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郑甜：中国传媒大学
【摘 要】本文通过引入历史比较研究方法中的“相对共时性”方法，对现代出版在中外启蒙运动时期所起的能动作用进行研究。中外启蒙运动相隔近两个世纪，但二者皆处于向现代社会迈进的时期。通过对其间出版活动的历史追溯，揭示出现代出版在东西方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以及其对东西方社会不同道路走向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希望借此可以对现代出版的价值与作用进行更为深刻的探讨。
【关键词】现代出版；启蒙运动；现代社会
现代社会的形成是与现代知识、思想、观念和技术的传播密不可分的，或者说是用现代的知识、思想、观念和技能塑造“新民”，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新民”的形成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形成。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演进的方式和阶段，现代化从本质上说是人的现代化。启蒙运动作为开启人类迈入现代社会的标志性知识思想运动，与现代出版业的大发展和大繁荣相互配合，形成了由西方起始最后扩展至全世界的现代性思潮涌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现代出版的出现助推了启蒙运动，培育了现代“新民”，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形成。
一、中外启蒙运动的可比性及比较研究的意义
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告诉我们，历史比较研究不仅涉及国别比较，还涉及历时性比较，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对共时性的要求，即对处于同一时期的两个不同国家进行比较；另一种是对同国别的要求，即对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进行比较。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的文明进程虽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并不是所有文明的发展阶段和步骤都是相同和同步的。这就需要展开第三种视角，即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是否具有可比性。“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一般说来虽然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只要从一个相同的角度去看，其间仍然是可以比较的。”[1]何谓“相同角度”？即“虽然主体不同，时代也不同，但是其可比性在于其间可能有在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相同。这种相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时间相同，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时间相同。这也是一种横向的比较，一种相对共时性的异体比较，而其作用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纵向的发展趋势”[2]。
根据历史实践来看，东西方各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时间有先有后，欧洲的启蒙运动与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着巨大差异，但二者同处于封建的“中世纪”向“理性”的现代社会迈进的时期，且都是具有强烈现代“启蒙”意愿与意识的知识思想运动，这意味着，中外启蒙运动虽然相隔两个世纪，但确实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因此，中外启蒙运动具有“相对共时性”比较研究的实践支撑与历史逻辑。
17—18世纪先后在荷兰、英国以及法国发生并波及整个欧洲和北美的启蒙运动，被学者们称为“光”的运动。仅从“光”的运动的角度而言，它特指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知识的普及运动。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启蒙运动的观念是如此广阔与开放，以至于它作为“现代性”的思想“先锋”，能够跨越国家、民族、政体等藩篱，在不同的国家展现出不同的形式。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其显著地运用现代思想批判中国封建传统而被冠以中国的“启蒙运动”之称。但与西方启蒙运动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实际上经历了先后两个阶段分明、性质不同的时期，其中，五四运动成为其转折点。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启蒙”意图，其主体是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诉求的表达，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当时国内外局势的复杂性，资产阶级无法承担社会变革的使命，新文化运动成为了“未竟的事业”。五四运动的爆发唤醒了民众爱国救亡的热忱，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引入开启了中国的又一次“启蒙”，这一次启蒙的主体、学说，乃至目标，都发生了质的转变。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的现实土壤，这是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加深刻的启蒙，经由这次启蒙，中国形成了全然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现代社会。因此，虽然都是启蒙运动，但二者之间有着明显差别。
本文将瞄准中外启蒙运动前后这一共同的历史阶段，对现代出版在东西方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共性要素进行比较，并对现代出版在东西方社会道路选择上的能动作用进行探寻，以此更为深刻地认识现代出版的价值与作用。
二、现代出版与现代社会的形成
自人类社会迈入文明以来，农业社会首次出现了剩余产品以及由此开始的原始经济活动。但农业文明的发展极度依赖农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系统，而农产品生产的基础却极为脆弱，它始终受制于大自然的随意性，即美国学者马立博所谓的“旧生物体制”[3]。总的来说，“旧生物体制限制了人类可活动的范围，也限制了他们的历史，因为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凭借太阳每年赐予的再生性能源”[4]。工业革命的发生完全改变了农业文明时期的所有游戏规则，从而制定了新的法则和秩序。
（一）现代出版与现代科技的兴起
“欧洲中心论者对工业革命的解释通常要追溯到‘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一种引人注目并且最终显示出极端重要性的发展，开始于16世纪，从那时起，一些欧洲人开始把自然视为一个独立实体，人们能够认识它，并做出它的数字模型，大体上‘予以控制’。”[5]事实上，科学革命不仅在欧洲体现出“极端重要性”，在中国也是一样。
