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加坡立足文化价值主导模式来培育本土中文少儿图书，并已经形成相对独特的出版系统，而其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在时间维度上构成了中国中文少儿图书出版业的“未来式”，所以对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行业的研究兼具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双重价值。本文从生态学视角出发，将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行业视为一个有机生态系统，重点从生态空间、生态动能、生态种群三个主要维度对其进行剖析，探究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生态系统的内在运作样态，以形成对中国少儿图书出版行业富有启示的生态观照。
【关键词】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文化价值；出版模式
近年来，在媒介数字化、经济全球化、价值多元化三重浪潮的不断侵袭下，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面临着诸多不容忽视的现实困境。实际上，由于新加坡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层面与中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所面临的某些问题在时间维度上构成了中国中文少儿图书出版业的“未来式”。所以，针对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生态的研究不仅具有认识论层面的意义，而且对于中国本土中文少儿图书出版更具有实践论层面的价值。
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市场在总体上市场范围较小，并且在西方文化的侵蚀下有逐步萎缩的趋势，但另一方面该国政府以及社会组织也认识到中文在文化传承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在政策与实践上探索并推行中文图书出版的本土模式。近10年来，新加坡通过扶植培育本土中文少儿图书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特的运营模式。新加坡在出版并推广中文图书特别是中文绘本的出版方面有何特点？对于读者受众的影响如何?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本研究首先通过新加坡政府发布的推动中文教育相关政策文件，分析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生产的语境空间。其次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实证，探索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中文化价值的角色展演以及中文图书的出版开发路径，由此得出该国中文少儿图书的出版模式，期望能对中国相关内容出版提供研究支持。
一、生态空间：持续改善中的环境维度
少儿图书出版在新加坡图书出版行业具有重要地位，新加坡共有23家专门的少儿出版社，还有8家出版社也出版少儿图书作品。作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经济发达国家，新加坡的少儿图书备受读者重视，消费者40%的购书费用被用于购买学校教材和教育类图书。新加坡的少儿图书发行渠道主要依靠书店和图书馆，此外线上销售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其图书市场总值和出版社收入在东南亚市场占有重要比重。
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新加坡整体的社会文化环境构成了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的生态系统，而后者正是在前者所提供的生存空间、生存地貌中寻求自身生存与生长。人口仅有500多万的新加坡目前共有英文、中文、马来文、泰米尔文4种官方语言。因国外出版物可直接进入本地销售，其本地出版业面临严峻生存压力，[1]同时，由于新加坡自20世纪80年代起奉行“英语至上”的双语教育政策，对中文教育、中华文化传播有着更多限制，这更加导致新加坡本土中文少儿图书出版处于相对停滞状态。20世纪50年代由世界出版社香港子公司出版的《世界儿童》和《世界少年》，70年代本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少年月刊》《新加坡儿童》《欢乐儿童》等中文少儿读物均在80年代停刊。[2]
