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石静：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摘 要】面对“移动+”的传播生态、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编辑作为专业体现媒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职业人，如何在话语权转移中合理体现把关人的控制引导？如何在继续扩大的智能化、交互化、市场化、线上化的工作情状里保持媒体的专业性与职业素养？如何通过媒介表征改造单向度用户，在实现引导的同时培养理性、思辨的用户？这是编辑身处技术制造的喧嚣的媒介景观中为保障传播力品格需要思考的立身问题，也是为拓宽传播力路径需要思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是编辑个体在传播引发的消费社会的关系变动中，嵌入、脱嵌、再度嵌入的如何自洽的自我认同问题。
【关键词】移动+传播；编辑；传播力
当媒介技术演进至移动传播时代，梅罗维茨秘密曝光器的比喻己经难以全面准确地显现媒介影响力。媒介己然从外挂于用户的权力、商品、符号、意识形态机器，进阶为人体器官、人的意识思维与交往行为，在缔造智慧生活的同时推动技术、人、社会之间交互认知关系的建构、解构与重构。据第46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至2020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9.32亿，手机上网率99.2%，手机网络购物用户7.47亿，手机网络支付用户8.02亿，移动支付金额稳居全球第一，电商直播成为上半年增长最快的个人互联网应用，短视频成为新闻报道新选择、电商平台新标配，更多“+支付”的应用场景得到了拓展，网上外卖、在线教育、网约车、在线医疗等数字服务蓬勃发展。[1]面对此种“移动+”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传播生态，编辑作为专业体现媒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职业人，如何在话语权转移中合理体现把关人的控制引导？如何在继续扩大的智能化、交互化、市场化、线上化的工作情状里保持媒体的专业性与职业素养？如何通过媒介表征改造单向度用户，在实现引导的同时培养理性、思辨的用户？这是编辑身处技术制造的喧嚣的媒介景观中为保障传播力品格需要思考的立身问题，也是为拓宽传播力路径需要思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是编辑个体在传播关系引发的消费社会的变动中，嵌入、脱嵌、再度嵌入的如何自洽的自我认同问题。
一、“移动+”传播下编辑传播力的新机遇
传播力是媒体生产能力、传播能力与影响力、竞争力的综合体现，依赖于编辑借助信息生产与传发平台将信息内容传递给用户，经过周期、规律的推送行为与系统、开放、动态、调试、持续的交往实践，最终实现传、受两端的牢固连接。媒体传播力一如媒体公信力，生长于日常新闻生产与消费，在话语权交替的传播过程中建构、扩延信息传播结构与互动空间，以媒介现实影响用户的现实认知与行为，最终为媒体获得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在“移动+”传播环境里，新的生产传播流程为编辑维护、强化媒体传播力提出了更多机遇、挑战，一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网络建构了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2]
1."移动+”让编辑传播力从地方空间弥漫到流动空间
“移动+”传播移动化、个性化、交互化、智能化所构建的对话情境有效提升了用户信息生产与消费的参与度、满意度，拓展了人们的交往空间与智能生活体验，增强了技术赋予用户的自由感。同时，在网络社会中，“空间与时间，作为人类经验的物质基础，己经被转化了，流动空间支配了地方空间，无时间性的时间废除了工业年代的时钟时间”。[3]移动网络传播打破了意见表达需要固定空间、近身集结、公开表态的情状，分化为更多流动空间、私人空间的个体隐匿表达，这使得媒介话语传递的认同感、主导的社会动员与议题关注占据了地方空间流动空间、公共空间私人空间、拟态环境现实环境，形成了最广泛的话语传播。如果说“媒介控制着和塑造着人类交往和行为的尺度和形式”，[4]那么，移动网络则给编辑连接组织、群体、个体，实施传播力控制与实践媒介影响力提供了更多的媒介话语场域。
