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蒋三军：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贾娟：哈尔滨市方志馆
【摘 要】以“阅读+出版”的授课式推广方式将授课内容进行出版，能够实现受众对内容的深度接受，弥补传统授课式推广的短板。哈尔滨市方志馆在“阅读+出版”的授课式推广方面策划了一系列授课内容，基于此出版了系列丛书，取得了双效收益合一。“阅读+出版”的授课式推广可以固化授课内容、延伸阅读推广活动的时间，发行参与、拓展阅读推广活动的空间，多方介入、优化阅读推广活动的内容。从方法策略上来说，需完善“阅读+出版”的工作机制，结合出版要求策划授课选题，发挥阅读和出版的媒介优势编写内容，利用图书馆的渠道优势进行宣传。
【关键词】全民阅读；内容出版；授课式推广
当前全民阅读活动形成了对话式推广、沙龙式推广、授课式推广、参与式推广[1]等多种重要的方式。其中，授课式推广以高效率、主题集中等优点成为阅读推广机构普遍采用的方式，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品牌，如国家图书馆的“文津讲坛”、黑龙江省图书馆的“龙江讲坛”、浙江图书馆的“文澜讲坛”等。然而，传统授课式推广面对面形式带来的传播范围有限和声音传播的转瞬即逝性使其推广效果无法发挥到最大化。《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中关于“坚持重在内容，提升质量，加强优秀作品的创作生产，进一步完善创作出版扶持和激励机制”[2]的基本原则，以及2020年10月中宣部印发的《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中所提出的“加大阅读内容引领，组织开展重点阅读活动，加强优质阅读内容供给”[3]等几条首要任务，提醒阅读推广机构，可借助出版稳定的内容体系和纸质媒介持续、广泛传播的优势，来弥补传统授课式推广方式的不足。
本文提出开展“阅读+出版”的授课式阅读推广，即在开展授课式推广活动时，将授课内容策划出版，融合阅读和出版的双重媒介优势，实现阅读内容的优质加工、广泛传播与深度接受。本文以哈尔滨市方志馆为例，分析其相关做法，探讨这一做法的价值，并为“阅读+出版”的授课式推广提出相应的策略，以为“出版助推阅读推广”[4]提供多样化的实践思路。
1 “阅读+出版”：哈尔滨市方志馆的职能定位及其授课式推广情况
“阅读+出版”的授课式阅读推广对主办者编辑出版和阅读推广的能力提出了双重要求，而无论是出版界还是图书馆界，其职能定位都较为单一，两者均只侧重阅读或出版中的一项。哈尔滨市方志馆作为一家在职能定位上兼具出版+阅读的事业单位，在“阅读+出版”的授课式推广方面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作为一个案例进行考察。
1.1 “阅读+出版”——哈尔滨市方志馆的职能定位
哈尔滨市方志馆是一家“集地情资料存储、地情展示与研究、地情咨询、方志理论培训等多项功能为一体”[5]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具体工作内容有收藏志、鉴、地情资料等地方文献、史料，为公众提供阅读服务，整理各类地情资料并开展地情研究，蕴含了图书馆的阅读服务职能和内容生产职能。
从实际履职来看，哈尔滨市方志馆围绕阅读与出版开展了丰富的工作。在阅读服务方面，哈尔滨市方志馆的藏书涵盖了哈尔滨及相关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史料、论著、工具书等，重点收存方志、年鉴及地方相关的其他出版物，纸质图书与电子志鉴达到数万册，同时兼具对外开放功能，提供咨询和查阅服务。在出版服务方面，从2011年成立至今，作为地方文化相关内容的生产者，哈尔滨市方志馆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合作，编辑策划出版“讲述哈尔滨自己的故事”系列丛书6种、“哈尔滨外文旧文献整理”系列丛书3种、“哈尔滨旧报整理”系列丛书3种，以及《哈尔滨观览》《哈尔滨汛资汇存》《哈尔滨洪水拾影——1932年》《共和国70年哈尔滨编年纪事》等图书十余种。
1.2 “阅读+出版”授课式推广的活动过程
自2013年起，哈尔滨市方志馆响应全民阅读活动号召，以“讲述哈尔滨自己的故事”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授课式推广活动。2013—2019年共举办了6个系列的授课。
在话题的选择方面，找准地方文化这一着力点，以吸引广大受众参加，如萧红、道台府、中东铁路、金上京、党在哈尔滨的早期活动等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色的话题。
在授课人选方面，以具备非学院派气质的授课人为主，包括退休的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者、地方文化发烧友、“土专家”。他们积累了多年的文字材料，表达欲望强烈，是授课的合适人选。例如，哈尔滨铁路局退休职工王宝滨是一位在《中国铁路报》《新晚报》《生活报》及地方党报发表了200余篇与中东铁路历史文化有关的“豆腐块”文章的发烧友，“党在哈尔滨的早期活动”的授课人是哈尔滨党史研究会会员李忠义，“萧红史话”的授课人是呼兰萧红研究会秘书长苏文华，“金上京史话”的授课人是哈尔滨市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王永年。
