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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读懂孔子——兼谈“孔学”著述的阅读选择

2021-06-25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程方平
  编者按 当下处于移动互联网时代,这让我们获取信息或者知识的渠道越来越便捷,但“碎片化”浅阅读已经成为困扰读者的一种文化现象。通过深阅读,有助于获得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从而到达智慧的彼岸。

  要让阅读成为一种思想的抵达。本版特开设“深度阅读”版,助力读者实现从浅阅读向深阅读的跨越,这也是推进全民阅读深入开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为帮助大家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首期推出程方平先生的文章《今天我们如何读懂孔子》,以飨读者。

  进入21世纪,100年前曾出现的“打倒孔家店”倾向,又开始回摆,在“复兴国学”的旗帜下,孔子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开始热起来,中国的文化教育界又开始重新认识孔子的价值。作为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孔子及其思想再一次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各方面关注的重要内容,出版的各类相关著述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为了在浩瀚的书海中选择理智的路径了解孔子及其思想,特对可见的“孔学”著述做一个简要梳理。

  一

  孔子是不可否认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但孔子的思想也是有其渊源的,不是凭空产生的。根据《论语》等可信典籍所载,孔子本人曾向老子、苌弘、郯子、师襄子等请教,并与同时代的贤达子产、季札、晏婴等有丰富的交集,与各类人士共同探讨现实和理想。孔子自幼曾感受和体验过西周的礼仪制度,因年少时家境孤贫而能体谅民众的疾苦,做过诸侯的门客或小吏,直至做到鲁国的中都宰(52—53岁)。其具有较为广博的知识技能,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24岁即有学生追随。他曾陆续关注、钻研《诗》(民情、志向)、《书》(官方文献、“五行”和“允执厥中”的中道思想)、《礼》(等级制度规范)、《乐》(配合礼仪宗教陶冶性灵)、《易》(阴阳及变易、不易、简易之道,位、时、中等哲学思维)、《春秋》(历史和忠义伦理)和《老子》(政治选择、消极的智慧)、《管子》(管理及治国平天下之法)等,使其晚年专门从事的教育有了经典教材,并为后世文化教育的发展确立了基础经典。

  可以说,孔子的所作所为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和伟大的“文艺复兴”,是集其生前中国思想智慧之大成的结果。所以,要准确了解孔子,就应该了解其生前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就孔子谈孔子很难对于孔子的贡献和其价值做出合理准确的判断。为此,可以在了解孔子之前,先选一本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或教育史(如蔡元培、胡适、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张岱年、钱穆、侯外庐、任继愈、毛礼锐等人的著作)“垫底”,由此可知孔子的贡献及其超越前人的卓越。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孔子的思想和作为具有重要的原创性,即具有雅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文化价值,当然也必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在中国历史上,庄子、王充、李贽、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陈独秀、鲁迅、吴虞、张东荪、吕振羽、冯天瑜等虽都有攻击和批判,但并未改变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基本尊重,并都曾下过功夫阅读孔学的经典。

  五四运动刚刚过了100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犹在耳畔,但当时要打倒的“孔家店”是否等同于孔子及其思想,相关的争议和困惑从未中断。研究者或判断孔子为改革家、民生领袖,或攻击孔子为保守派、维护奴隶主统治。各类政治及学术人物均有对孔子及其思想的个性化判断。清末,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欲借孔子的影响宣传改良思想,使用的是传统“今文经”学的一贯手法。只不过他既希望为统治者服务,也要求统治者改善。

  从近代开始,此起彼伏、各领风骚的自由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科学主义、人文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启蒙主义、学衡派、东方文化派、新儒家、新士林、孔教会等的代表,都参加了有关孔子及其思想的争论,代表人物几乎囊括了近当代学术界的所有翘楚,他们留下的著述至今仍受到读者的关注,不少出版社也再版了其中有持续影响的部分。

