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陈心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璐、吴红斌、程化琴：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
【摘 要】高等医学教材建设是提升高等医学教育质量的重要任务。文章系统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医学教材建设的变迁历程，大致经历借鉴翻译期（1949—1956年）、自主探索期（1957—1976年）、机制形成期（1977—2000年）、质量提升期（2001—2013年）、多元拓展期（2014年至今）五个阶段。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从高等医学教材建设的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和动力机制三个方面分析其演变逻辑。在此基础上，文章总结了高等医学教材建设的经验，为今后我国高等医学教材建设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医学教育；教材建设；变迁历程；演变逻辑；历史制度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伴随着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变革，高等医学教材建设也发生了一系列变迁。教材是重要的教学载体，是贯彻教育理念、体现教学模式、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手段和工具[1]。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果最终要体现在教材中并通过教材加以推广，这就要求教材建设应与教育教学改革相一致[2]。“十三五”期间，教材建设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地位凸显，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并专门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将教材建设从制度层面确立为国家事权，使其提升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新高度[3,4]。
纵观我国高等医学教材建设研究，多为现状解读或是问题思考[1,2,5,6,7,8]，对我国高等医学教材建设发展历程与演变逻辑缺乏分析。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医学教材建设的变迁历程，并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揭示其演变逻辑，为未来高等医学教材建设乃至医学教育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1 高等医学教材建设的变迁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医学教材建设在管理体制与内容要求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致经历了借鉴翻译期（1949—1956年）、自主探索期（1957—1976年）、机制形成期（1977—2000年）、质量提升期（2001—2013年）、多元拓展期（2014年至今）五个阶段。
1.1 借鉴翻译期（1949—1956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我国全面学习“苏联模式”，反映在教材建设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翻译国外教材[2]。1950年8月，卫生部成立卫生教材编审委员会，开始统筹组织翻译苏联医学教材。1952年11月，教育部要求各高等学校制订编译苏联教材的计划，卫生部委托有关院校翻译苏联医学、药学专业的教材和教学大纲。此外，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53年成立，上海科技出版社于1956年成立，这两个出版社尤其是前者在后续的医学教材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我国的高等医学教材主要来源于国外，由卫生部统一组织翻译。这种教材编写制度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事实上，国外的教材并不具有普适性，“水土不服”的现象较为凸显；但这一政策保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快速开展。
1.2 自主探索期（1957—1976年）
1957年后，随着中苏关系变化以及国外教材“水土不服”的弊端凸显，我国开始自编医学教材。1958年1月，卫生部印发《关于高等医学教育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教材建设方面的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9]。中医教材的自编工作最先有所进展，1959年7月，卫生部委托原南京中医学院编写《中医学概论》与《中药学概论》，在此基础上各中医院校通力合作，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套中医学专业教材，具有开创性意义[5]。1961年3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会议，研究确定了已出版的高质量教材目录，并安排印刷出版。次年，卫生部在上海召开生理学、病理学等六门教材编审委员会，确立高等医学教材的编写要求。截至1964年，我国共自编出版了各类医学教材206种[10]。然而，“文革”的到来使得我国正常的医学教育秩序被打破[11]，高等医学教材建设也处于停滞状态。
这一时期，教材建设工作仍由卫生部统一组织，除了政策规划外，卫生部还积极制订各学科教学大纲，定期召开教材会议，但整体工作较零散，仍未形成规范的教材建设体系；不过，该时期的自主探索十分重要，为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3 机制形成期（1977—2000年）
