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旨在分析非洲英语国家的出版现状并讨论中国与其出版合作的前景。文中以尼日利亚为例提出中非英语国家开展国际出版合作的五项策略，重视合作对象国投资环境的地域性差异，保持充分的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与当地出版管理组织的沟通，开展多种形态的细分市场业务，借助跨国人文交流活动促进中国主题出版，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关键词】非洲英语国家；尼日利亚；国际出版；走出去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的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近年来，中国主题图书走出去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非洲市场拓展方面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英语作为仅次于中文的世界第二大语言，在全世界拥有13.72亿使用者，仅在非洲就有24个国家（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坦桑尼亚、肯尼亚、苏丹、乌干达、加纳、喀麦隆、马拉维、赞比亚、津巴布韦、南苏丹、卢旺达、布隆迪、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纳米比亚、莱索托、博茨瓦纳、冈比亚、毛里求斯、斯威士兰等）把英语设为官方语言，使用人数高达7.07亿人。[1]此外，还有一些非洲国家，尽管英语不是其官方语或通用语，但也拥有相当数量的英语使用者（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曾为法属殖民地，现倡导英法双语教育）。因此，无论从英语语言的使用范围、地域英语语言文化的特性，还是讲英语的非洲国家对其他国家和区域的辐射影响来看，非洲英语国家都是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国际出版市场。本文中，非洲英语国家是指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以及拥有广大英语图书读者的非洲国家。
一、非洲英语国家的出版现状
大部分非洲英语国家在历史上曾经都是英联邦殖民地，这些国家的出版业和图书市场受其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普遍不发达。非洲仅有少数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拥有比较完善的出版业及相关配套服务系统。例如，南非的外资出版机构主导着市场运行，图书出版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规模最大，其传统出版、互联网和数字出版业务均排在非洲国家的前列，图书市场领域划分清晰，整体处于蓬勃发展阶段。[2]尼日利亚和加纳政府积极推广全民阅读，促进儿童阅读和成人素养教育，图书馆服务产业较为发达，通过流动图书馆项目，能够共享资源管理。[3]
但是，大部分经济欠发达的非洲国家出版业及相关配套产业发展比较落后，国民文化消费水平低，阅读文化和消费市场有待进一步建设培育。例如，埃塞俄比亚图书出版量和图书馆藏书无法满足其国民，尤其是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15岁以下人口占该国总数近一半），国内无尚读氛围（父母认为上学比阅读重要），国民识字率低（2017年识字率仅为40%），对书本阅读需求不大。[4]博茨瓦纳则几乎没有书店，图书采购渠道有限，除汉语学习类型的图书之外，有关中国主题的书籍多由外国出版社诠释。[5]冈比亚是世界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医疗卫生水平差，文化和教育发展较为落后，年轻作家经常因财务困难面临出书困难的问题。[6]喀麦隆经济发展水平差，国有教科书出版社私有化，报刊报道经常以区域发展、地方时事为主，较少涉及外国话题。[7]津巴布韦经济发展水平低，文化消费水平低，购买图书能力差，对图书馆的需求高。[8]肯尼亚学术出版市场不大，缺乏资金，医疗手册、教育类图书紧缺，因贫困大部分国民无力承担文化消费。该国的出版市场竞争激烈，保护主义严重，出版内容同质，盗版现象严重，图书出口通道不畅，网上书店市场份额狭小，邮递系统不安全。[9]塞拉利昂经济发展水平低，国民识字率低（成人识字率仅32.4%），书店少，大部分家庭图书购买力低，学校图书不够，需要医疗保健图书、教科书等类书籍。[10]苏丹[11]和索马里[12]通讯技术落后（索马里用电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约15%），多年内战造成国内教育事业落后，年轻人文化程度不高，国民识字率不高，难以开展跨国协作和数字出版。坦桑尼亚经济发展水平低，国民文化消费需求小，缺乏经验丰富的出版专业人员，图书业务拓展艰难，国家政策多变，难以建立持续稳定的出版贸易模式，网络安全和物流问题阻碍出版电子化发展。乌干达虽然近年来互联网发展迅速，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互联网发展受限严重，国内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中小学教育体系，缺少从事出版业的专业人员和有文化消费能力的读者，电力系统发展水平低，缺失有效的发行体系，发行范围大多局限在城市。[13]赞比亚受过去殖民与独裁统治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低，国民文化消费水平低，政府和人民对新闻和出版自由尚没有深刻的意识。[14]