  近代以来,打倒所谓的“孔家店”,并非孔子当时确立的思想体系,而是统治者假借孔子名义建立的统治思想的营盘。就在五四时期,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张申府、张岱年兄弟即有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说法。最先喊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胡适,也在后来写的《说儒》中强调,要把历史上的孔子与偶像化的孔子区别开来。他们的道理都讲得非常明白,并延续了汉王充以来对于真、假(神化和谶纬化)孔子的探究。作为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影响下的著名学者范文澜、赵纪彬、郭沫若等,对于孔子的分析和评价都比较学术和具体,未有绝对性的否定。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包括部分科学技术领域)和教育研究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涉及对于孔子的研究与评价,引进西方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孔子研究的尝试也触目皆是。人们担忧的是,将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灌入西方学术的磨具中,定型的“成果”是否能准确揭示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面目或价值,而这种担忧至今并未缓解。

  从整体上看,孔子的思想是颇为丰满的,延展开来涉及今天的政治、哲学、经济、管理、道德、法制、教育、心理、礼仪、规范、评价等。看似孔子的思想很庞杂、很初步,但在人类文明的初创时代,这类现象是很正常、很普遍的。古代的思想家,大多注重于整体和局部间的关联,不似近代以来西方越分越细的研究范式或思路。想学习和借鉴历史,就不应苛求古人。要基本认定孔子在当时动荡的年代肯定是有理想、有责任、有正义、有抱负的思想家。后代有不少被称作“孔子”(如“汉代孔子”董仲舒、“王孔子”王通、“关西孔子”杨震和孔颖达、“基督教的孔子”利玛窦、“魏玛的孔子”歌德、“西方的孔子”杜威等)的中外贤达,在社会理想、探究理念、教育主张等方面,他们都高度认同孔子的思想,也有“与时俱进”的各类探索。简而言之,孔子思想的源与流问题十分明显,犹如喜马拉雅的雪水,在源头有一段相对单纯的流淌,而流中的变化或污染是后人利用的结果。

  二

  了解孔子,先要读明白《论语》,其次还可参与《孝经》、《墨子》、《孟子》、《荀子》、《礼记》(包括《礼运》《大学》《中庸》《学记》《儒行》等篇)、《左传》等,以及《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其中或多或少都有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和评价。

  《论语》传承比较艰难,仅在汉代就有“鲁论”“齐论”等分别,都属于当时传授的“今文经”(“古文经”注重文献真伪的考释,“今文经”则注重对经文的解读),以鲁人传授或齐人传授为别。后人的传承多以“鲁论”为主,含20篇;“齐论”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在亡佚千余年后又有出土简牍补证之。两种《论语》大同小异,不影响对于孔子主体及思想的了解,关注者主要是学术界。

  读懂孔子与读懂一切传统经典一样,先要有起码的文字基础。从古至今,研究和助读孔子(包括大量“孔学”或“儒学”)的著述不可胜数,为后人学习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同时也增加了学习者选择的困惑。仅《论语》的注本,自汉以来就有千余种,比较规范、被学界广泛认可、流传有序的主要有:东汉何晏等的《论语集解》、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宋邢昺的《论语注疏》、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和今人杨伯峻的《论语释注》等。以上版本多有重印本,当代各家的注释、选本和白话译本也非常多,而想深入学习或想登堂入室做些研究的读者,还要重点看上述经典注本。

  在传统的注本里,朱熹的注本在宋以后影响最广,且被视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是传统“小学”的基础教材。且朱熹本人对于整体的儒家经典均有研究,故在学理上、规范上有明显的权威性。

  在熟悉经典本身的基础上,对于孔子及其思想拓展性、挖掘性的研究,也可作为重要参考。如梁漱溟、顾颉刚、周谷城、张岱年、金景芳、高亨、嵇文甫、宋文彬、杨向奎、童书业、蔡尚思、吕思勉、钟肇鹏、吕振羽、周予同、岑仲勉、赵纪彬、李长之、王仲荦、匡亚明、赵光贤、李泽厚等的专著曾经影响一时,在孔子研究重归正常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学者汤一介在1985年曾联合梁漱溟、张岱年、季羡林、冯友兰等先生,创建中国文化书院。在改革开放之初,将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有力地推向全国和全世界。其晚年比照佛教《大藏经》和道教的《道藏》,还致力于主持《儒藏》的编辑整理,对于中国和世界学术界研究孔子及其思想源流有重要贡献。