欧洲的科学革命，是由一群开创性的人物及其出版物所引领的。哥白尼的“日心说”成为科学革命开始的标志。“直到临近古稀之年他才最终决定将其出版，病危的哥白尼收到样书后，摸了摸封面，就与世长辞了。”[6]罗素生动细致地描述了哥白尼对其作品《天体运行论》出版的态度，同时，罗素强调，哥白尼分别用散发简短手稿和在罗马作系列讲座的方式公开过他的“日心说”，但对出版一事，始终难下决心。哥白尼的故事告诉我们，思想要转化为“撼动世界”的力量，其物质力量同样重要。公开散发的手稿和系列讲座都没能让哥白尼惴惴不安，因为这些物质手段是局部的，物质力量是薄弱的，物质影响是受限的，但出版快速传播、跨越时空的特性决定了其不仅可以覆盖当时的人群，甚至可以影响后世。牛顿作为科学革命最瞩目的天才，创造了微积分、万有引力、运动定律等数项科学成果。“但他不喜欢撰写和公布自己的学问，直到因为与皇家学会发生龃龉，在埃德蒙·哈雷（EdmondHalley,1656—1742年）的劝说下，才于1687年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阐述了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展示了地面物体与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奠定了此后三个世纪里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基础。”[7]
哥白尼和牛顿的事实证明，一般性的公开与出版的“公开”有着本质区别。麦克卢汉认为，某一感官的强度提高到足够高的强度时，会对其他感官产生麻醉作用。书写文化的诞生意味着视觉世界对听觉世界的取代。由于人记忆力的有限性，一般性的讲座和口语表达只能让人听到知识，却很难“留住”知识。书写文化不仅“留住”了知识，还极大地锻炼和发展了人的思维逻辑性。不同于口语表达，书写文化按照“文法”规则进行，这是比口语更为严格和系统的表述。科学作为人而非上帝的创造物，就是人的思维力极大发展后的成果。然而，书写与出版仍有区别。普通的书写可遵照个人逻辑、遵从个人情绪，其本质还是个体化的行为。出版正好相反。现代出版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产业的形式存在，这意味着论及出版，就要考虑市场，其本质就变成了大众化的行为。因此，一般性的公开（无论是口头讲座还是个人书写）对作者本人和受众数量都没有太高要求，更遑论传播效果；而出版的“公开”从一开始就是以受众数量和传播效果为目标，作者和出版商在书写和传播过程中也会顾及大众的理解力和接受度，由此显著地提高了出版物跨越时空流传的可能。与得到社会名人及权力者赞助的文艺复兴运动不同，科学革命始终游离于旧制度之外，甚至饱受迫害，如果没有现代出版的参与，科学思想的遗产或许很快就消失于广袤的时空之中了。
需要注意的是，科学革命的成果并没有迅速转化为现代生产力，科学理论应用于社会实践，要仰赖于技术的发展。“16和17世纪的欧洲，在科学革命的同时并未发生技术革命或工业革命。印刷机、大炮、炮舰一类的发明未借助科学。除了绘图学，没有任何一项科学的成果在近代早期的经济、医学、军事领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8]以18世纪在英国棉纺织业最先兴起的工业革命而言，无论是蒸汽机、铁，还是后来出现的钢，这些在工业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都源自技术，而非科学，是技术革命创造了机器和工厂，以及由此而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蒸汽机在棉纺织业的应用，早期工业革命的主要成就都表现在技术创新上。
即便如此，那些带来巨大财富的工匠、技师仍然被排斥在主流知识之外。不同于追求纯粹知识的理论科学，技术以追求实用和实效为主。受古希腊追求纯粹知识的传统偏见影响，科学和技术被高贵与卑贱的价值取向划分开来。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出版率先关注到工业技术知识，英国乃至欧洲的百科全书中已有相关内容，其中，以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最为突出。他将工业技术知识编入“人类知识体系”中，给予极高的地位和大量篇幅；其撰写的“艺术”“手艺”（词条内称“机械艺术”）等词条，极力倡导重视工业技术知识；面对作者和著作的缺乏，他亲自下到工场参加劳动，与工匠、画匠们讨论学习，详细写出一个个工业技术词条，并配有图解。通过启蒙出版人的努力，技术知识实现了系统化、标准化的生产、积累、创新与传承。不可否认，欧洲现代社会的形成是与其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发现、新传播与新应用紧密相关的。
这一情况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只不过时间顺序上颠倒过来了。中国农业文明长期稳定的态势及其所带来的优势被很多西方学者所肯定。但到了19世纪中叶，这种优势在迅速消减。区别于欧洲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口增长，中国人口在长期稳定的农业文明中得到极大增长。过度增长的人口加重了“旧生物体制”的负担，“到19世纪，大量的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达到了旧生物体制的生态极限。”[9]中西方第一次实力的较量——鸦片战争让清廷开始了自救行动。“1861年初，清政府宣布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和北洋与南洋两位通商大臣，是推行自强‘新政’的先声，然后以派员采购外洋船炮并演习制造为开路，随之在各地建立起一批子弹局、火药局、军械局、机器局、船政局等。”[10]尽管随后领域有所扩大，但清廷的洋务运动始终是围绕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所展开的，而且即便是技术学习，也仅仅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浅层学习，“‘自强运动’的倡导者也认识到为求‘自强’之术，必先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建议在考试制度中为精于技术的考生开设新科。但此建议一直没有被清廷认真考虑过”[11]。对于即将被卷入现代世界的中国来说，改良初期的浅薄认识很快遭到了战败的苦果。
主张技术变革的洋务运动和随后主张制度变革的戊戌变法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意味着中国现代化之路必须进入思想变革层面，而科学在这个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19世纪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首次提出了进化论学说。这一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观察和推论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灵感来源。“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一书出版后10年光景，该书就成为当时中学生喜爱的读物，足以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探求现代化道路与理论饥渴的程度。”[12]“天演”“物竞”“天择”等词语充斥报刊，流行一时。随后，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首次指出科学的真正作用，“科学者何？吾人对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逃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13]。科学意味着人的理性判断与世界现象认识的有机统一，指明了人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因此，科学成为动摇旧制度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武器。这一点与欧洲也是一样，虽然科学不如技术的效果立竿见影，但“实际上，17和18世纪的理论科学的最大作用在于，作为政治工具，用以攻击旧秩序的两大支柱——王权和天主教会”[14]。这意味着，科学的根本价值在于人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正确的方法，正确地认识世界。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
