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马福华：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西方童话在中国的百年译介经历了清末民初的开创期、五四时期的热潮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低谷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曲折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期。西方童话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通过梳理和分析中国百年来的西方童话翻译与传播历程，可以总结中国童话翻译的得与失，深化我们对童话尤其是中国童话内在特征的认识，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童话文学与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西方童话；中国形象；翻译传播
西方童话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下进入中国，历经百年跌宕起伏，整体上呈现出从节译到全译、由零散简单到系统复杂的趋势，其影响和接受也日益深入和广泛。总的来看，西方童话百年来的“中国化”历程经历了清末民初的开创期、五四时期的热潮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低谷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曲折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期五个发展阶段。本文全方位考察了百年来西方童话与中国多层面的事实与精神的联系，系统梳理了西方童话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过程，从而将异文化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全面展示出来。从翻译传播的角度来考察西方童话在中国的百年流变，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一、清末民初：西方童话在中国落地生根
童话是儿童文学最典型的一种文学样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童话的历史构成了一部儿童文学的历史”[1]。作为儿童文学中的主体，童话的译介在儿童文学译介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方童话诞生于18世纪，其标志为丹麦文学大师安徒生的第一本童话集《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安徒生童话改变了丹麦成人本位的儿童观，使儿童开始被发现。
与西方相比，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几乎要晚整整一个世纪。19世纪起，中国掀起了一场“西学东渐”的浪潮，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有目的地翻译介绍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翻译之风盛极一时。随着教育学、心理学等西方社会科学大量涌入中国，西方现代儿童观也逐渐被国人所接受。人们开始“发现儿童”，关注儿童的审美需求，着手译介西方儿童文学作品。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倡导儿童文学译介的作家和翻译家，如梁启超、林纾、孙毓修、包天笑、周作人等。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一大批优秀的西方儿童文学作品被引介到中国，使晚清儿童有幸读到与传统启蒙读物迥然不同的西方优秀童话故事，丰富了“五四”前夕处于封建教育羁绊之下的少年儿童枯寂的精神生活，为他们提供了新鲜的精神食粮。
西方童话在中国的译介肇始于1903年上海清华书局出版的《新庵谐译初编》，该书是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周桂笙的译文集，其下卷收录了包括格林童话、豪夫童话在内的15篇西方童话和故事，如《猫鼠成亲》《乐师》《熊皮》《狼羊复仇》《蛤蟆太子》等。作为第一部西方童话中译本，该书首次向中国儿童读者“展示出域外民族瑰丽奇幻的神话与童话的境界”[2]，具有传播新知、启发民智的作用，开阔了国人的眼界。由于语言环境所限，译者在翻译时采用文言形式，试图通过“谐译”的方式保持原作的本色。胡从经曾对周桂笙的文言译作作出评价：“周桂笙的译笔是非常忠实的，他的直译与当时以意为之、任意割裂原著的译风迥然不同，也相异于林纾所谓‘继承方姚道脉’的古文体，虽然采用的也是文言，但终究是比较平易活泼的。”[3]而赵景深则认为：“况且童话的特点，就在于小儿说话一般的文章，现在他用古文腔调说起来，弄得一点生趣也没有了。”[4]