2“移动+”让编辑传播力体现个性化定制服务
截至2020年6月，游戏、日常工具、电子商务、生活服务类APP位列移动应用规模前四位，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网络音频、短视频、网络音乐和网络直播构成我国移动传播的主要消费领地。[5]“移动+”网络服务一方面不断满足用户日常化、差异化的智能生活需求，刺激传媒经济，发挥长尾经济优势；一方面，它所提供的易操作、多样态的信息表达方式以及流量变现的现实利好，又极大刺激着用户生产内容的积极性，有效增加了用户对平台的使用黏性。在密集的信息输出与输入中，编辑“依据基本信息的协同过滤、‘去中心化’的智能分发、叠加推荐与热度加权等具体分发机制”[6]勾勒用户脸谱、了解用户兴趣，让为受众群像提供的信息服务逐渐演进为定制化、私人化的信息服务，为编辑传播力的提升构建了新途径。
3.“移动+”构架编辑传播力协同联动体系
移动式信息表达消解了传播与社会交往情境的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重构了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渠道、传播场域、传播内容、传播效果与反馈的新传播体系一一移动网络的话语赋权扩大了传播主体范围，组建了传播矩阵；“移动+”带来传播渠道的丰富性，传统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自媒体以及无人机、VR、AR、MR、AI、可穿戴设备等新媒体共同形塑了一个新的传播机制；个性化、智慧化的信息服务匹配着媒介场景和现实情境的灵活转场与切换；在媒介依赖的现实下，新媒体技术对自我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指导权重加强，解构与重塑着边界感、思维认知与交往方式。无论是传统媒体品牌栏目、优质图书资源、学术资源、影视类内容挺进三微一端、抖音、喜马拉雅等平台，还是网络直播与短视频弥合不同群体的广泛使用，又或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建设“防疫健康信息码”，利用“移动+”传播技术协力推进疫情的精准防控，总之，弥漫的传播生产着广泛的注意，万物皆媒的发展态势为编辑拓展传播力提供了协同联动的广阔前景。
二、“移动+”传播给编辑传播力提升带来新挑战
移动传播与人工智能构筑了新的媒介景观与信息消费社会。受众由信息被动接收者转变为生产型消费者，其主导地位在增强的同时凸显了新闻液态化现象，再加上传受关系中商业色彩的增加，使编辑传播力在新技术缔结的媒介生态中面临挑战。
1.去中心化的传播语境削弱了编辑传播力的专业品格
传统媒体时代，话语权掌握在小部分拥有媒介资源的信息制作者手中，传受地位在单向传播中区分明显。发展至移动网络传播，不仅进入了“媒介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合为一体的双向型、去中心化的交流模式为主导的第二媒介时代”，[7]更有学者认为到达了“以泛在网络为物理基础的、以沉浸传播为特征的泛众传播时代即第三媒介时代”。[8]诚然，媒介技术的发展实现了以克服时空束缚释放人的传播自由的目的，但同时，“全民皆记者”也形成了众声喧哗下议题分散、信息超载、情绪传播、不实信息横飞、内容劣质同质等现象，削弱了媒体“把关人”的控制权力与话语权威，消解了职业媒体人专业的新闻表达，降低了社会环境对职业新闻人的认可，增加了“把关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控制难度。
2.唯流量化阻滞了编辑培养理性受众
在文化批判领域，传媒总是和权力一起共谋，通过媒介话语制造欲望、传播欲望，并参与文化工业意义符号的生产与复制，新闻消费主义就是让“传媒着眼于公众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需求欲望的创造，对物的符号意义的强调及其所营造的‘消费社会’的氛围”。[9]基于追求“被消费”所产生的流量经济，新闻表达出现了“投用户所好”的标题党、蹭热点、新闻娱乐化、故弄玄虚、盲目跟风等操作，内容话题偏向猎奇、隐私、刺激、无聊，推崇用趣味类、异常类甚至反智类信息占据用户碎片化时间与流动空间。所培养的受众多停留在用时短、易于理解、愉悦感强、视频表达的浅层信息消费，这虽符合人的娱乐需求，但作为新闻消费习惯难免给编辑意图通过完整、深刻、逻辑强、调查类的长篇新闻报道培养理性受众带来现实瓶颈，难以构建理性探讨的公共话语空间与否定式思维；反过来，严肃议题的消解、公众独立思考与批判能力的缺失以及话语表达的趋同，也导致传媒行业与从业人员缺乏受众环境的高标准、严要求而营养不良。
3.算法推荐窄化了编辑与受者可交互的议题