无论是欧洲科学革命在前，技术革命在后，还是中国由引进技术到倡导科学，启蒙出版人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前者在保护科学知识成果、发现和生产技术新知识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后者虽然也引介了技术书籍，但在中国当时复杂的内外矛盾之下，新技术无法转化为现代生产力。事实证明，唯有通过倡导科学观念，打破旧制度的思想基础，才有可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东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这一相反过程印证了现代化原动力的区别。欧洲的现代化是由社会内部创新构成的主动进化，即“内源的现代化”[15]；中国的现代化则是由外部冲击所带来的被动进化，即“外源的现代化”[16]。欧洲工业革命的思想准备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在这一时期，以达·芬奇为代表的解剖学和艺术学兴起，人首次可以通过客观的方式而非上帝的指引认识自身，这种认识的突破为现代科学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宗教改革教人脱离教会、科学革命告诉人真实的世界、启蒙运动让人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性……欧洲用了将近400年的时间逐层递进地进行着解放思想枷锁的变革。它的内部创新虽然用时更长，但其基础更扎实，法则更明确，过程更自然。中国则不同，面对旧制度下的内忧外患，必须迅速迎头赶上，这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选择只能是实用主义的，其表现形式就成为由表及里的反向吸收，这也造成了一个特殊现象，即“在这100年中，中国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这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罕见的记录”[17]。但是，无论是自发型的“内源的现代化”还是应激型的“外源的现代化”，东西方现代化的进程都表明，社会变革的动因首先在思想层面得以体现，现代科学和技术成为这一变革的先锋力量，通过现代出版的物质形态的转化，思想的力量终于变成了有形的、广泛的社会变革。
（二）现代出版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
如果说科学和技术在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代表着客观中立的理性作用，那么文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和道德引领的作用更为凸显。欧洲的启蒙运动虽然号称知识运动、思想运动，但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启蒙哲人都创作了不少流传后世的文学作品，其中，伏尔泰更是以其文学巨擘的身份进入了法国先贤祠。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不用说，其中文学运动是为主导。在那个时期广泛的文学创作中，中外启蒙者因信奉不同理念，运用了不同创作手法，但现实主义文学却异军突起，成为欧洲19世纪文学的主要创作方法。而这一文学上的新变化是由启蒙出版人所开创的。
现实主义文学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希腊古典学者崇尚“真实的知识”，文艺的本质是真实世界的反映，而非真实世界本身。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扬了“模仿说”，并催生了古典主义悲喜剧的戏剧模式。“悲剧专门颂扬君主王妃、公侯大臣，求典雅，尚崇高，与资产阶级的生活自然隔绝得很。喜剧里面倒是不乏资产者形象，但大多是受嘲笑的对象。”[18]18世纪，启蒙运动在文艺领域中的共同表现是反对新古典主义，即一种完全区别于现实生活的宏大叙事和想象。《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首倡“严肃剧”和“情境说”理论，该理论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基础。与亚里士多德在戏剧里推崇“情节”和“性格”不同，狄德罗认为“情境”是整个戏剧的关键。他指出，“‘情境’是由家庭关系、职业关系和友敌关系等等形成的”，且明确指出，“人物性格要取决于情境”。[19]狄德罗注意到了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指明了戏剧题材应取自现实生活。“对法国戏剧来说，他的理论和实践起了扭转风气的作用，即把戏剧由古典型和封建性转到话题型和市民性。”[20]在狄德罗的短篇小说《布博纳的两个朋友》结尾，狄德罗否定了荷马史诗的宏大叙事，否定了拉封丹式的想象故事，独赞了塞万提斯式的历史故事，他认为塞万提斯的故事中加入了自然的细节，使夸张变得可信，使真实具有美感。“这种既符合真实又有虚构，而且重视细节的创作原则，已经接近于19世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以在理论上和小说形式上，狄德罗都是19世纪小说的先驱。”[21]
狄德罗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举并非无中生有。16世纪以来，法国资产阶级开始崛起，“在1520年以后，进入贵族行列明显地变得容易起来，新贵族的人数激增。”[22]新贵族的崛起对传统贵族（佩剑贵族）意味着威胁，于是，一种通过彰显财富来强调特权的风气席卷了欧洲国家。“铺张扬厉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折服，以一种近乎仪注的方式表明自己出类拔萃，高人一筹，从而拒人于千里之外。金钱的特权是看得见和摸得着的，与此相反，出身和身份的特权只是在别人承认时才有价值。”[23]一方面是贵族对特权的不断强化，另一方面是数量庞大的城市资产者要求分享权利。这些情况意味着，以狄德罗开创的“严肃剧”和“情境说”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是在法国日渐复杂和紧张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它是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对自身地位的要求与呼唤，也是上升阶层对权贵阶层中盛行的虚无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回应与批判。