综上，非洲英语国家的出版市场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国际出版集团主导甚至垄断这些国家的国内出版市场；政府教育和文化政策不够完善，缺乏对作者和出版商利益的维护，盗版现象普遍存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尚读文化缺失，本土图书消费市场狭小，教材市场需求较大；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图书馆、博物馆、物流、书店等文化产业落后；互联网和新媒体普及率不高，数字出版困难重重等。
二、中国与非洲英语国家的国际出版合作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极为重视与非洲国家的文化交往，并逐渐与越来越多的非洲英语国家开展了国际出版业务往来，合作领域涉及农业、医疗、教育，儿童图书、影视娱乐等。我国与多个国家都签订了文化协定，共同建设诸如“中非影视合作工程”“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等出版发行项目（详见表1）。
表1 中国与非洲英语国家出版重要合作事件表
| 国家 | 国际出版合作 |
| 埃塞俄比亚 | 1988年，签订中埃文化合作协定；2017年，建立埃塞俄比亚首个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角。 |
| 博茨瓦纳 | 2011年，出版首本汉语教材《友好汉语（一）》；2019年，中国出版首部博茨瓦纳英语著作《周末葬仪》（Saturdayisforfunerals）。 |
| 厄立特里亚 | 2011年，中国驻厄立特里亚使馆首次向图书馆捐赠中国图书。 |
| 冈比亚 | 1987年，签署文化协定；2020年，中国驻冈比亚大使馆向冈比亚努斯拉特高中“中国文化角”捐赠书籍、影像资料等。 |
| 加纳 | 1961-1965年，中加“黄金五年”期间，中国国际书店与加纳的人民书店、星书刊社、党书店建立代销关系，中国国际出版机构提供资本信贷、书刊赊销等支持政策；加国发行一些中国书刊，包括时政性书刊、毛泽东著作、武术书、美猴王丛书等儿童读物及《中国画报》。 |
| 津巴布韦 | 1981年，两国签署文化协定；1983年，津举办的首届国际书刊展览会上，中国的儿童图书、文学、历史、地理、武术、杂技、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周恩来选集》备受关注；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并出版《战旗（津巴布韦诗选）》。 |
| 喀麦隆 | 2018年，出版喀中文教材《你好喀麦隆》（喀麦隆唯一指定汉语教材）。 |
| 肯尼亚 | 1980年，两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2011年，合作出版《肯尼亚常见热带疾病防治手册》（英文版）（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肯尼亚文学出版社）；建立非洲首个中国文化出版中心（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内罗毕大学合建）；2013年，开办内罗毕“感知中国”活动；2015年，中科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和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编写《肯尼亚植物志》，推进科技与文化项目走出去；2016年，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在肯尼亚注册成立非洲出版中心实体公司长江传媒英爵意公司（创办《东非华文传媒》报纸），并于2017年与肯尼亚莫然出版社（Moran Publishers）合作开发中文教材，举办中国非洲出版业合作展览会；2018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设立中文图书阅览区，新华社制作纪录片《我的铁路我的梦》，首届“一带一路”非中艺术交流展暨非中文化论坛在国家图书馆开幕，并设立“非中文化交流基金”；2019年，“中国书架”“荆楚书架”首次落地肯尼亚；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和肯尼亚爱格顿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发行《非洲农业技术发展》（英文版）。 |
| 马拉维 | 2008年，中国驻马拉维大使馆向马拉维姆祖祖大学捐赠近百册英文版中国图书，设立“中国角”。 |
