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程丽：广西桂林理工大学；周蔚华：中国人民大学
【摘 要】2020年是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蔓延的不平凡的一年，图书出版业饱受冲击，在困境中求发展。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出版业在主题出版、大型出版工程、教育出版、专业与学术出版以及大众出版等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但也暴露出了融合发展短板、选题和内容同质化、电商"价格战"泛滥、公共危机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发展中加以改进和完善。
【关键词】图书出版；行业报告；新冠肺炎疫情
2020年是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这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肆虐蔓延，中国图书出版业面临种种考验，但没有停止高质量发展的脚步，融合出版迈向纵深，对外交流合作持续推进。疫情面前，图书出版业快速反应，推出了一批与抗疫相关的出版物；为抗疫提供知识力量，出版单位纷纷向全社会免费开放数字资源，彰显了图书出版业的责任与担当。疫情打乱了图书出版业正常的节奏，多个环节受到冲击，线下渠道受阻，出版活动转移至线上，直播带货、云书展、在线教育等“火”了起来。疫情改变了图书阅读和消费习惯，重塑了出版业态，按下了融合发展的加速键。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在后疫情时代，图书出版业如何化危为机，谋求新发展，成为图书出版业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2020年图书出版业的基本情况
（一）政策与管理情况
1.全民阅读：《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发布
2020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了主要目标：到2025年，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全民阅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国民综合阅读率显著提升。意见提出了全民阅读工作的重点任务，包括加大阅读内容引领、组织开展重点阅读活动、加强优质阅读内容供给、完善全民阅读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积极推动青少年阅读和家庭亲子阅读、保障特殊群体基本阅读权益、提高数字化阅读质量和水平、组织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和加强全民阅读宣传推广等。意见还明确了加强组织领导、加强服务保障、加强评估督导等保障措施。[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建设书香社会。2012年“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2014年以来，“倡导全民阅读”连续8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涉及全民阅读的一系列国家级重大政策、法律、规划陆续出台。这反映出党中央、国务院对全民阅读工作的高度重视，全民阅读顶层设计不断向纵深推进。
2.鉴定管理：《出版物鉴定管理办法》颁布
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20年12月14日印发《出版物鉴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同时废止原新闻出版署1993年3月16日发布的《新闻出版署出版物鉴定规则》（以下简称“旧《规则》”）。所谓出版物鉴定，是对出版物鉴定样本是否属于非法出版物或者违禁出版物进行分析审鉴，并提出鉴定意见的活动。[2]
旧《规则》在内容上包含4章，共15条，而新《办法》则包含了6章，共37条。与旧《规则》不同，新《办法》中“出版物鉴定机构”“出版物鉴定程序”“出版物鉴定文书”“法律责任”分别单独成章，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新《办法》中规定出版物鉴定实行“鉴定机构负责制”，明确了鉴定机构的职责范围，新增的“法律责任”章对出版物鉴定机构的失职行为进行了界定，失职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这对鉴定机构的行为起到了约束作用。
相较于旧《规则》，新《办法》对出版物鉴定要件的规定更为明确和具体，具有更强的指导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新《办法》的颁布和施行，有利于加强国家对出版物鉴定活动的管理，规范出版物鉴定工作，保障出版物鉴定质量。这将促进图书出版行业环境的净化，推动图书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
3.质量管理：图书“质量管理2020”专项工作开展
国家新闻出版署在2020年3月启动图书“质量管理2020”专项工作，对2019年以来出版的社科、文艺、少儿、教材、教辅和科普类图书进行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检查，加大对引进版、公版图书内容和编校质量的检查力度，以“三审三校”制度的执行情况为检查重点，进一步加强图书质量保障制度建设，加强出版物质量全流程管理。[3]
此次图书“质量管理2020”专项工作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出版单位自查自纠阶段、省级出版管理部门和主管部门督查整改阶段、国家新闻出版署抽查处罚阶段。国家新闻出版署将对出版编校质量不合格图书的出版单位和直接责任者依法依规作出处罚。其中，对相关类别图书连续两年检查不合格的出版单位，或将撤销其相关出版资质。
4.版权保护：新修《著作权法》公布
