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名物汇证》汪少华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12月版/446.00元
《考工记》是中国第一部手工艺技术汇编，有“先秦之百科全书”之称。近几十年来, 《考工记》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步步深入，新的专著不时出现，可谓方兴未艾。2019年底，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汪少华编著的《〈考工记〉名物汇证》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考工记》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成果，该成果入选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列为“2011计划”出土文献与古代中国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果。
历史性汇证的诞生
众所周知，《考工记》是块难啃的硬骨头，清代的纪晓岚就说过这样的话：“守章句之徒不知引伸，胶执旧闻”。意思是说，墨守成规的读书人不知道融会贯通，只死板地执着于过去的老旧的传闻。清代的戴震也说：“儒者结发从事，今或皓首未之闻”。意思是说，有的读书人读了一辈子，头发白了也没读懂《考工记》。而对于《考工记》衍生出的多学科研究，虽已成果累累，但远未终结。
其中，名物考证是传统训诂学的一项重要内容。《〈考工记〉名物汇证》一书，是汪少华在孙诒让《周礼正义》的基础上，替《考工记》名物及汉儒、清儒研究作出的实物印证。记者了解到，汪少华创作该书的契机与其学科背景有着紧密关联。汪少华曾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承担罗宗阳教授所著《周礼直解》中《考工记》部分，从此钦佩孙诒让《周礼正义》的博大精深、胜义纷呈。1993年，其发表在《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一辑的论文《古乘车尚左成因考》，就是受到《周礼正义》的滋养而成。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汪少华选择的专业是训诂学，受其导师许嘉璐先生的影响，汪少华试图以名物线索贯通训诂学、考古学和科技史，使训诂学获得广阔的应用领域，实现训诂学的现代价值。因此，其博士学位论文以“《考工记》名物考证”为方向，以“中国古车舆名物考辨”为题，吸收考古研究成果解决车舆名物训诂疑难，从训诂角度审视车舆马具定名，订正对包括《考工记》在内的文献及其注释误解而导致的失误。另外，汪少华还承担了许嘉璐主编《孙诒让全集》之《周礼正义》（2015年中华书局）的点校工作，从而对《考工记》孙诒让正义的点校更准确、对其名物研究更了解。
基于此番学术理论与实践的积淀，汪少华自2011年起，历时约6年之久，为《〈考工记〉名物汇证》“搭建骨架”“填充血肉”“注入灵魂”，梳理了一个世纪尤其是数十年来与《考工记》相关的数百种考古和科技史研究成果，将《考工记》中的名物分为车舆、玉器、冶铸、兵器、纺织染色、乐器、宫室沟洫、饮器陶器、农具、度量衡等十大类，每类下视具体情况又分若干小类，并将相应的《考工记》（及少量《周礼》）原文、郑玄注和孙诒让疏分别置于这十大类的若干小类中，为《考工记》名物做了一次历史性的汇证。
记者观察到，书稿具有三方面特点。一是广泛搜罗，注重实证。此前对《考工记》名物的研究大多局部而零星，作者既汇集了孙诒让等前代学者的考证成果，又搜采现代考古资料加以印证，并参考训诂学、文献学与考古学、科技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名物研究的分歧、争议和疑难加以考证，堪称胜义纷陈，考辨精当，是一部学术质量较高的专著。二是新旧结合，开辟方向。该书不仅将旧籍文本做到精密无讹，纠正文本讹误近500处，而且将实地勘察与古文献结合，广征百年来新发现的考古实物，将文献记载名物与出土实物作充分比读，可以说是传统旧学今后的操作方向。三是图文并茂，生动形象。该书在科学考证的基础上，配置精准的大小示意图880幅，将上古文献诘屈聱牙的文字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拉近了当代读者与传统优秀文化的距离。总体来看，该书准确反映出当时中国所达到的科技和工艺水平，也体现出当代《考工记》名物研究的最高水平，促使《考工记》名物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多元学术话语的取舍
据了解，汇证主要是梳理、汇集考古和科技史学者诸家释证，因而《〈考工记〉名物汇证》几乎是一部工具书，颇便于训诂学、文献学、考古学、科技史学者不同背景、多种层次不同需求的阅读参考需要。对文史感兴趣的其他读者，必要时可以用作工具书。如果在读《考工记》等先秦文献时遇到理解名物的困难，此书或有助于扫除这类拦路虎。但不容忽视的是， 各地出土不同阶段的先秦实物与文献记载难免差异，汉儒清儒成说精粗混杂，器物定名相当复杂，名物研究的分歧、争议和疑难在在皆是。那么，《〈考工记〉名物汇证》中如何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取舍之间，诚属不易。
“这是最大的困难，也是最大的遗憾。”汪少华坦言。在他看来，考古出土实物在时间和地域上具体而零散，《考工记》所载名物已系统化、规范化或级差化, 即使在流传中有所增益，也不可能不管时间地点放之四海而皆准。名物的对比研究往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甚至大相径庭，不可避免地造成名物研究的分歧、争议和疑难。因而其主要是梳理、汇集考古和科技史学者诸家释证。虽然用孙诒让的办法来处理，就是“众说纷互，未审孰得，姑并存之”，但如同“珽”之形制那样能够从文献与实物两方面证据确凿地落到实处、纠正前人谬误的个人考辨实在太少。
面对这样的问题，作者的学识对于诸家各说的取舍可谓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汪少华鉴于实际情况，始终带着问题意识全力以赴，他说道：“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我都尽可能尊重。即使是结论有瑕疵、理据不充分的也没排除在外。有些质疑未必都客观，但涉及的当事人可取长补短，继续完善。”
闻人军先生于《喜读〈考工记〉名物汇证》中曾说：“此书对训诂学、文献学、考古学、科技史的青年学子应该更为有用。凡是诸家颇有争议、观点分歧之点，很可能正是你们未来大显身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处。即使目前未见争议，也不见得一定正确。即使上了《周礼正义》也不一定就是定论。如《〈考工记〉名物汇证》第707页对《左传·昭公三年》‘陈氏三量皆登一焉’的解释，孙诒让疏推翻了杜预注。如今学术界又否定了孙疏，重新确认杜注为是。”
由此可见，对多元的学术观点进行碰撞与考证，反而使本书更值得期待。不仅有助于解决《考工记》名物研究的分歧、争议和疑难，还利于推动训诂学、文献学与考古学、科技史的学科交融和创新，为二十一世纪的名物训诂提供翔实数据，从而从整体上推动《考工记》名物的研究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做出应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