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黄晓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摘 要】阅读的社会控制是借用社会学的“社会控制”概念来描述一种阅读的社会现象，是指社会力量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作用于人的社会阅读活动系统，使之规范化，以适应、服务社会环境，从而维护整个社会活动秩序的过程，实际是根据一定的社会意志和原则赋予阅读主体以阅读权能，保障阅读资源、条件的供给，对海量的阅读文本的数量和质量等进行选择、优化、浓缩、规制并协调其内部运转的过程，这是一个开放的、可控的社会系统。本文探讨阅读的社会控制的概念、目标、缘由和内容。
【关键词】阅读；社会控制；文本
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Ezra Park）和伯吉斯（Ernest Watson Burgess）认为，一切社会问题都是社会控制问题。人们的正常生活、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为了保证社会运行的基本秩序，并尽可能使社会运行处于良性循环状态，每个社会都必须对其成员的行为有一定的约束和规范，这就需要一定的社会控制。由于社会阅读活动对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具有特殊的影响作用，因此，阅读活动一直是开展社会控制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同时，对人们的阅读活动进行适度的社会控制，也一直是整个社会控制中的重要内容。只有对阅读活动进行必要而恰当的社会控制，才能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维持阅读活动正常开展，促进阅读社会活动的进步和发展。
一、“社会控制”概念的引入
作为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社会控制”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在其1901年出版的《社会控制》一书中提出的。他在书中进行了大量的论述来说明为达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社会必须拥有社会控制机制，其基本含义为“社会对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所做的约束”。
在罗斯看来，社会控制是指社会对人的动物本性的控制，限制人们发生不利于社会的行为。他认为，在人的天性中存在一种“自然秩序”，包括同情心、互助性和正义感三个组成部分。人性的这些“自然秩序”成分，使人类社会能处于自然秩序的状态，人人互相同情、互相帮助、互相约束，自行调节个人的行为，避免出现因人与人的争夺、战争引起的社会混乱。但是，罗斯为美国社会设想的这种“自然状态”被19世纪末20世纪初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大规模移民所否定。
在现代的美国社会，初级群体和社区迅速解体，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社会交往的“匿名度”大为提高，人性中的“自然秩序”难以再对人的行为起约束作用，越轨、犯罪等社会问题大量出现。[1]罗斯认为，必须用社会控制这种新的机制来维持社会秩序，即社会对个人或集团的行为进行约束。他还认为，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宗教、个人理想、礼仪、艺术乃至社会评价等，都是社会控制的手段，是达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必要措施。[2]
20世纪60年代以前，罗斯的社会控制理论曾在美国风行一时。此后，社会控制的理论不断得到修正和充实。有的学者认为，把社会控制仅仅归结为控制人的动物本性，带有根本性的偏差，它否定了人的社会性，无法解释复杂的社会问题。
一般认为，社会控制是指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控制，泛指对一切社会行为的控制；狭义的社会控制，特指对偏离行为或越轨行为的控制。社会控制为社会成员提供合乎社会目标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模式，调适人际关系，制约和指导成员的社会行为，规定各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团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义务，限制它们之间利益竞争的范围，协调社会运行的各个系统，修正它们的运行轨道，调整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控制它们的运行方向和运行速率，使之功能耦合，结构协调，相互配套，尽量使各社会系统同步运行，避免大规模的对抗性冲突，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也是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学的结果。
