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 耿相新
在出版产业的角色分工上，编辑角色具有多层次的双重属性，从其创造的价值而言，编辑既有意义属性又有利益属性；从其创造的成果而言，编辑既有物质属性又有精神属性；从其职业活动场景而言，编辑既有企业内部属性又有社会活动属性；从其职业活动的特点而言，编辑既有技术属性又有艺术属性；从其角色的职责而言，编辑既有原创属性又有规范属性。明晰编辑角色的多重属性，将有助于青年编辑的角色认同和职业定位。
编辑的原创属性，可对应于编辑的作者功能，编辑的规范属性，可对应于编辑的编审功能，对于如何做一个优秀的“作者型编辑”，我与青年编辑书同做几点交流。
书同：最近看到您给《编辑档案》一书所写的序言，其中您说道，“在出版实践活动中，实际上存在着三种类型的编辑——作者型编辑、策划型编辑、加工型编辑”，我们以前关注比较多的是“编辑学者化”，请问您为什么要提出“作者型编辑”？
耿相新：毫无疑问，在出版实践活动中，作者与编辑是两个具有显著不同特点的角色，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也各不相同。作为出版活动中的两个环节，作者是创作之源，是创作作品的自然人或组织机构，创作是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形式固定的智力成果，原创和独创是作者的最大特点；而编辑环节，则是固定作者智力成果的一个过程，它在规划策划、组织作品、鉴别优化、审读加工、流程管理、宣传推广等环节居于中心地位，是整个出版活动中的核心。刚入职的新编辑，首先要对作者和编辑角色的不同定位有个明晰的认识，各安其位应是一条原则。
但是，随着我们对出版业和出版史的深入了解，却发现作为出版活动中的自然人——作者和编辑，二者的智力活动和智力成果并不能截然分开，甚至二者之间的智力劳动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叠合。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就创造性而言，作为编辑角色所提出的选题创意，往往是作者创作的起点，显然，选题创意往往具有原创性、独创性和创见性。其二，就学识性而言，作者所提出或提交的创意、作品或智力成果，往往得到了编辑的建设性意见、讨论、引导和指导，选择和确认作者的智力成果，考验编辑的学识、识见水平，识见也是一种创造性行为。其三，就技术性而言，编辑对作者智力成果的科学化、规范化、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固化智力成果的过程，编辑对其进行的整理加工同样具有智力劳动式的创造性。由此可见，编辑的智力劳动和作者的智力创造在一项智力成果的固化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中国古代、近现代乃至当代最优秀的编辑家往往同时也是优秀的作家和作者。如中国古代的孔子编辑整理《诗》《书》《礼》《乐》，修《春秋》；刘向编辑《楚辞》《说苑》，著《别录》；解缙编辑《永乐大典》，著《解文毅公集》。如近现代的梁启超主编《中外纪闻》，著《饮冰室合集》；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著《韬奋全集》；叶圣陶主编《小说月报》，著《叶圣陶集》。以上列举的著名编辑家，在他们的编辑身份之外，与之齐名甚至更为响亮的名头是作家、著作家或大学问家。
我提出“作者型编辑”，一是基于作者和编辑身份往往重合的历史事实，二是基于智力成果固化过程中作者和编辑共同进行了不可或缺的创造，三是基于一种倡导，目前编辑的创造性、原创性正在减弱，我试图提醒新编辑，编辑工作也是一种创造性工作，编辑不仅是简单地规范化地内容整理加工，更重要的是，编辑还是智力成果的发起者、参与者，智力成果社会化的推广者。
书同：我们如何界定和理解“作者型编辑”？
耿相新：顾名思义，“作者型编辑”重点强调的是编辑具有双重属性，编辑既具有技术加工整理规范属性，也具有作者的智力成果属性。与“作者型编辑”相对应的是“编辑式作者”，后者强调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作者其创造性活动具有编辑属性，实际上作者所从事的智力活动往往含有相当程度的编辑功能。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以上两个概念，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作者作品分类和创作形成分类，这两个维度，一条通向编辑的对象，一条通向作者的类型。《著作权法》中将作者作品分为文字、口述、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民间文学艺术、美术、建筑、摄影、影视、图形、模型、计算机软件15类作品，这15类作品就是编辑活动的对象，进一步地说，这些作品就是不同的符号系统，相对应的也就是不同类型的编辑，如文字作品可对应于文字编辑，当然还可以再细分为图书、报纸、期刊等编辑类型。从作品的创作形式上看，我们大体上可分为著作、编著、编纂、汇编、摘编、翻译等类型，由作品的不同创作形式我们可以对应于不同的作者类型。基于以上两个层面的综合思考，我将“作者型编辑”归纳为四种类型，即主编型编辑、汇编型编辑、编纂型编辑、著作型编辑。
从知识生产的历史来看，中国古代的作者和编辑合而为一的现象较为普遍，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式出版机构的出现，专职作者和专业编辑才逐渐分离并各自独立，但编著合一的现象并未完全退出出版历史舞台，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教科书编写依然是由本组织机构中心专职编辑完成的，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新中国的教科书绝大多数依然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撰写完成的。改革开放之后，由本社编辑编纂而成并公开出版的出版行为还依然存在于诸如古籍、教育、少儿等类出版社中。进入21世纪后，出版社内编著合一的出版现象就开始式微了。回顾知识生产的历史，并不是吁请每位编辑扔下本职工作转向成为作者，我只是强调一下编辑身份和作者身份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和相当多的知识门类中，二者的身份常常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