中国作为一个一直独立发展的文明，其文学作品虽然也经历了从神话到“故事渐进与人性”[24]的过程，但直到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才在中国大地扎下根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进行了引介，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茅盾等人都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进行了理解和传播，其中，以茅盾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主张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最具影响。20世纪20年代，茅盾开始革新《小说月报》，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的第一项，就是介绍西方写实派和自然派文学，随后，在《〈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他指明了引介现实主义文学的意义，“写实主义的文学，最近已见衰歇之象，就世界观之立点言之，似已不应多为介绍，然就国内文学界情形言之，则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之真杰作未尝有其一二，故同人以为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25]。茅盾认为，文学不应做消遣之物，而要有社会功能，要尊重现实生活，要表现人生、指导人生。有学者认为，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虽然强调社会功能，却并没有离开文学的审美立场，“茅盾所理解和接纳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起码在‘写实’精神上比较符合欧洲现实主义之本色，虽然这种文学思潮的内涵极其丰富，但仅就他理解和接纳的内容而言，总体上未曾夸大和扭曲。从本土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与理论发展角度看，茅盾所起的作用是积极而显著的，也是不可或缺的”[26]。
小说在中国封建社会本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平民文学，素来不被主流认可，直到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发表，首次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27]。应该说，梁启超意识到了文学作品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提出要进行文学革命的要求。面对中国内忧外患的局势，“五四”知识分子们急需利用文学的社会功能唤醒国民、改造社会，于是，作为以“人”为主体，以现实生活为来源，以客观观察和描述为方法的现实主义文学，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们改革的工具与利器。茅盾就始终强调：“决不能把离开了人生的东西算做文学。”[28]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随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成为改良的工具，更成为重要的革命武器。
无论是狄德罗首创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及其小说创作实践，还是茅盾以《小说月报》为阵地倡导和推广“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并最终投身创作，这些都表明，启蒙出版人不仅开创、倡导和传播了现实主义文学，更通过个人实践积极尝试文学创作。启蒙出版人对文学创作的青睐其根本是二者存在价值取向上的一致。现代出版的目的是把知识、思想和技能等传播给普通民众，而现实主义文学既来源于大众又反映着大众需求，二者共同的受众都是人民大众，二者共同的目的都是普及进步观念。自18世纪“理性时代”来临，“人学”开始出现，这是“将人看作一种可以在社会维度上对其进行研究的个体和主体，以此来重新定义我们对道德和政治的理解”[29]。“人学”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学术是以“人”为出发点和立足点进行学术研究和价值判断，人的“主体”地位通过科学理论获得了确立，“人”于是也成为构建一种全新的现代文化体系的中心概念。由此出发，人的思想现代化、道德现代化和组织现代化成为现代社会早期的重要任务。然而，“人”的概念毕竟不同于“人”的群体，现代社会始终是精英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期望，其真正实现的基础是普通民众，所以，大众的现代化改造成为必然。现实主义文学通过还原现实生活、塑造典型人物、揭露社会黑暗、勾勒时代轮廓的方法，让普通民众真正认识自我与环境，从思想、道德、组织的层面全面塑造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以此构建现代社会的真正内涵。因此，在中外启蒙运动中，不少出版人主动贴近或成为了文学人，而原本的文学人也尝试着、从事着出版活动。
（三）现代出版与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转化
现代社会形成的早期，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西方文明的兴起。“欧洲文明早期的种种表现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的扩张性和探险热情。”[30]这一“扩张性和探险热情”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不仅表现为物质上的征服和殖民，也表现为精神上的所谓启蒙和各种意识形态理论的诞生。
一是宗教意识形态理论。基督教作为欧洲文化中最显著的特征，被冠以“欧洲优越性的合理解释”[31]。西方也正是以传播上帝福音和普度众生之名，开始了资本主义世界性殖民活动。宗教意识形态理论的奠基之作是基佐的《欧洲文明史》，该书“以其对上帝旨意的信仰（反映了他的清教信仰，他相信预定论）为支撑，提出了一套意识形态，捍卫欧洲作为一个文明的优势地位，这种意识形态毫不张扬地成为19世纪广为传播的信条”[32]。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追赶西方国家的过程中，也接纳了宗教文明教化、约束人心的观点。梁启超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强调了宗教和文明的关系：“泰西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由于宗教革命，而古学复兴也。盖宗教者，铸造国民脑质之药料也。”[33]他认为，要转变国民思想，就要从宗教问题入手。五四时期，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被陈独秀等知识分子提倡。1920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三号上发表了《基督教与中国人》，文章中高度赞扬耶稣，“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里救起”[34]。他认为，中国应该信仰耶稣的人格和情感，学习基督教的根本教义。伴随着西方传教行动，宗教意识形态理论虽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随之而来的是反宗教斗争。1922年，中国爆发反基督教运动。恽代英在《我们为什么反对基督教》中指出：“基督教实在只是外国人软化中国的工具。你看基督教不是完完全全置于外国人保护之下吗？基督教徒不俨然在本国政府之下，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不俨然同外国子民一个样子吗？”[35]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一方面打倒了宗教意识形态的旧“信仰”，一方面巩固了“科学”或“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新的“信仰”。