但是，随着中新两国在经济、文化上的互动日益频繁，新加坡政府也开始大力推动中文阅读并且制定了关于推动中文教育的三个文件：一是2005年2月16日由新加坡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成立促进中文学习委员会（CPCLL）及其工作组的公告》，二是2008年2月11日由新加坡教育部颁布的《促进学生中文和中华文化学习的特选学校辅助计划》，三是2016年8月由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颁布的《展演和参与补助金指南》。以上三个政府文件都对中文图书特别是少儿中文图书的出版提出鼓励奖掖政策。
为了更加广泛地扩展中文文本的受众，新加坡政府通过补助政策推动文学出版。其中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管辖下的国家艺术理事会颁布《展演和参与补助金指南》，规定凡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儿童文学与图书（涵盖绘本），都可申请不超过出版成本的50%的出版补助。该政策惠及新加坡四大官方语言的青少年、儿童文学出版，中文少儿图书出版也受惠于此政策。中文图书特别是绘本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和市场的迎合，这些绘本以极少的问题来表达生动的故事，同时也较少有传统文学图书中比较生硬的说教，利用本土的风土人情辅之以中华传统的文化传说，可以使民众在轻松的阅读过程中感受中文和中华文化的优雅与美丽。
新加坡在社区管理与服务领域，形成了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企业合力共建的社区管理与服务机制。[3]这一机制也被应用于文化推广实践领域。新加坡中文图书制作和阅读推广工作的主导力量是社会组织和个人。在机构设置方面，中文学习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教育部、高等教育机构、华人社区组织、媒体，以及出版商和其他专业机构的代表，在实际推动中学校、社区组织、出版社等社会组织和教师、作家个人等是主要力量。在具体实践方面，新加坡教育部通过颁布《促进学生中文和中华文化学习的特选学校辅助计划》明确特选学校作为推动中文教育和传递中华文化的重要主体。特选学校在新加坡被赋予了传承中华语言文化、保持华族文化传承的特殊使命，入选特选学校者，均属新加坡优质学校，[4]特选学校通过开设中文课程，举办与中文学习相关的活动来推广中文阅读。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协会等传统团体和书写文学协会等新成立的团体致力于中文图书创作。新加坡华文出版协会中的出版社积极协助本地作家出版文学作品，并与学校合作举办活动推广中文阅读。在访谈中受访者四提到：“一些出版社长期积极向校园扩展业务，推动课外阅读，以维持业务的稳健成长。以玲子传媒、友谊书斋与友联书局等为例，一年在校园承办数百场流动书展，并协助学校制定阅读计划，不但为学生提供了多方面的阅读选择，也将文学、文艺与文化带入校园，除了支撑业务，也惠及学生。”
社会组织是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实践的重要推动者。以CPCLL、周星衢基金为代表的社会组织通过出版中文图书、提供在线中文学习资源、推行校园图书馆赞助计划等方式推动中文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作为新加坡政府“特别援助计划”中的特选学校，公教中学以“绘本+教育”的方式开展绘本创作课程。在本土文化中选择“孝心”“友情”“坚持”等符合本土文化的核心词为创作出发点，通过四个阶段鼓励学生进行绘本创作。第一阶段由学生根据核心词撰写记叙文；第二阶段，教师为学生介绍绘本创作相关知识，对优秀绘本进行导读；第三阶段，学校邀请新加坡本土知名绘本作家教授学生绘本创作技巧；第四阶段，学生将文字内容用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作品完成后，学校与出版社合作，在每个主题中挑选出优秀作品，由本地的绘画师根据其作品正式出版系列绘本。基于本土文化的学生的创作为出版方提供了贴近读者内心的内容源泉，出版方利用其专业性对内容进行二次创作使其成为完整的作品，充分体现了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开发实践中社会组织间的通力合作。
虽然新加坡政府鼓励中文少儿图书的出版，但是我们还应当审慎地认识到这一系列的鼓励行动是被新加坡政府置于多元语言政策的整体框架之中，是在英语作为各种族的桥梁语言的总体范式之内，中文是维持华人族群文化的载体，同时又将这种文化传承的符号维持在族群内部，[5]而并非将中文放在与英语同等的地位做突出显扬，这就在结构上将中文以及中文出版限制在了新加坡众多族群亚文化中的一个普通维度。
二、生态动能：文化价值主导模式下的多维因素
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动力驱动，如果从生态动力学的角度来审视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的话，就会发现在其生产中所存在的多维驱动力。本文通过对深度访谈材料进行文本分析发现，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遵循以文化价值为主导，以中文IP为核心，社会组织作为主体推动，政府政策作引导，利益相关各方群体互动的模式。该模式以文化传承为前提，盈利被作为次要而非优先选项，相反运作初衷许多情境下更加重视图书的文化价值，目标是以图书为工具推动新加坡中文教育（模式展演见图1）。