  对于有某一专业背景的读者而言,除了可以在专业史的范围内了解孔子的贡献之外,也可以参考“类编”类的注释选文。在这方面比较下功夫的是,顾树森的《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类编》,其中对于孔子教育思想的分类注评很有学术功底,对于全面了解孔子的教育实践和思想颇有助益。

  能够帮助今人了解孔子、孔(儒)学内容的还有一些重要的工具书,其中既有曲阜和衢州(南孔)等孔子“家庙”的文献集成,也有《孔子文化大典》《儒学辞典》等非常专业化的工具书。后一类工具书主要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基本囊括了有关孔子和儒学的所有主要信息和概念。而在其后,则有中国孔子基金会所编的《孔子研究》杂志,除了大量孔子研究的专论之外,还经常介绍国内外研究孔子的动态、著述、学术会议等主要信息,并有阶段性的研究回顾。

  孔子的思想曾在全世界产生过广泛深入的影响,所以至今在联合国的机构中仍悬挂孔子的名言。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了解孔子在海外的影响以及外国学人的评价很有必要。尤其在中国对外持续开放,西方思想大量涌进中国的现实中,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孔子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价值和影响,有利于民族自尊和自信的确立,也有助于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及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在这方面,早年有辜鸿铭用英文撰写的《中国人的精神(春秋大义)》,在20世纪初再次向世界传递和展示了孔子和中国文化的价值与生命力。继之有林语堂用英文撰写的《吾国与吾民》和《孔子的智慧》,以其在世界学术和文学界的突出贡献和影响,而使其介绍孔子思想的著述,被列入美国的“现代丛书”。

  与孔学源流、真假孔子相关的,从消极的方面讲,是历代御用学者将孔子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利用对象;从积极的方面讲,则是顺着孔子的思想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造探索。而其中的拓展、变化往往被视为“新孔学”或“新儒学”的特点与贡献。其主要代表包括汉代的今古经文的传授者,包括董仲舒对儒学的谶纬化、神化改造,包括魏晋玄学对佛道的兼容,包括韩愈对儒学“道统”的强调,更包括宋代理学(张载、邵雍、王安石、苏轼、二程、周敦颐、朱熹等)、宋明心学(陆九渊、王阳明等)等的重要发展,以及夹杂在其中的“事功”“实学”等探索。这些“新”努力,或体现统治者意志,或为了在“三教争衡”中吸引更多信众,或为了儒学的普及与发展,或为了使文教事业和人才举拔具有权威、统一的标准。近代以来的“新儒学”,其发展和影响都是令人瞩目的。在中国大陆和港台澳地区,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励、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以及后来的刘述先、杜维明、成中英等,都有影响广泛的研究著述,已出版的图书也非常丰富。这些学者或社会活动家多以儒学复兴、理清学术源流、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也使学界和社会逐渐能有意识地反思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问题与偏向。

  在上个世纪末,杨焕英编著的《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直接编译了英、美、意、法、德、苏(俄)、越、韩(朝)等国有关孔子和儒学的权威文献,对于开始面向世界的中国人,是启发内观和树立自尊的重要借鉴。与之相应的是“中学西渐”的不少出版物面世,包括《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法〕维吉尔·毕诺 著 耿昇 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德〕利其温 著 朱杰勤 译)等。另外,有关明清外国传教士的文献及研究和一套8本的《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丛书(其中一本为《孔教乌托邦》),也是了解孔子和中国文化在海外影响的重要资源。

  从18—19世纪开始,不仅中国近邻日本、韩国、俄国(含前苏联)的“中国(学)”研究传递了国外研究孔子和中国文化历史相关成果的信息,欧美多国的相关研究也很出色。对此,不仅给中国的研究者提供了有别于传统和惯性的新鲜视角,也大大激励了中国的学者,如梁启超、陈寅恪、傅斯年、陈垣等,要将研究中国文化的优势努力地“夺回来”。