从本质来看，社会控制具有明显的集中性和超个人性。其集中性是指社会控制总是集中地反映特定社会组织的利益和意志，不管它具有什么具体内容和采取什么具体手段，都服务于社会组织的总体利益和最高意志。超个人性，是指社会控制总是以某种社会名义，代表某个社会组织施行控制。
从作用来看，社会控制具有明显的依赖性和互动性。依赖性指社会控制只有依赖于社会实体才能起作用。这些实体包括社会组织、社会个人和传递社会规范内容的信息媒介。互动性是指社会控制通过社会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起作用。
从发挥作用的过程看，社会控制具有多向性和交叉性。多向性指控制主体多方面地将各种信息发射出去，而作为中间环节的多种信息传递媒介，又把各种社会精神因素和众多的社会个体相互联系起来，从而使社会控制成为一个多向交叉和多层联结的复杂过程。
社会学家按照不同的标准，把社会控制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正式与非正式控制，政权、法律、纪律、各种社会制度、社会中有组织的宗教，均有明文规定，它们属于正式控制的范畴；而风俗、习惯等则是非正式控制。积极控制和消极控制，这是按使用奖励手段还是惩罚手段来划分的。前者如颁发奖状、奖金、奖章，记功、晋升等；后者如记过、开除、降级、判刑等。无论正式控制还是非正式控制，既可以采取积极控制的手段，也可以采取消极控制的手段，等等。
总之，社会控制固然指社会和群体要对当时社会的违法乱纪行为加以制裁和教育，对偏离社会规范的逾越行为进行限制，而更多的是让人们明了、认识社会规范，特别是在认识社会存在的规律之后，自觉地用社会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以达到社会安定目的的一种机制。即它是一种社会行为，是社会通过各种因素、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使个人和团体的行为能够有效地遵从社会规范，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整体协调一致地发展的目的，是一种积极互动的发展过程。即社会控制并不仅仅是片面控制人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含有协调和积极引导人们行为的内涵。具体而言，它既指整个社会和社会中的群体、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指导、约束或制裁，也指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批评和监督，以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和稳定。
二、阅读的社会控制：内涵与目的
阅读的社会控制是借用社会学的“社会控制”概念来描述一种阅读的社会现象，是指社会力量（包括政府、社会组织等）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和间接的）和手段（包括强制和非强制）作用于人的社会阅读活动系统，使人的阅读活动系统自身规范化，以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规范，使之为社会服务，从而维护整个社会活动秩序的过程。人的阅读活动系统是指为了保障和维持阅读活动顺利进行的一整套工作系统，包括赋予社会主体阅读能力的教育系统，阅读客体（读物）的创作、生产、传播（发行）、消费、利用系统，保障读者阅读活动进行的时间、空间等的服务系统等，这是一个开放的、可控的社会系统。
阅读的社会控制就是根据一定的社会意志和原则赋予阅读主体以阅读权能，保障阅读资源、条件的供给，对海量的阅读文本的数量和质量等进行选择、优化、浓缩、规制并协调其内部运转的过程。
从宏观上讲，阅读的社会控制不是针对某一具体读者，也不是针对某一具体读物，而是要对整个社会的阅读活动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力和吸引力。因此，阅读的社会控制，其内涵可以理解为社会对其成员的阅读活动加以规定或影响，使其具有一定规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基于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需要进行的。它关注社会环境、需要与社会成员阅读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使阅读活动适应和符合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这一过程是国家、社会组织和公众对阅读活动的影响和规范，也包括阅读团体、读者个人之间的影响和规范，还包括阅读事业、阅读产业内部自身借助社会规范的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等。