“文革”结束，我国高等医学教材建设迎来新发展。为推动医学教育的重建，卫生部于1977年明确表示“首先要抓教材建设”，“确保1978年新生入学能用上新教材”。为此，1977年底，卫生部召开医学、药学等7个专业80门课程的教材编写会议，拟定教材编审出版三年计划，截至1980年年底共编审出版了教材175种[10]。1981—1985年，卫生部组织成立了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和卫生部规划教材评审委员会，之后由这些机构先后组织出版了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等专业的全国统编教材[5]。1987年4月，卫生部向人民卫生出版社发函商请将该教材办公室作为卫生部教材办公室，此后该出版社正式参与我国医学教材组织编写和出版管理工作。1987年3月，国家教委组织了全国高等学校第一届优秀教材评审工作，最终共有25种高等医学教材获奖，此后每四年开展一次评审工作[12]。此外，中共中央于1985年出台《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卫生部于1988年印发《关于改革和发展高等医学教育的意见》，两份文件明确了各高校在编写和选用教材上具有一定自主权，激起了高校参与教材建设的积极性。1996年，为深化高等医学教育改革，“全国高等医学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正式启动，为21世纪的中国高等医学教材体系建设奠定基础[2,13]，截至2000年年底，共有89个项目结题验收，出版了面向21世纪的教材112种[14]。在此阶段，各医学出版社也遭遇全新的挑战，它们原本是计划经济时代下的产物，多年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计划经济管理体系，导致其市场特性很弱。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各出版社逐渐转为企业，这对于医学出版行业是个历史性的转折点[15]。
这一时期，我国高等医学教材建设恢复重建，卫生部在保证统一性的基础上，将更多的自主权下放到地方，逐步形成“政府支持、卫生部组织、研究会规划、评审委员会审定、院士专家把关、学校参与、教授编写、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医学教材建设机制[6]。
1.4 质量提升期（2001—2013年）
2001年，《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文件表明要“加强教材建设，逐步实现医科教材多样化、个性化、现代化，形成具有层次、专业特点的高质量医药学教材体系”[16]。为贯彻《纲要》精神，2004年5月，《护理、药学和医学相关类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颁布[17]，文件明确我国要继续加强教材建设，组织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和专家编写教材，特别要编写一批实践教学辅助教材，同时，还要加强教材的评估、推广和研究工作，不断提高教材编写质量。2008年2月，全国医学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将医学领域的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技术充实到教学内容中，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为学生提供符合时代需要的教学内容”[18]。2009年2月，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医学教育工作提高医学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加强教材建设，组织编制一批高质量的适合不同层次人才培养需要的全科医学、社区护理学等培训教材”[19]。2012年2月，全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暨教材建设工作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深入推进教材体系改革，把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体现在教材建设中，全面提高教材质量，更好地服务教学、指导教学、规范教学[20]。次月，卫生部发布《关于成立卫生部教材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的通知》[21]，旨在充分发挥专家咨询和指导作用，进一步提高教材建设整体水平。
这一时期，我国医学教育改革工作的重心偏向于整体质量的提升。为配合医学教育改革，我国高等医学教材建设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编写出版了大批不同专业的教材，并继续创新教材建设机制。
1.5 多元拓展期（2014年至今）
随着信息化时代到来，医学教材形式呈现多元化。2014年3月，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人民卫生出版社等机构在北京共同成立了中国医学教育慕课联盟，加盟单位基本涵盖国内所有医学院校，为后期数字化医学教材的推广提供了平台载体。同年7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首套国家级医学数字教材。年底，中国医学教育慕课平台暨人卫慕课平台正式上线，世界卫生组织卫生信息和出版合作中心也正式“落户”人卫社[22]。2015年10月，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主编会议在京召开，举行了中医药教育云平台启动仪式，标志我国中医药教育数字化进程正式开始。2016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颁布，提出要继续健全国家教材制度，在信息化的新形势下将教材的数字化作为着力点[23]。2020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要求高校继续加强教材编写队伍建设，支持高水平的学术团队，并与出版机构紧密合作[24]。
这一时期，医学教育信息化成为历史前行的必然趋势，为我国高等医学教材建设开辟新道路，并注入新的活力。教材建设从制度层面被确立为国家事权，也进一步推动了高等医学教材建设的发展。
2 高等医学教材建设的演变逻辑
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寻找制度背后更具普遍意义的基本因素，也就是制度的深层结构，用这些基本因素来解释特殊的制度现象；其次，在普遍存在的基本因素与看到的特殊的制度现象之间，通过关注其中的行动者，来建立逻辑联系[25,26]。高等医学教材建设受到政府、高校、市场等多方的因素影响，历史制度主义对于高等医学教材建设变迁研究具有一定的适切性。
2.1 高等医学教材建设的深层结构
2.1.1 高等医学教育改革