基于算法的新闻推送在满足用户个人兴趣的同时制造了信息闭环，使得受众在自己感兴趣的内容里循环消费，失去了对更多议题的接触。这种固定议题圈层传播现象限定了编辑的影响力，区隔了编者与受众之间信息、观点的互补。并且，由于算法推荐不间断地将用户感兴趣的新闻、娱乐、广告、影视等内容反复告知个体，实现了用媒体话语表征对个体进行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的灌输、催眠与教化，造成个体逐渐丧失个性的丰富，而在信息茧房与内卷化中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控制下的单向度的人。
三、“移动+”传播下编辑传播力提升的路径
媒介技术始终在演进之路上，新媒体必然还会有更新的面貌呈现，但无论新技术发展至什么阶段，“新媒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媒介的消亡，而是会将旧媒介变为它的内容”。[10]这就意味着编辑既要有坚守的选择，也要有发展的眼光与思维，根据需要适时调整编辑服务的思路观念与手段，以适应新的传播环境。
1.调试编辑传播观念。建构移动传播思维
媒介实践既不能脱离于其所身处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生态，需要在相互嵌入的认知基础上理解共同语义空间中权力、框架、结构、功能、文化心理与媒介发展的作用与反作用；又需要将媒介单独抽离出来对媒介系统的运行与规律进行脱嵌式研宄，审视其如何实现特殊社会功能与价值。所以，在“移动+”传播环境中讨论传播力的提升，就需要编辑具备嵌入、脱嵌、再嵌入的思维转换，既要继承传统媒体时代形成的良好的新闻职业传统，还要具有媒介研宄前瞻意识，善用传播新技能，在新的传播体系里发挥新闻媒体的功能属性与责任使命，重塑并强化媒介传播力与影响力。
另外，移动传播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固定”与“边界”的突破，从而形成移动终端用户随时随地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如果信息内容符合用户趣味，就有可能伴生更多互动行为；如果信息获取与阅读体验不佳，移动用户便会直接放弃并转投其他内容或平台。这种“充满变数的即时选择”给编辑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需要编辑积累移动传播的使用体验与观察去更好地理解用户需求，从而联合团队研发适宜于移动传媒、操作简单、交互性与传播性强的使用功能、小程序等，以贴合用户在移动传播即时情境中的信息需求。例如《人民日报》客户端创意出品换军装、换民族服饰的小程序就是符合用户趣味与移动传播特质的新媒体产品。
2.强化编辑媒介素养，提升编辑移动传播专业能力
从20世纪30年代欧洲学者最先提出媒介素养概念至今，国内外相关媒介素养研宄的具体表述与涵盖多有不同，但核心命题大多围绕如何看待媒介，如何理解媒介、信息与意识形态、文化的关系，如何培养公民的信息传播素养与理性思辨能力等。媒介素养是伴随传受关系存在并发展的，编辑应当具备较高的媒介素养，才能当好有着眼高度、思考深度、考量广度、传播力度的专业把关人。把关人不是新闻作品的粗鲁剪除者或唯市场是从者，而应是确保信息产品质量与水准的守护者，通过提高自身的媒介批判意识与分析辨别能力来提供高质量的信息产品，用作品传递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与道德素养、科学素养、文史素养、法律素养，引导与培养理性公民。所以，编辑的媒介素养对移动传播尤为重要。
就专业能力而言，移动传播要求编辑具备海量信息处理能力，能够快速甄别、遴选出有价值信息；具备处理信息超载的信息降载能力，从而缓解用户面对大量信息无从下手、查询路径繁多、难于鉴别、无暇思考的淹没感；还要练就利用新媒体技术集采、写、编、评、摄于一身的融媒体表达技能，以提高应对突发新闻的能力；在具体作品中，标题、事实、细节、观点、图片、声音、画面等要力求客观、全面、准确、真实，避免“用速度牺牲真实、只要新奇不要真实”的错误做法；“对于手机客户端App新闻编辑、拆解新闻编辑，甚至谷歌眼镜、iwatch等可穿戴客户端的App编辑等，还要能围绕移动端的工作特点推出相应的移动程序，重新设计内容版块，重构工作流程”。[11]
3.深化“编辑+”参与式传播，发展联动生产与衍生品开发
实时参与分享是移动传播的一大特点，“参与”不是仅指某一方的偶然分享，而是知晓需求、表达需求与满足需求的长期对话过程，并通过参与式对话最终实现个体能力的提升。为此，需要坚持移动优先原则，强化“编辑+”思维，拓展“编辑+”实践，由编辑联手打造适宜于移动媒体传播的精品内容池，实现从内容到渠道、从包装到营销、从传播到服务的媒介矩阵联动生产与传播。这既符合编辑工作所含的价值理性，也提高了参与式传播的质量。
