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秦志华：上海辞书出版社
【摘 要】传统工具书在互联网时代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用户习惯的改变从根本上影响了传统工具书的编纂出版。但传统工具书所具有的工具性、原创性、历史性等特点，目前尚无法被互联网百科产品所取代，甚至可以为后者所借鉴。文章通过分析传统工具书在互联网时代存在的合理性，进而探讨其未来的发展路向。只有通过不断地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善于学习，勇于创新，传统工具书才能在互联网时代体现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关键词】工具书；辞书；迭代创新；数字化；网络版；互联网百科
在系统梳理《辞海》《大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汉语词典》等对于“工具书”概念的释义之后，可以总结出工具书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有非常明确的用途，即“供检索查考”：[1]二是有非常繁杂的类型一般常见的形式有字典、词典、百科全书、年鉴、手册、名录、表谱、地图、书目、索引等，在中国还有类书、政书等”。[2]
学术界和出版界一般概括地把工具书分为语文工具书、专科工具书和百科工具书三大类（也可根据工具书的基本性质和使用功能，分为检索性工具书和参考性工具书两大类）。
随着近10多年来国内外各种互联网百科产品的快速“野蛮生长”，似乎没有什么“知识”是通过互联网检索不到的，于是不少人对传统工具书编纂出版的未来开始抱持悲观的态度。本文无意对这些理性或非理性的意见予以辩驳也并不轻忽互联网对传统出版的冲击和影响，但我们还是准备回到传统词条型工具书编纂出版本身，结合对当前学术界、出版界的一些粗浅观察以及具体的编纂出版实践，从工具性、原创性、历史性等角度，分析其在互联网时代“存在的合理性”，并进而探讨未来几年工具书编纂出版的发展趋势。这里所谓的传统工具书，并不仅仅意味着纸质工具书，“现代工具书按载体可分为印刷型和电子型两种”。[3]当然，其间也会涉及一些与互联网产品的比较。鄙陋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工具书的工具性
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工具书”顾名思义就是为读者提供检索查考有关知识信息的专门工具。那么互联网时代传统工具书的检索查考功能是否就要让渡于搜索引擎或互联网百科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者的确不在同一个等量级上。随着4G、5G时代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语音搜索、图像搜索等互联网新技术的普遍应用，就检索的便利性而言，传统工具书是远远无法与互联网产品比拟的。而两者之间更大的差距，是知识和信息的储备量级。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辞典《大辞海》收词28.5万条，规模最大的语文辞典《汉语大词典》收词37万余条；而号称“全球最大中文百科全书”的百度百科，收录词条达2290多万条（且仍在不断增长）。从词条数量来看，两者似乎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但如果就检索的有效性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传统工具书恐怕并非是互联网时代的弃儿。
无论对于传统工具书还是互联网百科而言，读者/用户需求都是第一位的。但要满足这种需求，并不是得像某些互联网百科那样把所有强相关、弱相关甚至不相关的内容或信息都搜集、堆积起来才是最佳选择。在这里，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传统词条型工具书（辞典）的编纂方式。传统辞典的编纂首先是要解决读者某方面的查检需求，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收词，编赛者需要明确收词总量、收词范围、收词原则，同时对编排体例（查检方式）、释文体例（包括结构、篇幅等）作出规定以《辞海》（第七版）的收词为例，通常由各学科的分科主编会同出版社的学科编辑，根据本学科自身特点，按照各学科相对篇幅占比，对必须收录的词条进行论证后形成初步的词目单，再组织相关专家学者撰稿或修订这样的编纂方式，用互联网术语来表述，即PGC（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专业生产内容；也称PPC，Professionally-produce Content）模式，与互联网百科所习用的UGC（User-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也称UCC，User-created Content）模式相比，显然是各有侧重的。