自1909年起，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由孙毓修编译的“童话”丛书，该丛书编译出版了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王尔德童话、贝洛尔童话等众多西方流行的童话作品，在我国首次定义了“童话”一词，“揭开了中国近代童话的自觉之路”[5]。因此，茅盾将孙毓修誉为“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6]。1909年2月，孙毓修编译的童话《无猫国》问世，这标志着中国现代童话的诞生。在编译丛书时，孙毓修有着明确的儿童自觉意识，他认为中国的旧小说不符合儿童的审美需求，而欧美则有根据儿童心理而作的儿童小说，故而取自域外。在编辑过程中，他充分考虑到少年儿童读者的心理和要求，根据儿童不同的年龄阶段和心智特点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内容，并对原作内容进行加工和改编，具有译述的性质。在语言上，虽然孙毓修在“童话”初创之时就注意到运用白话，但由于当时距离废除八股的时间不远，加上他本人又深受桐城古文的影响，所以“童话”丛书中许多作品还留存着较浓重的文言痕迹。孙毓修编译的“童话”是1840年以来中西文化冲突、融合在儿童文学领域结出的第一枚硕果，它架起了中国童话与世界童话沟通的桥梁，不仅为中国童话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童话借鉴世界其他民族优秀童话的创作经验，进而使之跻身于世界童话之林提供了机会。
在译介西方童话方面，周作人也具有开拓之功。1909年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集时，周作人就翻译了王尔德的《安乐王子》，这是王尔德童话在中国的首个中译本。周作人选中此篇的良苦用心反映出西方文学对于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视和对于人性美的赞颂。此外，周作人还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得力的安徒生童话推介者。1911年，周作人在《绍兴公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汉译安徒生童话《皇帝之新衣》，后来于1921年将其补入到增订本《域外小说集》中。另外还发表了《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向中国读者首次详细介绍了安徒生及其童话。1913年，周作人发表文章《童话略论》，文中提到：“今欧土人为童话唯丹麦安兑尔然（Andersen）为最工，即因其天性自然，行年七十，不改童心，故能如此，自邻以下皆无讥矣。故今用人为童话者，亦会以安氏为限，他若美之诃森（Hawthorne）等，其所著作大抵复述古代神话，加以润色而已。”这是安徒生首次以童话作家的身份在中国“亮相”。[7]除译介西方童话外，周作人还首次将童话从神话、传说中剥离出来，把童话确立为一种独立的儿童文学样式。在其《童话研究》《童话略论》《童话释义》等专门童话论著中，周作人对童话的特征、功能、艺术标准等做了开拓性的研究，为中国现代童话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末民初的西方童话译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总体上仍处于萌芽与起步阶段，零星地夹杂于晚清西方小说的翻译热潮之中，既称不上繁荣，也缺乏明晰的文体概念。
在译介主体方面，译者多为个人。像上文提到的周桂笙、孙毓修、周作人等。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数周作人。有学者认为周作人是“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进程中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8]，称赞他“为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性与主体性的确立作出了最大贡献”[9]。他不仅翻译了若干部西方童话作品，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西方童话研究的文章，为西方童话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在译介内容上，选材内容比较零散、规模较小，译文多为文言文。译者在译介西方童话时，多根据个人喜好选取部分篇目进行译介，选材较随意，缺乏系统性，没有形成规模。由于此时白话文运动尚未兴起，译者在翻译时多使用文言文。
在译介方法上，多采用译述形式，改写较为普遍。此阶段的西方童话译介在很大程度上是启蒙国人的需要，带有实用主义色彩。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根据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对原文进行加工和改写。如刘半农在翻译《洋迷小影》时，把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塑造成了一个从海外游学归来、浑身充满羊骚臭的公子“洋迷”。这种改写式的翻译迎合了当时针砭时弊的需要，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
在译介目的方面，具有鲜明的教育启蒙的功利性特征。由于这一时期国人对于儿童性和儿童的独到之处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儿童文学主要作为政治启蒙的工具，注重文本的教育和社会功能，目的是为了培养未来的“国民”。梁启超就主张将儿童培养成：有人格，享有人权，有国民性的、时代的、世界的人。[10]在此语境下，童话的译介也必然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呈现出功利性的“政治教化”的特点。