图1 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的文化价值模式展演
（一）文化认同驱动
文化认同是人们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6]是基于各种不同文化类别，包括国籍、种族、民族、性别和宗教信仰等产生的。文化认同通过分享传统、遗产、语言、美学、规范和习俗等集体知识的过程得以构建和维护。[7]这种认同内化为群体与个人的基本认知范式，并在行为过程中以规范的形式来展演这种认同。而对于新加坡国内中文少儿图书出版中的各环节来说，对于中华文化认同所激发的使命感则构成了整个模式运作的内在精神动力。
首先，对于直接从事中文少儿图书创作者来说，这种使命感直接激励着他们的文学创作。本研究的受访者一是新加坡本土知名绘本作家，其作品在新加坡、中国等地均有一定的影响。在与笔者的访谈中，他阐述了自己创作中文少儿绘本的初衷：“作为一名华人，我有一种使命感，想要投入到中文绘本的创作中。最近几年，这种使命感让更多年轻作家创作中文少儿绘本。”由文化认同引发的使命感促使以插画创作为主的受访者一根据新加坡华人儿童语文水平，创作了6册中文少儿读本——《布布系列》。
其次，对于相关社会组织来说，这种使命感让其有目的地推动图书创作。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的受众具有独特性，在新加坡从事中文幼儿教育的受访者二说：“新加坡的年轻华人父母普遍认为自己的中文水平有限，但是却非常重视自己孩子的中文教育，对符合新加坡华人儿童水平的书籍需求很大。”以推动中文教学，传递中华文化为己任的社会组织针对新加坡华人儿童中文水平组织开展中文少儿图书创作。推广中文学习委员会根据本地少年儿童语文水平编写学前读本《乐中学》。华文教研中心规划出版面向新加坡学前儿童及小学生的分级中文读本“小毛虫”系列和“小飞鱼”系列。于2011年成立的李光耀双语基金为本土作家创作的25本中文儿童读本提供资金支持。以推广新加坡的华文文化、教育和语言为宗旨的周星衢基金出版“星衢儿童”系列图书，其内容来自中文教师的课堂经验和周星衢基金的教育资料库。受访者三通过图片形式将她所服务的幼儿园、中学生阅读的中文图书展示给研究者，其中就包含该基金出版的《我爱阅读》系列丛书5套。文化认同引发的使命感使社会组织有目的地推动中文少儿图书出版，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受访者三说：“这套丛书有重点词语的汉语拼音标注，是专为新加坡小学生量身定做的中文绘本，小朋友们能够轻松读懂。”
再次，文化认同引发的使命感也激励本土出版社和书店支持中文少儿图书创作。A公司是新加坡中文少儿出版的重要推动者，以传递中华文化为目的，在访谈中，该公司负责人（受访者四）说：“目前仍在从事中文出版包括中文童书出版的业者，甚至包括作者，多少都有传递中华文化方面的情结和责任感。”除出版社外，本土独立中文书店也将文化传承置于经济利益之前，支持中文少儿IP创作，例如受访者一提到：“依靠中文少儿图书本来就很难，但是像童言童语书店还是坚持支持中文少儿图书，通过举办读书会活动等方式为诸多新加坡本土少儿图书创作者提供展示作品的平台，也是一种情怀的体现。”
文化认同引发的创作者和社会组织、出版机构的使命感是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在商业价值和市场有限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创作活力的重要原因。但文化认同无法成为推动中文少儿图书发展的根本动力，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的发展依然需要成熟的商业模式作为支撑。正如受访者四所说：“从出版方角度看，传递文化、推广华文的阅读与应用既是一种使命与推动力，是责任，当然也是初衷，不过，它最终也是一种包袱，我们有使命，但也不能被包袱拖累。因此，我公司在推广中文的阅读与应用、传递文化的基础上，也不断在寻求平衡，力求以能够维持生存的商业模式继续出版。”
（二）本土文化驱动
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始终围绕本地文化和本族文化挖掘选题，本研究通过对32本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分析发现其题材主要分为四类，这四类题材的绘本文中都呈现了跨地理空间的文化“混合”的使用，[8]也就是将新加坡本土文化与传统中文文化加以糅合，形成消解地理空间的元文化。第一，新加坡华族传统文化题材，该类题材作品直接以新加坡华族传统文化创作内容，从各个角度展现新加坡华族传统文化。《新加坡华族传统食品系列》以勇于尝试的姐姐天光和贪吃爱玩的弟弟亮亮为主角，通过他们与家中长辈学习制作传统美食的过程向读者介绍粽子、月饼、汤圆等华族传统美食。《大家来过节1》通过简单的故事情节配合画面，向读者介绍新加坡华族传统文化习俗。该类作品立足本土本族文化，通过通俗易懂的内容，结合图片等直接方式向少儿读者展示新加坡华族传统文化，对本土文化传播具有重要作用。第二，新加坡本土文化形象故事题材，该类题材作品选取新加坡本土标志性形象为创作来源，以此为核心创作故事展开叙事，表现新加坡华人的优秀品质。