2020年11月11日，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新修《著作权法》”）正式公布，并将于2021年6月1日起实施。此次新修《著作权法》进一步顺应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并且更具包容性和前瞻性。[4]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丰富了内容传播的途径和形式，催生出短视频、直播、有声读物等一批新的内容业态。新修《著作权法》对这些新型数字作品的版权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数字化阅读时代，图书出版物的内容形态越来越多样化，电子书、有声书、音视频、知识付费产品等新形态出版物不断涌现。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得生产和传播这类新形态出版物的技术难度不断降低，侵犯版权行为时有发生，同时变得更为隐蔽，利用新技术故意侵权的手段也不断翻新。这要求出版社在融合转型发展的同时，根据新修《著作权法》严格规范出版行为。出版社一方面要依法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保护好作者的合法权益，防止发生侵权行为；另一方面也要提高版权保护和维权意识，防止被侵权。
（二）五大板块基本情况
1.主题出版
2020年，“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冠肺炎疫情”等成为了主题出版聚焦的选题。出版单位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出了一批主题鲜明、内涵丰富、风格多样的主题图书。
2020年，出版界把记录好、讲述好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的故事，作为全年工作的重点。围绕着这一主题，一大批呈现典型人物、记录生动事迹、总结扶贫经验、弘扬脱贫攻坚精神的精品主题图书涌现。研究出版社与原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发展中心和全国扶贫宣教中心深度合作、联合开发，推出了“中国扶贫书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习近平扶贫故事》讲述习近平同志近半个世纪投身中国扶贫脱贫事业的实践探索和心路历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准扶贫的故事》讲述了100个精准扶贫先进案例，多角度全方位地总结扶贫实践经验。出版社还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策划了一批独具特色的主题出版物，如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脱贫攻坚大众金曲一百首》、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系列宣传画集、中国农业出版社的面向农村干部的“农村扶贫攻坚工作”系列丛书。
党的十九大以来，要求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真正做到入脑入心。2020年，出版界推出了一批围绕这一思想研究阐释的主题出版物，既有文献精编、权威读本，又有理论专著、通俗读物。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文出版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关于突发事件应对和疫情防控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此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还先后出版了《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以及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等习近平同志的专题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还编辑出版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论丛》第一辑至第五辑等重要的文献精编和权威读本。人民出版社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正式出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该书聚焦基本理论和重大实践问题。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时代·新思想》，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历史地位、核心要义、精神实质等进行了深入阐释。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蔓延，出版界策划了一批主题图书，讲述中国的抗疫故事，赞扬抗疫中的先进人物和感人事迹，全面客观地记录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疫进程。出版了《大国战“疫”》、《众志成城——武汉战“疫”记》、《中国共产党防治重大疫病的历史与经验》、“致敬最美战‘疫’医务工作者”系列、《最美逆行者》等抗疫主题出版物。
2020年还是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故宫建成600周年、《民法典》表决通过之年……围绕这些重大题材的重要时间节点，有一大批主题出版物涌现。
2.大型出版工程
2020年，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历经数年，一批重大出版工程得以面世。这些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扶持的精品力作，既利在当代，又影响未来。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2006年，中华书局开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202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梁书》，6月26日，《梁书》在北京以线上形式正式发布。[5]中华书局还把“二十四史”之后的最后一部纪传体正史《清史稿》进行转简、重新排版，出版了简体字本全12册。
2020年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当天，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历时近5年编撰完成，近5万页、百卷本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在上海首发出版。这是迄今所见最为完整、全面的中国战后审判文献，也是首次系统公布抗战胜利后中国对日本战犯进行法律审判的原始档案，填补了战后审判领域的空白。[6]