相对来说，传统辞典PGC模式的收词更有系统性、科学性，更有结构、有层次，能适当兼顾知识点和知识面。扩而言之，传统工具书的编纂，其出发点就是从专业学科的角度，由编纂者有意识、有选择地为读者/用户提供应知须知或是可能需要的知识和信息，这些知识和信息经过专家学者的挖掘、梳理、整合，以某种体例汇编在一起。反观UGC模式，用户所“生产”（提供）的词条虽然基数庞大，却有极大的随意性，或因自己兴趣所在，或为自己方便上传（暂不论版权问题）。然而，毋庸讳言，与传统工具书相比，一是当互联网百科词条“生产”出来，后续的内容修订更新在众多互联网用户积极参与的理想状况下将更为迅捷，也有可能更为全面（维基百科在这方面的探索给予我们很多启示）；二是互联网百科词条的数量决非一部乃至几部传统工具书所能企及，就一般意义上的查得率（满足需求多样性）而言传统工具书亦难望其项背。[4]
因此，传统工具书作为读者系统求知、深入研宄的指南或入门工具，更注重某个细分领域读者需求的有效性，以提供专业知识检索为目标。而目前互联网百科所追求的词条数量的迷思，虽然广义上丰富了知识信息的内容（且不论其是否存在为门户网站导流的目的），但就其“生产”的随意性——用户提供、收词无据、质量参差、内容混杂、信息冗余……，即难免与读者/用户的知识查检需求南辕北辙。就工具性这一点来说，两者各自的定位不同、功能不同，目前尚无法互相取代。
二、工具书的原创性
王宁先生曾把辞书编纂分为原创、扩展模仿三种类型，认为原创的辞书最费力气，价值也最高》。[6]我们认为工具书的原创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选题的原创性。
任何一部工具书的编纂，大都是为了适应某领域的学科发展或满足某部分读者的需求。工具书的原创性首先就体现在其选题立意上。为什么编，编给谁用，这是关系到一部工具书是否成立的根本性问题。许慎《说文解字》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尔雅》作为我国第一部解释词义的辞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后世各类语文辞典的编纂奠下了坚实的基础，即在于其编纂的目的非常明确。近代以来，《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的编纂，从选题角度讲，也都有其鲜明的原创性。上海辞书出版社原社长巢峰先生曾牵头编制了1979—2000年长达22年的工具书编纂出版规划，包括《法学大辞典》《经济大辞典》等几十种专科辞典，均可以说是原创性的工具书选题。在互联网时代，基于编纂者（团队）对学科发展的认识，对学科需求的了解，对学科信息的研判，经论证而确立的原创性工具书选题，目前仍是互联网百科的编纂方式所无法替代的。
（二）内容的原创性。
传统工具书的编籑是一项费时耗力的工程。以《汉语大词典》为例，从1975年启动编纂，到1994年全书12卷及索引1卷全部出齐，10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编写，积累资料卡片近1000万张。判断一部工具书是否属于原创，很重要的一项依据就是其内容的来源，是从资料卡片（语料库、数据库）开始搜集材料、分类归纳，还是东拼西凑、辗转相袭甚至直接搬运。由于工具书本身所具有的客观性、稳定性特点，人们对于其中一些知识、资料或事实可能具有共同的认识，比如对一个词语的释义，对一个地名的描述，对一个纪年的考证，但必然会有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或措词来汇辑。因此，内容是否原创，是关系到一部工具书能否行之久远的关键性问题。出版于20多年前的《敦煌学大辞典》，因其首次全方位系统总结了敦煌学研究成就，至今仍是该领域的必备工具书，2016年还被译为韩文在韩国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之一的荣新江先生在《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编纂工作会议上忆及当年为撰写海外敦煌学论著的相关条目，他在欧美多家学术机构访学期间查阅了大量第一手外文资料。唯其如此，撰写出来的条目才会有长久生命力。
（三）形式的原创性。