鱼尾狮是由新加坡先驱雕塑家林浪新创作的形象，《鱼尾狮的故事》系列作品以该形象为故事主角，通过其争取自由、救助人民等英勇事迹来歌颂其勇敢无畏、爱国爱民的精神，这也是新加坡华人文化所推崇的价值观和品格。第三，新加坡本土历史故事题材，该类题材作品并不直接宣传新加坡本土文化内容，而是将故事发生的地点放置于新加坡本土空间，将代表本土文化历史的场景和情节融入作品中，用于增强当地读者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同时让非本地读者建立对新加坡文化的具体想象。《会说话的肥猫》讲述了女孩小梅和肥猫间的生活故事，故事中肥猫把小梅带入时光隧道，让小梅看到老一辈怀念的新加坡旧景，透过具有年代感的新加坡旧景展现新加坡本土文化历史。《小熊的新衣》是以老狮城为创作背景的儿童拼音图书，作者将自己在1960年代新加坡独立初期做“小跑腿”所接触的牛、车、水、人融入作品中，展现如今已不存在的传统行业和浓厚的人情味，以独特的视角完成对新加坡本土文化历史形象的构建。第四，新加坡华人家庭生活题材，该类题材作品将华人家庭设置为故事发生地点，华人家庭生活中的趣事作为主要内容，从华人儿童视角观察普通华人家庭生活，多以诚信、友爱、善良、孝顺为主题，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新加坡华人家庭生活结合。例如系列图书《外公外婆》讲述了一个在新加坡出生的女孩与从中国来新加坡探亲的外公外婆之间的趣事，展现两代人之间的亲情，是新加坡华人家庭主流价值观的具体表演。
以新加坡华族传统文化、新加坡本土文化形象、新加坡本土历史故事和新加坡华人家庭生活为题材的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作品创作文化实践不仅基于政治和政策的外在影响，更基于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内在驱动。其对本土文化挖掘的偏重也从侧面说明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非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新加坡作家的中文写作实践并非是对中国文化的拥抱，而是对更广泛、去政治化的中华文化的推广，其中的区别意味着新加坡在中文写作中实际上也是在寻求自我主体性，这种写作本质或许是一种马克思·韦伯式“祛魅”的文化实践，其更深层面上体现的是东西文明碰撞博弈后的结果。
（三）内在奖赏驱动
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市场总量较少，并不能为创作者提供足够的物质奖励。内容生产的主要动因来源于个人创作者所获得的内在奖赏。与外在的鼓励以及物质奖励等外部奖赏对于行为的被动作用不同，内在奖赏是自然主动的。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当人们被内在动机驱动时，他们在活动过程中将会感觉到强烈的兴趣和适应感，[9]对于行为的影响也更加持久和稳定。受访者一说：“我的大部分作品都不是一开始就想要做成系列，很多都是无心插柳，是因为读者的反馈让我发现原来大家这么喜欢这个角色，那我就继续画下去。例如我作品里的兔子，本来只出现了一次，但是后来我发现新加坡有些爱好兔子的协会把我每一张有兔子角色的作品都收集起来了，我了解了这件事后才有意识地在作品中延续这个兔子的形象。”人们对于兔子的喜爱和赞赏是外在奖赏，但是持续这种行为本身被作者认为是愉悦的，也由此成为内容创作的内部奖赏，内在奖赏与外部奖赏互动推动稳定的中文文化生产。
社会组织是激发创作者内在奖赏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通过在国际舞台推广新加坡本土中文图书产品来激发创作者的内在奖赏。2019年“亚洲少儿读物节”的主办机构为本土中文少儿小说作家举办以作品分享为主题的座谈会。新加坡书籍理事会邀请本土中文少儿图书创作者前往缅甸与当地出版界、文学界交流。社会组织的行动对创作者内在动机有积极影响，例如受访者一说：“很高兴有机会去缅甸交流，并且还给当地小朋友开办了两场小规模的插画工作坊，经验很难得。”
三、生态种群：内容生产者的自我表露
按照生态学的定义，种群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一定空间的同种生物个体的结合。在此，我们用来指代新加坡从事中文少儿图书内容生产的作者群。从种群生态的角度进行考察，能够让我们获取关于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内容生产的更加微观、清晰的认知图景。在这一认知图景中，中文少儿图书作者的自我表露成为作者种群的重要表征。自我表露是将自己让别人知道的过程，[10]也就始于社会人分享自我信息的过程。通过自我表露可以迅速减少社会距离，建立起比较紧密的社交关系。在传统媒介社会中，个人特别是文化产品生产者，自我表露的手段都是有限的，传统媒体缺乏社交功能，难以满足生产者发泄和自我澄清的要求，更加难以满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关系发展的需要，而现实生活中他们双方之间的交流沟通只能通过公关或者产品推广活动真实的进行，这显然受到时间、空间的调节，建立起有效的传播信道。即使是自我产品受到社会认可，也通常需要通过产品的销量来表现，而生产者难以监视产品在不同消费者之中的使用效果，从而及时修正产品的定位和内容，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