总之，清末民初的西方童话译介虽处于实验性质的起步阶段，但却起到了启蒙、介绍与导入的作用，为五四时期的大规模译介拉开了序幕。
二、五四时期：西方童话译介遍地生花
五四时期是思想解放的时代，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启蒙主义者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向封建思想发起猛烈进攻，他们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鼓吹个性解放，要求人格独立，吹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人”的发现，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在文学和语言方面，他们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鲁迅最先呐喊：“救救孩子！”周作人第一次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主张以人道主义为本，极力排斥非人的文学。
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为中国的儿童文学揭开了崭新的一页。确切地说，中国儿童文学的真正发现与发展，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没有中国儿童文学新的兴起。
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科学、民主、个性、妇女儿童等现代意识问题都凸现出来，形成一个与传统中国社会大不相同的现代文化氛围，这就为现代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次，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入了现代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各种学说、理论、思想像潮水般涌入中国，“儿童中心主义”的儿童本位观得以确立。国人逐渐意识到，儿童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从生理到心理都应该得到全方位的尊重。顺应时代潮流，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肩负起“儿童解放”的使命。他们身体力行，大量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童话。鲁迅曾在《小彼得·序言》中指出：“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11]由此可见，西方童话在当时备受国人追捧。在这种潮流的驱使下，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王尔德童话等西方经典童话在这一时期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到20世纪20年代逐渐形成了一股西方童话译介的热潮。这一时期的主要译者有周作人、赵景深、郑振铎等。
1919年周作人用白话文翻译了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女儿》，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1期上，这为中国文坛白话译介西方童话开了一个好头。不满于“五四”之前以“载道”为目的的翻译，周作人将刘半农改译的安徒生童话《洋迷小影》重译为《皇帝的新衣》，并对陈家麟、陈大镫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十之九》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译文任意中国化的删改策略和晦涩难懂的古文使安徒生童话符合儿童心理的艺术特征完全被抹杀了。
继周作人之后，赵景深也在西方童话的译介和研究上颇有建树。他先后译介了《安徒生童话集》《格列姆童话集》等多部西方童话。在翻译时，赵景深以“儿童本位观”为指导，选篇长短适宜，语言使用白话，内容符合儿童的欣赏趣味。
五四时期在童话译介方面贡献最大的要数郑振铎。1922年，郑振铎受商务印书馆之邀创办《儿童世界》，并为之译写了大量童话，如《天鹅童话集》《列那狐的故事》等。在翻译过程中，郑振铎注意保留原作的文学性，文字畅达流利，已接近按原著翻译的作品。
报刊在这一时期西方童话的翻译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少年杂志》翻译了安徒生的童话作品《火绒盒》《皇帝的新衣》。《妇女杂志》发表了《玫瑰花妖》《苧麻小传》《老街灯》《一滴水》《夜莺》等。《晨报副刊》刊载了《小妖和鞋匠》《狐狸的尾巴》《十二兄弟》《圣母玛丽的孩子》等格林童话。1925年安徒生诞辰120周年，郑振铎在他主持的《小说月报》上特辟两期“安徒生专号”，发表了大量关于安徒生的评论、论文及译作，其中有《安徒生的作品介绍》《安徒生传》《安徒生评传》《我作童话的来源与经过》《安徒生的童话艺术》《安徒生年谱》等。在两期“安徒生专号”中，郑振铎发表了两篇热情洋溢的“卷头语”，又刊载了他翻译的《孩子们的闲谈》《凤鸟》《扑满》《千年之后》等安徒生童话故事。