| 纳米比亚 | 2009年，浙江科技出版社和纳米比亚麦克米兰出版社合作出版《热带病的预防与治疗》；2015年，凤凰集团在纳成立中非（纳米比亚）印务基地。 |
| 塞拉利昂 | 1981年，两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 |
| 塞舌尔 | 1983年，两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2014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塞舌尔驻华大使菲利普·勒加尔的与中国人有关的小说《天堂之恋——邂逅在人间天堂塞舌尔》。 |
| 苏丹 | 2012年，中国出版《发现苏丹之美》；2017—2018年，中南传媒执行“援南苏丹教育技术援助项目”（教学大纲修订、教材编写、教材印刷）。 |
| 坦桑尼亚 | 1962年，两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多年来所出版的中国儿童读物、毛泽东著作等书籍受到当地读者热捧；20世纪60年代，《红色娘子军》《五朵金花》（斯瓦西里语版）等在坦桑尼亚放映；1982年，举办中国书刊展览会；1983年，中国国际书店参加达累斯萨拉姆第七届国际贸易交易会；2011年，《坦桑尼亚常见热带疾病防治手册》（英文版）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和坦桑尼亚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民营企业四达时代与坦桑尼亚广播公司合资企业StarTimes成立（主要电视运营商）；201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与坦桑尼亚最大的出版机构Mkukina Nyota Publishers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译制并播放斯瓦西里语版的中国都市剧，例如《媳妇的美好时代》《金太狼的幸福生活》《老爸的心愿》《妈妈的花样年华》《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咱们结婚吧》等，出版影视同名小说《媳妇的美好时代》（斯瓦西里语版）。 |
| 乌干达 | 1985年，签署文化合作协议。 |
| 赞比亚 | 1980年，签署文化合作协定。 |
| 南非 | 1998年正式建交起，人文交流频繁，例如开设书/影展、举办文化活动、设立新闻媒体机构、创办孔子学院、支持留学教育项目等；2017年7月，中国出版集团和南非最大的实体书店之一Exclusive Books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与Jacanapublishers、New Aficabooks两家出版社洽谈了版权合作；同年9月南非国际图书展上，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展出的各语种版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和有关中国历史、语言、学术研究、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图书受到广大南非书商和读者的关注。 |
| 尼日利亚 |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自2011年起分别制作了豪萨语版的《北京爱情故事》《媳妇的美好时代》两部中国电视剧和首部豪萨语版纪录片《豪萨人的中国梦》，在尼日利亚国家电视台豪萨语频道黄金时段播出；2014年起，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与尼日利亚文化传媒机构（例如瑞哈布有限公司Rehab Limited.）通过“中尼汉语教材出版合作”项目，合作出版系列汉语教材，介绍中国传统手工工艺（例如汉字文明、剪纸手艺、功夫、中医药、瓷器、茶文化、古代园林建筑等）,推出图书、光盘、电子书、电子词典和视频教学软件等300多种出版物。 |
上述列表显示出中国与非洲的国际出版合作发展各阶段特点。有的虽早有文化协议，但尚未开展实质性业务（例如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冈比亚、马拉维、塞拉利昂、乌干达和赞比亚等），这些国家主要借助其外交机构设立类似“中国文化角”这样的文化接触渠道，从获赠的中国图书中来了解中国；有的与中国合作开展教材出版发行（例如博茨瓦纳、喀麦隆、肯尼亚和苏丹等）；有的与中国建立了多方位合作出版和代销关系，出版发行中国书刊和影视作品（例如加纳、津巴布韦、肯尼亚、纳米比亚、坦桑尼亚、南非和尼日利亚）；等等。
三、中国对非洲英语国家的国际出版合作策略