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辞海》（第七版）自2015年正式启动，历时5年编纂完成，2020年8月出版，9月上市。《辞海》是我国唯一一部以字带词，集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等主要功能于一体，以百科知识为主的大型综合性辞书。《辞海》（第七版）收录条目近13万条，对75%以上的条目都有程度不同的修订或更新，同时建设开发了《辞海》网络版。[7]
3.教育出版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教育出版社的纸质教材业务受到了疫情的冲击，疫情导致春季开学时间延迟，已经到校的教材不能发到学生手中，出现大量退书现象。各地教育出版社全力服务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要求，积极履行出版业的社会责任。全国多家出版社不仅免费开放电子版教材、图书等数字资源，还提供在线课程服务，供广大师生使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新冠肺炎疫情无疑给教育和学习模式带来深远影响，线上线下学习相结合逐渐常态化。教育出版社的在线教育服务在疫情中受到大考，部分在线教育服务平台出现瘫痪现象，这迫使教育出版社进一步完善在线教育服务平台。疫情使在线教育服务的需求显著提升，并加速了在线教育的发展，因而2020年也被称为教育OMO（线上线下融合）元年。
继2019年义务教育阶段三科统编教材实现全覆盖以后，2020年，普通高中三科统编教材使用工作继续推进。截至2020年底，普通高中三科统编教材已覆盖20个省（区、市）。教育部明确2022年前将实现所有省份全覆盖，到2025年实现所有年级全覆盖。与此同时，中等职业学校三科统编教材编写工作也已启动。
2020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人民教育出版社部分离退休老同志回信，信中提出“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各教育出版社纷纷组织学习习总书记回信精神，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对教材出版的指示要求。
4.专业与学术出版
2020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各专业与学术出版单位快速响应，凭借自身的专业优势，策划了一大批专业学术性抗疫图书，为国内疫情防控提供解决方案，同时将这些抗疫图书多语种版权输出国外，助力全球抗疫，赢得良好的国际声誉。
广东科技出版社仅用48小时就出版全国第一本预防新冠肺炎的科普图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该书发行量接近200万册，版权输出到10多个国家。[8]两家中央级医学专业出版社也冲在抗疫最前面——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这两家出版社在医学出版领域有着丰富的出版资源，形成了具有医学特色的智库，出版了48种疫情防控出版物，开放了9个知识服务平台。[9]作为身处武汉疫情中心的专业出版社，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1月22日编撰出版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一书，该书版权输出到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湖北省图书版权输出的历史纪录。[10]
除了防疫相关的专业图书外，2020年在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各细分领域也有一批优秀的学术著作涌现。“国家社科基金文库”继续资助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了各个学科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公益性学术著作。还有很多出版社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出版了一些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学术著作。比如科学出版社推出的《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从学理上进行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的有益探索，系统构建了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民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差距研究》以居民收入份额为新角度的研究，分析了我国经济转型、社会变迁中的问题，并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应对转型过程中凸显的收入分配问题，具有突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结合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一批相关的学术著作推出并受到读者欢迎，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世界的下一个主宰——人工智能》、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智能控制方法与应用》、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区块链革命》、电子工业出版社的《人工智能安全》等。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多家出版社抓住时机，推出了一批与民法典相关的图书，如法律出版社的《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条文精释与实案全析》、中国法制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用版系列丛书》等。此外，有的出版社还推出了民法典相关的数字出版物，如人民出版社的视频书《民法典开讲》和人民法院出版社的有声典藏纪念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些出版物成为2020年出版的一道亮丽风景，并给相关出版社带来了明显的效益。