维护社会秩序是阅读的社会控制的目的。人类自从产生阅读行为以来，阅读个体就会有不断的阅读欲望和愿望，寻找阅读资源，利用阅读资源，满足阅读需求。由于人类寻求和满足阅读需求的无限性和盲目性，其阅读行为是天生希望绝对自由的，是不希望受到任何限制和制约的，而阅读资源（包括阅读的主体读者和阅读的客体文本及其内容、阅读的时间和空间等）的生产保障总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占有并能使用阅读资源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特权，“物以稀为贵”，因此，阅读资源是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社会要对阅读资源作一定之规（教育权、所有权、准入权、定价权等），以使阅读行为符合社会利益，也使社会阅读行为可持续。[3]这样阅读行为就不是一种个人的孤立行为，而是关系到他人和群体的社会行为了，这就使阅读行为难免要受到一定社会秩序的制约，这种社会秩序对阅读活动不只是简单禁止，更多的是一种限制（对不利于社会秩序的阅读活动），还有提倡、鼓励、推广和促进（对有利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秩序的阅读活动）。
人类的社会秩序需要阅读为之维护、为之服务，同时，阅读活动本身也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维持人们公认的社会阅读活动秩序（包括教育秩序、编辑出版秩序、印制秩序、传播发行秩序、著作权秩序、阅读利用秩序、阅读推广秩序等），这样，阅读的社会控制便产生了。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是阅读的社会控制的本质和核心。
阅读的社会控制就是通过一定的社会规范来约束人类的阅读活动。所谓社会规范，既是一定社会人们的共同行为准则（包括社会制度、法律规定和行政命令，也包括社会信仰、道德、宗教、习俗和社会价值、社会舆论、社会风尚等），又是阅读活动系统内部的专业规则和制度，如书报刊出版发行机构、网络电信运营机构、图书馆、学校等内部的工作规范。这些规范是阅读的社会控制的工具、手段和途径，通过这些规范作用于阅读活动各个环节和全过程。
按照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观点，阅读的社会控制是阅读活动各个系统和各个要素在社会环境作用下的功能整合过程。社会阅读活动系统是个开放可控的系统，该系统和各个要素包括阅读主体、客体、时间、空间、设施、方式等等，社会环境则是促使阅读活动开展或制约的社会条件和力量。阅读的社会控制是具有运动自然属性的阅读活动在特定环境作用下，为了实现自己的某种目的或维护现存模式的功能整合过程。社会环境无论是为阅读活动提供某种榜样和范式，还是直接或间接干预，都会对社会阅读活动系统形成刺激和作用，都经常地、无处不在地影响社会阅读活动系统的功能运动和状态，使读者的阅读行为服从社会整体的需要，使读者的阅读自由与社会调适进步发展达到对立的统一，使阅读总体活动达到对社会发展最充分有效。
社会控制阅读活动系统功能的表现形式是社会根据自身发展的整体需要，对人们的阅读活动提出不同要求，以形成对读物的数量、内容、性质、质量具有控制能力的作用体系，这种作用是对人们的精神生活进行优化、规范的机制之一，它依赖各种渠道和手段，其首先则是调节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和宣传过程来达到一定的控制目的。
因此，对阅读活动进行社会控制的目标可以概括为，阅读的社会控制是阅读的社会结构和读者角色定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要通过控制和引导更好地完成根据读者角色定向的社会化过程，使之形成由各种角色定向关系组成的丰富多彩的阅读社会结构。控制不是消极地限制读者的阅读行为，而是要对阅读行为进行积极引导，去协调读者、国家、社会精神生活整体的平衡发展。
三、阅读的社会控制的缘由
（一）阅读本身是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