针对非洲英语国家的区域性特点，中国应该如何开展国际出版合作？为此，本文以“非洲巨人”尼日利亚为例进行多维度分析，并据此提出五点合作策略。尼日利亚人口众多（约2.06亿），[15]拥有与其他大多数非洲英语国家相似的出版现状：政治环境、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部落族裔复杂多样，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缺少尚读文化，图书消费能力差，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16]但与此同时，尼日利亚又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市场潜力大，投资机会多，在非洲有很强的影响力，是我国企业投资非洲主要的目的国之一。为推动中国与以尼日利亚为代表的非洲英语国家的国际出版合作，需要重点考虑以下五项策略。
策略一，重视合作对象国投资环境的地域性差异。尼日利亚国内民族数量多、宗教问题复杂，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尼日利亚各州对外国投资在税收、补贴等政策上有差别，当地议会、各党派的选举换届情况以及当地酋长对外资的态度等问题会引发投资政策的变化。尼日利亚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如果计划投资尼日尼亚的国际出版市场，中国企业既需同当地政府、议会等机构积极沟通、保持联络、协同合作，又需充分了解当地文化习俗，积极融入所在社区，认真对待与当地部族酋长、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与当地工会组织、媒体和社区居民建立友善互助的关系，尽量减少因文化差异产生的矛盾冲突，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17]
策略二，保持充分的风险防范意识。尼日利亚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主要投资风险包括：①政治风险，例如反政府武装与恐怖主义威胁尼日利亚的经济稳定。②治安风险，如宗教势力引发的社会动乱仍时有发生。③教育风险，尼日利亚教育较为落后，技能人才制约瓶颈突出。④行政管理与司法风险，如政府效率低，办事手续繁琐、周期较长等问题较普遍，劳工纠纷问题也比较多；尼日利亚的基础设施条件欠佳、物流成本高、工作签证时限短；此外，由于文化差异和司法效率等因素，中国企业在尼日利亚投资过程中产生的经济纠纷难以妥善解决。这些问题都可能影响到投资效果。⑤经济金融风险，如汇率风险与通货膨胀。根据尼日利亚《投资促进委员会法令》，尼日利亚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一般在20%左右浮动，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360天，中资企业在尼日利亚当地融资成本高，贷款相对困难。⑥传染病风险，尼日利亚处于热带地区，是疟疾、黄热病、埃博拉病毒等传染病高发地区。所以，中资企业应全面了解尼日利亚《劳工法》《工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熟悉当地工会组织运行模式，预防化解多种潜在风险。[18]
策略三，加强与当地出版管理组织的沟通。尼日利亚是非洲出版业相对发达的国家。尼日利亚联邦新闻与文化部（The Federal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ulture）的印刷与出版局（Nigerian Bureau of Print and Publishing）主管该国的出版业事务，新闻出版委员会受理新闻出版投诉、监管出版业职业道德条例遵守情况、更新出版业文献资料并审核出版机构申请。为协调出版社之间的竞争，尼日利亚设立了一些全国性行业组织，例如尼日利亚出版商协会（Nigeria Publishers Association，简称NPA）。该协会是“尼日利亚出版商唯一的集体声音”（“the only collective voice of Nigerian publishers”），致力于有效协调会员之间矛盾，促进知识产业发展。[19]自1965年成立以来，它是尼所有图书、期刊和电子出版商的汇集组织。该协会每年举办年会和培训项目，召集出版商们聚集到一起，讨论影响出版业和整个图书贸易的各种问题，并制定确保在尼日利亚境内和海外享有有利贸易条件的政策。目前NPA拥有近300家成员，外资出版社也可以申请加入。[20]为了更快更好融入本土行业，中国出版机构应该加强与尼日利亚这类行业组织的沟通联系，积极参与有关活动，及时获取行业内信息。
策略四，针对主要潜在消费群体，开展多种形态的细分市场业务。尼日利亚人口众多且年龄结构呈金字塔形分布，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较高（0—14岁的人口占总数比例高达44%，15—64岁的人口占比为53%），但受教育的程度普遍偏低；全国学校大多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文盲率近40%，高素质劳动力稀缺，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长时间专业培训后方可上岗。考虑到尼日利亚的大多数出版商热衷于出版学校系统教科书，而且儿童图书种类又不多的实际情况，中国的出版机构可以利用国内丰富的青少年儿童图书资源，在该国重点开发英文青少年儿童读物和各类教材与技术培训资料市场。
