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杨皓、姚宏志：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五四时期，新书业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良性互动是历史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新书业兴起的根源是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行业内的示范效应等。同时，新书业的兴起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各类期刊搭建起社会思潮论战平台，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关键词】建党百年；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亚东图书馆；《新青年》
本文的新书业特指中小书店和出版社，“它们偏重于文艺和政治读物，由于密切接触时代的脉搏，具有明显的进步性”。[1]历史进程中的良性互动是事物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过程，体现为螺旋上升的状态。长久以来，对新书业兴起的研究虽涉及政治、资本、文化、人员、市场、地缘等因素，但对其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的焦点力量，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分析不足。笔者意在重点讨论新书业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互动，谨此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一、新书业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背景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关注邻邦俄国成为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亚东图书馆、《新青年》的成功是新书业兴起的历史必然。
1.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
新书业兴起的根源在于社会思潮的剧变，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新思潮的风向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传播群体的多样化；第二，传播地域的广泛性。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群体已初具规模，且大多为社会精英分子，他们引领时代最强音，主要有四类群体。第一，进步教师。近代以来，各类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诸多进步教师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北京大学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他们笔耕不止，堪称精神领袖。《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影响深远。第二，留学生群体。当时，大批学生奔赴海外，其中部分旅日、旅法的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如旅日的李达、杨匏安、陈望道，旅法的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他们刻苦学习外语，积极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例如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李达译的 《唯物史观解说》 《马克思还原》等。第三，国内左翼青年。当时，北京大学等众多高校中，有一批左翼青年追求进步革命，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努力学习并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创办刊物，投身实际革命活动。第四，早期民主革命的进步人士。近代以来，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多次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十月革命之后，董必武、孙中山、朱执信等人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说。例如，朱执信撰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地域广泛，且有明显的地域间互动特点。首先，中国的社会精英群体大多活动在不同地区，如李大钊在北京、李达在上海、毛泽东在长沙、杨匏安在广州、周恩来在天津，使多地具有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如上海《新青年》、北京《晨报》、长沙《湘江评论》、天津《觉悟》、广州《广东中华新报》等。其次，群体身份多元，积极投身群众斗争实践，使得各地的学校及工人群体都具备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最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地域间互动性强。例如，毛泽东多次赴京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甚至多次与海外同仁蔡和森信件往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与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南北呼应，成为当时在中国宣传新思想的重要阵地”；[2] 1920年，回到上海的《新青年》《星期评论》和北京的《晨报》副刊联合刊登“劳动节纪念”专号，有学者认为，“这种南北呼应纪念五一劳动节的现象绝不是偶然的”。[3]看似历史默契的背后，是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来势迅猛。
2.行业示范效应显著
新书业作为商业行为，能够兴起的另一层原因是少数刊物和少数中小书局的运营成功，为出版行业带来了示范效应。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新青年》等都是敢为人先的历史表率。当然，敢为人先的做法离不开他们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来往，例如上述几家大多和陈独秀有很大关系。因出版《新青年》，群益书社名声大噪。《新青年》从“创刊时不过发行1000份，到1917年猛增到一万五六千份”。[4]随后，北京地区的《少年中国》《国民》《新潮》等杂志先后问世。
1918年，亚东图书馆仍名不见经传。同年，陈独秀在北京创办的《每周评论》横空出世，由亚东图书馆在上海地区发售，从此亚东图书馆声名鹊起。当时的情况是，“某一期不曾到，问的人已经很多；到了寄到发售的时候，一下子可以卖光的”。[5]随着亚东图书馆的影响扩大，孙中山等人闻名而来，目的是“接洽《建设》的印刷、发行”。[6]这本杂志出现了国民党以往杂志未有的现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作了相当篇幅的介绍。例如：戴季陶翻译的考茨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胡汉民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等诸多相关文章。除了《建设》杂志，《孙文学说》杂志也备受欢迎。1921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高语罕的《白话书信》一书，当年就印了三版，计9000册。该书前后印过十万册以上，再版达39次之多。有学者曾这样描述亚东图书馆：“此时的亚东充当着时代变革的开路先锋，对新文化运动的推波助澜极尽其传播之能事。”[7]
难怪有人言，“中国新书业的兴起，是跟着新文化运动而来的。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整个社会发生了空前的巨变，尤其是思想界，新思潮的来临恰如排山倒海一般，专门印行新文化书籍的书店，便应运而生了”。[8]
二、新书业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贡献
新书业的兴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历史的互动中，新书业兴起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有重要历史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二，搭建起社会思潮论战平台；第三，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新书业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贡献之一就是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直观表现为书籍、报刊数量的激增，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文章问世。
期刊中贡献最大的当属《新青年》，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大多通过 《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谈政治》《马克思还原》等一大批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同时，国内大批进步刊物加入进来，具有代表性的刊物有《每周评论》《觉悟》《晨报》《国民》《建设》《星期评论》《湘江评论》 《少年中国》 《华南日报》等，据有学者统计，“从1918年—1919年出版发行的刊物中，约有30种都曾专门开辟栏目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9]五四时期，全国主要报纸、杂志都大幅版面介绍社会主义思想，“近一年来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10]有学者统计：“全国有400多种期刊登载宣传、研究、评论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1]这些报刊以节译、连载等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涉及剩余价值、革命、政治、哲学、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