社会控制的功能、意图、目标即按照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除了一部分要通过强制进行，另外很大一部分（包括习俗、道德、信仰、纪律规范和舆论意识、知识技能等控制手段）都要通过文字文本的阅读来广告、宣示、贯彻于社会，同时教育人们尊崇社会规范，调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的良性互动，提高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的能力，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阅读是人类社会中一种特有的、必不可少的精神交流活动，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手段，是群体社会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必然提出的要求，即要求人们通过阅读活动不断地获取知识，不断地完善知识体系，从而逐步扩大知识范围和深化知识，以便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促进个体自我完善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阅读也是人类教育的基本方式和社会信息交流的渠道，它可以传播社会思想意识，提供社会规范，使社会成员增长认识辨别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给予他们启发性精神引导，从而增强整个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因此，阅读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
（二）阅读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对其自身也要进行适度的社会控制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制度，在政治经济、民族心理、科学技术、宗教信仰诸方面的情况都不相同，因而对社会阅读的要求也不相同，社会成员的阅读动机和阅读需要也随之发生变化。即社会总是要对社会成员的阅读内容、方式、性质作一定的规范。
一定的社会必然有一定的社会阅读活动秩序，这是阅读社会活动自身开展的基础和条件，如创作秩序、出版编辑秩序、分类编目秩序、印制秩序、版权秩序、传播发行秩序、阅读推广秩序等，都必须适应当时的整体社会规范。这种规范是社会阅读活动系统内部根据整体社会规范的自我调节，既是规范、调节社会阅读活动行为，更是积极促进或引导一个时期的阅读风尚，把阅读社会功效引导到最大限度符合当时的社会的总体目标、核心价值的方向上来，促进社会的整体和谐进步。
（三）海量信息的无限和个体阅读选择接收信息的有限之间的矛盾，需要一定的社会控制
目前处于一个知识剧增、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传媒特别是互联网媒体向人们展示着铺天盖地的知识和信息。随着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各种纷繁复杂的信息不可避免地对参与新媒体信息传播的社会公众形成了更加严峻的阅读挑战。
信息过剩造成的选择障碍和困境，甚至是个人在面对无法承载的信息量时产生一种无形的压迫感而无力分析和处理所接收的信息，造成选择的困惑，这即是美国信息架构师理查德·沃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提出的“信息焦虑”。通过阅读获取的信息必须是可以消化和理解的，如果不能够理解，就会导致焦虑的产生。因此，需要社会控制对阅读信息进行优选、浓缩、精炼。
在移动网络数字信息背景下，读者拥有前所未有的阅读权利，不仅可以自由查找选取自己感兴趣的阅读信息，而且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布信息。有赖于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给读者不断推送个性化、差异化的阅读信息成为可能，随时随地选择信息的权力不再只属于作者、传播者，更多地掌握在读者自己手里。现代社会和移动互联网为阅读自由提供最大可能，同时也为方便查找、检索信息和知识，满足个性化、差异化阅读需要，实行阅读社会控制提供便捷手段。
（四）阅读的多样性和选择性，特别是未成年人选择的盲目性，需要一定的社会控制
不同社会时期的阅读风气和阅读倾向需要社会引导。人们在不同年龄阶段的阅读行为和阅读倾向也需要进行社会控制。