尽管尼日利亚人口众多，存在着庞大的图书市场和消费需求，但国民的读书文化一直没有培养起来。[21]这与尼日利亚经济发展水平、公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图书馆设施资源不足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有关。尼日利亚的纸质图书价格越来越高，许多年轻人一年只读一本书（包括教材）。学生把读书视为“必要的恶魔”（“necessary evil”）。2019年世界读书日，尼日利亚民众普遍反应冷漠。目前大多数尼日利亚中小学都没有足够的能够促进教育阅读的功能性图书馆、图书和教师，难以激励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一部分缺乏阅读习惯的小学毕业生占据了尼日利亚文盲人口的相当比例。随着社交网络应用的日益广泛，尼日利亚学生的图书阅读热情加速消退，他们更喜欢浏览社交媒体网站。2019年8月全球网络参数市场调研公司（Global Web Index）对46个国家57.5万名年龄在16—64岁之间的社交媒体使用者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尼日利亚人在社交媒体上每日平均花费3小时30分钟，仅次于菲律宾，超过了美国和印度。[22]“互联网+服务”模式早已融入尼日利亚的社会生活，2018年尼日利亚拥有9230万互联网用户，预计到2023年，这一数字有望增至1.88亿。目前尼日利亚1.7亿移动用户中只有大约10％—20％的人口使用智能手机，大多数移动用户仍在使用具有语音呼叫和短信基本功能的手机。预计到2025年，智能手机普及率将增长至60％左右。这些现实和数字意味着中国可以在图书馆建设方面有所作为。此外，尼日利亚图书出版业的数字化发展也是大势所趋，需要提前做好准备。[23]鉴于尼日利亚智能通信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前景看好，如何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收集用户对中国产品的出版发行需求，拓宽数字出版和电子化图书市场，从而降低图书出版成本、缓解阅读需求与低水平的传统纸质图书购买力之间的矛盾也应该成为中国投资当地出版市场时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方面。
尼日利亚拥有广阔、潜在的数字出版发展空间。线上书店和数字出版是尼日利亚图书业与出版界新兴的业务发展领域。目前，除了传统的出版模式之外，自助出版（Self-publishing）、有声书（Audiobooks）、电子书（E-books）也越来越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如今尼日利亚人更喜欢在网上书店消费或者通过网络APP免费下载图书阅读，尼日尼亚的OkadaBooks网络书店在2018年接待逾10万访客并售出1.7万本图书[24]，网络书店Worldview每月的访问量达到33.5万人次。这些出版商认为数字出版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快速进入国际市场、接触更广泛的受众、增加利润并创建可访问的内容。[25]
策略五，借助跨国人文交流活动促进中国主题出版合作。鉴于欧美英语出版物占据尼日利亚图书市场主导地位这个事实，中国可以加强与国际出版商的合作。1977年颁布的《尼日利亚企业发展法》允许一些外国出版发行公司在尼日利亚建立本地分部。目前在尼日利亚规模较大的出版社多为欧美出版社在尼日利亚设立的分支机构，如牛津大学、朗文、麦克米伦、海涅曼、埃文斯等出版社。我们还可以通过中尼两国的人文交流活动推动中国主题图书出版。近年来，中文在尼日利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拉各斯大学和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有两所孔子学院，学生通过汉语水平考试便意味着成为了一名高素质人才，通过汉语水平考试四级的学生在尼日利亚的就业率为100%，收入是非中文生平均收入的4—5倍；通过汉语水平考试五级、六级（最高级）的学生收入是非中文生的10—15倍以上。[26]尼中文学习热潮促动了中国的汉语教材出版行业实施供给侧结构性转变，也拓展了汉语教材走出去的发展空间。例如，2014年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与尼日利亚文化传媒机构瑞哈布有限公司的“中尼汉语教材出版合作”的三年合作项目，向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推出图书、光盘、电子书、电子词典和视频教学软件等300多种出版物，其中汉语国际教育出版物占三分之二，出版合作内容包括汉字文明、中国功夫、中医中药、中国瓷器、茶文化、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等，利用中国传统手工工艺（例如剪纸手艺），让汉语学习者在轻松的环境中学汉语，生动直观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27]