教材建设是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发展滞后，不具备独立编写高质量医学教材的条件，借鉴国外教材是其主要特征；随着高等医学教育的改革发展，医学教材建设的独立探索得以推进；“文革”时期，高等医学教育被迫停滞，医学教材建设工作随之暂停；“文革”后，高等医学教育调整恢复，改革逐步进行，相关政策的出台鼓励高校参与教材建设。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医学出版社能够充分发挥其市场特性，作为医学教材编制和出版的直接参与方，应承担更多的职责，仅负责印刷出版和市场调研的出版社工作模式已无法满足高等医学教材建设的需求，在教材编制阶段出版社与学术团队的合作关系对医学教材质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由此，我国高等医学教材建设体制演变为多方合作参与。而如今，高等医学教育理念的更迭、课程体系的改革等，如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课程教学目标、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建构性教学理念等在高等医学教育普及[6]，都对医学教材建设提出了全新要求。
2.1.2 医学人才培养需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滞后，要满足人民的健康需求，就必须走低成本、应急速成的发展道路。因此，作为教学所需的工具，教材也应速成。为保证高效率，便采取了卫生部统编甚至直接翻译教材的方法。改革开放后，人才培养需求转变为“四化”服务，《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更提出了“一专多能”的人才培养需求。如今，我国更需要医学理论及实践基础均扎实同时具备创新精神的医学人才，由此，卫生部及相关方创新医学教材建设，出版、修订了一大批质量高、灵活性强、立体化的新型教材，旨在培养“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复合型医学人才[27]。
2.1.3 医学教育内在规律
医学兼具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属性，其本质特点在于处理的对象是人，而医学生未来从事的是服务人民、性命攸关的工作。医学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充足的科学与学术、临床、健康与社会、职业素养等领域的知识与能力，对我国高等医学教材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医学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学科，其理论、技术和方法日新月异，我国教材的更新速度仍需要努力跟上学科发展的步伐；另外，多学科交叉也是未来改革的必然之路。
2.2 高等医学教材建设的路径依赖
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假设是路径依赖，即制度变迁具有自我强化机制，一旦它进入某一条路径，便会沿此路径发展，难以被改变，即使该路径是低效的[28]。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医学教材建设由政府主导，涉及高校、出版社等多方参与，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这意味着每一次变迁都耗费高昂的成本。同时，我国高等医学教材建设与高等医学课程体系建设、医学评价考核制度建设等形成紧密相连的共同体，医学教材建设的改革发展也势必会牵涉到其他方面的改革，导致变迁成本增加。在这过程中，个体和组织都会恪守制度形塑的规则关系，并努力学习以适应现有教材建设的制度环境，这种学习效应进一步加强了路径依赖。
事实上，每次高等医学教材建设的变迁，大到制度环境，小到政策选择，都是经历探索后深思熟虑的结果。例如，当教材工作长时间由政府主导后，再要求下放到地方或单位，需要充分调动地方或单位的积极性；当习惯翻译国外教材或者修订旧版教材后，再提倡原创性的创作环境，需要实现观念的转变；当熟悉使用纸质版教材后，再鼓励将信息化融入教材建设，更需要教育者、学习者的适应以及相关技术的支持。总之，我国高等医学教材建设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创新，克服了各种困难与阻力。
2.3 高等医学教材建设的动力机制
制度发展取决于政策成本—收益的良性评估，实现制度供给与实际需求间的平衡，这意味着要在维护利益相关者权利前提下，实现相关主体间的博弈平衡[29]。高等医学教材建设涉及政府的管理、高校的支持、市场的选择、出版社的联结以及医学生的反馈，因此博弈者主要包括政府、高校、市场、出版社、学生，各方在制度变迁中发挥着直接或间接作用。然而，这几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权力不平等。具体而言：政府可以不经过博弈而强行推动高等医学教材建设改革，对教材内容作出明确规定；高校一方面配合政府，希望改革提升学校的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在既定政策内与其他高校进行博弈，期望能在教材建设工作中争得荣誉或话语权；市场也发挥一定作用，什么样的教材建设体制及教材内容才能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综合达到最大化，这便是市场的自由筛选；出版社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自医学出版社均改制为企业后，它们既是学术团队的合作伙伴，又直接参与教材市场的竞争与调整，因此，教材建设的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出版社的联结作用；相对而言，学生是弱势能动者，往往只能选择适应既有制度，并不能直接参与政策制定，但也可以间接地通过舆论反馈来影响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因此，在我国高等医学教材建设工作中，政府制定规则，高校直接参与，市场进行筛选，出版社搭建桥梁，学生间接参与。这种格局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为我国高等医学教材建设提供了动力。
3 我国高等医学教材体制及内容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3.1 巩固资源整合：创新医学教材建设机制
创新医学教材建设机制的首要任务是整合政府资源，发挥其领导布局作用，巩固政府在高等医学教材建设中的主导地位，通过系统调研，找准改革方向。第二，发挥专业优势，重视高校专家的参与。高校、专家是教材建设工作的中流砥柱，应充分尊重其自主权，并对表现突出者予以表彰。同时要定期筛选作者团队，放弃虽知名但因繁重事务缠身、不能潜心编写教材的作者，选用业务能力突出并有志于编写优质教材的作者，逐步形成以学科内一流专家为基础、以实践经验丰富的中年教师为骨干、以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作者为补充的编者团队[8]。第三，规范教材市场，为教材建设保驾护航。市场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招引了诸多争议性问题，如经济利益纠纷、知识产权损害等。未来不能忽视教材市场研究，应针对问题制定政策法规以加强教材市场的规范化、法制化。第四，出版社必须勇于承担责任。这需要出版社时刻关注医学教育事业，熟悉医学人才培养需求，加强与学术团体合作，注重市场调研和精准营销，重点是应全程参与医学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30,31]。