阅读首先是一种个人行为，阅读内容因人、因事、因兴趣爱好、因环境变化而异，具有多样性是阅读的一个基本特征。同时阅读又对每个人的社会化发展方向产生影响，即把读者塑造成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影响甚大，所以阅读也是公共社会行为。一个人的阅读质量和数量决定着他的素质和能力乃至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消极的、低质量的阅读，不仅不利于一个人身心的发展，而且使人走入迷途，甚至引起社会问题。特别是未成年人求知欲旺盛，但受阅历、知识的限制，自控能力弱，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面对浩瀚的书山文海，选择读物难免带有盲目性，因此需要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特点、阅读能力、兴趣爱好、思想状况和教育需要，认真地帮助他们选择有益的读物，避免他们不加选择、不辨优劣地进行阅读而走错、走偏、走歪人生方向。应对未成年人的阅读行为和阅读倾向以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进行引导，加以规范，推动其阅读活动朝社会期望的方向发展，如目前欧美流行的、对未成年人开展的分级阅读和我国推荐书目等。
四、阅读的社会控制的主要内容
（一）对读者阅读活动权能和过程的社会控制
权能是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资格和能力。阅读权能包括阅读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应是作为基本人权的受教育权和文化权的主要内容。一般来说，一国的全体国民都应享有阅读权，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全民阅读”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阅读行为能力是指国民独立进行阅读、参加阅读活动的能力。阅读行为能力受年龄、智力、教育程度、专业知识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这里，教育成为知识（也是阅读）控制的直接路径，如规定教学目的和相应知识要求，规定学校教学科目和课程内容，指定教科书和阅读材料，给特定身份的人以特定的学习机会，在课程知识学习与职业安排之间建立对应关系，通过筛选考试内容约束课程知识，区分不同的学校类型并给以不同的学习内容，[4]还有阅读在教育中的地位和具体课程、时间、安排，等等。
读者的阅读能力不一样，接触文本的方式也不一样。各色各样的读者群，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阅读规范和套路，这些“条条框框”又决定了他们如何使用书籍，如何解读文本，使用什么样的工具，遵循什么样的阐释程序，等等。而不同的读者又在阅读过程中注入不同的阅读期待和兴趣。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着读者怎么阅读文本，怎么抽绎出意义。[5]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我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阅读行为能力人，他们对阅读的领域、方式等有一定的选择权，家长与学校应该予以充分尊重和呵护。同时，家长和学校在阅读内容与方法上具有指导权，应履行指导义务。我国18岁以上的国民属于阅读权的完全行为能力人，享有自主选择和决定权。对由于精神原因、智力、教育程度等因素而不能独立判断和选择的，社会有义务给予指导和帮助；对8岁以下的婴幼儿及儿童，属于无行为能力人，家长、学校和社会应履行充分的保障和指导义务。
根据阅读主体行为或活动的不同，对读者阅读活动的控制主要分为对个体阅读活动和对群体阅读活动的规范。根据阅读物的专深程度，又分为学习、消遣、研究等阅读活动的层次和类别。如对个体阅读活动，因为个体阅读的自由度相对较大，所以主要通过法律法规的限制，更多的却是通过社会舆论、社会思潮和风尚、阅读推广、阅读指导、推荐书目、参考咨询、图书宣传、书评、排行榜等来影响、引导个体阅读。群体、组织阅读活动主要体现在群体的共同信仰、世界观、价值观，或具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并相互影响，或承担相同的政治、专业任务，形成共同的阅读趣味、品位、特色。
对学习层次不同的读者，国外特别是英、美等国采取分级阅读，即根据学生的学级以及其阅读能力和心智发展水平安排、提供相适宜的阅读物。在我国，每个学习阶段，学校和教师都会根据教学任务的需要指定必读书目；对某一专业研究者也都有专家指定的入门必读书目和进行文献检索的必读书目；即使对一般的消遣读者，他也难免不受社会法律法规的限制而不能读到某些书，又或者因为社会的时尚和风尚、广播电影电视和网络的影响，从众而阅读某些特定的读物。
（二）对阅读内容的控制
这是阅读社会控制的主要方面。每一个社会和历史阶段都对信息知识即阅读内容进行一定的社会控制。一个社会在某一阶段选择哪些内容信息知识作为读物供阅读交流、传播、传承，根据什么原则通过什么机制选择控制，都有一定的社会之规，都要有利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和社会的秩序。我国从秦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起就开始利用国家机器大刀阔斧地进行思想控制。君权将以下原则作为知识信息选择的标准[6]：①关于君权神授；②强调个人自我控制及内心修炼；③表现人伦教化的；④利于帝国安定的；⑤经世致用的；⑥装点文辞的。