同时，积极发展产业纽带，开发媒介衍生品市场。除了内部编辑人员与研发团队、设计师等，还应发挥网络社会并行生产与协同过滤优势，招募用户志愿者参与移动传播产品与媒介品牌衍生品的创意设计；注重线上“微传播”与线下体验式项目合作，将媒体同用户个体、经营主体、生产企业、经销商、当地政府部门和相关社会力量项目化连接在一起；通过用户参与分享、社交软件推荐、虚拟群体传播等方式扩大信息产品的设计、生产、传播，塑造大众参与、效能广泛、功能全面的传播平台。例如一些知名主持人、访谈栏目、期刊、书店等凭借开微博、建微信公众号、进驻视频平台、制作移动端知识付费音频视频课程、创建读者群、直播带货助力社会公益、联合学校博物馆开发研学项目等多种方式辐射媒体品牌影响力。
4.提升编辑在新媒体环境下与受众对话的能力
移动编辑的角色是信息传递者、需求探路者、服务提供者、智性导引者的叠加，简单说就是“以回答受众问题并向他们提供各种资源和工具为主的服务，把编辑的责任与触角延伸到诸多受众期待的领域”。[12]要发挥编辑多重角色的效力，就需要提升编辑的对话能力。具体来说有：第一，丰富融媒语境下的表达手段，利用可视化方式或VR、AR等沉浸式媒介增强用户阅读信息的现场感；第二，细分用户圈层，了解全媒体新生代阅读用户的特定需求，提供匹配话题与手段，实现精准、精选的信息服务；第三，拓展对话场域、保持对话频度，以增加用户平台使用黏性；第四，在嘈杂的声音中建立权威解读，用优质内容构建品牌，将移动交互关系转化为具体场域、对象、主题的现实交互实践，借助媒介品牌，发挥社会动员、组织社会实践，用媒介影响力传播正能量，推动社会的文明建设。
“想象一种语言，也即想象一种生活方式。”[13]移动传播与智能技术的融合作为突破时空限制的“对话交流”，模糊了社会交往情境的边界，为用户构建了可以感知与交互的智慧生活图景——这是人类想象力的技术表达，也是技术对人身体与意识的延伸。基于此种意义，编辑必须建立更宽泛的移动想象思维，扩大对移动媒介的外延认知，在全景时空下充分把握移动传播特质，在交互中保持把关导引、内容优质、生产专业、表达创意、用户体验优化。总之媒介的进化不是自然选择，而是我们人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人类的自然选择”，[14]编辑身处其中的选择与传播是为未来之媒编辑传播力的延续立下专业基石，更是在“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秩序”。[15]
注释
[1][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B/OL].http://f.sinaimg.cn/tech/60048718/20200929/CNNIC46.pdf.
[2]胡翼青主编.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20.
[3][美]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的终结[M].夏铸九,黄慧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
[4]胡翼青主编.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25.
[6]赵志勋.短视频提升传统媒体传播力路径建构[J].中国出版.2020(24):3638.
[7][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6.
[8]李沁.沉浸传播的形态特征研究[J].现代传播,2013(2):116-119.
[9]秦志希,刘敏.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J].现代传播,2002(1):42-44.
[10]崔林.媒介史[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11.
[11]郝香.移动阅读模式下新闻编辑的角色重构[J].编辑学刊,2017(1):102-106.
[12]郭立群.论新媒体时代编辑应提升的几种能力[J].学术交流,2016(11):195-199.
[13][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70.
[14][美]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
[15][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