5.大众出版
2020年，出版界还及时推出了多种面向大众的抗疫出版物，加强对大众的健康安全教育、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抚慰心灵、记录抗疫人物和事迹。其中，普及新冠肺炎防控知识、通俗易懂的图书成为大众出版的热点，如中国工人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职工防护50问》、中信出版社的健康科普书《张文宏说传染》、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大众心理防护手册》等。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抗疫文学”应运而生，成为文学界的一种新兴类别，诗集、家书、日记、征文等抗疫文学作品为战疫提供了精神力量和心灵抚慰，如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全媒体抗疫诗集《鏖战》、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致敬英雄——2020抗疫报告文学集》、作家出版社的诗歌选编《战“疫”之歌》、江西高校出版社的《武汉纪事》等。各少儿出版社也快速反应，策划推出了一批与抗疫有关的少儿读物，充满童真情感和人文关怀，引导少年儿童正确认识疫情，学习抗疫精神，如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童心战‘疫’·大眼睛暖心绘本”系列、接力出版社的《钟南山：生命的卫士》、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逆行天使》。
2020年疫情给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带来深远影响，投资理财、自我提升类大众图书受到读者欢迎。疫情期间居家隔离，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多，小说类、文学类、历史类、人物传记类、育儿家教等类型图书需求明显上涨。2020年一些出版社出版了一批面向大众的畅销书，比如在社科类中，华文出版社的《故宫六百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民法典与日常生活》等；在文学类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莫言新作《晚熟的人》、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徐贵祥新作《鲜花岭上鲜花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冯骥才新作《艺术家们》等；在经管类中，中信出版集团的《变量：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危机自救：企业逆境生存之道》、人民出版社的《百年变局下的中国经济》等；在少儿类中，中信出版社的“我要去故宫”系列、接力出版社的《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第二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根狗毛一首诗》等；在科技生活类中，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未来生活简史：科技如何塑造未来》、中信出版集团的《信息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科技创新：中国未来30年强国之路》等都入选了该年度的畅销书。
二、2020年图书出版业发展亮点
（一）公益阅读助力抗疫
2020年初，出版社响应国家号召，遵从中宣部的部署安排，主动承担起普及和传播防疫抗疫科学知识的社会责任，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向社会免费提供大量电子书、有声书和数字教学资源，体现了出版人应有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在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大众出版等板块，公益阅读助力抗疫表现尤为突出。
在教育出版方面，教育类出版社对广大师生免费开放大量线上资源保障了“停课不停学”的顺利进行。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60余个教育出版单位，免费提供了366个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电子版网址链接，供广大教师在家备课、网络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清华大学出版社免费开放了个性化高等教育专业知识库“文泉学堂”。湖北教育出版社面向湖北省中小学生发起了“在家上课”行动计划，免费向广大师生开放在线学习工具和在线学习资源。
在专业出版方面，广东科技出版社、湖北科技出版社、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迅速组织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和学者，紧急出版了一批防护手册、防控指南，并在“学习强国”、新华书店网上商城、咪咕阅读、喜马拉雅等线上平台供大家免费阅读和传播，对病毒的传播、预防及诊疗等进行权威、通俗的解读。
在大众出版方面，出版单位纷纷以丰富的精神食粮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特殊时期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稳定人民群众对疫情的焦虑情绪。中信出版集团向全社会免费提供3000余本电子书和600余部有声书，还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免费提供全年“好书快听”权益卡。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武汉读者免费提供VIP书库中的20万册图书一个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文读书声”免费试听一个月。接力出版社向少儿读者免费提供自有平台上的童书产品。
（二）直播成图书营销新利器