  和其他传统经典不同,《论语》是孔子教学的“实录”和学生的追记。读起来较为朴素、简单、便捷、明了,用心者必有感悟,是百读不厌、可为“座右”的第一经典。其内容的编排看似相对自然随意,但是明显地有自身的框架和层次,便于读者理解和形成认识。

  三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东亚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就是“儒学文化圈”,并主要受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从近代开始很多人会认为,这些原先曾在传统的“儒学文化圈”中发展的国家,在走入近代后都想效法西方,甚至意欲“脱亚入欧”,想尽办法“去中国化”。但在实际上,儒学的影响不仅依然如故,而且还由此为基础形成了二战后快速发展的现代化东亚新模式。对于孔子及其思想的现当代价值,东亚诸国和我国港台澳地区的体悟是最为深切的。

  早在上世纪初,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就在其著《诸子百家考》中称孔子是“东洋之大圣人”,“就全世界观之,《论语》之价值,已与《新约全书》竞胜。孔子之声望,已与释迦、基督颉颃。故予又目孔子为世界之大圣人也。”到30年代,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写了本名为《论语与算盘》的书,记载了他的成功经验和处世哲学与孔子及中国传统儒学的关联,后被包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在内的无数日本实业家尊为必读之书,也使日本的现代化并没有盲目地全盘西化,依然相信“和魂洋才”的价值选择。作为政治家的日本首相,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中曾根康弘曾说:“日本要把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想法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而2010年来华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则亲到曲阜朝拜,并书写孔子的话“温故知新”,想与中国共勉。

  与欧美各国学者的体验不同,原在“东亚文化圈”范围内的国家和民族,更能体验孔子思想的精粹所在,也最有宣传和传播孔子思想的热情。在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日本人论孔子》一书中,虽记述了德川时代出现过反儒思潮,但指出其所针对的主要是后世儒学的偏激者,如王(阳明)学后续。而在20世纪中后期,最早写成《孔子》电影剧本的也是日本人——著名电影编剧井上靖。在他写的《孔子》电影剧本(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前面,有这样一段话:“孔子的言论和思想,形成于他的流浪生涯之中,既充满了诗意,又饱含哲理,已经流传了二千五百年,并溶入了人类智慧的大河。”他用文学的方式、电影的技术和恭敬的心态介绍了孔子的生平与伟大贡献,是至今看到的最能体现孔子精神的文学著作。38集专题片《孔子春秋》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该剧本,且大大优于曾播放过的孔子电影和电视剧。

  即便在纯粹的西方,孔子的思想依然有可贵的知音。早在中世纪以后,启蒙思想家、西方近现代制度的重要奠基者伏尔泰等人就对孔子有极高的评价:“孔夫子并不是像人创立一种系统的物理学说那样发明了什么道德学说,他只是在所有人的心灵中找到了这种道德学说。”(伏尔泰《哲学词典》)“我相信,如果(上帝)任用哲人担任裁判,不是裁判女神的美,而是裁判人民的善,他一定会把金苹果奖给中国人。”(莱布尼兹《中国新论序》)“(孔子)可称为中国哲学者之王。”(莱布尼兹《致艾伦斯特的一封信》)“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霍尔巴赫《社会的体系》)他们一直认为,成功引领世俗社会良性发展的孔子,可以为刚刚摆脱宗教束缚的欧洲提供世俗化文明建设的重要参考,比之上帝,孔子是地上的、世俗的圣哲。

  在约200年后,美国学者赫·芬格莱特也写有《孔子:即凡而圣》一书,并有纠正偏见、“纯化”孔子思想的愿望,其思想既有伏尔泰们的思想印记,也与冯友兰曾提出的“抽象继承法”相类似,对于矫正世间对孔子的偏见和自虐式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为了使全世界都能受到孔子思想的积极影响,《论语》的对外翻译早在明清之际就已开始,且涉及多个语种。而流行较广的是理雅格(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马六甲英华书院院长,30年后返英,继续在英国传播孔子和儒学的思想)与辜鸿铭的英译本。前者属于字句严格对照的“硬译”,后者则在意译和文化背景上更下功夫。后来,当代著名翻译家许渊冲结合了前人之长,并力图兼顾“信达雅”,使《论语》英译又有了新读本。2000年以后,华语教学出版社的《孔子名言录》和商务印书馆的《论语初级读本》等,都有中英对照和简单的注释或提示,对于走出去、请进来的交流者而言,这些书都会有一定帮助。