无论是《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希望用“耶稣的伟大人格”拯救国民，还是《中国青年》的主编恽代英强调要认清宗教信仰与宗教殖民的本质区别。启蒙出版人对待宗教意识形态理论反映出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实用立场，更表现出中西方文化在超验问题上的根本相异。“西方超验性的特性是，‘尘世的’物质世界与‘上天的’非物质世界之间有着本体论上的断裂；中国的超验性是同一现实中两种同质特性的分离，一是现象层面的‘形而下’，一是超感知、超现象的层面，后者是理性透过表征解释现象的层面。”[36]因此，中国古代文言文中并没有与西方宗教严格对应的“宗教”概念，现代汉语中的“宗教”是由日本学者翻译而来。这种转译忽略了西方宗教概念中一个重要元素，即“宗教在信众与‘神’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宗教’（religion）是‘连接’（relier）的派生词]。”于是，中国的宗教更倾向于精神教育，而非服务某神的意志。梁启超、陈独秀都强调宗教的教化作用。但随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认识，启蒙出版人又再次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指出其中殖民的意图，及时地唤醒民众。西方宗教意识形态注定难以在中国取得其征服地位。
二是种族意识形态理论。18—19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借鉴，西方人类学以生物学为基础对不同人种展开研究。这一科学成果很快变形为另一种意识形态工具。19世纪后半期，戈比诺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性》出版，“该书推崇片面的种族理论，产生了空前的影响”[37]。在书中，戈比诺将种族问题比喻为解开文明兴衰之谜的钥匙，同时强调了“白种人”对文明的贡献。随着科学的不断兴起，宗教在文明中扮演的角色不断衰落，一种新的身份认同通过种族主义表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种族是‘现代性’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它是对后者做出的反应。‘现代性’挑战传统结构的权威，其反叛性表现为对平等和民主的追求，其对立概念——不平等的种族便应运而生。”[38]种族意识形态的运用强化了白人统治世界的正当性。
这种意识形态传入中国后，成为中国认识世界及自我的一种新工具。面对欧洲文明的兴起，中国第一次正面承认了它的优越性。梁启超在《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中写道：“今日全地球之土地主权，其百分之九十九，属于白种人。而所谓白种人者，则阿利安人而已。所谓阿利安人者，则条顿人而已。条顿人实今世史上独一无二之主人翁也。”[39]他同时指出，种族主义的关键在于“排他”，“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实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段，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40]。于是，西方的种族意识形态转身为中国的“排满革命”提供了科学依据。邹容在《革命军》中呼吁“革命必剖清人种”[41]，表明种族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排满”的有力武器。要“排满”自然需溯“汉源”。19世纪末，法国学者拉库伯里的《中国古文明西来论》首次提出了“汉族西来说”，不少中国学者深以为意，竞相考证。
种族主义虽然是欧洲文明试图征服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但在中国却成为一种自救的工具。通过贴近优秀种族、排除异族的重新解读来维持自身文化的认同，这对增强民族信心、激发革命极为重要。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种族意识形态不仅没能打垮中华文明，反而成为它打破桎梏、扭转局势的助力。
三是进化论意识形态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几乎与种族主义同时诞生。《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是自然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的奠基之作，前者通过科学的方法描述自然界的竞争与进化，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后者虽然仍不免运用了种族主义的观念，但比起西方的物质成就，它更强调了道德的进步力量。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人们，所有的文明都是由野蛮进化而来，文明也许会倒退，但主旋律仍是进步。这对于试图进入现代文明的弱小国家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因此，进化论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梁启超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将达尔文列入“十贤”之一。进化论对中国意义非凡，它成为中国努力进入现代社会的重要理论支持。文明既成过程，追赶便有可能。在中国当时极为特殊的环境之下，有志之士们将进化论意识形态转化为激励民心、鼓舞士气、启发民智的重要工具，新学教育、“新民”培育由此兴起。
同时，由于“达尔文相信道德促使族群成员去保护那些弱势人群，这以一种更加复杂的方式构成了进步的部分内容”[42]。青少年教育、妇女解放教育成为当时出版人关注的重点，《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成为启蒙、动员“弱势群体”的重要阵地。
“文明”一词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西方面孔，当文明被赋予各种意识形态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合理性时，文明就成为所有人争相前往的未来。一旦接受这一点，就意味着东方社会不得不以西方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并对非西方的自我进行新的定义和阐释。这一过程并非无迹可寻，它通过出版的方式完整地呈现了出来。无论是宗教、种族还是进化论，意识形态本身并不具备跨越时空的可能，也不具备真正的殖民力量，它们只能通过转化为物质形态的书籍，才能得以保存、译介、阐释和传播，进而成为影响人心的利器。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殖民意图在中国启蒙者的笔下被重新阐释。最终，宗教、种族、进化论等意识形态都转而成为中国自救的理论工具。在西方化与去西方化的过程中，启蒙与出版相互配合，一种有别于西方意识的自我认识开始出现了。
三、启蒙运动与东西方社会的道路选择
中外启蒙运动最终导致了完全不同走向的社会变革，前者通过一系列革命使中国最终步入了社会主义文明，后者则通过改革（如英国）或革命（如法国）步入了资本主义文明。中外现代社会形成早期虽然表现出某些共性，但东西方社会最终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回溯这一阶段的历史，可以发现现代出版在其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洋务运动与中国现代出版的被动反应