除杂志外，一些出版社也不甘落后，先后出版了一些西方童话专集，如上海崇文书局出版了赵景深翻译的《格列姆童话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封熙乡翻译的《德国民间故事集》，北京文化学社编辑推出了刘海蓬、杨钟健翻译的《德国童话集》等。
五四时期的西方童话译介发展迅猛，呈现出组织性、系统性、规模性的特点，尤以系统的、有组织性的报刊译介为主，译介作品的数量和规模也不断扩大，较为全面、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童话。
在翻译方法上，译者不再沿用“五四”之前译述的翻译方法，而是多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尽可能忠实于原著的风格，力求保留西方童话中所包含的异质文化成分。茅盾曾指出：“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将西洋的东西一毫不变动的介绍过来。”“五四时代的儿童文学运动，大体说来，就是把从前孙毓修先生已经‘改编’（retold）过的或者他未曾用过的西洋的现成‘童话’再来一次所谓‘直译’。”[12]比如，徐调孚在翻译《木偶的奇遇》时，尽量保留原书的情节和风格，就连人物的外号也忠实地翻译过来。如木匠的外号被译为“樱桃先生”。
在翻译语言上，译者坚持“儿童本位”，抛弃了晦涩难懂的文言文，采用了通俗易懂、贴近儿童口语的白话文。他们认为，用文言翻译会销蚀掉“为儿童”的精神，而白话文“‘浅显的讲述的句法’适应了儿童的天性”，“采用白话文翻译儿童文学，不只是对白话文运动的响应，更是对儿童本位的确认”。[13]为了便于儿童理解，译者在翻译时采用了拟声词、拟态词，还使用了西式标点符号来表达语气或断句，使句子短而口语化，符合儿童的语言特点和阅读心理。
在翻译选材上，译者更加注重经典童话作品，努力致力于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王尔德童话等西方经典童话的翻译和传播，强调童话翻译的文学性应先于启蒙性，主张顺应儿童本能的兴趣，反对童话翻译的道德启蒙和伦理教训，认为“非教训的无意思，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笑，比那老成的文字更与儿童的世界接近了”[14]。
该时期中国对西方童话的译介成就突出，大幅度拓宽了西方童话的接受面，进一步打开了读者视野，为更大规模的译介奠定了基础。
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童话译介陷入低谷
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社会风云变幻，先后爆发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革命和救亡”成为时代的主题，“五四”以来的“儿童本位观”逐渐被“革命观”所取代，现实主义成为儿童文学的主流。正如王泉根所言：“随着时代的发展，译介的重点已由遥远的理想的‘乐土’，转为现实社会的新世界；由充满幻想色彩的童话，转为给人以‘切实知识’的科学文艺、现实小说。”[15]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迅速兴起为苏联儿童文学的引进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政治导向促使中国文艺界开始将眼光转向苏联，苏联童话的译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西方童话的译介则进入了低谷期，广度和深度大大下降。甚至连五四时期备受推崇的安徒生童话也受到质疑，如范泉认为：“象丹麦安徒生那样的童话创作法，尤其是那些用封建外衣来娱乐儿童感情的童话，是不需要的。因为处于苦难的中国，我们不能让孩子们忘记了现实，一味飘飘然的钻向神仙贵族的世界里。”[16]虽然像这种几乎完全否定西方童话的观点并不占主流，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时期西方童话译介所遭遇的困境。
三四十年代的西方童话译介呈现出现实主义趋向，关于苦难和战争题材的童话译介日趋增多，译者们更加关注作品中的现实苦难和政治性因素，如意大利作家科洛迪的长篇童话《木偶奇遇记》，首先由上海世界书局于1933年出版了钱公侠和钱天培的译本，名为《木偶历险记》。之后不久，上海启明书局在1936年推出了唐长孺、傅一明译本。1944年10月，上海经纬书局又推出了林之孝译本。到抗战期间，译本已达到五六种，前后出版了十几版，其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也许是因为碧诺基欧生活在一个贫穷的环境中，老是梦想着美好的生活，因此世界上的穷人能够用他来对照自己。”[17]
在国别方面，由于这一时期马列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日益深入，无产阶级文学开始兴起，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与日俱增，童话译介逐渐由欧洲儿童文学模式过渡到苏联社会主义儿童文学模式。
在儿童身份塑造方面，五四时期儿童的“小野蛮”身份不再引人注意，取而代之的是“无产阶级小战士”“抗日小英雄”等形象。这反映了译者们为迎合国内革命形势的需要，通过人物身份的塑造来达到宣传革命，对儿童进行政治教育和引导的目的。
四、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西方童话译介曲折前进
