PTE（Pearson Tests of English），与出版物形成生态体系。这些都是国外出版社数字化转型的努力。
同时，国内出版社也在进行数字化转型，从纸质出版走向融合出版，借数字化出版的大潮，成功在融合出版方面大踏步前进。很多互联网出身的市场新主体也在探索“互联网+传统媒体”的融合出版形式。在融合出版的对外合作中，笔者认为国内出版社应注意两点。第一，品牌是金。从过去十年的实践来看，做外语类数字出版，出版界还是要利用原有品牌和内容资源优势，自然延伸，这是比较合理的战略。互联网界技术、资金、市场把控能力都更强，出版界与之合作凭借的就是内容和品牌，尤其是优质品牌。例如，多家互联网巨头的在线词典都与老牌词典出版商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就是看中他们词典领域的金字招牌。第二，利用新技术做好内容创新。例如，“迪士尼”品牌在我国早已人尽皆知，之前也有过大量授权，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精心制作的立体化的“迪士尼双语阅读”系列仍取得了市场的成功。有了对产品的精致打造，国内出版社可以与国外出版社利用新技术继续合作。
三、内容合作重点：“从娃娃抓起”
如果说21世纪前十年我国是“全民外语热”的话，那么最近十年则呈现出明显的外语学习年龄下移的趋势。随着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合作，更多外籍人士来中国工作，更多国际学校在全国各地开设，更多中国孩子走出国门求学，家长对孩子教育重视程度进一步增加。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大量孩子3—4岁开始学英语，把英语当第二语言。许多实践者也在推动这一做法，提倡中国孩子跟英美孩子一样，从小就阅读大量英语图书。
随着学习年龄的下移，外语教学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大量原来供英语为母语学生使用的教材，如麦格劳·希尔的《奇迹》（Wonders）教材，原为美国加州等地区小学生使用的教材，现在成为国内市场的新宠。另外大量供母语阅读者使用的读物，也成为合作的新标的。
外语学习年龄的提前，客观上扩大了市场。在市场扩容的同时，市场的主体也更丰富了，这对于传统出版社是机遇与挑战、竞争并存。外语学习年龄提前、国民外语水平普遍提高，或将给外语类出版合作带来长期的发展机遇。
四、合作市场行为：利用新技术作为利器
随着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国外出版社更便捷、更深入地进入我国市场。21世纪最初十年，不少国外大型出版社在国内已经建立了较强的销售队伍，但由于人力有限，对接市场仍要通过国内出版社、销售商等实现。近十年来，随着新技术、新媒体的发展，国外出版社有了与更多中国读者深入互动交流的机会。例如，培生公司与微软合作，利用AI技术，制作了微信服务号“朗文小英”，学生可以利用它直接进行听说训练。通过这些途径，国外出版社已经可以与我国的读者进行深入交流。
国外优质版权的竞争日渐激烈，也促使我们增强原创能力和本土化能力，做精做好市场。例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爱听外语”APP已成为该社切入英语听说市场的利器。其实原本这是该社为解决图书配套的音频载体的探索，之前先从磁带变成光盘，再变成mp3网络下载，几经探索后2013年“爱听外语”APP上线，经过技术迭代后，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声移动学习系统。截至2020年年底，APP注册用户数已达？350?多万，月活跃用户超过50万，成为连接出版社与读者的重要桥梁。同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这一平台也向国内外合作开放并提供服务，目前已有海内外数家出版社在平台上提供音频服务。
新技术背景下，在与国外出版社的竞合中，国内出版社应发挥自身与国内广大读者接触紧密、了解读者需求的优势，通过新技术手段进一步武装自己，从而在占领市场、服务读者中占有先机，最终能在国际合作中占据更好的地位和更优的效果。
五、合作语言种类：从单语到多语
在以往的外语类出版国际合作中，我国引进的出版物主要是英语，输出的出版物主要是汉语和汉语英译。但近十年，可以明显看到合作语言的种类从英语变成多个语种。“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加强了与全世界英语国家之外其他国家的交流。同时，从教育政策层面来看，我国有更多的青少年开始学习英语以外的其他外语。2017年，我国教育部颁布的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中，除了传统的英语、日语、俄语，还新增加了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新的高中教材也在规划当中。实践层面上，国内一批顶尖的外国语学校开设多门外语教学。如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进行“两主一辅”教学实验，学生中学阶段学习包括英语在内的三门外语。上海还有中学开设荷兰语、瑞典语等非通用语种课程。这些都带动了出版合作中多语种百花齐放的趋势。除了引进来也有走出去。外研社的《悠游阅读成长计划》是一套全球组稿的英语分级阅读，在推出英语版后，很快出售了阿拉伯语版本版权，也反映了我国出版社的全球交流沟通能力。这一点也与我国新闻出版业对外合作的大方向相符。[3]
六、合作走向：走向全面交流
外语类出版物的对外合作在20世纪以单向输入为主。21世纪以来，我国出版走向世界成为新的潮流，版权合作由单向引进变为双向合作，近十年来进一步发展成为全面合作。输出内容也从语言学习到文化，从我国传统文化的单一内容到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全方位输出。例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概况》，2018年出版了中文版，2019年根据需要又出版了英文版。到2020年年底已与多家国外出版社签约，被翻译成11个语种。这也反映了我国国力增强、世界各国有进一步了解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情况的需要。我们的出版物对外合作在其中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这得益于国家的政策引领，2011年，国家单独针对走出去制定了五年发展规划，即《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2012年，《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对新闻出版业走出去进行了全方位布局。[4]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我国出版机构在国际合作中不断走向成熟，不仅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大力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中国理论和中国科技，更以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化的方式体现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中国理论和中国科技的价值。[5]
七、结语
过去十年是融合出版高速发展的十年，是教育数字化蓬勃发展的十年，也是我国与世界各国交流深入与发展的十年。在这一大背景下，外语类出版物的对外合作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同时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在接下来的十年，这些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延续，同时也会出现很多新现象、新变化。笔者认为，我国的出版单位未来在对外出版合作中应注意重点把握好三方面趋势：第一，合作理念上，应重点把握合作对象从以英语文化为主进一步拓展到世界多种文化的新趋势，加强人才储备，开拓合作视野，在我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新局面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第二，合作方式上，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持续发展进步，我国的对外出版合作主体将会拥有更有利的合作地位，应在自主自强的基础上与国际合作伙伴平等合作，优势互补，携手共赢。第三，合作形式方面，更充分发挥出版社自身与国内广大读者联接紧密、了解我国读者需求的优势，积极探索国际出版数字化合作的新模式。唯有把握好运用好实践好发展规律，才能在服务读者、占领市场中有所新作为，实现新突破。
参考文献：
[1]孙宇.“十三五”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状况及趋势[J].新闻战线,2019(3)
[2]任翔.后数字时代的颠覆与融合——2019年欧美数字出版评述及展望[J].出版广角,2020(5)
[3]范军.改革开放40年的新闻出版对外开放[J].科技与出版,2018(12)
[4]周蔚华,杨石华.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40年[J].中国出版,2018(20)
[5]林丽颖.浅析数字时代下中国图书国际传播力的提升[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