处于内源性现代化进程的欧洲，尽管面临着旧制度的压力，但对新知识、新思想的追求始终是启蒙思想家著作的主题，他们实现目的的工具正是现代出版。
在欧洲，现代出版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知识传播上，其根本作用是在思想变革上。现代出版的出现让“公开”成为可能，也由此创造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社会的思想上和表达上的平等空间，“公共舆论”在政府话语权之外的诞生，为文学政治化提供了土壤，也为文人树立政治地位提供了基础，“一方面，它导致以‘有关政府性质的普遍和抽象的理论’取代‘实践’和‘经验’的教益，被拒斥在政治统治领域之外，不能进行任何行政管理决策，政治生活只能转入文学当中。另一方面，行政权力与‘文学政治’之间的决裂，赋予了‘文人’‘启蒙哲人’和‘作家’一种新的功能和责任，这种功能和责任以前（或在其他国家）是由正常的‘公共生活领袖们’承担的”[43]。公共舆论和文学政治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新思想正在觉醒。这种思想觉醒最终带来了资产阶级革命及现代社会的诞生。
与欧洲启蒙运动中现代出版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中国的现代出版是随着社会矛盾的深化以及思想认识的变化，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最后才真正起到了能动作用的。随着西方文明的扩张，突然的外部冲击让“稳定”的东方社会措手不及，洋务运动随即开始，新学起始、译作兴起。但西方书籍的遇冷仍显示出这一时期认识的局限，“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初，自强运动在引进西方技艺方面取得相当的进展。同一时期也翻译出版了很多西方著作，但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很少人问津，30年中总共只销售13000本”[44]。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新式企业”[45]，造纸厂、印刷厂虽然相继出现，但规模大多较小。与欧洲启蒙运动中现代出版活跃且积极的作用相比，此时的现代出版更多是一种被动反应。
然而，尽管是应激被动的，洋务运动仍具有一定“开眼看世界”的启蒙意义。一是培养了一批西学翻译人才。李善兰、徐寿、徐建寅、华蘅芳等一批具有中西语言知识背景的中国学者走上历史舞台并积极投身译书工作和教育事业。二是翻译出版了一批科学性强的西学书籍。徐寿、华蘅芳、李凤苞等中国学者与伟烈亚力、傅兰雅等外国人合作，翻译出版书籍数百种，涵盖声光化电军事军械等多方面知识。三是建立了新式学堂和专业的翻译馆。格致书院、自强书院、两湖书院等新式学堂不断涌现，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相继成立，西学翻译逐渐由传教士译书转变为以洋务译书机构为主。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出版事业反映了中国近现代早期知识分子在面对民族危难时一种积极的应对态度，为中国随后开启真正的启蒙运动及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出版的主动作为
自16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直至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过程虽然漫长，但由于其动力是内生的，“既没有造成社会的断裂性大震荡（法国除外），也没有遭受外力造成的边缘化的扭曲，因而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具有渐进自发性”[46]。有学者注意到，“在17世纪和18世纪，法国的识字率提高了一倍多”[47]。在相对稳定的过渡时期，现代出版的文化普及为资产阶级进入政治生活进行了准备。“资产者与贵族具有同样多的知识，而且尤须注意的是，资产者的知识恰恰是同一来源。两者都由同一光明照亮。对于双方来说，教育同样是理论性与文学性的：巴黎越来越成为法兰西的唯一导师，它已赋予一切人以同一形式的共同的行为举止。”[48]“光的运动”通过现代出版照亮了所有人，也缩小了人们的差距。
与欧洲相对稳定的过渡时期相对的，是中国“满汉中西新旧”的复杂社会矛盾。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洋务运动器物层面的学习注定无法解决中国的救亡问题，于是，以戊戌维新为标志的更广泛的西学东渐开始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志士积极从事翻译出版活动，译书的内容与种类比洋务运动时期有了极大的丰富和扩展。其中，尤以严复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西方政治经济学方面译著的出版影响最大。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鲁迅、毛泽东等人都深受其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涌现出以严复为代表的翻译名家，更出现了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现代出版企业。“严译八大译著”的翻译出版，恰恰是严复与商务印书馆合作打造的结果，也由此真正放大了“严译”著作的效果。可以说，现代出版机构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学术的现代化决定着知识和文化的现代化，决定着现代知识体系的建立”[49]。这一时期的翻译出版活动，在介绍西方启蒙学术思想、理解西方科学分类体系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仍没能完成中国救亡图存的任务，旧制度下的官员和精英文人试图通过局部改革完成进化的方法被历史实践否决。于是，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出版人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作为引进重要方面，全面系统地引进以文、史、哲、政、经、法为统领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为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参照，奠定了重要基础”[50]。西学翻译出版的全方位深化意味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现代出版人开始了主动作为。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一批具有西方知识背景的文人以笔为戎，以《新青年》《新潮》《新社会》等杂志为阵地译介了大量西学思想和知识。五四运动爆发后，现代出版更是迎来了大爆炸式的发展，“五四时期，各种杂志雨后春笋般创刊，与旧思想形成对垒的新思想如潮水一样出现在这些杂志上，西方百多年来孕育、产生、发展起来的各种思想，竟在数年内被雪崩般铺天盖地且杂乱无序地介绍到中国”[51]。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活跃而富有成效的出版活动，尽管“杂乱无序”，但确实动摇了旧礼教文化的统治地位，形成了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
（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现代出版的能动作用