1949年10月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国儿童文学翻开了新的篇章。新中国童话初创期的首要工作便是学习、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总路线。1953年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进一步制定了贯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形象、用爱国主义思想及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方针。这些指导方针的确立，极大地激励了全体文艺工作者的工作热情。1954年全国首届儿童文艺评奖，儿童教育的重要性被再次提出。在此氛围下，中国出现了一股短暂的西方童话译介热潮，表现在：重译本和新译本交替出现，版本类型也更加丰富多样。例如，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51年10月出版了丰华瞻翻译的两卷本《格林姆童话集》；随后，该出版社于1952—1953年又推出了10册丰华瞻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其中第2、4、6、8、10册均被香港今代图书公司于1957—1958年间重版。1953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单行本《没有画的画册》。在接下来的四五年里，叶君健将安徒生的作品陆续翻译了过来，并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1956—1958年，叶君健整理出版了《安徒生童话全集》（共16册）。此后，叶译安徒生童话在中国不断再版。除《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外，王尔德的童话也多次重译和再版。1948年，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译者为巴金。这是第一部真正的王尔德童话集全译本。1955年，上海平明出版社将《快乐王子集》列入“新译文丛刊”重版，1957年又由新文艺出版社再版。
然而，短暂的译介出版热潮并没能阻止西方童话译介遭受噩运，五六十年代的阶级斗争以及随后的十年“文革”，使儿童文学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反修防修”的武器，导致西方童话在国内的译介全面下滑，甚至一度停滞不前。其间虽有少量的西方童话翻译和出版，但都带有鲜明的政治性特征。学者们在论述西方童话时，重点关注作品的“人民性”和“阶级性”。
该时期西方童话的译介发展曲折，但更具系统性，译介范围也有所扩展，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童话作家和作品，如萨克雷童话、格雷厄姆童话、金斯莱童话、吉卜林童话等，这就填补了前几个时期留下的缺口，使得诞生于20世纪之前的西方经典童话作品几乎全部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在译本类型方面，这一时期的童话译本更加丰富多样，除了新译本外，还出现了一部作品多种译本的现象。比如魏以新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于1949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后，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名著名译插图本·精华版”于1959年重新出版。另外，巴金翻译的王尔德童话《快乐王子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重版了五次，之后又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再版，成为当今最受欢迎的王尔德童话的中译本。
在译介题材上，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化倾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西方童话的译介着重挖掘作品中的阶级对立和现实主义特征。如叶君健在翻译安徒生作品时，不遗余力地将作品中的人物都安排到阶级模式之中，像《皇帝的新装》中的“皇帝”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受迫害的下层人民的代表，“拇指姑娘”则成为勤劳、勇敢和正直人民的代表。在叶君健的笔下，安徒生成了一个具有鲜明阶级立场的无产阶级的安徒生。这种以现实主义和阶级性为标尺的译作，反映了该时期西方童话的翻译具有鲜明的政治化倾向。