工具书的形式，包括编排体例、出版方式（纸质书或数据库），是关系到一部工具书是否便于传播的系统性问题。传统纸质工具书的发凡起例，基本是与选题立项同步的，也是与内容的撰写直接相关的。工具书的编排方式无论是分类（如《中华大典》）还是编年（如大事年表），是部首（如《说文》）还是音序（如《新华字典》）没有绝对的优劣高下，一是根据内容来设计，二是考虑查检便捷度。甚至有些较为奇特的编排方式，也是契合了部分读者的实际需求，如倒序词典（“按照词头的尾字、尾字母或尾音节为序编排”——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四角号码字典等。进入数字化时代，传统纸质工具书的编排体例的重要性似乎没有那么突出了，通过模糊查询、高级查询等手段能快捷地搜索到数字工具书中的相关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本用于编排的相关基本信息就可以弃之不用。一部较为理想的数字化工具书，反而对各类基本信息的要求更高，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知识信息间关系的正向或反向构建，以及内容数据的挖掘和重组。这些基本信息都需要编纂者有意识地去整理或再整理。
三、工具书的历史性
陆尔奎先生曾开宗明义地提出：“国无辞书，则无文化之可言也。”[7]徐庆凯先生又从六个方面梳理了辞书的文化价值：反映社会的文化水平，显示国家的文化实力；荟萃本国文化精华，积累人类精神财富；传播文化知识，满足读者的文化需求；奉献文化成果，推动文化发展；推广语言文字规范化强化语言文字作为文化主要载体的功能；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提高世界文化水平。[8]工具书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决定了其独特的历史意义。
（一）构建话语体系。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2018年8月，他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里所谓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与互联网上原生并流行的新词新语毫不相及，而是与新时代的理论创新、范式创新、实践创新相伴产生的。工具书的重要作用，就是从记录那些创新活动的学术期刊或新闻报道中，把不断形成过程中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通过人工或技术的手段遴选出来，并将其置于一定的框架系统内，予以规范的定义和适当的解释。由此可见，工具书对于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话语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二）服务学科发展。
无论语文工具书专科工具书，还是百科工具书，大多是在充分吸收己有研究成果、据有大量资料事实的基础上，结合编纂者对学科发展的认识，对学科（读者）需求的理解，以客观、公允的方式回顾总结前一阶段的研宄发展状况（包括名词、术语、概念、定义等），藉此夯实下一阶段相关后续研宄的基础。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仅需要一部学科发展史，往往也需要一部专科工具书，两者互相结合，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系统的、适当的梳理总结。
（三）沉淀知识记忆。
历史是层累地形成的，知识也是如此。每一代人的知识记忆，尤其是他们对于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认知可以通过各式各样工具书的编纂出版，通过一个一个知识点的汇聚，形成兼具历时性和共时性的集体认知，反映一个时代的整体知识体系水平。因此，工具书往往又被称为“时代的档案馆、里程碑和大事记”。与互联网求新求快的原则不同，工具书多以准确性、系统性、稳定性为圭臬，并且通过定期修订的方式，实现知识体系的新陈代谢。如从1979年版开始，《辞海》每10年修订一次，至今已修订了四次；《中国大百科全书》1993年编纂出版第一版，2009年修订出版第二版，目前正在编纂修订第三版（分卷征求意见本于2020年底陆续出版）。
四、传统工具书编纂出版的走向
无论是传统工具书还是互联网百科产品，对于读者/用户而言，不仅要查得快，而且要查得到；不仅要查得到，而且要查得准如果读者/用户无法得到所需要的相对准确权威的知识，那么其他一切都是舍本逐末所谓工具书，就是要提供较为准确的、可以被参考的知识信息。但定位于内容权威、准确的同时，工具书的编纂出版也不能固步自封更要勇于自我革命，善于迭代创新。
（一）选题内容的创新。