与西方启蒙运动所带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革命的胜利并最终建立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在五四时期“铺天盖地且杂乱无序”的思想中，要找寻真正能够解决中国道路的思想理论，并实现大众普及和社会动员，现代出版人开始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1911年，《东方杂志》最先译介连载了日本社会主义活动家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文，并在“译者记”中指明“第以此供世人之研究”。[52]1918年，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在“言治”季刊第三号上发表，这是中国最早介绍并肯定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他高度赞扬了俄国革命带来的新文明：“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与为之抱悲观也。”[53]《新青年》《每周评论》《曙光》等杂志很快都转向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和宣传。1921年，李达在上海创建人民出版社，这表明现代出版机构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阵地。在李达的筹划之下，人民出版社准备系统地推出“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共产主义丛书”等读物。“仅数月的时间里，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书籍12种，各印3000册。”[54]尽管计划中的书籍未能全部出版，但这与五四运动时期杂乱无章的西方思想知识启蒙有了本质的区别，通过有系统、有计划、有步骤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进入到更为深刻的二次启蒙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以李大钊、陈独秀、茅盾为代表的现代出版人，不仅通过各自的出版活动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更直接投身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革命活动当中，形成了出版家和革命家双重身份、双向共促的局面。1920年，陈独秀主持成立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的《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1921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月刊第2卷第2期上以S·C的笔名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公开号召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55]1922年，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茅盾以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平台为掩护，成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另有内封则写‘锺英’（中央之谐音），我则每日汇总送到中央。外地有人来上海找中央，也先来找我，对过暗号后，我问明来人住什么旅馆，就叫他回去静候，我则把来人姓名住址报告中央。因此，我就必须每日都到商务编译所办公，为的是怕外地有人来找我的两不相值。”[56]
李大钊、陈独秀、茅盾等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经历说明，正是广泛而活跃的出版活动，让出版人成为最先接触到国外先进思想文化的人，也由此成为中国最早一批获得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人，当这些人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指明方向时，他们毅然决然地投身出版与革命，著书撰文，宣传鼓动，借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始了中国的二次启蒙，促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由此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现代社会，这是中国现实实践的选择，也是先进思想引领变革的结果。
四、结语
东西方社会道路的选择本质上是文化选择。这一文化选择是由科技、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与“文明”两个词同时诞生于18世纪，在某些情况下，二者常常被混用。“文化起于农耕，它最初产生之时为文明概念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但是很快，它拒绝与后者一同接纳科学、技术和日益高涨的现代意识，反而回归到它出生时的土地、血液以及其他种种根源。”[57]中外启蒙运动处于东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成时期。这一历史阶段虽然表现出东西方进入现代社会时的某些共性，但最终却回归于“它出生时的土地、血液以及其他种种根源”。中国文化根源的作用通过现代出版得以显相。从早期的被动反应到主动作为，最后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能动作用，反映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断探索救亡之路的愿望以及现代出版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与贡献。
尽管作用由弱变强，贡献由小及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外启蒙运动所引领的现代社会形成时期，现代出版成为思想、文化和知识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成为中外启蒙者和变革者手中的重要工具和武器。它不仅记录和反映着东西方社会的变化与转型，更以传播新思想、生产新知识、创新新观念、培育新文化的方式，推动着社会的变革和人的进步。有学者认为，“图书是公共文化服务最重要的产品，无论是广播电视、文学艺术创作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图书都是其最初的产品形式，图书和出版的产品形式是其他一切文化产品形式的起点和出发点”[58]。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生活几乎不可能脱离出版，因为归根到底，出版是关乎人存在的重要活动，其最终指向也是人的教化和培育。
参考文献：
[1][2]刘家和.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63.
[3][4][5]马立博.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M].夏继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42,42,118..
[6]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M].耿丽,编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9:349.