五、改革开放40年：西方童话译介方兴未艾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万象更新，儿童文学搭上了时代的快车，获得了无限宽广的发展空间和蓬勃的生机活力，呈现出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因此，加强西方儿童文学的译介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趋势。随着儿童的独立人格和价值逐渐被认识，童话翻译重新回归到“儿童本位”，“为儿童而译”成为本时期西方童话翻译的指导性原则。在这一翻译观的指导下，翻译界和出版界再一次高举“拿来主义”的大旗，热情洋溢地将各种各样的西方童话作品译介到国内，其作品译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但凡世界著名的、外国畅销的儿童文学作品，我们大多先后有了汉译本，安徒生的童话全集我们有三个质量都称得上上乘的翻译版本，《木偶奇遇记》《小王子》的译本就更在5个以上，连《骑鹅旅行记》这样的长篇童话的译本我们也不只有一个，如王尔德童话之类的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短章，则其译文应是不计其数了。”[18]
这一时期我国西方童话的译介走向多元化、整体化、系统化的道路，各种以“世界童话”“外国童话”命名的丛书纷纷登陆中国市场，如武庆云、黄玉山等编译的“世界童话丛书”（1981、1983、1984、1985、1986），叶君健的“世界著名童话系列丛书”（1991），浦漫汀的“童话城堡丛书”（1997），陆煜泰的“世界经典童话系列丛书”（2000），乔赫水主编的“世界童话经典”（2011），韦苇主编的“外国名家童话”（2013）等。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一系列以国别、“作家名+童话”命名的西方童话集，包括《英国童话》《法国童话》《意大利童话》《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王尔德童话》等。它们中有的是朴素的纯文字版本，有的是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精装本，有的为了低幼儿童阅读的方便而加注拼音……总之，这些形式多样的译本为国内的读者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和丰富的精神食粮。
除童话译介外，该时期还出现了许多西方童话史的研究著作。如韦苇撰写的《西方儿童文学史》（1994）、《世界童话史》（2002）、《外国童话史》（2003）、《外国儿童文学发展史》（2007）等，马力的《世界童话史》（1994）、吴其南的《德国儿童文学纵横》（1996）、张美妮的《英国儿童文学概略》（1999）、孙建江的《意大利儿童文学概述》（1999）、方卫平的《法国儿童文学导论》（1999）、汤锐的《北欧儿童文学述略》（1999）等等。这些著作对西方童话史进行了系统和专门的研究，标志着我国学界对西方童话的研究在整体上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与此同时，近年来学者们还发表了大量有关西方童话的研究论文、学位论文，在研究范围、方法、角度和材料等方面拓宽了西方童话的研究。
新时期的西方童话译介百花齐放，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在译本类型方面，一方面，西方经典童话作品常盛不衰，译本大量再版重印。安徒生童话、豪夫童话、格林童话都有上百个版本，包括全译本、选译本、精选本、缩写本、改编本、插图本、漫画本、中英对照本等等。以安徒生童话为例，仅根据丹麦文原著翻译过来的就有4个高质量的版本，即叶君健推出的《新注全本安徒生童话》（1992年版）和《英汉对照安徒生童话全集》（1999年版）、林桦推出的《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新译本，1995年版）和石琴娥推出的《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插图本，2005年版）。此外，译自英文的版本和各种版本更是不计其数。《木偶奇遇记》是19世纪意大利作家卡尔洛·科洛迪创作的经典童话作品，该书自192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以来，不断再版重印。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该书至少出版了120个版本。这些经典童话的再版重印表明了安徒生、格林兄弟、豪夫、王尔德、科洛迪等世界童话大师依然具有至高的地位，他们的经典童话依然有着经久的吸引力和稳固的市场地位。另一方面，新兴童话作家作品的译介异军突起，发展势头迅猛。译者们广泛关注林格伦、罗尔德·达尔、苏斯·盖泽尔等当代作家的童话作品，努力挖掘作品中新的内涵，寻找更为美好的文学价值和人生意义。一些当代获奖作品更是得到优先译介出版，如“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凯迪克图画书金奖”“英国格林威大奖”等获奖作品。据统计，本世纪初至今，“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作品在我国的翻译作品不少于90部，再版译作也不下40部。有代表性的要数1998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引进的“纽伯瑞儿童文学丛书”，该丛书收录的均是该奖获奖作品，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选取了其中的21种，分为“童话·幻想系列”“探险·奇遇系列”“亲情·友爱系列”“动物·自然系列”。