2020年初，疫情致使图书线下销售无法开展，大量实体书店面临生存危机，出版社纷纷转战线上，入驻抖音、快手、微博、B站、京东、淘宝等平台，邀请作者、名人、编辑、社长担任主播。出版机构还充分抓住世界读书日、“618”、“双11”、“双12”等重要营销节点，密集安排直播活动。从新书发布、线上领读再到在线授课，直播的主题多元、内容丰富。出版社通过直播带货取得了不错的社会反响和经济效益，图书出版业直播营销崛起成为2020年度新亮点。除了直播营销以外，出版机构还借助短视频营销、社群营销、盲盒营销、外卖平台送货等新手段“花式”卖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较早入驻抖音、快手、腾讯视频的出版机构之一，一场《故宫六百年》定制款新书直播发布会累计观看人数超1800万、新客下单率超95.8%，而“回到文学现场，云游大家故居”大型系列直播活动覆盖人群上千万级别。3月，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中国经典动画珍藏版》与知乎盐选会员年组套现身薇娅直播间，短短几分钟内销售3万余套，码洋超500万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夏主播团”4月正式上线，3个月累计进行近50场直播。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开设了以“抗疫假期，我们陪你”为主题的系列直播活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进行80余场直播，帮助家长在疫情期间陪伴和引导孩子读书。
（三）疫情之下业绩逆势增长
在国内疫情严重的2020年上半年，各行各业的生产、销售饱受冲击，甚至面临生存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仍然有部分出版单位的业绩不降反升，逆势上涨，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华书局、化学工业出版社等等。这些逆势增长的出版社充分利用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跨界联动、渠道拓新等方式，大力加强图书营销，实现了销售增长。
以少儿图书为主要业务板块的出版机构明显增长。2020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全年营收同比上升7.68%，利润同比上升7.23%。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20年初成立电子商务公司，紧接着组建音像电子分社，之后又成立了网络营销小组。2020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共在传统电商平台直播193场，在新型短视频平台直播66场，直播总触达人群超过1200万。[11]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已经构建形成了少儿图书网络营销矩阵——让直播贯穿推广活动，以社群建立信任带动销量，让短视频营销常态化，同时建立有声书库、游戏阅读资源中心、视频播放平台中心，不断做强融合出版。
部分教育出版社也逆势增长。2020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13.63亿元，回款码洋13.52亿元，营业总收入5.15亿元，利润超过1亿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明确提出“护好教育基本盘”，将其旗下强势的教材教辅做强，在疫情期间迅速公开线上教育资源，并成立数字运营部，同时积极开拓、建设自有新媒体渠道，充分利用新媒体资源优势，进行立体化营销宣传。[12]
在国内疫情最为严重的2020年第一季度，四川教育出版社逆势增长，与上年同期相比，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增长12.46%，净利润增长2.29%。川教社2016年以来进行改革，在坚守教育出版主业的同时，通过开发有声读物、强化增值服务、以AR技术开发教材教辅、推出高中AI融媒教辅等方式推动融合发展。
（四）线上“走出去”成新亮点
2020年，在疫情背景下国内图书出版界开拓了线上“走出去”的新模式，成为图书出版业发展的新亮点。线上“走出去”具体形式主要包括积极参加和举办国际“云书展”、建立国外社交媒体账号、在线上与国外出版界沟通合作等。
2020年，许多国际书展因为疫情原因采取线上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包括第57届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第72届法兰克福书展、第33届莫斯科国际书展等。中国出版机构积极参加了这些国际“云书展”，推动对外交流与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出版界主动自建“走出去”平台，探索线上线下融合型书展的新模式，举办了多个国际书展。创办了34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次以线上“云书展”方式举行，主办方以全景3D复刻技术打造了全景展厅，充分运用5G、大数据、VR等新技术手段，通过图文、视频、3D全景等形式展示参展出版成果，实现了“云参展”“云贸易”“云交流”。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采取了线上线下融合的书展模式，吸引了来自意大利、俄罗斯、美国、西班牙、瑞士等21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50家童书出版机构和相关企业参展，海外参展商占比超过30%。
除了“云书展”以外，疫情之下出版机构在积极探索“走出去”的新方式。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海外社交媒体照片墙（Instagram）上创立人文社账号，开辟了中外文学交流的窗口。接力出版社通过与战略合作单位英国尤斯伯恩出版社加强线上联系实现图书版权输出。部分出版社通过与国外汉学家等加强线上联系，充分利用国际上的人脉资源推动版权输出。[13]
三、图书出版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一）图书出版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疫情之下传统出版饱受冲击，部分出版社融合短板凸显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袭击使得传统出版的运营模式遭受冲击，从编辑出版，到物流配送，到营销推广，再到门店销售，出版业的各个环节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实体书店更是遭受重创，面临生存危机。虽然图书出版机构编辑、审稿、校对、内容呈现、营销推广等部分工作可以在线上完成，但在此次突发的公共事件环境下，对出版机构线上办公效率、融合产品供应能力、平台运营水平、线上营销推广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部分出版机构融合力度不足的短板在疫情背景下被放大和凸显，而融合水平较高的出版机构在此次疫情中不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业绩逆势上涨。