而在社交媒体的情境下，内容生产者可以有效地使用媒介来建立生产与消费的勾连，而无需线下的物质中介作用。在生产者与消费者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双方的主体性叙事并行，甚至在某些时空下产生模糊或者反转。新加坡中文绘本的生产者虽然在传统意义上拥有主体性文化商品的角色，控制着终端产品本身，但是在社交媒体情境下参与互动的绘本消费者也就是粉丝，而并非完全的被动参与者。其主体性表现在对消费进行的参与和抵抗的张力关系中，他们一方面通过消费为生产提供目标，另一方面也通过对产品品味和文本的选择来直接影响生产，[11]而这种影响是内容生产者的主体性所难以抵御的，或者可以说是生产者所需要的灵感源泉。
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作者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来表露自我，有效利用该平台互动与亲身参与的优势，开展粉丝追星式的产品推广实践。作者通常使用脸书作为主要平台，使用文字、图片和视频方式，以现有少儿图书中的IP形象为核心完成自我表露。作者在脸书中所生产内容均围绕已有知名少儿图书IP形象，重视自我品牌构建和品牌延续，其主要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使用图文结合方式进行作品推广。作者常选取作品中最具传播效力的图片作为内容的中心，配以文字和购买链接，文字内容无明显推广色彩，仅是作品主题的表达，且购买链接并非直接指向具体商品，而是跳转至作者在作品销售平台中所发表的随笔或感悟，此方式降低自我表露内容的商业色彩，由图至文再至长文，使用户保持完整的情感体验链条，提高读者对于作品的情感接纳度，对维护少儿图书IP作者形象和自我品牌形象具有正面作用。二是以核心IP形象为中心，根据实事及情境创作图片作品维护与读者间的互动。少儿图书IP作者常以中外传统节日、节气为主题，以具有一定知名度的IP形象为角色创作新作品，例如拥有知名IP形象“猪逻辑”的作者在春节前绘制了以小猪为主角的福袋、海报、春联等作品，在传递对读者祝福的同时强化了读者对IP形象的印象。此外中文少儿图书作者以核心IP形象为主角表达生活感悟，让角色替作者发声，与读者对话，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多个少儿图书作者通过IP形象来表达居家隔离的感悟并传递积极力量，运用IP形象的影响力进行文化宣传实践。三是通过图文、视频等形式展示作者与作品有关的活动及中文创作推广活动，在完成作家形象构建的同时将中文文化活动呈现在读者视线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推广实践。四是以脸书为平台举办互动活动，邀请读者参与创作，增强创作者与读者间的联系。例如在疫情期间，作者以相关IP形象为角色创作黑白插画，组织读者自主填色活动，活动以“留在家中、保持安全、保持快乐”为主题，收到大量读者的反馈，该系列活动的回复量及点赞量远超其他发布内容，是创作者与读者间建立联系的重要渠道，对促进IP形象的推广和深化具有显著作用。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作者在脸书上的自我表露实践是提高图书IP形象的知名度、构建作者自我品牌的重要方式，且具备丰富的内容形式和较高的内容质量，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读者互动程度低，受限于中文少儿图书读者数量小和年龄层低等因素，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作者脸书内容回复数和点赞数均较低，其中宣传类内容互动量低于活动类内容；第二，作者互动积极程度较低，读者互动程度低除受读者自身因素影响外，还可能受作者因素影响，在作者的脸书中较少见到作者对读者留言的回复，读者与作者间的单向沟通降低了社交媒体构建自我品牌形象效力。总体而言，新加坡的中文图书作者通过社交媒体推广了自己的产品，并在与读者的虚拟互动中丰富了出版生产的想象力，但是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新加坡的中文绘本的读者在充分发动后依然属于分散的群体，没有形成从粉丝个体到感受社群的进化，由此也就没有形成对中文图书某产品集中认同的稳定群体消费。
四、生态观照：对中国少儿图书出版的启示
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生态系统因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而成为一个具有多维研究价值的生态样本。这意味着，对于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生态系统来说，各种现实且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是其无法回避的生态现实。而且，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生态系统所面临的问题对于中国少儿图书出版而言因两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扭结也同样有认真探讨的必要。所以，对于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的生态学观照必然要准确触及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系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并从这些问题延伸到对未来中国少儿图书出版发展的思考上来。