在译介题材方面，童话译介的题材多种多样，有启迪儿童思想的，如意大利作家罗大里的《洋葱头历险记》，该书通过讲述洋葱头与柠檬王、樱桃伯爵、番茄骑士斗争并最终战胜敌人的故事，鼓励孩子们要正确认识现实世界，面对困难要敢于斗争；有展现童心童趣的，像格林伦的系列童话《小飞人卡尔松》《长袜子皮皮》《疯丫头玛迪琴的故事》《淘气包埃米尔》等。作者在这些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顽童的形象，展现了孩子的天真可爱和无拘无束的儿童天性。正如韦苇在《外国童话史》中所说的：“它们只是从张扬童心、张扬个性、激发儿童想象力和创造力，从释放儿童郁积在心中的压抑情绪方面来贴近儿童的心灵，来为渴望自由和欢乐的孩子构筑他们企盼中的乐园。”[19]还有反映儿童成长问题的，如法国童话《青鸟》。该童话讲述了一个少女寻找爱人的故事，在此过程中，她遭遇到三个困境：同胞相争的窘境、性成熟的不适以及独立人格的丧失。而这三个困境也恰恰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在译介范围上，作品来源国更加广泛，几乎覆盖了西方世界的各个角落，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各个国家的童话作品都出现了相应的中译本。但从总体来看，作品译介数量较多的来源国主要集中在英、美、德、法等。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综合国力强，文化先进，出版业发展水平高，并且有着悠久的儿童文学传统和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儿童文学作家，使得这些国家的文化传播范围广，辐射能力强，影响力大。
在译介形式上，为更好地适应儿童的接受能力和心理特点，出版社不断创新，相继推出了童话译作的缩写本、改编本、导读本、点评本、注释本、美绘本、插图本等，总体上呈现出文字书→插图本→图画书的发展趋势。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童话图书出版的系列化和系统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单行本的图书已经很难引起社会的关注，丛书、套书、全集、大系成为童话图书出版的主要形式。各大出版社相继推出了《格林童话全集》《安徒生童话全集》等。此外，以作家、作品、国别、题材、体裁集中的形式出版的系列图书也是数不胜数。如接力出版社引进的“彩色世界童话金典”、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地球村系列”、明天出版社引进的“明天儿童手工系列·童话手工乐园”等系列图书规模巨大，影响深远。除图书、杂志等传统的纸质媒介外，出版社还广泛利用广播、影视、网络等现代媒体手段，加快西方童话的译介和传播。比如，该时期《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的译介都出现了图书、电影、戏剧、广播、网络等不同形式的版本。2005年，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童话作家，人们通过影视、音乐、展览、教育、会议、互联网和图书出版等各种形式来宣传安徒生的人生和著作。这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手段有效地促进了西方童话在我国的翻译和传播。
在翻译策略上，译者们坚持儿童本位的译介取向，注重译本的可读性，强调作品中的“童心”“童趣”。改革开放以来，儿童的中心地位重新被认识，儿童文学努力倡导贴近儿童的现实生活，注重儿童的审美意识和阅读心理，这种儿童文学观决定了这一时期的童话译介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即在忠实于原作内容的基础上，译者翻译时更多考虑儿童读者的特点，关注儿童读者的特殊性，语言上多采用符合儿童心理、贴近儿童口语的表达方式，以满足儿童的阅读需求，增加他们的阅读乐趣。如翻译家任溶溶在翻译西方童话时，首先考虑儿童的阅读感受，强调童趣、口语和创造三个重要因素，用儿童喜爱的语言甚至时髦词汇进行翻译。因此他的译作迎合了儿童的接受心理，拉近了与儿童之间的距离，受到了小读者的喜爱。当然，强调以归化翻译为主，并不是全盘否定异化翻译策略。在对异域文化描绘时，译者则往往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以激发儿童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六、结语
纵观一个世纪的研究发展史，西方童话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历经百年沧桑，经历了清末民初的开创期、五四时期的热潮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低谷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曲折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期。这百年中，西方童话的译介随着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方童话的译介必将进一步蓬勃发展，不断焕发出新生的特质。因此，我国翻译出版界应充分借鉴历史经验，把握机遇，进一步加大西方童话的译介力度，使国人能够欣赏到更多的西方优秀童话作品。同时，我国童话作家也应该苦练内功，在吸收、借鉴西方童话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中国童话作品，以推动我国童话文学与文化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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