以上这些内容一般会选择出版供社会阅读。而被禁止和被忽视的信息知识包括：①有关皇权兴衰命运的，如天文学；②有违朝廷权威性的，如各种史讳；③可能引发政权变乱的，如某些兵家知识；④与当朝正统观念相左的；⑤专科知识；⑥自然界的知识；⑦有关事物原理的解释性知识；等等。以上内容往往被出版“净化”“过滤”，有些内容即使出版了，被发现后也一律查禁、销毁。
除此之外，封建专制王朝还通过“官守其书”“学术统于王官”“以吏为师”等统一读书人思想，通过图书文献制作、官学私学教育、选官制度等机制来加以控制和强化。正如法国阅读史家巴比耶所强调的，“‘人民’之所以不出现在（书面阅读）材料中，是因为它属于口头表达的世界，因为社会统治的模式同样依靠一种本质上的文化尺度。进一步说，对于‘绝大多数’来说，书面的东西并非自由的保证，而首先是控制、登记、管理和禁锢的手段”[7]。
学者温庆新从阅读史视域探讨《四库全书》纂修后认为，清代统治者以政教意图及政治权力的主动介入，通过纂修《四库全书》确立那时阅读的“官定”文本，限定阅读活动的文本、内容、传播渠道及意义指向，促使阅读活动靠向当时的政教意图，试图以此实现“稽古右文、聿资治理”的目的。这就限定了阅读者对文本意义的个性化“体验”，使阅读者被迫全方位接受那时的官方意志，最终建构一种清代政统所需的阅读信仰与知识谱系。[8]
这种以国家意志为主导而建构的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并非导向阅读者充分激活文本意义的独特价值，而是淡化阅读者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强化或规范读者阅读的过程及对文本内容的阐发，从而强制改变读者的阅读习惯，关闭读者影响文本意义生成的非官方渠道。也就是说，《四库全书》的纂修，首先预判了阅读者对文本意义生成的可能性结果，并通过选材、编排、注释等一系列方面进行符合那时政统所需的引导，促使《四库全书》的传播范围与意义指归都能得到合理有效的管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清代乾嘉时期及其后的阅读群体借阅读活动，来挖掘其所阅读文本的可能意义，更是限定了阅读者基于阅读而引发的生命伦常之类的哲思。这也就使得当时的阅读活动，势必由一种原本相对个性化与私人化的“心灵”体验，全面向意义固定化的国家意志靠拢，从而有意淡化阅读活动中阅读者的兴趣爱好与审美标准，阻隔阅读者与阅读物之间的双向交流与互动，限定阅读者阅读时的闲适心态与自由精神的发挥。
以上做法，使得那时通过征集汇编的书籍，皆能被纳入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作为一种文化物品乃至教育必需品而出现。从《四库全书》作为一个编修出版典型，可见清代封建统治者以主动介入的方式来影响图书的出版与被阅读的活动环节，最终实现保护统治者的国家利益与价值导向的意图。
（三）对阅读文本生产、传播、消费各环节、各领域的控制
阅读文本包括书报刊及数字文档等，作为阅读活动的对象和客体，其生产、传播和消费构成阅读的产业链和社会过程，同时又形成不同产业环节与领域，如出版、印刷、发行、数字阅读、电信运营等，都要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和专业规范来作用于这些环节和领域，使其按社会要求，维持正常的运转和运行秩序，并相互衔接、相互协调、共同运作、循环往复，不断上升，以达到整个社会工作目标。正如法国阅读史家罗杰·夏蒂埃所说，阅读就是“读者世界”与“文本世界”结合产生意义的过程。“而文本世界则是由文本本身、它的物质形态，以及背后的社会规范构成的，这个世界的结构、规范、制度都约束文本意义的生产。”[9]
阅读文本生产环节是这个产业链和社会过程的起点，是读物的创作、编辑、出版、印制过程，决定着社会阅读的内容、品质和多寡。规范首先要从生产环节入手，要按社会需要，建立读物的生产体制，法国巴比耶先生说得明白，“出版控制可在作品出版前实施（预防性审查），或在作品传播之后（抑制性审查），但它也可以被运用于生产结构组织（出版社），或是用于发行网络（对书商和传播者的控制，对阅览室、图书馆中流通图书的监管，等等）。组织结构及控制逻辑完全是变化的”[10]。其次，有一整套社会意识形态和法律法规制度来制约规范读物的生产，哪些内容能出版、哪些内容不能出版，任何文明社会都有一套筛选机制；再次，读物的编辑、出版、印制本身有一套严密的操作程序和工作制度、工作规范；最后，为确保编辑出版印制品质，还有读物品质的保障和评价机制；此外，为使出版物的生产达到一定的供需平衡，还得“以需定产”，以使出版物的品种、数量、价格和结构与社会阅读需求结构基本协调一致等。
阅读文本的传播环节是读物与读者中间的传递环节，是中介，规范在这里起着瓶颈制约作用。无论是网上网下纸质读物发行销售，还是数字文档传播，都有一系列的社会规范，它要求传播者以最快的速度、最优的服务、最优的价格把生产的读物送达读者，同时把读者的需求反馈给生产环节以不断调整、修正创制行为，更好地满足读者需要。