（一）步入国际的困境与破局
少儿图书是文化差别最小的出版品类，在文化价值和社会功用上有较高的一致性，因此被认为“童书出版无国界”。[12]但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进入国际出版市场有时会遇到困难，其核心影响原因看起来似乎是种悖论：一方面新加坡使用简体中文，并可自由进口中国各类书籍，因此，书商一般都进口中国童书，以满足中文童书小市场中“种类多、数量小”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新加坡可自由进口中国的中文简体版少儿图书，新加坡出版社担忧若授权中国出版社出版新加坡内容，可能会面对“书籍回流到自己的市场”的风险，因此新加坡出版社对向中国出版社授权中文少儿图书的意向不强；又鉴于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市场规模小，新加坡出版社也不热衷于向中国出版社取得中文简体版少儿图书的版权在新加坡地区出版，因为入口量已可满足新加坡的小市场。另外，对于中文版权的引入不够广泛的一个原因依然是图书市场狭小，直接进口原版中文图书已经足以满足读者需求，而购买版权后再在新加坡本地出版则面临显著的成本压力，难以与直接进口的原版图书进行竞争。
但是，原版图书的引入虽然在客观上抑制了知识产权的交易，却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文图书在新加坡读者中的普及，为出版题材的扩展准备了读者基础。例如在2000年之后，海外绘本输入新加坡数量很大，带动了当地阅读绘本的爱好，培养了相对稳定的绘本读者群。海外绘本特别是日本绘本在当地风行之后，慢慢也显示出对于当地文化难以兼容的问题。虽然绘本主题相对简单，但是也存在对于文本译码过程中的文化折扣问题。音乐等产品的娱乐性文本消费重视视觉和听觉体验，对于意义的依赖性相对较弱不同，出版文本的消费需要更大的认知参与，当文本难以与初始情境产生有效勾连，那么读者也就难以理解其中的全部意义。而且新加坡作为中新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中文文化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其他文化之外也有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解读的需求，这种需求特别在华人家庭成员与后代中有现实存在。由此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希望有基于新加坡当地文化的中文写作，这就为当地的绘本作者的出现提供了优质的开拓空间，而当地的中文少儿图书作者也真正利用了不断扩展的读者群体与绘本读物内容相对匮乏的矛盾，最近10年内在文本创作上补足了中华文化本土化短板。
在中文少儿图书出版特别是绘本出版的过程中，重视本土文化复归成为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口海外的破局之策。出版具有本地特色、以本土内容为主的少儿图书，向中国等国际市场介绍具有新加坡特色、南洋风味的中文少儿图书是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例如“狮城往事绘本系列”及《外公的小房间》《三轮车跑得快》《辛苦了红头巾》《妈姐的金鱼灯笼》《辛苦了苦力叔叔》等作品，都突出新加坡本土文化的接入，这样可以更容易被解码和接受。社会组织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新加坡书籍理事会通过“亚洲少儿读物节”活动与中国湖南少儿出版社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出版优秀的中文少儿图书。[13]另外，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作家跳出出版业限制，从本土文化出发，积极开展跨界合作，成为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例如受访者一与上海商业组织合作进行“68号星球”主题绘画创作。整体作品以石库门、外滩、徐家汇教堂、浦东新区等独具上海特色的景观为背景，角色则包括其绘本中的经典原创角色企鹅小P、刺猬棒棒、小狗呱呱和合作方原创代表角色“Crystal”，将新加坡本土绘本作品中的经典形象呈现给中国受众，通过文化跨界合作提升本土文化价值以及商业价值。从新加坡的实践经验来看，中国本土中文少儿图书同样可以顺应全球化浪潮采取一种“文化再借用”策略，即中文少儿图书出版可以先从已经被西方国家借用并且推广的文化资源入手，进行在地化创作，借用已经走出国门并获得世界性认知的文化形象进行中文少儿图书的推广。