马克思主义书籍也是如此，其中《共产党宣言》尤为一提，该书自1920年8月被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后，在国内掀起巨大反响，为满足读者需要，“社会主义研究社又于9月出版了第二版，在不到两个月内，《共产党宣言》连续印刷两次，这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史上也是罕见的”。[12]随后全国各地不断再版、翻印。1920年8月，上海群益书社和伊文思图书公司联合出版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小册子，这是恩格斯著作在我国第一次以小册子形式出版。1920年8月，上海平凡书局出版了马克思学体系（上册）的精装本。[13]据国内学者研究，1920年6—12月，有近25种马克思主义书籍被出版印刷，其中仅8月份一个月就达到9种之多，[14]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社会学说、俄国革命的介绍等内容。
2.搭建起社会思潮论战平台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但是不同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却相去甚远，发生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之争等。新书业的兴起，数量庞大的各类期刊，恰好搭建起社会思潮论战平台，为辨明真理提供了阵地。
在论战中，《每周评论》《新青年》《言治》《少年中国》《新潮》《新江西》《新群》等杂志卷入“问题”与“主义”之争，《晦鸣录》《进化》《劳动》《奋斗》《共产党月刊》《新青年》等刊物卷入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社会主义研究》、《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新青年》等刊物卷入社会主义与基尔特主义之争，《改造》《新青年》等刊物卷入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争。
论战涉及的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李达、李汉俊、瞿秋白、陈望道、胡适、施存统、蒋百里、蓝公武、邵飘萍、黄凌霜、区声白、梁启超、章士钊、俞颂华、张君劢、郑贤宗、戴季陶、邵力子、沈玄庐、汪孟邹、张元济等。
论战涉及的书局有：亚东图书馆、新潮社、群益书社、新民学会、北京新学会、利群书社、觉悟社、泰东书局、湖南文化书社等。
可见，参与社会思潮论战的舆论平台多、人物多、地域广，正是新书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思潮的论战提供了条件，得以使更多人接触社会主义，并明辨是非。1921年，毛泽东提出“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5]百余年后，回望历史，用大历史视野，我们也能如是反思，一个思想活跃的历史阶段，多元思想出现实属必然，其中有滔滔不绝的主流，也有涓涓细流，“思想不是独白，而是多种声音的对话交流”。[16]抛开简单历史胜负论，马克思主义参与进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论战中，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传播效应，其中离不开新书业的贡献。
3.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新书业促成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形成同人效应，拥有思想和组织的基础；第二，提供场地和经费，援助建党活动。
五四时期，对不同社会思潮的追求，使得形成志同道合的同人效应在所难免。《新青年》杂志在第四卷第三号的变化尤为明显，提出了“编辑部同人”的对外称呼。
新书业中的马克思主义同人刊物成为共同信仰者的思想港湾。陈望道曾说：“通过推销书报，找订阅者谈话，发展组织……那时候，介绍朋友，只要说他是搞新文化的，便是自己人。”[17]“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中的明星，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斯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18]此外，毛泽东等人创立的文化书社成为湖南的代表，它并非普通书店，而是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革命团体，它同各地的进步报刊、书店和团体都有联系，恽代英等人在湖北建立的利群书社，周恩来等人在天津建立的觉悟社皆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此关系紧密，党的早期组织，最早就是由具有进步倾向的出版组织发展成文化团体，进而演变而来。有学者具体指出：“ 《新青年》编辑部与星期评论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单位之一。”[19]
共产国际维金斯基曾说：“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联合出版局’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20]“联合出版局”在译本里是“群益书社”，[21]正是早期的《新青年》杂志的出版单位。此外，维金斯基在上海成立革命局，其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是出版处，且拥有独立印刷厂，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行处是“社会主义研究社”，有学者认为该社实际相当于革命局的出版处，由于革命局的出版、宣传等工作，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步伐加快了。[22]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离不开新书业的援助。例如，1920年，陈独秀移居上海，筹备建党工作。当年2—4月间，陈独秀寄住亚东图书馆，在这里，陈独秀多次会见相关人士，建党工作因此具备场地保障。此外，亚东图书馆曾在陈独秀的担保之下向长沙书社和利群书社提供经济支持，有力缓解了建党时期各地党组织的经费不足状况。
正如多数学者的观点，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群众运动的兴起，缔造了中国共产党，但历史合力中，不能忽略新书业兴起的历史贡献。
三、结语
五四时期新书业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良性互动，是中国近现代史社会思潮演变的璀璨瞬间。新书业因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的广泛传播而兴起，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历史互动中最大的亮点莫过于真理的凝聚力，一批杰出人士汇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成立中国共产党，试图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部分出版行业的从业者受此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无论是提供场地还是经费，在那个历史年代，都显得弥足珍贵，也再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回望历史，使我们不忘历史初心、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砥砺前行。
注释：
[1]赵家璧.回顾与展望[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95
[2]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185
[3][14][19]田子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79，499—500，64
[4]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M].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316
[5][6]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46，41
[7]王余光，吴永贵，阮阳.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文化贡献[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130
[8]金溟若.非常时期的出版事业[M].北京：中华书局，1937：64
[9]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370
[10]周佛海.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J].新青年，1921，8（5）
[11]王先俊.走向文化强国的理论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30
[12][18]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55，251
[13]据《民国图书总书目》记载，该书由苏俄人萨可夫斯基编，高希圣等译。涵盖社会进化学说、唯物论等内容，详见北京图书馆：民国图书总书目（1911—1949）社会科学总类部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1
[15]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M]//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
[16]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71
[17]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M]//“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0]维金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上海）[M]//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98，142
[21][22]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99，100，101，104，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