此外，高等医学教材建设关乎广大群体的利益，应倾听多方意见。医学生作为高等医学教育的接受者，其认知具有参考价值，应鼓励学生畅所欲言；人民群众的健康诉求是医学教育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充分了解人民对医学教育的要求具有指导意义；另外，高等医学教材建设要重视“产学结合之路”，逐步发展医院顾问式、校医合作式、医院订单式等新教材模式[32]，开拓新视野。
3.2 注重内涵提升：确保教材质量、创新教材形式
坚持“三基、五性、三特定”的医学教材建设原则。“三基”，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五性”，即思想性、科学性、先进行、启发性、适用性；“三特定”，即特定的培养对象、特定要求、特定限制[6]。要与时俱进，实现医学教材的动态化，及时更新教材内容，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确保教材具有时效性、先进性，与国际接轨。
拓展载体是医学教材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新颖的教材形式既能提高教材的可及性，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他们理解教学内容。现代信息技术可用于构建集视频、音频等电子资源于一体的立体化网络学习平台，将教学资源整合优化，丰富教学内容，使学习更加方便，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解决了纸质教材容量不足、成本昂贵、携带不便、更新缓慢的问题。然而，纸质教材仍是数字化资源的基石，数字化资源只能帮助提升纸质教材的质量[33]，不可本末倒置。目前，已有出版社尝试在建立教学资源中心数字平台，或在融合“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推动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改革[34]，从而使数字资源和纸质教材联合发展的立体化教材系统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3.3 出版社在高等医学教材建设中应发挥更大作用：以人民卫生出版社为例
人民卫生出版社是综合实力最强的中央级医学专业出版社，能充分代表医学出版机构的影响力。该社在不断创新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暨人民卫生出版社专家咨询“两会”组织建设和工作机制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医学教育慕课联盟、全国高等学校医学数字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等重要专家组织，搭建起多个政府部门、医药院校、专家学者研讨医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高端学术平台，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作用。
在教材信息化的背景下，人民卫生出版社秉承健康中国、数字人卫的理念，充分发挥资源、品牌优势，创新体制机制，通过自身特色的出版转型，全面推动医学出版行业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并经历了数个阶段的探索实践[35]：1995—2007年电子音像出版阶段，承担全部“卫生部视听教材和CAI课件”出版工作；2008—2013年数字出版起步，启动E-learning（数字化学习）、数据库、网络增值服务、数字教材、电子书、App等数字出版项目；2013年至今数字出版转型升级阶段，成立自主经营的子公司——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全面开展数字出版和电子音像出版业务。
总的来说，人民卫生出版社以服务健康为宗旨，以贡献社会为己任，出版了一批优秀之作，在出版界、医学界、教育界赢得了赞誉，反映了我国医学出版社在不断创新发展，探索进取。
4 结语
当今时代，人才和教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医学教育事关医学人才的培养，对医疗卫生事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医学教育事业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发展变革，而高等医学教材建设作为医学教育的关键一环，也相应发生了一系列变迁。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在不断深化改革以及教材建设工作被提升至政治新高度的背景下，对高等医学教材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发仍处于改革和探索阶段，因此，高等医学教材建设也应充分对标国际，在借鉴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加强研究，确保教材建设的先进性和针对性。
站在我国医学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新时代节点，回顾历史，我国在政府部门的正确指导及各方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已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医学教材建设道路。今后，我国要进一步加强医学教材建设研究，保证医学教材的先进性、针对性和全面性，适应医学人才培养需要。教材不仅要包含科学知识，还应包含人文知识；在重视传授医学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突出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紧跟多学科交叉的发展趋势，补充医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相关内容；注重现代信息技术在高等医学教材建设中的应用。此外，医学出版社也要高度重视在教材建设中的功能定位，为我国的高等医学教材建设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杨晋.医学精品教材建设的思考[J].科技与出版,2013(2):45-46.