（二）空间挤压下的突围
新加坡与中国在中文少儿图书出版情境上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在保存中文文化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一致性。新加坡面临的问题是普通民众的中文阅读能力在下降，相对应的是中文阅读人群在减少。有限的中文出版市场又受到外来出版物的挤压，如何在有限的阅读空间里保持中文少儿图书的独立性，留住受众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中文少儿图书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但也应该看到，新加坡的教育界特别是华人家庭对于中文少儿图书依然有很大的需求，这样本土中文少儿图书的需求旺盛与本土作品数量不足，以及内容与读者认知缺乏匹配度也成为其出版业面对的主要矛盾。
在此背景下，新加坡政府与社会组织将以本土文化和传统华文文化为基础的绘本的出版作为突破口，在狭小的空间中为中文少儿图书出版开辟了一条道路。这些绘本不仅成为儿童喜爱的读物，也跨越了年龄和种族等人群特征，甚至进入了亚洲其他地区图书市场，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优秀载体。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政府、社会组织、出版社坚持文化价值主导为核心，以本土社会组织为主要力量，挖掘本土文化，重视文化复归，开展中文少儿图书创作，围绕中文IP来丰富中文文本生产，特别注意保护出版中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赋予中文绘本很大的生产与推广空间，有效地保护和扩展了原来已经式微的中文少儿图书出版，其文化价值主导模式值得我国中文少儿图书出版借鉴。
（三）盈利与情怀的博弈
在认同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模式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然该国中文图书出版有保存中华文化的功能，客观上也推动了中文图书阅读在国民中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文图书阅读人群数量萎缩的倾向，但是该国许多图书出版是基于利润导向的，在文本内容的选择上以读者的喜好为主要生产动能，迎合读者的要求就可能使文本质量存在弱化的可能。另外，新加坡读者市场狭小，对于中文图书的容量有限，而相对的作者选择也有限，如何有效地在如此狭小的市场空间里充分激励作者的创作灵感，同时又保持市场的和谐有序，避免无效的或者负面竞争，是新加坡市场面临的课题。如果出版机构在内容开发上存在的竞争缺乏必要的调节，就可能对于兴起的中文图书市场特别是图书内容开发的效果造成损害。虽然新加坡有类似于新加坡华文出版协会等民间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对于出版机构并没有严格的生产规范，并不能有效协调图书开发中出现的违反行业规范的行为。中国的少儿图书市场当然比新加坡要庞大得多，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也更加完备，而从事图书产品生产的人群也更加复杂，但是新加坡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在相关图书产品开发中需要注意的。
（四）文化的冲突与协商
虽然新加坡中文图书特别是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中文绘本出版有了一定扩展，但是由于英文在该国普及率的上升，以及西方文化对于该国的影响，中文图书依然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中文图书的出版商基于自己的文化认同，虽然很愿意出版中文图书，但是中文图书的商业产出相对于英文图书差别很大，仅仅依靠情怀作为图书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效果甚微。此外，这个市场在英文文化为主体的情境下，还受到其他亚洲国家出版物跨文化传播的挤压，这些来自亚洲特别是日本的文化重视文化临近性，与营销目标市场的本土文化相融合，而不是生硬地入侵和替代，从而在新加坡当地扎根并成为拥有本地文化地理性的本土亚文化，这种融合的文化虽然由于近期新加坡当地新兴绘本生产者的出现而在粉丝群扩展上遇到一定抑制，但是已经有了比较高的文化认同度，以及相应的对于该种产品的品牌忠诚度。此外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作者通常并非专业作家，只是在意识到该领域的可能机会而转入这个市场，他们相较于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少儿图书创作，还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在其他地区的中文少儿出版物还没有充分开发新加坡市场的时候，本土的作者可以有相对舒适的生存与拓展环境，但是如果随着竞争的加剧，中文国际化的趋势也会蔓延到新加坡的中文图书出版市场，挤压本土作家的生存空间。