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首届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阅读三十人论坛成员。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阅读大讲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我可以告别光明，但绝不可以告别阅读。
——杨佳
阅读和书籍，让我看见了生命航行中的灯塔。就像巴金的散文《海上日出》写的那样，等你看到日出的时候，它不但照亮了大地，感觉你的通体也是透明的。
我们都是读者，我们都与书有缘，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那就是图书馆了。所以我非常荣幸，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谈一谈我的阅读经历，以及在我生命中，影响我阅读的一些人和事。
我是湖南长沙人，住在岳麓山下，从我们家窗子望去就是岳麓山的美丽景色。尤其是到了映山红盛开的时节，满山红艳艳的，好看极了。我的童年不仅与一年四季风景秀丽的岳麓山为伴，更与家里4个竹质的大书架为伴。我们家除了书架以外，箱子里、墙角旮旯都是书。我先是读小人书，小人书读完了就读大人看的书，从家里的4个大书架开始着手，从够得着的地方开始摸起，摸到什么看什么，信手拈来，结果连蒙带猜的，把家里的书几乎看遍了。
我的中学就读于湖南师大附中，这是一所百年名校，出了不少历史文化名人。当时我是学校理科实验班的学习委员兼英语课代表，同时也是长沙市业余体校排球队员。
1978年，有两篇文章对我影响很大，可以说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一篇是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另一篇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可以说徐迟的这篇报告文学，把我们全校，尤其是我们全班的这些同学，一下子就变成了“追星族”，大家立志长大要当科学家。这一年恰好赶上全国统一恢复高考。由于我在中学生数学、英语比赛中名列前茅，学校让我去试试。那一年，我15岁，考上了郑州大学英语系。
当时有一句口号：“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所以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我们当时读书非常自觉，老师如果上课讲的是《呼啸山庄》，我们就会把勃朗特三姊妹的书都拿来看，如果上课看到电影《雾都孤儿》，大家都会纷纷借来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双城记》等。学校晚上9点钟熄灯，可晚上半夜醒来，我发现宿舍里头还有灯光，低头一看，原来下铺的一位同学，头上戴着一顶矿工帽，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
我19岁那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3年后，也就是我22岁时，我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大学。毕业后，我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英语培训中心当英语教师，教英文写作，而这一教就是8个学期。我的学生们从刚开始不会写、不敢写到后来写得收不住笔。21年前，《北京日报》刊登了作家刘恒的一篇文章《小杨教书》，他用6个字概括了我的前半生——读书、教书、写书。
其中讲述了我不知为何视力下降了，刚开始是以为近视度数加深了，没想到，后来到同仁医院去看，诊断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失明将不可逆转，父亲也因此一夜白头。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奔走在求医问药的路上。中医、西医乃至球后注射，都尝试过，都无济于事。终于一个冬天的早晨，起床后，拉开窗帘，却没能看到之前眼中依稀可见的一隅光亮，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黑暗，我再也看不见了，天，再也不会亮了，那种感觉是刻骨铭心的。
这个时候最让我痛心疾首的是不能看书了，这让我不得不重新出发。不能看书，可以听书，我尝试新的方法，开始学习盲文，一个点字一个点字地摸索着读书。除了学盲文以外，我还没有丢掉计算机。非常高兴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我开始用信息技术，用特殊的语音软件写书。就这样，我的书一本本出版了，《研究生英语阅读》《研究生英语写作》，还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肯定，这让我找回了自信、“看”到了光明。
教书、写书之余，我还有一个梦，那就是，我还想读书。在失明第八年，我考上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在哈佛，感觉有读不完的书、写不完的作业，还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同学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对我来说更不够用了。因为我要比别人多一道程序，我要把教材的内容先通过扫描仪扫下来，然后再在计算机上通过特殊的软件，把它读出来。这么一折腾，时间全没了。怎么办？只有拼速度了。我原来是每分钟听200多个英文单词，提速到几乎是1分钟听400个，也可以说几乎是听录音机快进时的语速了。我差不多是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就这样，不仅完成了学校规定的任务，还超出规定，多学了3门课。
毕业典礼上，当我走上讲台，从院长约瑟夫·奈手中接过毕业证书的时候，那一刻我激动不已，我觉得这一年的苦没有白费。也证明了一点，咱们中国人是好样的。
我的经历让我懂得，一个人以何种方式获取知识并不重要。无论是你用眼睛看、耳朵听，还是用手指尖去摸，关键的是你怎么样学以致用，报效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