疫情的快速变化和抗疫工作的紧迫需求，考验着出版机构的应急响应能力，但部分出版机构由于缺乏相关的经验，线上协作和审批的效率较低，工作流程相对繁琐，导致了图书出版周期比以往略有拉长。上半年国内疫情严重时期，人们线下学习、工作和生活无法正常开展，转而将线下的需求移至线上，这使得线上的需求被放大。尤其是“停课不停学”，使线上教学资源的需求量瞬时暴增。出版机构一些没有经过峰值测试的线上平台，出现了因服务器崩溃而系统瘫痪的情况，融合产品和线上平台设计不合理的地方也因用户使用更为频繁而越发凸显，线上平台的缺陷暴露无遗。不少出版机构在疫情背景下开始尝试进行线上的营销推广活动，但由于缺乏前期经验的积累，出现了线上活动扎堆、流量不足、带货转化率低的尴尬处境。疫情更凸显了出版融合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凸现出当前出版融合力度不足的短板。
2.出版物选题和内容同质化，“价格战”让书业不堪重负
疫情之下，出版机构大多都紧跟当下热点，推出了大量与抗疫相关的出版物，主题基本集中于防护手册、文学纪实、心理疏导、少儿科普等，但也出现出版物形式与内容存在雷同，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其中部分书籍成为爆款后，又有大量的同名或类似的书籍跟风出版，造成了出版资源的浪费。不仅在抗疫选题上，在其他选题上也广泛存在盲目跟风、急功近利的现象。
与此同时，部分出版机构还以无序的“价格战”来进行市场的恶性竞争，扰乱了图书市场的正常秩序。疫情的到来使得出版机构的营销推广活动移至线上进行，直播、短视频、社群、团购等“花式”卖书的背后，还伴随着抄底的电商“价格战”。疫情期间，读者线上消费的习惯被进一步强化，疫情过后平时喜欢去书店买书的人也会转向线上购书。这对于疫情中受到重创的实体书店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如果恶性的“价格战”在疫情过后得不到遏制，实体书店的生存环境将进一步恶化。恶性“价格战”对处于出版产业链上游的出版社而言同样也是不利的。出版社的利润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作者和编辑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大大打击了作者和出版社的创作热情，导致出版业整体原创力下降。为了应对“价格战”，有的出版社尽可能节约成本，被迫降低图书产品品质，导致大量同质化、跟风、庸俗的快餐式产品充斥市场，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3.行业公共危机治理能力不足，缺乏完善的应急反应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已造成了公共危机，影响了正常出版活动的开展。党政机关、行业协会和出版机构快速响应，协同应对疫情对出版行业造成的冲击，并让出版行业发挥出了知识抗疫的作用。但出版行业对公共危机的治理能力仍存在不足，缺乏完善的应急反应机制。
疫情防控时期，出版活动存在各方供需对接不畅的问题，出现了非出版主管部门协调出版资源的情况，如教育部协调高校、出版机构、技术公司出版《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类似这种工作完全可以由行业协会承担。此外，由于行业缺乏完善的应急反应机制，导致行业内难以进行明确的分工，出版机构对于市场供需关系的认知片面并且滞后。在市场信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出版机构依靠自发行动追随热门选题，造成选题“撞车”、同质化内容扎堆的现象。[14]
此次疫情还给整个出版产业链带来现金流问题。产业链下游的纸厂、印刷厂、物流企业、图书经销商等处境堪忧，这些企业普遍现金流控制能力有限，如果它们无法恢复正常经营，就会导致出版产业链现金流的断裂，现金无法回流至产业链上游的出版机构，出版机构的正常运转也面临资金困难。整个出版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需要各方的协同应对。
（二）促进图书出版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1.疫情倒逼出版转型升级，抓住融合创新发展机遇
此次疫情使出版融合发展的优势得到充分展现，出版融合发展的迫切性更加凸显，出版机构更为明确地意识到加强线上布局的重要性。疫情不仅考验着出版机构网络化生产运营的效率和水平，而且重塑着读者的阅读和消费习惯，加速改变出版业态，倒逼出版社加快融合发展步伐。疫情对于出版机构而言是一次危机，但也可能是一次实现“弯道超车”的转机。出版机构能否实现“弯道超车”取决于能否转危为机，抓住融合创新发展的机遇。
以往由于数字出版投入多、产出慢，资源集中度不高，以及获得授权难等原因，出版社融合发展的步子一直不太大，这次疫情使人们对于数字出版物的需求量增加，出版机构应加大投入力度，增加数字资源供给，完善线上平台建设。疫情防控期间，出版机构通过免费开放资源带动了流量的提升，未来只有不断开发优质内容资源，稳定并持续运营，才能留存用户。疫情期间直播带货、短视频带货等方式在图书行业快速兴起，帮助出版机构解决了线下销售渠道不畅的燃眉之急。疫情之后出版机构应复盘总结运营经验，思考优化策略，提升销售转化率；构建直播、短视频、社群等新媒体营销矩阵，增加与读者的互动，做好读者服务，精准把握读者需求，打造私域流量池。
2.出版社走差异化发展路线，规范图书市场秩序
经历了疫情的冲击和考验以后，出版机构应对自身进行重新审视和调整，对于盲目跟风、重复出版的问题应给予高度重视，避免盲目竞争和出版资源的浪费，根据自身的出版特色和专业优势来策划选题，明确读者定位，在营销推广中也着重展现自身图书产品与其他同类型图书产品的区别，走差异化发展路线，寻求高质量发展。
对于恶性竞争导致图书市场失序问题应尽快进行整治和规范，这一方面是帮助出版企业在疫情之后恢复元气，另一方面也是促进行业良性可持续发展。图书市场失序问题单靠行业自身进行改变的作用有限，从长远来看，可以考虑由政府层面出台法律法规进行强力规范。参照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做法通过立法和行业协会建章立制，实现了书业的公平竞争和健康可持续发展。[15]与法律法规相配套，可考虑建立诚信制或黑名单制，对出版社违规打折行为进行监督，把违规出版社列入失信名单或黑名单，并给予相应处罚。即使目前暂时还不能立即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进行治理，短期内也需通过行业协会规范图书市场秩序，尽快平抑恶性“价格战”。当然，发挥调节作用的不仅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还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出版社倘若不提升图书质量，低品质图书即使能够被法律保护不打折，也只会“有价无市”。