在工作机制方面，授课的办事机构设在方志馆负责图书资料搜集整理和编辑的内设机构——编研科，全程介入授课活动。工作环节包括话题和授课人甄选、与授课人沟通、组织授课、稿件整理、编校、和出版社对接、版式设计、印刷、发行等。在和主讲人沟通时，要求其进行8节以上的授课内容储备，并对其讲授内容进行审读和系统化建议，要求其表述语言和行文语言不要过于理论化而和受众接受度差距太大；在场地选择时，除了在馆内开展授课式推广外，还将其中的一些活动延伸至书店、学校、军营等场合及单位，使得系列推广活动覆盖面不断扩大；在图书编校过程中，注重对内容进行系统化提炼，并润色语言表达；在后续图书宣传方面，一是进行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推广，二是通过线下实体书店展示与宣传已出版图书，尤其是中央书店、果戈里书店这样的网红书店。
1.3 “阅读+出版”授课式推广的成果
哈尔滨市方志馆的“阅读+出版”授课式推广6个系列授课共计64场，到场受众达千余人。基于此，编辑出版了“讲述哈尔滨的故事系列丛书”6种，包括《萧红史话》《金上京史话》《道台府与老道外》《中东铁路旧事散记》《哈尔滨的精华——多元文化》《党在哈尔滨的早期活动》。“阅读+出版”的授课式推广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时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党组书记田嘉到哈尔滨市方志馆考察指导时，对这一模式表示了赞许。这一方式还对当时全国方志馆建设的“综合型地情馆”[6]的转型提供了工作思路。笔者在参加浙江省2020全民阅读经验座谈会时，以此作为全民阅读活动的一个案例进行介绍，引起了浙江省委宣传部领导的详询和认可。此外，相关图书还获得了获得双效丰收。系列丛书在各家实体书店取得不错的零售业绩，并随着馆配渠道进入了不少大学图书馆。图书还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其中《哈尔滨的精华——多元文化》摘得黑龙江省艺术科学二等奖等奖项、《道台府与老道外》获得哈尔滨市第二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佳作奖、《萧红史话》获得教育部属出版社年度社科图书质检第三名。
2 出版赋能授课式推广深入开展
“阅读+出版”的授课式推广集合了声音媒介和纸质媒介的双重优势，原先授课式推广的“浅阅读”和“窄传播”属性因为有了出版的加入，朝着“深阅读”和“广传播”的方向发展，使授课式推广活动在时间、空间、内容等方面的优势得以提升。
2.1 固化内容，延伸阅读推广活动的时间
传统授课式推广往往是基于某一个话题的单次行为。尽管邀请了一系列名人名家开展授课，甚至运用网络直播方式进行传播，但是其影响力的延续时间仅限于活动及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口语表达作为一种“迅速消逝”的媒体形式，无法实现内容的反复“阅读”。“阅读+出版”的授课式推广活动把授课人的授课内容以出版的方式进行固化。由于纸质媒介具有比声波媒介更为稳固的内容体系和更久的传播时间，这些图书对于受众来说便是可以反复温习和研读的针对性“教材”。阅读推广活动的授课内容借出版克服了单纯声波的转瞬即逝性，实现了长久存续。
2.2 发行参与，拓展阅读推广活动的空间
除了在传播时间上得到更久远的生命力，“阅读+出版”使内容在空间上亦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传统全民阅读活动并不进行内容的出版，所以影响力常常限于现场及网络直播间的若干到场人次。而授课内容出版后，这些图书一方面经全民阅读活动的推介宣传和发酵，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具有先天的选题优势和读者市场；另一方面，还将随着图书的发行系统进入全国各层次书店、图书馆，走向更多未知的读者，实现更广范围的传播。可以参考的一个例子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的三联讲坛丛书，收录了名家的讲课内容，使讲课内容传播到了课堂以外的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丛书中的不少单册已经成为出版社的经典长销书。
2.3 多方介入，优化阅读推广活动的内容
“阅读+出版”的授课式推广活动更大的优势在于其优质内容。内容出版吸收了多方力量介入授课内容的优化。一是主办方。“书籍是条理化系统化知识的象征”[7]，所以主办方一开始就对授课人提出了对内容的优化要求，使其朝着条理性和系统性更加严密的方向加工讲稿。二是听众群体。“阅读+出版”的授课式推广活动是系列授课，授课人和听众可以实时反复交流，前一次留下的问题可通过后一次课进行解答，所以授课会突出受众期待的内容。授课人在互动环境中可以更好地把握内容的重点、难点、优点。通过与主办方和听众的不断互动，内容不断完善，授课质量不断提高。
3 “阅读+出版”的授课式推广实践路径
授课式推广作为一种被广泛采用的阅读推广方式，具有悠久的实践历史和成熟的运作模式。“阅读+出版”的授课式推广方式需要在旧的推广方式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可从阅读推广的主体、选题、内容、渠道等方面搭建有效的实践路径。
3.1 完善“阅读+出版”的工作机制