因此，新加坡的中文少儿出版迫切需要找到有效盈利模式，在本土化优势与出版总体上的零散和非专业化间寻找平衡点。中国与新加坡一样，在中文少儿图书出版方面面临来自其他国家文化输出的影响，在政府支持之外，如何使用优秀的出版文本，包括知识产权的有效交换来获取利润，同时保留该国本土文化的精华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通过对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的生态学研究不难发现，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市场在面临多种发展困境时所采取的相关应对措施，在国内图书出版市场所施加的整体结构性限定的背景下已经尽可能地扩展了中文少儿图书的生存空间。与中国庞大的图书市场相比，虽然新加坡图书市场体量微小，但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在文化交流、碰撞日益密切、激烈的现实情况下，其文化价值主导的模式依然能够为中国少儿图书出版提供参考和借鉴。新加坡因其独特的地理、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全球化语境中所形成的文化混杂状态实际上正是现在以及未来我国文化发展所要面临的现实状况。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借用与改造的实践经验有助于我国相关产业去思考在面对各类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时的跨语际实践问题，即面对全球化浪潮，东西文化之间跨文化诠释、借用，乃至本土化的可能性。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生态系统与我国中文少儿图书市场运营生态系统就形成了一种倍数镜像式互文关系。在世界整体文化链条中，中国图书市场并非处在金字塔的顶端，面对世界各国文化尤其是欧美强势文化的大力冲击，中文图书作为我国文化阵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面临着愈加强烈的现代性冲击。面对这种冲击，我们采取何种策略做到未雨绸缪乃至因势利导为我所用，为我国文化生态系统提供生命动力，成为摆在我国出版业面前一个日益紧迫的时代命题，而对新加坡中文少儿图书出版的生态学考察或许为这一命题的展开提供一种可能。
参考文献：
[1]杨刚.山东出版集团:以书展为契机深度调研新加坡出版业[N].国际出版周报,2019-07-01(006).
[2]王润华,等.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M].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5:330-333.
[3]李鑫.新加坡社区管理服务“3P模式”研究及其启示[J].求索,2015(8):19-23.
[4]李勇.当代新加坡陈嘉庚从边缘到回归——兼论陈嘉庚精神的“本土化”[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9(2):61-65.
[5]徐小鸽.在控制与多元夹缝中播报国际电视新闻:新加坡案例分析[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0(13):139-160.
[6]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
[7]Fong Mary,et al.Communicating ethnic and cultural identity[M].USA: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3:146.
[8]Koichi Iwabuchi.Recentering globalization:Popular culture and Japanese transnationalism[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
[9]金佳.基于脑电信号分析的激励理论中内在与外在动机的机理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4.
[10]Jourard S M,Lasakow P.Some factors in self-disclosure.[J].Journal of Abnormal & Social Psychology,1958,56(1):91-98.
[11]Matt Hills.Fan Culture[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2:30.
[12]张桢.二十一世纪社:期盼第二个“黄金十年”[N].国际出版周报,2017-06-12(12).
[13]竹鸣.少儿出版国际化中新童书手牵手湖南少儿社与新加坡AFCC合作签约[J].中国出版,2014(23):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