[2]赵莳,程伯基.加强高等医学教材建设和改革的思考[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1(6):28-29.
[3]中国教育新闻网.“十三五”教材体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EB/OL].(2020-12-25)[2021-01-03]..
[4]中国教育新闻网.我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步入新的历史阶段[EB/OL].(2017-07-14)[2021-01-03]..
[5]陆莲舫.高等中医教育的教材建设:高等中医教育四十年回顾之三[J].中医教育,1997(2):7-11.
[6]杜贤.创建中国特色的医药学教材建设模式[J].科技与出版,2012(2):17-21.
[7]李友白,朱亮,徐萍,等.当前医学教育改革对中医学专业教材建设的影响及思考[J].中医教育,2015,34(6):77-80.
[8]高翔.打造新教材 应对新趋势:浅谈新医疗形势下的教材出版[J].科技与出版,2016(7):110-112.
[9]朱潮.中国高等医学教育管理[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8:290.
[10]朱潮,张慰丰.新中国医学教育史[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14-15,162.
[11]高鸿雁.当代中国高等医学教育改革研究[D].重庆:第三军医大学,2006.
[12]杜瑞军,李芒.我国高等学校教材管理的基本逻辑[J].教育研究,2019,40(6):116-127.
[13]黎琳.“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述评[J].高等理科教育,2001(2):13-19.
[14]2000年我国高等医药教育大事记[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1(1):61.
[15]黄鑫,贾守凯.论医学专业出版社转制后的现状及发展策略[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2,20(2):106-108.
[16]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J].医学教育,2001(5):1-6.
[17]中国政府网.卫生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护理､药学和医学相关类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2004-11-05)[2021-01-03]..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人民满意的医学教育 努力建设医学教育强国[EB/OL].(2008-02-28)[2021-01-0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 卫生部关于加强医学教育工作提高医学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EB/OL].(2009-02-20)[2021-01-03]..
[2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培养高素质医疗卫生人才 全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工作会议召开[EB/OL].(2012-02-27)[2021-01-03]..
[21]中国政府网.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成立卫生部教材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的通知[EB/OL].(2012-03-15)[2021-01-03]..
[22]朱音.我国首套国家级医学数字教材重磅推出 中国医学教育慕课平台精彩亮相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信息和出版合作中心“落户”人卫社[J].中国出版,2014(23):78.
[23]本刊评论员.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教材出版工作[J].中国出版,2018(9):1.
[2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的通知[EB/OL](2019-12-19)[2021-01-03]..
[25]王保星.历史制度主义与我国教育政策史研究的方法论思考[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7(1):136-141.
[26]周光礼,吴越.我国高校专业设置政策六十年回顾与反思: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5):62-75.
[27]季晓辉,王锦帆,马艳,等.试析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学制的演变及发展趋势[J].江苏高教,2004(1):39-42.
[28]时晓虹,耿刚德,李怀.“路径依赖”理论新解[J].经济学家,2014(06):53-64.
[29]李爱彬,杜晓虹.路径依赖视角下我国研究生资助政策变迁约束及破解策略[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2):12-17,47.
[30]魏雪峰.关注医学教育发展 做好教材守正出新:以人民卫生出版社医学教材的出版为例[J].中国编辑,2019(5):50-54.
[31]车巍,居颖,陈鹏.新业态下高校系列化精品教材的策划出版:基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医学分社的实践[J].科技传播,2019,11(10):165-166,169.
[32]曾洪艳,彭宇婕.浅谈高等医学院校“十三五”教材建设的工作思路[J].卫生职业教育,2016,34(20):4-5.
[33]饶静云,韩继伟,姚硕.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纸质教材的出版与对策建议:以医学教材为例[J].传播与版权,2019(6):51-53.
[34]问媛媛,宋伟丽,杜玄静.如何增强大学出版社教材的竞争力:以医学教材为例[J].传播与版权,2017(2):57-59.
[35]郝振省.中国互联网与数字出版研究指南2014—2015[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