传统授课式推广的主体主要是以图书馆等为代表的阅读推广机构，并不像哈尔滨市方志馆兼具“阅读+出版”的双重功能，所以要实现“阅读+出版”的授课式推广，首先需要搭建“阅读+出版”的工作框架。但在当前我国出版界与图书馆界的阅读推广合作模式中，“出版发行机构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所进行的阅读推广工作多局限于地区，并且多为阶段性短效活动”[8]，究其根源在于以出版集团为代表的出版机构和以图书馆为代表的阅读推广机构在归属上不同，“阅读+出版”的工作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
因此，建立以宣传部门为核心，超越旧联盟框架的“阅读+出版”工作机制，可以协调出版人才借调或引进，组织出版知识的培训，以此弥补阅读推广机构的出版人才空缺，实现阅读推广人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扶持相关出版项目，可核拨专项基金，为这一阅读推广模式提供经费支持。
3.2 结合出版要求策划选题
“阅读+出版”的授课式推广的选题要满足受众的连续多次兴趣，并要有合适的作者来开展内容的授课和编写，符合出版的要求。所以这给阅读推广机构在授课选题和授课人方面提出了双重要求。
在授课选题方面，可以选择具有通俗性和大众性的内容。哈尔滨市方志馆即是找准了地方叙事这一具有通俗性质的选题。地方叙事类话题一方面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容易体系化和书面化；另一方面满足了“读者的自我身份认同”，提供了读者“信息需求天性中的‘近身信息’”[9]，是授课的合适选题。而且进一步来说，地方叙事图书作为主题出版的重要类别，可获得拨款和摊派销售红利，实现经济效益，亦可参与政府出版奖评选，实现社会效益，是较合适的授课话题。除此之外，主题图书类、历史类、经典解读类、生活文化类等也都是值得考虑的选题。
授课人需有一定的文化号召力，他们有资料积累和表达欲望，又有出版诉求，是授课与出版的合适人选。对于地方的阅读推广机构而言，可通过图书馆学会、地方志学会、文联、文史馆、参事室、出版社、报社等机构寻到合适的人选。
3.3 发挥阅读和出版媒介优势编写内容
由于“阅读+出版”的授课式推广的图书内容来源于授课，所以在出版过程中，一方面要发挥好授课人和受众社群的互动所带来的优势，另一方面要规避授课作为声音媒介所带来的缺陷。
在扬长方面，需要发挥好受众社群参与授课文本的共建优势。受众在听课过程中会提出一些问题，这些是引发读者关注和容易形成知识难点的地方。洪子诚在北大讲授“当代文学史问题”课程后，授课内容在出版成《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一书时，亦提到“会根据情况调整讲课内容、方式，注意听讲者的情绪、反应”[10]，通过注释、插图等方式对听众关心的内容进行解释。这些重点内容是图书出版的亮点，亦是编辑在内容整编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在避短方面，编辑在整编授课内容时，要处理好多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处理好口语与书面语表述的转换。授课所使用的大量口语体要进行处理，使其符合书面语的表达。二是处理好内容的碎片化和体系化的关系。授课式推广的内容会偏向于故事和经验讲述，这些内容需要编辑人员对其进行处理。《中东铁路旧事散记》就是经过哈尔滨市方志馆编辑的精心排布，将碎片化的百余篇文章形成了系统化的结构。
3.4 利用图书馆的渠道优势进行宣传
“阅读+出版”的授课式推广活动与图书宣传领域和传统的图书发行相比，最大的优势是图书馆界可以介入图书的传播渠道搭建。图书馆作为知识的一种索引式展架和提供阅览功能的场所，在大众图书的推广方面有“知识的诱惑”的功能，可以使阅读推广内容得到更为深远的传播。
需要从线上线下多层面发挥图书馆界在内容宣传方面的优势。一是在授课期间就可以开展线上线下的多渠道图书宣传体系，利用好线上的新媒体宣传和线下的图书展架宣传等，延长图书口碑的发酵时间；二是在图书出版后，在图书馆的重要位置对图书进行展示和推介，围绕图书开展沙龙式推广、对话式推广、评介式推广等活动，实现图书口碑的深度发酵；三是在自己的数字平台上进行推荐，如网站和图书馆推荐书目等。目录在大众图书推广方面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可以作为纸版书的营销工具，增强读者对于该书的兴趣，进而诱导读者购买”[11]。
4 结语
“阅读+出版”的授课式推广方式作为“出版助力阅读推广”的一个重要方式，超越了单纯的内容供给层面的参与，实现了阅读推广过程和出版生产链的深度融合，为我国全民阅读“从数量规模走向质量效益”[12]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新思路。出版除了在授课式推广这一方式上有所助力，在其他方式上亦可以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这需要阅读和出版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和探索。相信出版必将在提升全民阅读内容品质和活动内涵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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