让我们检视一下历史上著名的“作者型编辑”。一是主编型编辑，可分为单本书主编、套书主编和丛书主编，单本书主编如鲁迅主编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杜亚泉主编《植物学大辞典》；套书主编如舒新城主编《辞海》、张静庐主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丛书主编如张元济主编《百衲本二十四史》、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等。二是汇编型编辑，大多数的丛书、合集和文献史料编辑属于汇编型出版物，如张元济编辑《四部丛刊》、郑振铎编辑《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国历史参考图谱》《明季史料丛书》、顾颉刚编辑《古史辨》、赵家璧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三是编纂型编辑，类书、百科全书、辞典、年鉴、书目等工具书属于编纂类图书，历史编纂、文献编纂也是重要的编纂类图书类型。如胡乔木、姜椿芳、梅益、杨牧之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陆尔奎编纂《辞源》；历史书籍编纂的典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属于在大量的文献史料基础上完成的编纂类书籍。四是著作型编辑，由作者、作家或机构群体所创作并出版的文学、艺术和社科人文科学、工程等原创性作品属于著作类图书范畴，著作类书籍涉及出版的各个门类，站在编辑的角度，著作型编辑主要是指——从事出版行业的各门类编辑在编辑工作之外还是一位作家、著作家、原创性著作作者。如现当代编辑家叶圣陶、茅盾、林语堂、胡风、巴金等除了在编辑出版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他们还是影响现当代的著名作家，又如现代编辑家、出版家杜亚泉、夏丏尊、周建人、郑振铎、邓拓、胡绳、陈原等，他们同时还是顶尖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和学者、优秀专家。又如现当代编辑家钱君匋，他既是优秀的美术编辑，同时又是装帧设计艺术大师，在编辑和艺术创作两个领域均作出了突出贡献。
书同：请您谈谈青年编辑想要成长为“作者型编辑”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耿相新：我首先要声明的是编辑具有多种类型，如组稿编辑、文稿加工编辑、美术编辑、技术编辑、策划编辑等等，具备作者属性的“作者型编辑”只是编辑角色中的一种。我们不必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作者型编辑”，但如果立志成为一个兼具作者身份的编辑，我个人认为核心是要提高三种能力：创意策划能力、专业研究能力、艺术创作能力。
首先是要努力提高个人创意策划能力。编辑的核心竞争力是其创造性和创新性，而编辑的创造性具体体现在提出前所未有的创意性选题。要想提出创意性选题，一是要增强个人的社会、知识和技术的洞察力，要拥有敏锐的感知读者需求的能力；二是要着力提高个人的知识发现力，见人所未见；三是要在拥有广博知识的基础上，着力增强个人的知识整合力，要在系统论中找到创新突破点。
其次是要努力提高个人专业研究能力。在知识门类越来越细分的当下，拥有、熟知、精通并坚守一个学科的专业知识是任何一位编辑必备的基本条件。编辑职业化的同时还要专业化。只有专业化的编辑才能策划、编辑并出版内容一流的出版物。只有具备对一个学科或专业的学术研究能力，才能提出有创见的优秀选题。提高个人专业研究能力，一是要对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进行全面性、系统性、完整性地掌握，创建自己稳固的专业根据地；二是要对本专业的研究现状了如指掌，对本专业的前沿性问题始终保持警觉；三是要牢牢掌握本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方法论的突破切入到思维方式的突破、研究方向的突破和学术成果的突破。
再次是要努力提高个人艺术创作能力。文学艺术创造依赖于个人天赋、基本功、灵感，当然，坚持不懈地刻苦勤奋工作也是完成伟大创作的必备条件。提高个人艺术创作能力，一是要对自己的天赋有十分清醒的认识，知己所长与所短，在所长之地攀登顶尖；二是要锤炼过硬的本专业基本功，熟练掌握本门类艺术的各种创作技巧；三是要不断突破自我、不断突破原有艺术题材、不断突破现实和时代的限制，在捕捉灵感的同时，保持巨大的创作热情和激情，保持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总体而言，一位优秀编辑的成长，关键在于身处时代的生态滋养，关键在于自身的悟性灵性，关键在于持之以恒的坚守努力。
对谈嘉宾
耿相新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2005年被列为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首届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学术研究方向主要为书籍史、出版史与出版理论，出版有《中国简帛书籍史》（三联书店2011）、《书界无疆》（中华书局2011）、《出版的边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等著作9部，发表论文60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