  四

  2000多年来,尤其是近100年,对于孔子和儒学的批判时时有之,但整个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演变深受孔子的影响,仍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一个对自己的文化历史有充分自信的民族,是不怕有不同凡响和反对者声音的,甚至应该勇于直面各种质疑。笔者曾有意识地搜集并认真阅读过王充的《论衡》(内有“问孔”“刺孟”“非韩”等篇)、李贽的《焚书》、冯天瑜的《孔子教育思想批判》等批判性著述。对于这些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攻击、否定,今人和学界不必回避,而应以科学的精神直接面对,才有可能使研究和传承真正回到科学、理智的轨道,为寻求中国正确的发展之路找到借鉴和方向。通过阅读这些“反面”的文献了解到,许多的批判和攻击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少数学术性的探索也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孔子及其思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可以面对质疑和挑战,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不朽的价值总会被不断地发现和继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当今大中小学的教材或被推荐的读本中,鲁迅似乎常被作为坚定反孔的典型代表。《狂人日记》《孔乙己》等战斗性极强的文学作品如战斗的檄文在五四时期起到了振聋发聩、唤醒民众的重要作用,但今人若只倾向这一角度,就很难正确了解鲁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真正态度。其实,若全面阅读《鲁迅全集》,读者就可具体感受到,鲁迅的“反传统”是有资格、有针对性的,而非随意、绝对化地否定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鲁迅一生的著述中,平心介绍、积极赞美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语思想比比皆是。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明确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批志士仁人,具有孔子倡导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等精神,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人的脊梁”。

  我们的大中小学教材和推荐图书,对于国人认识孔子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是有明确导向作用的。切不可在当下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机遇中,因为偏见和孤陋寡闻让我们的读者和后代继续误解我们伟大的文明,将孔子的伟大智慧和理想弃之如敝履,使国人的自信和民族精神的滋养成为无源之水。

  中国人需要读懂孔子,就像犹太民族要读懂《旧约》,伊斯兰教各民族要读懂《古兰经》,西方人要读懂《圣经》一样。在各自的眼中,这些最重要的经典既是文字、文学、哲学、历史等教材,也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更是民族延续和兴旺发达的象征与准则。孔子的理想是建设充满仁爱与和平的世界,通过道德、法律和礼制建设及相关的教育,为理想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精神和人才的支持。当然孔子也看到,要实现这些理想,也会与人类的私欲、恶行、俗念形成冲突。为此,要坚守这些理想,就要有“舍生取义”或“杀身成仁”的准备。可见,孔子的思想是务实和严肃的,不能将中国文化简单地理解为软弱、阴柔,其本身就具有两面性,知行并进、刚柔相济。学为君子,为了伟大崇高的理想而百折不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孔子所影响的一代代志士仁人,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作为读者或研究者,每个人看到或理解的孔子,都会有自己、有所长专业的影子,因此不必完全契合或相同,若有点滴独到见解就能对学界和读者提供启发,就能提供个性化的体会和经验,这对孔子及其思想的理解和传承均有裨益。就像读小说《红楼梦》,一万个人读就会有一万个贾宝玉或林黛玉的想象或解读。但若认真依据《论语》,秉持科学精神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大体的把握是不易有过大偏差的。

  〔程方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什刹海书院等书院副院长,儒学教育研究会顾问,国际儒联编委,著有《隋唐五代的儒学》《程方平谈孔子》等书和《伏尔泰与孔子:东学西渐小议》等文,在任教育与科普研究所所长期间(1990—1998),与曲阜孔子博物院、东方人文研究会合作研究编篡《孔子文化大典》(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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