尼日利亚人也喜欢通过电视媒体了解中国。《北京爱情故事》《媳妇的美好时代》等中国电视剧和纪录片《豪萨人的中国梦》，均在尼日利亚国家电视台豪萨语频道黄金时段播出，获得好评。在第四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期间，尼日利亚非洲新闻网加入“非洲视频媒体联盟”，聚合中尼新闻内容，推动中尼媒体内容共享。[28]中尼日益频繁的人文交流激发了尼日利亚人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兴趣和阅读中国图书的需求。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和《中国震撼》进入尼日利亚图书市场后颇受欢迎的事实可以看出，国内出版机构需要加强多种形式的出版发行工作，根据尼日利亚国民的文化消费特征，通过中国主题图书选题策划和多渠道推广，及时推出更多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发展现实与经验、服务中尼共同发展和行业合作的社会知识和技能培训类产品。[29]
为打开尼日利亚的图书市场，中国出版商可通过参加国际/尼日利亚图书博览会、举办中尼高端出版论坛、中尼出版对话、非洲文学翻译与出版等活动，借助于既有新媒体平台或新建图书购阅平台，参与设施先进的图书馆建设等方式，开设中国图书专题讲座，推广电子平台中国阅读。鉴于尼日利亚近一半人口生活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在尼日利亚的中国主题图书可以分为公益性图书和营利性图书两类。公益性图书主要是为尼日利亚读者编写的对外汉语教材，旨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介绍中国现代社会与文化，展现中尼多领域合作与交流。除了英语读物，还可以适当增加运用尼日利亚民族语言出版读物，服务其基础职业教育。营利性图书应市场定位调研为先，大力开发数字出版内容，降低印刷成本。
四、总结
国际出版合作是促进中非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提升中国在非洲形象的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早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选集》《周恩来传》《邓小平选集》《了解中国》等政治书籍和《狼牙山五壮士》《海娃的故事》等儿童书籍作为对非的大宗出版品种都得到了非洲埃塞俄比亚、加纳、马达加斯加、贝宁、乌拉圭、坦桑尼亚等国读者的热捧。这些书籍以传播新中国取得民族独立的经验为核心，向世界展示与旧中国截然不同的大国形象和担当，取得了良好的海外传播效果。[30]非洲英语国家的出版市场发展的共性与差异化共存，考虑到大部分国家的图书消费能力较低，出版业基础薄弱，中国出版机构对这个大市场进行区域性统筹开发的同时，还需因地制宜，基于调查研究，合理实施“一国一策”的合作模式。对于出版及配套设施基础薄弱的国家，可以通过援建基础电信和交通、图书馆等设施，为进一步拓展出版市场奠定物质基础；对于已有业务往来的国家，应深入开展版权贸易合作和本土化建设，条件允许时在对象国建立出版机构，并依托文化产品和技术培训优势，共建数据采集和信息交流渠道（例如杂志、网站、书籍、电子书、播客、网络研讨会、博客、时事通讯、电子时事通讯、社交媒体、游戏、视频、应用程序、社区论坛等交互形式），及时开发集产品制作（包括文字、图片、音视频的融媒体产品）、多形态出版（例如纸制印刷、数字出版、自筹出版等）和发行功能于一体的行业网络平台。[31]
此外，还应加强行业组织间的合作。中国企业应积极参与非洲本土的行业协会活动。除了对象国的行业机构，还有非洲国家的出版行业协会，例如泛非书商协会（PABA，1996年成立，成员包括尼日利亚、津巴布韦、南非、肯尼亚、坦桑尼亚等英语国家的书商和图书发行员）、非洲学术出版联合会（CASP）、非洲图书联盟、贝拉吉欧出版网络和非洲出版网络。依托政府、学术组织（例如定期举办“非洲英语文学”主题的会议，并合作出版有关书籍）和教育研究机构对非洲英语国家的经贸与教育培训项目，设立定制化中非出版人才培养项目和基地，通过基金资助双方优质作品的出版与发行，推动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出版合作。
最后，依据中国出版界的自身定位实现产业多维延伸，紧密结合中非经贸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业务，服务实践，建立相应灵活的合作机制，邀请更多的非洲学生、学者到中国来进行交流学习。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多重互动架构，建立翻译出版物的合作开发机制，将中国故事融入翻译出版物的链化开发，借助融媒体技术，本着本土化、差异化、服务本土读者需求的原则，[32]精准对接非洲英语国家文化传播的主渠道，[33]通过整合文化资源和销售渠道，系统出版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高度结合，并能反映近几十年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成就和经验的中国图书，通过非洲英语图书市场树立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并借此辐射其他国际市场，逐步建立有效联动的中国话语体系，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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