工具书的定期编纂修订，固然是其与时俱进的一种方式，但如前文所述，其短时期内在更新的速度、内容的广度方面是无法与互联网百科相颉颃的。因此，工具书要体现竞争优势、实现错位发展首先需要从选题内容的创新上着力，即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充分依靠核心作者编辑团队的主动性，聚焦国家战略，对接学科进展，围绕内容驱动，尤其重视前沿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工具书的编纂把自身所擅长的PGC模式运用到极致，固根基、扬优势，同时借鉴互联网百科的产品思维来研宄读者需求、寻找市场痛点，不断在“专精特新”上做文章，开辟一块无法被替代、侵占的“根据地”。而在纸质工具书目前还比较占优势的某些领域，如儿童百科、学生词典等，也需要在选题、内容、形式方面形成鲜明特色，实现融合发展。
（二）编纂方式的创新。
工具书的编纂要加快走出原有的传统模式，即埋首于故纸堆，抄卡片、写释文，在承续前辈“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善于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通过算法设计、数据挖掘、知识图谱等，推动工具书编纂的技术革新，不断释放编纂者的创造力，另一方面，要坚持开门编纂，推进在线编纂，实现即时编赛，通过工具书协同编纂平台等的开发建设，逐步形成用户参与编纂、专家审核内容的PGC模式。进而言之，无论对于编纂团队还是出版机构来说，编辑出版一部工具书都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其编纂工作的一项阶段性成果，更为理想的做法是借由编纂出版过程中对专业资料的系统梳理，将相关的论文著作、课件实验等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垂直领域的专题数据库并不断更新扩充。
（三）出版形式的创新。
近些年来，我国工具书的出版形式日益多样化，包括数据库形式，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第二版数据库、《辞源》（第三版）优盘版、《大辞海在线数据库等；客户端形式，如《现代汉语词典》APP、《新华字典》APP、《汉语大词典APP（另有网页版）等。此外，《辞海》网络版（包括PC、APP、微信版）在纸质版基础上纵向扩充音频、视频、图片等多媒体资源，设计推荐阅读、延伸阅读以及知识导图、知识专题等，可以说己经具备了融媒体辞书的基本模态；[9]商务印书馆的语言资源知识服务平台（涵芬APP）、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聚典数据开放平台，横向整合相关内容资源，突破了单本工具书的概念，又各自往前跨越了一步因此，工具书选题立项初期即要根据自身特点来规划设计其出版形式，以开放务实的态度去积极探索具有一定前瞻性的产品矩阵。
结语
传统工具书的编纂，是编纂者编纂意图的一种贯彻，同时满足读者某方面的知识查检需求，但是对于读者溢出其范围的需求是无法穷尽的；反之，互联网平台通过大数据的采集，基本能够对用户的知识信息搜索需求都有所反馈，虽然其内容质量有时偏差较大。因此传统工具书的编纂出版，一方面要坚守自身使命、明晰自身定位、立足自身优势，始终保持权威性、准确性，更要善于运用互联网创新思维，走出舒适区，迎接新挑战主动向互联网百科学习、与互联网平台合作逐渐由单一的知识查检功能向系统的知识体系构建去发展进化，进一步融入互联网时代的现代知识服务进程。
注释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七版)"工具书"[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
[2]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工具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3]大辞海编辑委员会.大辞海(文化､新闻出版卷)"工具书"[M].上海:海辞书出版社,2015
[4]黄春宇.陆谷孙谈"汉英大词典”的编籑:好词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高[N].文汇报,2015-03-27.
[5]工具书是否具有原创性?工具书是否属于汇编或编辑作品?关于这类问题,法律界人士目前尚无统一意见.从之前相关著作权案件的判例来看,倾向于认为工具书属于独创性作品,参见《<现代汉语词典>被侵权案终审判决》,《中国语文》1997年第5期.但由于工具书种类较为繁多,恐怕还难以一概而论.
[6]王宁.论辞书的原创性及其认定原则[J].辞书研究,2008(1).
[7]陆尔奎.《辞源》说略[M].辞源.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8]徐庆凯.辞书的文化价值[J].辞书研究,2012(3).
[9]吕靖.数字时代:纸质辞书的挑战与融媒体词典的机遇[J].出版广角,20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