[7]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科技之巅:《麻省理工科技评论》50大全球突破性技术深度剖析[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前言.
[8]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科技之巅:《麻省理工科技评论》50大全球突破性技术深度剖析[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前言.
[9]马立博.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M].夏继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10.
[10][11][1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89,299,365.
[13]周宇清.中国近代史重要文献导读[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233.
[14]马立博.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M].夏继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18.
[15][16][17]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31,131,360.
[18]罗芃.狄德罗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编选者序.
[19][20]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257,260.
[21]吴岳添.法国小说发展史[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74.
[22][23]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M].顾良,施康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587,596.
[24]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12.
[25][28]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56,97.
[26]蒋承勇.“独尊”了什么“主义”——“五四”以降现实主义中国接受史反思[J].关东学刊,2019(6):11.
[27]梁启超.梁启超诗文选[M].方志钦,刘斯奋,编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477.
[29]文森佐•费罗内.启蒙观念史[M].马涛,曾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92.
[30][31][32]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M].汪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6,61,63.
[3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1[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63.
[34]张宝明.《新青年》百年典藏2哲学思潮卷[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391.
[35]苏志宏.大潮澎湃1921—1927[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167.
[36]汪德迈.中国教给我们什么——在语言､社会与存在方面[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112.
[37][38]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M].汪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66,70.
[39][4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162,155.
[41]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M].袁广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83.
[42]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M].汪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76.
[43]罗杰•夏蒂埃.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M].洪庆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10-11.
[44][4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00,302.
[4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81.
[47]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522.
[48]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21.
[49][50]于殿利.出版的维度与跨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14,115-116.
[51]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M].袁广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63.
[52]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J].高劳,译.东方杂志,1911(11):3.
[53]刘斯奋.今文选5时评卷[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31.
[54]夏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社[J].四川党的建设,2020(9):80.
[55]周聪聪.李大钊: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N].河北日报,2018-05-10(9).
[56]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上)[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161.
[57]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M].汪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9.
[58]于殿利.用人的现代化托举文化强国建设[N].人民政协报,2020-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