3.多元主体协同应对公共危机，建立健全应急出版机制
经历过新冠肺炎疫情这次突发公共危机后，出版界应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建立健全应急出版机制，以使出版界在以后遭遇公共危机时，能够快速反应，高效应对。在突发公共危机时，政府、行业协会、出版机构三方协同运作，共同进行公共危机治理。
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及时对形势进行研判分析，提高响应效率，通过宏观调控指引出版活动方向，有针对性地指导出版活动开展；行业协会是行业纽带，应发挥好中介作用和组织作用，既遵从政府管理，号召会员单位按照政府指引开展出版活动，引领行业方向，并做好行业自律，同时又要及时向政府反映会员单位的困难和需求，给予困难单位应急救援，帮助会员单位渡过难关；出版机构在服从政府和行业协会管理的同时，应提升图书市场敏锐度，及时全面地把握市场供需关系，避免选题和内容同质化，加强与其他出版机构的沟通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应对公共危机。
四、2021年图书出版业趋势展望
（一）主题出版将持续打造精品力作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之年。此外，《民法典》实施、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天问一号”火星着陆……围绕上述重要时间节点，出版界将在主题出版上持续发力，精心策划一批有规模、有分量的主题出版物。
围绕“十四五”规划，主题出版将聚焦分析我国今后发展的潜力、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围绕现代化新征程中的新挑战、新问题，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出版单位将推出一大批党史类主题出版物，在题材、策划、载体等多方面进行创新，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回顾党的发展历程，反映时代变迁，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方案为什么“优”，建党百年节点将引领主题出版发展新高潮。
近年来，主题出版已成为出版产业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许多出版企业将主题出版列为重点发展板块，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加强选题储备、加强营销、加强海外推广。主题出版的规模持续扩大，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越来越好，2021年主题出版将延续这一发展趋势，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二）后疫情时代出版业将加速融合发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使图书出版业遭受巨大冲击，社会阅读需求和大众阅读习惯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版业的生产运营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融合发展取得实质性突破，预示着出版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6]
2021年是出版业融合发展和破局突围的关键之年。图书出版业将在融合发展方面更加主动作为，在技术、内容、渠道、服务和人才等方面进行融合发展布局。出版机构将继续深化对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AR、VR、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运用，推动出版产业朝着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不断提升优质内容生产和运营能力，丰富优质内容呈现形式，推出更多的有声书、电子书、在线课程、移动阅读等数字出版产品，加大直播、短视频、社群等新媒体营销推广的力度，重视融合型人才培养，助力融合发展加速前行，重塑图书出版产业生态。
（三）出版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仍将持续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仍将持续，国内疫情防控工作常态化，国内外政治经济格局继续深度调整变化，中国图书出版业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仍将持续。在2020年饱受冲击的实体书店在新的一年依旧可能持续下行，但降幅可能会收窄。电商“折扣战”“价格战”如果没有相关部门介入就仍会继续，图书市场竞争激烈，出版机构利润空间被迫挤压，多数出版机构仍面临较大压力。近一段时间，纸张价格的快速上涨，给出版业带来了明显的冲击，加大了出版社的经营压力，出版业应尽快适应这种变化，通过融合发展、提升品质、加强管理等措施应对这一挑战。
疫情持续的非常时期容易出现各类社会矛盾和风险，对于出版业来说，要以系统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增强风险意识和机遇意识，树立底线思维，建立健全现代化企业治理体系。出版机构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切实守好意识形态阵地，把好政治导向关、价值取向关、内容质量关，有效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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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章红雨.出版业融合发展取得实质性突破[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1-0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