阅读文本的消费环节是产业链和社会过程的终点，是阅读文本的利用环节，直接与读者消费行为相关，关系到读什么、怎么读的问题。规范最终要落实在这个环节，因此具有决定意义。要把握社会阅读消费的规模、结构和方向，使社会阅读消费与读物的生产状况、精神文化消费水平以及整个社会消费水平相协调，与社会核心价值和精神文明相呼应。还应通过阅读推广、阅读指导、图书宣传、书评、排行榜等引导阅读消费。
（四）对阅读资源（工具）的社会控制
即对阅读的时间和空间、服务和利用的控制。历代封建王朝均制定有收藏、整理和利用图书典籍的相关制度，对阅读活动加以规范控制。如西汉时就曾对皇家藏书规定，凡未经皇帝许可，不能私借，不能录制副本，否则予以严厉制裁。
中国古代藏书楼都有严格的借阅制度，如明代宁波范钦建的“天一阁”，其藏书制度规定“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还规定藏书柜门钥匙由子孙多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外姓人不得入阁，不得私自领亲友入阁，不得无故入阁，不得借书予外房，外姓女性不能入阁，违反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可见控制阅读之严。
还有社会读者闲暇阅读时间的多少、阅读场所的多寡、服务的好坏等都受到社会生产力、整体社会文明水平等的制约。
（五）阅读社会控制过程的行为层次
即在哪些层次、如何实现社会控制。一是通过信仰、社会意识形态的教化和法律法规的制约，阅读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者主动规避某些读物的生产、传播和消费，限定生产、传播和阅读某些读物，自我约束；二是通过舆论宣传引导社会主体的阅读行为；三是通过一定手段限制阅读行为等（如对《金瓶梅》的限制发行和借阅）；四是依法查禁和制止某些已出版和印行传播的读物。
（六）有社会控制就有“反控制”
对阅读的社会控制也不例外，如我国历史上，除官史外，民间出于还原历史真相的意图出现了很多的野史和传说读本，在对神秘的天象学和算学的窥探中另行发展了各种方术，从对入世的儒教的超越中滋生了各种民间崇拜；在世代相传的劳动尝试和积累中产生各种民间工艺知识读物，等等。[11]
还有，如官方越是查禁某个读物，该读物越是能在地下流行，而且出现“洛阳纸贵”、一书难求的状况。美国“体制之父”、政治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1776年出版的宣扬美国独立、反对英国殖民的《常识》一书，不到3个月即发行达12万册，虽遭英国殖民政府查禁，最终在北美这个当时不足200万人口的地方居然发行达到50万册以上，成为当时仅次于《圣经》的超级畅销书，极大地鼓舞了美国人民独立建国的决心。
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所著的描写经济大萧条时期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的苦难的小说《愤怒的葡萄》，1939年出版不久即遭一些州的查禁。在圣路易斯州颁布焚书令不到一周，小说即卖出11340册，到1939年底，该书发行量达到43万多册。
针对文本对阅读过程的控制，阅读史家夏蒂埃注意到，读者也不是被动的。他指出，阅读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阅读行为的内在“张力”，即一方面阅读个体和社会有能力“推陈出新”；另一方面种种限制、规范和传统则束缚读者思考、表达和实践。社会规范和阅读实践之间的张力，共同决定读者对文本作出反应。书籍的至高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秩序，不管这秩序是作者、出版者和印刷者设想的，还是权威人士和机构强加的，也不管它的初衷是为了解读、认识文本还是其他，总之，它就是一套限制和义务，一套要人恪守的规矩和名分，而在阅读过程中有些读者总是要突破和颠覆其中的秩序。
读者阅读的“推陈出新”，这件事本身取决于他的阅读能力以及他所属的阐释社群共有的文化习惯。书籍试图把规范和传统强加给读者，一旦遭遇读者内在的感知和判断能力，这“墨守”和“出新”之间的张力就会显得愈发强烈。
夏蒂埃引用书籍史研究者詹尼斯·拉德薇的话说，“请注意阅读在操作上的互动性，他有利于我们区分或识别意识形态的强制压迫和实践中的反抗，后者虽然受控，影响有限，但从未停止过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抗议和斗争”。当然，阅读的时间、地点和人不同，具体的阅读行为就有差异，而读者和文本之间关系中的内在矛盾也会有不同的表现。[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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